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1809－1882），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之一。柏林大学毕业。曾在柏林大学、波恩大学任教，因发表《同观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而遭解聘，从此退隐。否认福音故事的可靠性以及耶稣其人的存在。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解释为同自然相脱离的绝对实在，并用它来代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宣称“自我意识”是最强大的历史创造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予以严厉批判(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最为完善)。
布鲁诺·鲍威尔，主要著作还有《福音的批判及福音起源史》、《斐洛、施特劳斯、勒男与原始基督教》等。
- 中文名
- 布鲁诺·鲍威尔
- 外文名
- Bruno Bauer
- 别 名
- 布鲁诺、鲍威尔，曾被马克思戏称：圣布鲁诺、批判的批判、神圣家族
鲍威尔家的三兄弟（布鲁诺、埃德加、埃格伯特）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戏称为“神圣家族”，这恰恰说明了三兄弟在当时的影响之大。特别是布鲁诺·鲍威尔，曾跟随黑格尔学习神学，在黑格尔的指导下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论康德哲学的原则》，然后一直在柏林、波恩的大学里任教，指导或授意马克思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是当时公认的“青年黑格尔学派”的领袖；他的最主要的奋斗目标就是要用一个世俗的政权取代当时德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认为“信仰要成为理性，必须实现在国家中”。这本来是黑格尔的观点，但他在此基础上又多有发展。
在黑格尔的亲希腊的导向下，鲍威尔调查了《新约》的来源，并作出结论，认为早期基督教继承的更多的是古希腊哲学而不是犹太教 [3] 。1839年至1841年，鲍威尔曾是马克思的老师、导师和密友。 不过，1841年，鲍威尔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因为观点不同而断然决裂。为此，马克思与恩格斯创作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神圣家族》两本书。此后，鲍威尔曾与麦克斯·施蒂纳和尼采有过来往。从1840年开始，鲍威尔写了一系列著作，声称耶稣是一个公元二世纪对犹太、希腊、罗马神学和聚合体 [4]。
另一个方向，只有一个代表人物，即布鲁诺·鲍威尔。他的巨大功绩，不仅在于他对福音书和使徒书信作了无情的批判，而且还在于他第一个不但认真地研究了犹太的和希腊—亚历山大里亚的成分，并且还认真地研究了纯希腊的和希腊—罗马的成分，而正是后者才给基督教开辟了成为世界宗教的道路。说什么基督教从犹太教产生时就已经定型，并凭大体上已经确定的教义和伦理从巴勒斯坦征服了世界，这种奇谈怪论从布鲁诺·鲍威尔时起再也站不住脚了；它只能在神学院里和那些要“为人民保存宗教”而不惜损害科学的人们中间苟延残喘。斐洛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希腊罗马庸俗哲学——柏拉图派的，特别是斯多亚派的——给予在君士坦丁时代成为国教的基督教的巨大影响，虽然还远没有彻底弄清，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已经得到证明，这主要归功于布鲁诺 ·鲍威尔；他基本上证明了基督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地亚地区输入而强加给希腊罗马世界的，至少就其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形成而言，它正是这个世界的最道地的产物。当然，鲍威尔也像一切对根深蒂固的偏见作斗争的人们一样，在许多地方是做得过分的。为了也要根据文献来肯定斐洛，尤其是塞涅卡对形成中的基督教的影响，为了要说明新约的作者们是上述两位哲学家的直接剽窃者，鲍威尔不得不把新宗教的兴起推迟半个世纪，而不顾罗马历史编纂学家们的记述与此不符，总是十分轻率地对待历史。照他的意见，基督教直到弗拉维王朝时才真正诞生，而新约的著作则是直到哈德良、安敦尼和马可·奥勒留的时代才有的。因此，在鲍威尔心目中，新约中耶稣及其门徒的故事的任何历史背景都消失了；这些故事就成了这样一种传说，其中把最初团体的内在发展阶段和内部精神斗争都归之于多少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在鲍威尔看来，这一新宗教的诞生地不是加利利和耶路撒冷，而是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
德国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的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它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对黑格尔的这种依赖关系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超出了黑格尔哲学。他们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互相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中的某一方面来反对他的整个体系，或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起初他们还是抓住纯粹的、未加伪造的黑格尔的范畴，如实体和自我意识，但是后来却亵渎了这些范畴，用一些世俗的名称称呼它们，如“类”、“唯一者”、“人”，等等。
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像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有所削弱。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综合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史前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说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观点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例如，假使某一时代设想自己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那末它的历史家就会接受这个意见，尽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像”、“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他们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印度人和埃及人借以实现分工的原始形态在这些民族的国家和宗教中产生了等级制度，所以历史家便认为似乎等级制度是产生这种原始社会形态的力量。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抱着一种毕竟是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产物。在德国历史编纂学看来，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这些纯粹的思想后来在圣布鲁诺那里也被看作是一连串的“思想”，其中一个吞噬一个，并最后消失于“自我意识”中。
关于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或者如布鲁诺所说的（第110页），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对立”问题，好像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 [6]就是这样。这是一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然而如果考虑到，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末上述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工业和商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一方面制约着不同社会阶级的分配和彼此的界限，同时它们在自己的运动形式上又受着后者的制约。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千千万万工人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末，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在19世纪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是由于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注：指1806年拿破仑第一对英国实行的经济封锁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法国的一切盟国和从属国家不准与英国进行商业、邮政和其他的联系。——译者注］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缺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
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那种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的必要性消失了，那末，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种假象当然也就会完全自行消失。把统治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做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观念等等，而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一切关系都可能从人的观念、想像的人、人的本质、“人”中引伸出来，那就是十分自然的了。思辨哲学就是这样做的。黑格尔本人在“历史哲学”的结尾承认 [7]，“他所考察的仅仅是概念的前进运动”，他在历史方面描述了“真正的神正论”（第446页）。在这之后，又可以重新回复到“概念”的生产者，回复到理论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并做出结论说：哲学家、思想家自古以来就是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这个结论，如我们所看到的，早就由黑格尔表述过了。这样，根据历史材料来证明精神的最高统治（施蒂纳的教阶制）的全部戏法，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手段：
第一，必须把统治的个人——而且是由于种种经验的根据、在经验条件下和作为物质的个人进行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同这些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和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
第二，必须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必须证明，在一个承继着另一个的统治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达到这一点的办法是：把这些思想看作是“概念的自我规定”（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这些思想由于它们都有经验的基础而彼此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的，还因为它们既被仅仅当作思想来看待，因而就变成自我区别，变成由思维产生的区别）。
第三，为了消除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的外观，便把它变成某种人物——“自我意识”；或者，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又把它变成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思维着的人”、“哲学家”、思想家，而这些人又被规定为历史的创造者、“监护人会议”、统治者［注：这里马克思加了一个边注：“真正的人＝思维着的人的精神”。——编者注］。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于是就可以放心地解开缰绳，让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
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shopkeeper〔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编纂学却还没有达到这种平凡的认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和想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要说明这种曾经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方法，以及它为什么主要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原因，就必须从它与一切思想家的幻想，例如，与法学家、政治家（包括实际的国家活动家）的幻想的联系出发，就必须从这些家伙的独断的玄想和曲解出发。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他们的职业和现存的分工非常明白地说明了这种方法。
(马克思在手稿中删去的一段还有：当这一切都要发生的末日审判突然来临的时候——燃烧着的城市的红光将是这天的朝霞，当‘天界和谐的乐声’必然有炮声伴奏着，发出‘马赛曲’和‘卡马尼奥拉’的旋律，而断头台将打出拍子的时候；当卑贱的‘群众’高唱着ca ira, ca ira并把‘自我意识’吊在路灯柱上 [8]的时候，我们这位圣师将会大吃一惊。圣布鲁诺最没有根据来为自己描绘一幅‘千秋万古地欢乐和幸福’的慰藉的图画。我们没有乐趣来事先推测圣布鲁诺在末日审判那天的行为。至于应当把实行革命的无产者了解为想要推翻批判的‘实体’或‘群众’，还是了解为还没有足够的浓度来消化鲍威尔思想的一种精神‘流出’，这个问题也是难于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