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下南洋的大背景是怎样?

去过新马泰,新加坡全是华人,马来很多华人,泰国没有华人(也有人说泰国的华人去的早,已经变化了)。印尼、菲律宾没去过,听说排华厉害。 首先确定下南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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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去南洋区域进行官事、经商、打工、迁徙的活动,在历史上称为“下南洋”或走南洋。南洋华人人数众多,已经成为了海外华人势力的重要一支。但这些人今天的势力,却和大胡建省密不可分……今天来了解一下华人下南洋的大背景是怎样?福建人又是如何“占领”东南亚的?




在很多有福建人聚落的东南亚地区,至今还保留着一种叫做“送王船”的祭祀活动。被点燃的“王船”在火海中噼啪作响,让人联想起福船在穿越狂风巨浪中的场景。



在古代的航海技术下,穿越海洋往往意味着可能有去无回。波涛汹涌的海面对于当年的冒险者来说,正如穿行火海一般。航海这种富贵险中求的活动,在福建人“下南洋”的过程中达到了巅峰。



风暴幸存者的后裔如今仍然聚集在异乡的土地上,用数百年来熟悉的乡音和闽南人特有的习俗纪念着逝去的先辈。


海者,闽人之田也


福建省简称闽,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全省地形以山地为主,丘陵山地面积约占土地总面积的90%。


沿海河流短促

平原更是稀缺


同时,福建地跨中、南亚热带,两个地带的代表性土壤分别是不适宜粮食种植的红壤和赤红壤。


其实亚热带还可以再细分为

北、中、南亚热带


清道光闽浙总督赵慎珍有云:“漳泉诸府,负山环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


但是福建具有广阔且曲折的海岸线,北起福鼎的沙埕南至诏安的洋林,长达3324公里,仅次于广东省。


海岸线曲折,港口亦众多


优良的港口条件和拥挤贫瘠的耕地,使得此地居民不得不下海讨生活。


1850年九龙江口油画


从唐朝开始,中国东南沿海兴起僧人海外求经,僧人和部分商人开始了探索南洋。到了唐末,黄巢之乱祸及东南沿海,沿岸居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逃亡南洋。阿拉伯航海家马苏提在经过苏门答腊岛时就已经发现部分华人的定据点。


这个别说不认识


到了宋朝,中国经济重心转移到南部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生急剧变化,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充分发展。


在繁荣的经济之外,土地兼并现象严重,中国人口急剧增长。面对粮食压力,福建的人民只能下南洋求生活。


移民规模疯狂增长,促进了东南沿海的造船业发展;良好的船只又能带走更多移民,南下讨生活的福建人便越来越多。


福建泉州也由此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现存最早的清真寺就在泉州,建于宋朝)


南宋主要对外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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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主力是商人和失地的农民。闽南地区的商旅利用技术优势,掀起了南洋贸易和移民的高潮。大量的剩余人口就作为普通劳动力和技术人员,随着商船队进入南洋地区。


这些人有的后来又随季风回国,也有的干脆常年居住当地。由于移民女性较少,华人便逐渐与当地土著通婚,其后代逐渐成为了当地华人的组成部分。


向东南亚各处扩散


宋亡元兴,蒲寿庚叛宋降元,在泉州城内大杀赵宋宗室。蒲氏家族受到元朝嘉奖,泉州在元朝也依旧为重要通商港口,延续着往日的繁荣。


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泉州时,记载道到“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们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约百艘,小船多的无数”。


伊本·白图

泰摩洛哥的穆斯林学者

公认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旅行家之一


海滨民众,入海从盗


明朝开始了绵延两朝的海禁,福建人的南下之路越来越窄。最后的高潮是郑和下西洋时,大批福建人跟随船队到达南洋地区。很多酋长和国王招纳这些移民中有文化的人作为幕僚,后来有的人还成为了国王。


《名山藏》记载:“今王为闽人,随郑和至留其国者。其府旁有中国碑,王有金印一,上篆文作兽形,云是永乐中所赐。”这个人叫张燮,这件事在《东西洋考》《明史》都有同样的记载。


郑和下西洋


从明朝中叶至清朝嘉靖时代,中国的生产力始终领先于周边地区,福建的走私商因此常游行于各国之间。


走私生意获利颇丰,民间自然冒着违法的风险从事贸易。《明史》记载:土人以珠与华人市易,大者利数十倍。



利用政策松紧大搞走私

媷大明朝廷的羊毛


隆庆皇帝(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后,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又迅速达到了一个新高峰。


明穆宗


来自于欧洲的殖民者大批利用勤奋且廉价的华工开发殖民地。于是在南洋的福建籍华人人口逐渐达到十万以上,并形成了极具乡土特色的华人聚集区。


明清的海禁政策在某方面来说属于“逼良为娼”,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无法投身于商业与渔业(回家就杀头),不得不投靠海盗或者偷渡下南洋求生活。


比较一下

海禁后中国人的海洋冒险事业

完全无法和环球而来的欧洲人相比


福建的移民规模起起伏伏,却以鸦片战争之后为最多,只不过这时期的移民不再是以移民南洋为主了。


清中后期,土豆在中国安家落户。粮食产量的暴增引发了中国人口的爆炸增长,从一亿直接增长到三亿。但国内的市场根本无法吸收那么多的剩余劳动力。


于是在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在中国招收大量“契约工人”。而最早的“猪仔馆”便设在厦门。苦力贸易导致500万“契约工人”被贩卖到世界各地。


华人劳工


甚至还有远渡重洋到南美洲的


除了普通的偷渡和“契约工人”,移民潮中还有一种组织形式是集体农垦移民。19世纪,在马来西亚有一片地域被世界称为“新福州”,这里最初的居民是由参加过戊戌变法的福州集体移民。


闽清举人黄乃裳参与戊戌维新失败后

带着几个亲人来到英属砂拉越

开始实施他的宏大觅地拓荒计划


福州人在这里开辟农田、建立华人学校、完善基础设施。华人见证了这片土地由荒芜到如今的马来西亚的重要城市诗巫。如今在这里的华裔中百分之八十都是福州人,甚至还有一座福州博物馆。


1900年到达诗巫的中国移民


华人移民重镇不止新福州


所以你可以猜一下,这里的土著人说汉语是说普通话还是闽南语?


梦回千里,夜夜旧时庭


随着福建籍华人人数的增长,福建籍华人社区也就随之形成。


华人社团在最初仅仅是互不联系的同乡聚集区。直到18世纪初,移民社区才开始相互联系起来,出现了以行业、宗教和籍贯为纽带的华人社团。


在移居南洋地区一段时间后,华人团体中出现了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华人富商。由富商捐款和当地华人团体共同集资建设了一批寺庙,作为社团的中心建筑。这些寺庙很有特色,它只拜关羽和妈祖。


新加坡具有闽南特色的天福宫


天福宫里的妈祖像


这些寺庙往往具备多种社会服务功能,除了用来祭祀,往往还用来处理同乡纠纷和丧葬事务。很多寺庙还具有社会福利事业功能,救济穷困的华人移民和新人。


在过节时期举办的“送王船”、“歌仔戏”与大陆同样热闹,虽身处异乡但与国内无异。


送王船+1


明末清初,开始出现具有政治色彩的华人社团。小刀会、天地会和洪门会等社团具有强烈的社会诉求,被严打以后转移到南洋地区。


这一时期,这些社团的的工作重心也从反政府武装逐渐转移到南洋地区的自身建设,成为维护华人在当地利益的组织。


19世纪中期,华侨资本和人口都得到迅速扩张。同乡社团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融合。


逐渐出现地区性福建社团并出现相对完善的基层组织。从原本互利互助扩大为联合同乡,传承乡土文化。


这样的华人社团不仅遍布东南亚

连太平洋对岸的墨西哥也有


这一时代出现了很多华人学校和华语媒体,成为了南洋近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这些文化媒介都是传统宗族文化的代言人,再加上教书先生往往语音不正,使得南洋福建华人生长出了和母国不同的文化。


在清朝政府颁布新学制以后,南洋华人也紧跟形势,开办了宣传民族主义的现代化学校。


从乡土情结到民族主义的转变,大大促进了福建华人和其他华人的交流,增强了海外华人的整体凝聚力。


而东南亚华人的经济与文化资源

亦回流中国本土

陈嘉庚创办的集美与厦大便是代表


这种同文同种的联系,维护着福建籍华人华侨共有乡土情结和民族记忆,并延伸到其他同胞身上。海外华人华侨共同的历史记忆维护着海外侨胞的利益。



据保守估计,全球华人华侨约有6000万,资产总额达到2万亿水平,人口和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一般的地区强国水平。

70%的华侨华人集中在东南亚,其中祖籍福建的华侨更是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福建籍华侨华人在东南亚地区是一股最强大华人的力量。


推荐一本书《起火的世界》

关于东南亚华人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困境


不过华人华侨也并不是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都能有很富裕的生活。绝大多数人也只是在海外艰苦讨生活,当初选择移民也多为生活所迫。


一般人以为是这样的


然而大多数是这样的


海外排华事件时有发生,更加增加了华人华侨的生活难度。明清两代,政府经常无暇顾及华人华侨的利益,甚至还将其视为背叛朝廷的反贼。


但在国家面临危难时,总是少不了华人华侨的影子。上文提到的马来西亚诗巫市内的福州后裔,在抗战时期是毁家纾难,给国民政府无偿提供了大量经济资助,可谓爱国主义的绝佳教材。


让游子帮助祖国的原因,或许就是那颗炽热的中国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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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呈現出一種惡性循環――因為開墾了新的土地,有了足夠的糧食,人口便得以迅速增加,最後人口壓力的形成,往往就是土地達到了開發的極限。“那麼,人口壓力就沒有辦法擺脫。”人口壓力極大時,往往就是農民起義或人口大遷徙之時。


流傳下來的《流民圖》串起的是王朝運轉的基本樣態:少數人占有多數土地,多數人不斷地喪失土地。
在山地面積佔80%以上的東南沿海地區,生存的艱難更勝其他地方。當番薯也最終無法滿足吃飯的要求時,下南洋,是人們在生存的絕望中選擇的希望之路。


中國東南沿海的百姓從17世紀開始決絕地大批南下,除了糧食與土地形成的推力之外,還有一股來自南洋的巨大吸引力。

那時候,由歐洲人開啟的大航海時代徹底改變了世界的格局,歐洲的海上擴張和陸上擴張首先帶來的是,人類的眼界前所未有地擴大了,全球性的經濟、政治、文化關係逐步建立起來。


在西方,地理大發現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而在中國,隨著來自美洲的玉米、番薯、馬鈴薯等作物的大面積種植,糧食產量提高,有了更多的土 地種植經濟作物,出現了專業生產區域,農產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自明朝中後期始,資本主義萌芽在江南的絲織業、棉紡織業、冶鐵業等一些手工業部門產生。在當時的全球貿易體系中,中國居於重要位置。


勞動力交易隨商業擴張而來。大航海時代到來後,隨著殖民地的開發,產生了對廉價勞動力的迫切渴求,來自中國的苦力就成為介於自由勞動者和奴隸之間的人群,他們是所謂的契約勞工。

當時,閩粵沿海一些貧困農民一般通過兩種方式下南洋謀生:一是自發結夥出海,公推一名“客頭”,由其墊付船資夥食,眾人到南洋後以勞動所得償還欠債,立有 “公憑”为據。這種“公憑”實質上是押身抵債的集體契約。另一種是農民把自己質押給船戶,到海外找到親友或雇主墊付所欠船資等費用,約定以勞動償還。


無論是苦力還是契約勞工,他們其實還有一個更為人熟知的名字――豬仔。這個名稱最早出現在《澳門紀略》中,描述的是這些中國勞工在被運出國之前,常常是被成群地關在一起,吃飯的時候,食物都裝在一個大盆里,勞工們只能像豬仔一樣圍盆搶食。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退休教授吳鳳斌,在20世紀60年代初先後前往福建、廣東、海南的各個僑鄉進行田野調查,訪問了一百多個契約華工。調查期間,吳鳳斌有 一次回家時從父親那裡得知,他自己的家庭就與契約華工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我的父親去了泰國,在那裡當店員。我的祖父當契約華工,先到馬來西亞,後來到 了印尼蘇門答臘。而我的外祖父,全家七八口人通通出去,後來通通死在海外。”
吳鳳斌通過田野調查得知,當年契約華工的下南洋,許多看似是自願的選擇,其實還有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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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仔館”沿海林立

1786年,英國佔領檳榔嶼後,極力羅致華工。到1800年,檳榔嶼已開始出現轉賣契約華工的公開行情:立約勞動一年,售價墨西哥銀30元。到19世紀 20年代,發展為以海峽殖民地為中心的華工販賣制度――先是由雇主委派“客頭”租下船只,回到閩粵家鄉,通過同鄉、同族關係,進行拐騙,運到新加坡交給雇 主,立約勞動1年至3年,以工資扣還欠債。

1876年,英國擴大開發馬來半島資源,為獲取廉價勞動力,在新港、海口等處設有聯號,名為接待華工的客棧,實為囚禁華工的牢房。

在新加坡,“豬仔”館管理方以酷刑迫使華工當著華民政務司官員的面承認自願簽立償債契約,淪為債奴。
中國東南沿海老百姓生計上的難以為繼,與西方殖民者因為開發南洋而瘋狂渴求勞動力的因素疊加在了一起,使得東南沿海“豬仔”館林立。廈門鼓浪嶼,那些充滿浪漫氣息的花園洋房背後,人們很難想像,那裡當年到處散佈著“豬仔”館。
吳鳳斌指著鼓浪嶼上一排臨時建築說,它們再高一點,就像當年的“豬仔”館了。“`豬仔’館為甚麼會在這裡?因為它們靠近海邊,方便`豬仔’從這裡出海去。 當年的`豬仔’,沿著階梯,一個一個地下到船艙裡面去,踏上生死未蔔的前程。”從1852年到1858年,汕頭運出“豬仔”4萬人,有8000人在未開船 之前即遭虐死,多被棄屍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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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仔”染賭,又成債奴
運載“豬仔”的船被人們稱作“浮動的地獄”。一些原本廢置無用的破舊船只被匆匆改造投入使用。為了應付嚴重超員的狀況,它們一般是把貨艙改建為3層統艙。 漫長海途中,艙門緊閉,人滿為患,“豬仔”們每人僅一尺之地,日則並肩疊膝而坐,晚則交股架足而眠。艙內空氣窒息,疫病流行。船上淡水不足,華工常因渴極 討水而遭鞭打。為了鎮壓船上的“豬仔”,艙口加裝鐵柵欄,甲板設有炮位,船上巡丁日夜荷鎗巡守,戒備森嚴。船長經常無故拉出華工鞭打,意在儆戒“豬仔”鬧 事。凌辱和折磨之下,常有華工奮起反抗,弱者投海自殺,強者聚眾抗暴。

即使面臨這種種艱險,仍有一批批華工陸續登上這樣的絕望與希望之船,南下求生。據統計,從1800年到1940年,海峽殖民地和馬來聯邦入境華工累計約1000萬人次,他們絕大多數來自粵東潮州、惠州等地和珠江三角洲各縣、海南島,少數來自閩南八縣。

一部華工南洋求生史,盡是血淚史。

運到南洋的“豬仔”,主要以新加坡為集散地,那裡的6家“豬仔”館均設有一排圓木大柵欄,用來禁閉新到的“豬仔”,且有武裝人員看守。“豬仔”們陸續被賣往南洋各地的礦場和胡椒、香料、甘蔗等作物的種植園。
一名“豬仔”從招募到運抵南洋,盤纏食宿費用約五六十元,售價二三百元。根據契約,每月工資5元,期限3年,工資共180元,但經層層抽剝,所得不過數十元。

正常情況下,3年期限一到,即可獲自由,但若沾染賭博等不良嗜好,欠下債務,就只能繼續當“豬仔”以抵債。等到熬完苦難的“豬仔”生涯,得到自由,很多人 雖思念故鄉,卻總想著多攢點錢再風風光光地葉落歸根,結果能實現願望的並不多,更多的是終生留在南洋。回不去的家國,成為他們揮之不去的心底隱痛。

当年流傳的一首《南洋吟》唱道:“正月出門到如今,衫褲著爛幾下身。一心賺錢歸家使,不知惹債又上身。……香港行過七洲洋,風波水浪得人狂。……三百六錢買管筆,畫妹人像壁上安。”
英屬馬來聯邦於1916年廢除“豬仔”制度,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去南洋謀生的華工又成倍增長,變相的“豬仔”
制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才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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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嫖不賭,飯碗跳舞

南洋的火山島鏈有著良好的土壤和氣候條件,是胡椒、甘蜜、煙草、甘蔗、橡膠等各種經濟作物的理想家園。19世紀開始後的幾十年間,先後有兩千多座 大型胡椒種植園、三千多座甘蜜大型種植園、上萬座煙草種植園、上萬座甘蔗、橡膠種植園開墾於密林深處。同時,各種危險也隱藏其間:荊棘、瘴氣、蟒蛇、身量 巨大的蠍子等,在密林中早已不足為奇,最可怕的是老虎,根據記載,當時僅僅在馬來半島,就活躍著2萬只以上的馬來虎。

密林間工作的華工,每天都會有一人被老虎吞入腹中,大型種植園甚至不得不成立打虎隊。而在如此艱險的環境中,華工們終日勞作甚至丟掉性命換來的酬 勞卻只是“豬仔錢”――一般由陶瓷、紙或錫製成,是種植園或礦場內部流通的貨幣。每年只有年底一天,華工們才能將這種“豬仔錢”換成貨真價實的錢幣帶走。 但是絕大部份的人,到了年底卻無錢可換。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教授吳鳳斌研究過當年華工們的生存狀態,他提及,一般過年過節的時候,或者是發錢的時候,大家都聚在一塊兒吃飯。吃飯的時候,一些妓女 就在旁邊,所以有些人雖然原本是沒有惡習的,在那個環境下,也無法出汙泥而不染。“當時有一句話就是:不嫖不賭,飯碗跳舞。飯碗跳舞就是不給你飯吃。”

20世紀60年代,吳鳳斌曾訪問了一些當時仍然健在的老華工,並如實記錄了他們的自述:我在煙園前後勞動了7年,第一年結大賬時,還剩下70多盾,但因賭 博輸光了,只好留下來。這樣年複一年,到第七年結大賬時,還有100多盾,下了很大的決心,這才出園。我所在的園丘,華工有400多人,1912年出園的 只有40人。
吳鳳斌說:“死掉1個有10個來,死掉10個有100個來。他們都不在乎你們這些人死去多少,因為我們契約華工每年都到他們園裡去。
如果一個園有200人,死掉100,第二年又來200,就這樣不斷來人,都是死的比較多,活的比較少。”
據統計,在20世紀20年代,僅在印尼勿里洞錫礦,就先後有4萬華工到那裡做工,只有少數人最後能夠脫身,剩下的人大多終老於此。擺脫“豬仔”身份的華 人,也活得不易。在新加坡牛車水原貌館里,有一個複制的早期華人居住的棚戶區:嘈雜的環境,四五口人擠在不到3平米的木板隔間,對那些整日勞作在密林間的 “豬仔”華工來說,這已是能奢望的最好居所。
吃苦耐勞的民族特質在南洋華人身上被發揮到極致。他們沒有退路――就是想活,才出來的,而且傳統的光宗耀祖觀念,使得他們在混出名堂來之前必須背水一戰。

對華人們來說,南洋,是絕望之境,也是希望之境。


幾乎與“豬仔”華工下南洋同時,數以百萬計的自由身華人充斥於南洋諸島,成為絕大多數港口城市的主要居民。他們是新生的大大小小的種植園主,他們是木工、理發師、金銀匠、漁民、販貨郎和攤主。


當年,華人小商店遍佈在南洋各地。在荷屬東印度,仙是最小的貨幣單位,在華人的雜貨店裡,哪怕半仙都可以買到東西,比如一包香煙中的一支或者一盒金雞納霜中的一粒。如果實在連半仙也拿不出來,還可以賒賬。華人把鄉土社會的商業傳統帶到南洋,這何嘗不是一種價值觀輸出?
眾多華人漸漸從苦力變成了大大小小的生意人和服務業者。在殖民時代的南洋,幾乎每一個港口城市,華人都是服務業的支撐者。那些傳承至今的華人小鋪面,讓人們瞥見數百年歲月苦澀而溫暖的光芒:義香餅店的糕餅,曾溫暖了幾代世居檳城的華人的回憶。


南洋的華人婚禮保留了許多傳統。對華人來說,婚禮是青年一代人生的盛典,家庭和家族血緣延續的儀式,所有情感和不同文明習俗傳承的殿堂。那些鳳冠霞帔,那些繁複的儀式,記錄著文化的基因和密碼。
婚禮上的主角,接受著親友們的祝福,他們將把華人在異鄉家園的生活故事傳承下去。
這種傳承使人生出一種信念:就算走到天涯海角,華人永遠是華人;海外的華人,更像是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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