如何评价建筑师童寯？

“长夜的独行者”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圣经》（提摩太后书4:7-8）

出了专业的圈子，没什么人知道童寯。在专业的圈子里，可能也没什么人了解童寯。

隔着岁月，一些人和事会越来越清晰，而一些人和事会越来越浑沌。记录童寯，也许可以让人在历史的迷雾中自醒。 当然只是记录，或者真实有据或者自相矛盾，这过程有时幸福有时痛苦。

童寯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和材料。我想，不管我或别人，以他为题做了什么写了什么，他其实并不在意。

作为与杨廷宝、梁思成、刘敦桢并称为中国建筑师中的“建筑四杰”的童寯，大概是四人中最孤独的一位。多年以后，新一代年轻人只知道南京工学院中大院一楼阅览室里有一个老人，总是坐在某个固定的座位上。他称自己为钟。这个可能因为他像钟一样准时，在固定的位置一坐一天像座钟。

“建筑四杰”里只有童寯不是院士，也没有任何官职。在他人生的最后20年，他的圈子小得只剩下南工建筑系的一张书桌，但他的学术视野却包罗古今中外：从中国古典园林的考证（《江南园林志》、《造园史纲》），到东西方建筑的比较（《西方近现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史》）；再到雕塑、绘画史的研究（《中国绘画史》、《中国雕塑史》）。

童寯的人生，是怎样的？

沈阳

童寯兄弟三人，父亲恩格是家族中的第一位读书人，曾经以奉天府学禀生资格考取岁贡，殿试为二等 11 名进士。钦点七品。他对童寯一生影响深远。

1921 年 7 月，童寯中学毕业，投考了唐山交大。就在这时，新任奉天省教育厅厅长的父亲去北平出差，了解到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该年准许接收东北籍考生。在父亲的鼓励下，童寯决定参加竞争。 当时考生有三四百人，东三省有五个名额。结果，童寯在交大考试中名列第一，在清华考试中名列第三。童寯最终选择了清华，离开家乡沈阳到北京。据说他是第一位进入清华的东北学生。

1928 年，在张作霖于皇姑屯被炸死后，梁思成、林徽因在东北大学开办了建筑系，秋季开学。 1930 年，在童寯留美求学跟伊莱 · 康恩实习到达颠峰的时期，他收到梁思成发到纽约的电报，请他到东北大学任教。童寯当时在美国建筑界已是杰出的新星，全美建筑竞赛(BAID) 的冠军 ( 共 40 所建筑系参赛 )。

收到东北大学的聘书后，童寯改变旅欧经小亚西亚从印度回国的路线，而从西伯利亚于1930 年 8 月回到沈阳。 在东北大学建筑系成立令人兴奋的两年后，由于沈阳的严冬气候，陈植、林徽因都患了肺病，加上梁思成、陈植都有了儿子，在东北生活非长久之计。 6 月梁思成辞职去了北京的中国营造学社后，东北大学只留下童寯和蔡方荫。

童寯接替梁思成成为系主任。 三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从“九一八”起，童寯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北陵区东北大学校园被封闭，学校正式宣布解散。 当晚，童家倾家逃亡北京。童寯带着父亲恩格、夫人关蔚然、童廕夫人、童村 ( 当时在北京协和医院 ) 夫人 ,轻装登上火车。童廕则在后几天出发，他负责近一车皮的全家家产及家什。火车近山海关时，遭到土匪袭击，火车被截停，押车武装开枪还击。枪战中火车司机死了，童廕从车的后侧面跑到车头，开动火车，逃出险境。这车皮里有童寯的水彩画作及那套关于西方建筑史的幻灯片。

在随后的战争岁月里，童寯带着这批幻灯片从北平至上海、南京再到重庆，转徙四方，行程万里，始终不离左右。尔后，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东北大学复校改称东北工学院，建筑系也开始招生，童寯将这批幻灯片无偿交给东北工学院院长张立吾，轻描淡写但又语重心长地说 ：“我带它走过两万里，历经20 年，现在物归原主吧！”

北京

北京对童寯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当时的清华校园，大家云集。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均在清华从事教职。童寯受教于英文教师王文显，物理教师梅贻琦，生物教师秉志，体育教师马约翰等。他常听梁启超、胡适、王国维的讲座，其中对童寯影响最大的是王国维。

读读童寯的《江南园林志》，文体与《人间词话》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王的学问三境界脍炙人口，童则有园林三境界。童开篇解析园字，而王解析堂字。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墓志铭 ：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 ! 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 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或提示了清华四年留给童寯终生的影响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童家逃难抵达北京后不久，童寯接到陈植邀请，于当年11 月赴沪加入赵深陈植建筑事务所，后事务所更名为华盖建筑师事务所。 在这之后，因为战争，童寯辗转重庆、上海、贵阳。

1982 年 10 月，童寯到北京进行放射性治疗。这之前他有近 30 年没有到过北京了。

如今年逾九十的吴良镛先生回忆起童寯这次的清华行，几乎记得每一个细节。童寯由长子童诗白陪同，参观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与他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聚会留影。大家见到他都非常高兴，请他讲话。 很多都来参加聚会，1942 年毕业的戴念慈当时担任建设部副部长，以校友的名义安排了晚餐。童寯年轻时喜欢照相，但在他留下的大量照片中，他几乎都是板着脸一副不苟言笑的表情。这次也一样，童寯坐在中间，他的学生们围绕着他站在后排，照片上的他依然板着脸。这是他最后一次到清华，也是最后一次参加公众活动。

童寯晚年曾经将自己与清华的命运关系总结为这样两句话 ：“如果我在 1921 年没选择清华的话，我就会去唐山交通大学，这样我就会在后来的大地震中惨死。而如果我在 1949年选择了清华的话，我必定会在‘文革’中被整死。”确实，假如当初选择去清华教书，在北京的风口浪尖恐怕运动冲击更大。可是，在1949年，大部分人如同梁思成一样为终于迎来和平建设而欢欣鼓舞时，谁能预料到残酷的政治运动会如此改变中国的命运呢？

南京

尽管清华大学对青少年时期的童寯影响如此深远，但是在1950 年代初清华大学组建建筑系时，他却拒绝了梁思成的邀请，没有选择回到母校，而是留在南京，并在南京度过了他余生。

1960 年 11 月，南京工学院成立建筑设计院，童寯任首任院长。 1960 年代初期童寯主持西方建筑史研究。即使与当时政治气候不合，他仍然一个人不懈地进行专题研究。例如西式园林、密斯万用空间、巴黎城规史等。同时他开始着手系统研究西方现代建筑理论，数十年如一日端坐南京工学院建筑系资料室，博览群书，潜心研读，为我国现代建筑理论做开拓性的研究。

1960年代的运动初期，童寯主要是自己写思想汇报，与党和社会的要求对照检查。从同事之间的相互提意见可以看出南京和北京相比还算温和。

但当时间来到 1966 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童寯完全被剥夺了教学和科研的机会。 1968 年初，孙子童明出生。新生儿并没有给一家人带来喜悦，因为从 1968 年开始，童寯的境遇开始恶化。他屡次被抄家、批斗、罚跪。他在学校的工作是打扫卫生，包括清扫厕所，并被派去南京长江大桥工地敲石子。童寯记录 ：“1968 年 10 月 15 日，劳动 ：上午8点 30 分去打扫沙塘园学生宿舍和全院室外厕所卫生。下午2点 30 分至5 点 30 分去沙塘园学生宿舍打扫卫生，又去全院室外厕所打扫卫生，到图书馆西北角房间外挖坑，运土运泥。”

童林夙回忆 ：“‘文革’期间父亲说的话就更少了。有时整日沉默不语，有时自己哼哼古诗。吃饭时和平时一样，有时突然起身离开饭桌去查 Webster 大字典，然后再回来吃饭。有一天学校的造反派突然来我家说要抄‘四旧’，将家里的古典音乐唱片和一些古书通通带走放在三轮车上，并要父亲带上高帽子游街，将这些‘封、资、修’的东西送到学校。由于父亲年事已高，我就代父亲游街，戴了高帽子一直将这些东西送到学校，接受批判后回家。父亲见我回家了就说‘吃饺子’。”

对于童家来说，平时吃饺子是家中改善伙食之举，是一件乐事。在被抄家后一片狼藉，他被辱以不堪入耳之词，全家气氛十分低沉的时候，童寯选择吃饺子。

1963 年童寯被检查出患有膀胱癌，但手术后恢复很好。这段历史使得他清楚地知道尿血意味着什么。但他手上有一堆的书稿要整理出版。他在争分夺秒。

根据齐康回忆，童寯最后的写作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卷条目中的“江南园林”。在病床上他仍伏案写作。医生给他打针，他对医生说：“你们打我的脚，别打我的手，打我的手，我就不能写字了。”

1983 年 3 月 28 日，童寯病逝于南京军区总医院西翼 2 楼207 病床。尽管生前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一个字的遗嘱也没有留下。这座医院的前身是南京中央医院，由他生前的挚友杨廷宝设计。童寯曾经戏称其主楼为“放倒的板凳”。

童寯、杨廷宝两位老人的命运似是紧相耦合。 1983年童寯住院后，杨廷宝出差赶回时，直接去了病房探望手术后的童寯，两人都很乐观，谈了工作的事，以及接待费慰梅的事。 不到一个月，杨廷宝因脑溢血住院急救。

与童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廷宝由于一直担任政府和学界的要职，所以就医享受相应的省部级待遇。就连杨廷宝本人要求在自己设计的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与童寯一起为伴，也遭到拒绝。童寯手术一愈合，即将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放射治疗时，急忙让儿子童林夙教授骑三轮车把他拉到杨廷宝所住的医院。昏迷中的杨廷宝蓦然清醒，兴奋异常，周边的同事为了避免两老过分激动，只让他们长久紧紧握手。两人无言落泪，此一别，不久就分别驾鹤西去。

在文革里童寯所作的检讨中，曾多次交代自己是个人主义者，“至于我的个人主义，倒不是为名为利，而是比名利更自私的个人主义；是放在名利上的，名利之外的‘遗世独立’，‘孤芳自赏’，‘落落寡合’，‘不随流俗’等的知识分子所视为评定人格的标准。为名为利的个人主义还是入世的，不能离开群众 ；而不为名利的个人主义则是超然的，脱离群众的。我的逃名鄙利思想是由欣赏元朝绘画和晚明文学而来。如倪瓒的山水画，‘从来不见一人，只二三棵枯树，几块乱石，有时加一亭子’，我就是陶醉于这种画中的人。”在另一份交代中，他宣称自己是“世界主义者”。而那时，只有“爱国主义”才是唯一的选择。

童寯认为 ：政治只有利害，没有是非。

对于《江南园林志》多说几句，今人了解童寯，多是从《江南园林志》入手，这本写于1937年，但是1963年才得以出版的巨著。

1932年到1937年间，用五年的每个星期日，童寯在江苏、浙江两省27个县市，勘查研究109处私家园林。这项工作是在没有任何经费资助下独自一人完成的。当时交通不便，童寯基本靠步行遍访全部仅存的江浙园林。那时有些园林已经荒芜，他不得不千方百计找到看门人，请求入内观看。有两次还被疑为坏人，受到警察局的审问。

据刘致平说 ：“《江南园林志》在梁思成、刘敦桢、朱启钤之间传阅，他们异常震撼。《江南园林志》独辟了一个崭新的方向，而且以一人之力完成了整个理论框架，给后来者的研究空间也很小。”

1937年5月17日，梁思成在北京读完《江南园林志》，给童寯写了一封长信，极高评价他初读的“巨作”：“拜读之余不胜佩服。（一）在上海百忙中，竟有工夫做这种工作 ；（二）工作如此透澈，有如此多的实测平面图 ；（三）文献方面竟搜寻许多资料 ；（四）文笔简洁，有如明人笔法 ；（五）在字里行间更能看出作者对于园林的爱好，不仅仅是泛泛然观察，而是深切的赏鉴。无疑地是一部精心构思的杰作。

《江南园林志》如此文采斐然，立意高深，成为园林后学者无法逾越的经典。文学家黄裳说 ：“一卷《江南园林志》，不只可见作者的观点议论，为研究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开山经典著作，更能欣赏作者的美文，如读《洛阳伽蓝记》，绝非后出的说园诸作可比。”

“情趣，童先生说出的这两个字，轻轻飘飘，但最能持久，因为它活色生香，是不断生发的。”王澍作为建筑师最重要的感悟“情趣”，来自于童寯的这部园林著作。“1997 年，我再把《东南园墅》反复读了 6 遍之后，兴致盎然，就把童先生的《江南园林志》拿出来重读，于是， ' 情趣 ' 二字就跃入眼帘，直中我心。”

对于所有的景仰、赞誉、讶异，我们有理由相信童寯会如同他大部分时候一样，几乎面无表情。《江南园林志》一书的出版，被搁置了几十年，他并没有表示灰心。同样，著作出版了，他也没有表现得非常开心。

本文节选自《长夜的独行者》 童寯 1963-1983
张琴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光明城出版发行

这里想多聊几句1980年出版的《新建筑与流派》以及童寯先生的历史写作对中国现代建筑话语的建构。童明老师在对此书的导读中指出这是“中国近代最初针对西方现代建筑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成果之一”。这本书以精炼的文笔记录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建筑师和理论家的作品与思想，相对详尽地介绍了二战后西方包括十人小组、新陈代谢派、粗野主义、纯粹主义、后现代（Post-Modern, 童先生在书中称作“新建筑后期”）的发展，还有一章专门总结了包括豪斯曼、霍华德、盖迪斯和阿伯克隆比等主持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实践。这本书的论调与他之前的写作都不同，更强调历史视角，透露出一种自觉的建构建筑领域谱系的史学观。

童寯先生的建筑梳理在方法上有些接近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形式分析的历史写作，不同于编年史，而是尝试从文明的传记和风格的传记中提炼出一部建筑史。编年史的书写缺少的是对社会语境、合法性和道德体系权威的质询，事件被编年罗列但其于历史的存在却不受质疑。《新建筑与流派》的标题就流露出这段书写关注的不再只是那些需要被优先记录的历史客体，而是这些客体之所以要被优先记录为人所知的历史根据本身成为一种批判性的思考。童寯先生选择随着工业革命而诞生的博览建筑奇观水晶宫作为历史书写的起点，也反映出他的唯物主义史观——物质性的历史作为建筑批判性的动因。在工业化的时代，每个人都某种意义上受到机械技术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建筑被技术化了，建筑的历史成为技术力量的证明。技术对设计与风格的影响无可避免，然而建筑学科领域并非由某个单一的历史洪流主宰。

“ 1870一1910 年40 年间，约15种不同建筑艺术风格问世。虽然水晶宫放出新建筑曙光，瓦格纳1895 年所著《新建筑》一书又强调建筑时代性，但名副其实的新建筑到1911 年才出现，即格罗皮乌斯设计的鞋楦厂。

...‘（新建筑）后期’是对新建筑一种反应， 是中年建筑家创作的新方向，从沙里宁反对总是沿用单一形式、康氏总丢不掉巴黎美院古典拐杖开始。新建筑后期既非不停地革命，也不是不停地革新。”（p. 200-202）

这些评语不再仅仅记录建筑的历史，而是对现代性的书写，对建筑历史的生产进行反思。这里区分了书写历史与书写客观事实。对历史学家来说，历史是一面魔镜，通过历史他望向自己，当他在写史的时候他在自我创作。建筑学科的史学追问形成了主体性的建构，建筑历史的书写首先要具有一种建筑观：

“ 格罗皮乌斯、密斯都受过表现派影响并曾被划归柏林学派，但他们自身影响就具备学派条件与范围；赖特与柯布西耶也是如此。赖特自己就说过有关建筑流派的话： “有多少建筑家就有多少派别”，尽管格罗皮乌斯与柯布西耶都宣称不同意树立任何学派与某种风格。本文对这四建筑家在漫长岁月中工作与言论，都不厌其烦地一口气叙述到底，就是期望有助于断定他们超一般和划时代的意义是前所未有。”(p.125)

“ 但英国规划先驱如霍华德还脱离不了浪漫村野风味的观念，只不过认为现代城市人烟稠密，污秽丑恶；由于与拉斯金、莫里斯思想合拍，出于对城市的极端反感，而梦想城乡一体，并未考虑时间因素， 而空间、时间必须结合在一起，再也不能孤立看待。”(p.136)

就像文学评论不仅仅是关于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更是追问文学作品的关键是什么，文学作品如何造就了人们当下所讨论的话题。建筑亦是如此。自觉与否，童寯先生的历史书写追问建筑的关键，追问建筑如何塑造了那一代建筑师最关心的话题：“我国新建筑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利用固有传统文化充实自己的建筑哲学吗？”童寯先生所做的远不止对西方建筑史的引介，更是对中国现代建筑理论话语的开启与构建。

在《新建筑与流派》的最后一章，童寯先生不吝赞誉了蓬皮杜中心这座刚建成不久、在西方尚饱受争议的作品：“早在1925年，柯布西耶在巴黎万国博览会场设计的“新精神”馆，就惹起“这是不是建筑”的疑问。今天，人们又一次问，这“中心”是建筑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黎美术学院主持建筑风格一二百年以来，突然间令人看到以工业建筑手段处理公共建筑。这意味着敲学院的丧钟。”（p.212）透过童寯先生的历史书写，我们看到这一代建筑师渴望超越现代主义技术统治论决定的形式合法性，试图寻找一种远比技术能够提供的理性要更加深远的可能性。

最后想以童寯先生在此书前言中的一段自勉：

“ 任何创作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一段时间探测摸索的准备才能得来。如果认为看完一些资料就能下笔，乃是天真想法。若读毕这份刍荛之献以后，仍觉夙夜彷徨，走投无路，感到所做方案，实非理想，比未读之前提出更多疑问，尚待进一步钻研，那这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历史学人当为辩护者和雄辩家，通过叙事构建有效的说教，打破假想的中立客观，自觉地探寻可行的意识形态批判。

童寯先生是第一代中国留学生，1925年清华大学高等科毕业后，接受庚子赔款奖学金资助，赴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硕士，接受承袭法国美术学院派体系（Beaux-Arts）的建筑教育。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接受西洋教育的中国建筑师绝大多数是留学美国的。中国建筑师协会1925年的名录中有超过60%的会员曾在美国留学。

宾校毕业后，童寯先生留在伊利·雅克·康（Ely Jacques Kahn）纽约的工作室。值得一提的是，康本人亦受学院派教育而后积极拥抱现代主义实验性的进步形式，在这一点上，童寯先生以及他同辈的诸多建筑师在探寻中国现代建筑的实践是相似的。在美工作一年后，童寯先生赴欧洲英、法、德、意、瑞士、比利时、荷兰等国进行历时3个月的游学之旅，于1930年9月回到中国，加入到他的宾大同学梁思成于1928年在沈阳的东北大学组建的建筑系担任教授。这也是继中央大学后中国组建的第二个建筑系，首批教员全部毕业于宾大，除了梁与童，还有陈植和林徽因。

东北大学建筑系的设置从教科书到教学法甚至院系设施都基于宾大的学院派体系，和中央大学的建筑系相比，课程组织更加强调设计与素描，采用工匠工作室（Aterlier System）体系与设计竞赛的方法。童寯先生在其早期讲座中就开始界定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建筑史，从开埠讲起，也涉及他在欧洲游学时体验到的不受古典主义或国家疆域限制的属于现代社会的现代主义建筑。他倡导学生和当时的建筑从业者了解西方建筑史与现代建筑原则，并积极展开关于中国建筑结构体系的研究，希冀发现二者潜在的共性，以期创造保存中国文化特质的现代建筑。

1930年底，林徽因被诊断出患肺结核回北京接受治疗，梁思成亦随赴京任职于“中国营造学社”，童寯先生继任系主任。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建筑系解散，学生们转学至南京和上海，在童寯先生和其友人的帮助下完成学业。虽然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历史不长，作为梁陈童几位先生毕业后的首次教育实验，对三位今后的教育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童寯先生一生发表了多篇关于建筑教育的文章，尤为系统地介绍了巴黎美术学院和宾大的教育模型。1944年的《建筑教育》一文中，童寯先生指出Aterlier system（他译为“师徒制”，aterlier就是图房）是培养建筑师最先进和成熟的方法，因为经验各异的学生能够有机会与优秀的建筑师进行密切的合作。文革早期，童寯先生亦不惮撰文介绍了保罗·克列特（Paul Cret，法国里昂人，曾就读于里昂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和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1903年开始任宾大美院设计教授三十余载）之于宾大美术学院的角色，以及他影响下的课程教学与工作室的生活，并直言东北大学的建筑教育是根植于宾大甚至是巴黎学院派体系的，这套体系也成为后来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组织课程的依据。

童寯先生于1933年加入宾大校友赵深与陈植在上海组建的“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这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建筑事务所。尽管三人接受的都是学院派教育，但他们都主张现代主义的设计理念，渴望开启中国现代建筑的新篇。童寯先生在30年代主持参加的诸多工程项目都体现出国家存亡的民族主义与上海大都会文化背书的现代主义的裂变与平衡，代表项目有南京首都饭店，南京下关电厂、大上海大戏院、南京陵园中山文化教育馆、上海恒利银行等。他反对大屋顶，认为那是一种伪中式母题，是不懂中国建筑精髓的西方建筑师的肤浅解读，在中国未来的公共建筑中应当摒弃。

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国立中央大学由南京暂时迁往重庆。日军的侵略延伸至中国中部东部腹地也迫使大量建筑公司转移到西南内地。40年代早期，当时已在重庆贵阳广泛实践而声名鹊起的童寯先生和杨廷宝先生收到中央大学的邀请加入建筑系任教授。抗战结束后中央大学迁回南京，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后1952年南京大学建筑系等工学院系独立组建南京工学院（1988年改名东南大学），童寯先生一直继续任教于此，直至1983年逝世于南京。

童寯先生是位多产的作家。他从30年代开始中国东部园林的研究，在《天下月刊》发表了《中国园林》、《满洲园》等文章，1937年编写了图文并茂的《江南园林志》，不仅介绍了中国园林建筑的历史、景观图绘、书法与哲学思想，还与罗马的千泉宫、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以及京都的龙安寺进行了对比。但是由于战争与社会动荡，直到1963年这本书才得以出版。童寯先生还以英文写作以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园林艺术，包括英文文章“Foreign Influence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Chinese Gardens”等。在他去世前两周，完成了最后的著作Glimpses of Gardens in Eastern China（《东南园墅》）。这些英文论著成为国外学者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建筑的重要文献。童寯先生一直保持着阅读外文期刊的习惯，即便是在文革的残酷岁月。文革结束后他的作品被大量出版，包括《新建筑与流派》、《近百年西方建筑史》、《日本近现代建筑史》、《苏联建筑》等。

[参考文献]

童寯. 新建筑与流派. 北京出版社, 2016.

Cody, Jeffrey W, Nancy S. Steinhardt, and Tony Atkin.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he Beaux-Art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4.

Denison, Edward.Architecture and the Landscape of Modernity in China Before 1949. Early to Mid 20th Century. Basingstoke: Taylor & Francis Ltd, 2017.

Rowe, Peter G, and Seng Kuan.Architectural Encounters with Essence and Form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MIT,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