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为什么周朝君主称「王」，汉朝君主称「帝」，唐、宋君主称「宗」呢？另外封号尊号谥号有何不同呢？

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一者因为传统记载不可靠，二者「皇」、「帝」这些称号的出现，正是「层累说」的一个极好例子。

先说结论：商周称「王」，而且那个时候「皇」、「帝」这两个字和「君主」意思没半毛钱关系。最早称「帝」的是战国的秦昭王和齐缗王，称「皇帝」的是秦始皇帝，厥后二千年之君主亦皆称皇帝，厎于革命。

商周到秦汉，君主的称号问题就是个烂坑。战国时人就完全搞不清楚了，遑论司马迁的《史记》。比如按《史记》的记载，商朝是称「帝」的，但「帝」明显比「王」高级，周为什么又只称「王」？所以只好口胡了一个「於是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的说法，糊弄过去。

p.s.《史记》有1000个错误也不影响其伟大。(^_^*)

〇.传统记载

先概述一下传统记载里的上古帝王，我随便取一种儒家的排法：

1.六十四民
2.九皇（神农、伏羲等）
3.五帝（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
4.三王（夏、商、周）

道家也有自己的排法，不过神奇的多。说先是盘古时代，然后太上老君给了三皇每人一本真经，于是他哥仨各治理天下三十六万年。之后九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年，才是五帝的世界。五帝各治理天下三万六千年，之后又是新三皇，五龙氏，新盘古，再才是伏羲、隧人、祝融、神农、黄帝。这比地球寿命都长。（并没有( ´▽｀)）

「尧舜禹」的问题见这个回答：

下面依次讨论商周以来「王」、「帝」、「皇帝」这些称号的来源问题。

一.「王」

商周称「王」，于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皆有明征。《史记》里记载商称「帝」，周称「王」，此说有误。至于司马迁为什么会认为商王称「帝」，下节将会讨论。

林沄先生云「王」字象斧钺之形，此说已甚普遍，不烦赘述。下图一看便知：

甲骨文之「王」则形颇简省：

斧钺在古代既是武器，又是刑具，所以用「王」字代表军事领袖，是很自然的。周武王讨伐商纣，于商郊牧野，就左仗黄钺（《牧誓》）指挥军队。这种习惯一直保留到很晚，刘备赐关羽「假节钺」，故得以专征伐。

商周之际，最高首领就是称「王」。周文王、还有周文王的父亲——就是《诗经》里常提到的「王季」，都称「王」，而那个时候周不过只是商王朝西边的一个小邦。但在后代「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大家总觉得天下只能有一个王，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把「王季」改称为「公季」，认为彼时周国只能称「公」，不能称「王」，「王季」是后代追封的。

西周小国称王的现象也是常见的，出土的「芈伯簋」铭文里，就有一个「武芈幾王」。春秋时的楚国、吴国、越国君主也称「王」，到了战国，王室日卑，各国君主也慢慢开始称「王」了。不过这样一来，通货膨胀，「王」也就不值钱了。

这就有了我们接下来讨论的「帝」。

二.「帝」

「帝」是个大问题。

1.传统文献中的「帝」

先看传世文献里「帝」的意思，传世文献以《诗经》、《尚书》（今文28篇）为最古，亦最可信。不多废话，直接上数据：

《诗经》里的「帝」：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君子偕老》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正月》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菀柳》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文王》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大明》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上帝耆之，憎其式廓。/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皇矣》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以赫厥靈，上帝不寧。/其香始升，上帝居歆。《生民》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板》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荡》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昊天上帝，則不我遺。/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昊天上帝，則我不虞。《云汉》
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執競》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思文》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臣工》
上帝是依，無災無害。/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閟宮》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玄鸟》
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長發》

《尚书》（排除战国伪托的《虞夏书》）里的「帝」：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汤誓》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盘庚》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洪范》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金滕》
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大诰》
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康诰》
自成湯咸至于帝乙。《酒诰》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召诰》
敕殷命終于帝。/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向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多士》
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君奭》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多方》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以敬事上帝。/《立政》
用端命于上帝。《康王之誥》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上帝不蠲，降咎于苗。《吕刑》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文侯之命》

《诗经》出现「帝」的诗共16首，「帝」字出现43次。其中「上帝」出现24次，过「帝」字之半。其他「帝」字，细审文意，亦都是指「上帝」。故《诗经》中之「帝」完全等同于「上帝」。

《尚书》出现「帝」篇目共15篇，「帝」字出现33次。其中「上帝」出现18次，亦过「帝」字之半。谛厥文，其他「帝」字亦都指「上帝」，只有两个例外，就是《酒诰》和《多方》中各出现了一次「帝乙」，指的是商朝的先王。

我们似乎可以下断言：「帝」就是指「上帝」，其本义与「帝王」毫无关系。

但「帝乙」这个「实验误差」却如鲠在喉，不过我们下面将会解决这个问题。

2.出土文献中的「帝」

再看出土文献中的「帝」。

「帝乙」在「必其卣」铭文里也有：

商王名冠以「帝」的称呼，甲骨文里就更多了：

比如武丁称「帝丁」、祖甲称「帝甲」、康丁称「帝丁」等等，emmmm……好像商王确实可以称「帝」的……

我们刚刚下的结论，摇摇欲坠。

但是，日本学者岛邦男发现，这个「帝」不是「帝王」之意，而是儿子对父亲的称呼。

不过岛邦男的话也有一定的问题。事实上，甲骨卜辞中，商王只称直系父王为「帝」，而叔叔伯伯里做过商王的从不称「帝」。比如祖庚是康丁的伯伯，其后代也没有当王的，卜辞里就绝无「帝庚」的说法。「帝」的这种称法明显区分了「直系」与「旁系」，故裘锡圭先生云：「称父为「帝」跟区分嫡庶的观念显然是有联系的」^[1]。这种用法在金文里也有，比如称父亲为「帝考」。

所以这里的「帝」就是后代所谓「嫡庶」的「嫡」的前身。「嫡」的右边是「啻」，「啻」从「帝」声，判定它们是同源的是没有问题的。

《史记》误将这些「帝」理解为「帝王」，故认为商王称「帝」，明显是受了「帝」在后世的词义影响。

《春秋》里记载：「夏五月乙酉，禘于莊公。」是鲁闵公祭其父。「禘祭」的「禘」自也暗承这种古老的用法。

3.「帝」词义的演变

根据上文，我们知道了「帝」的两种用法：卜辞中用作直系先王之称，《诗经》《尚书》中用为「上帝」之专称。这两种用法显然是有联系的。

商周称神为「上帝」，正是因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嫡系后代。

甲骨卜辞中商王祭祀的「高祖猱」，王国维等认为即《史记》中的帝喾，《山海经》中的帝俊，亦即帝舜，此三者实乃一帝之分化，商人认为自己是帝喾或帝舜的后代。另外还有周人祖黄帝，楚人祖帝颛顼，姜姓祖炎帝，嬴姓祖少皞，等等。《上博简》更是直接宣称夏商周的始祖是天帝之子。

这些「上帝」之间，本来毫不相干，但在春秋之际，民族彼此交融，终于慢慢人格化，成为一个个实在的「上古帝王」，甚至有了血缘关系，也就是战国颇爱称道的「五帝」。于是「帝」这个字也有了「帝王」之意，成了比「王」还要高一等的称呼。这个变化至迟在春秋末、战国初就有了，《孟子》里就经常讲帝舜的八卦，不过「五帝」体系的出现还要更晚一点。

到了战国中晚期，秦国和齐国并驱争先，雄于诸国。终于他们再也瞧不上「王」这个称呼了，公元前288年，秦昭王称「西帝」，齐缗王称「东帝」。

不过在舆论的压力下，他俩过了几个月「称帝」的瘾后，又改回「王」就是了。

p.s.「帝」和「蒂」没有关系。

以下引 @布之道 说：

「蒂」原来作「蔕」，是「帶」声字，中古时期「帶」由于音形皆近才又不少写作「帝」了的。

三.「皇」

「皇」字的历程和「帝」差不多。

先看文献：

有皇上帝，伊谁云憎。《诗·小雅·正月》。
献之皇祖。《诗·小雅·信南山》。
皇尸载起。《诗·小雅·楚茨》。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诗·大雅·皇矣》。
皇王惟辟，皇王烝哉。《诗·大雅·文王有声》。
肆皇天弗尚。《诗·大雅·抑》。
无忝皇祖。《诗·大雅·瞻印》。
燕及皇天。/假哉皇考。《诗·周颂·雍》。
於乎皇考。/於乎皇王。/念兹皇祖。《诗·周颂·闵予小子》。
休矣皇考。《诗·周颂·访落》。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周公皇祖。《诗·鲁颂·宫》。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书·梓材》。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其自时配皇天。《书·召诰》。
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书·君奭》。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皇天用训厥道。/皇后凭玉几。《书·顾命》。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皇帝清问下民。《书·吕刑》。

很明显，「皇」就是个形容词，常用在「天」「帝」「祖」「考」这类词前面，大致可翻译为「光明的/伟大的」的意思。这个时候的「皇」，没有任何「君主」的意思在里面，也从来没有名词的用法。

但本来表示至上神的「帝」字，已被用作古帝王的称号了，其奈神何？为了找一个逼格更高的词来称呼神，人们选中了「皇」。原因很简单——「皇」经常和「天」啊、「帝」啊连用，比如上引《诗经》的「有皇上帝」、「皇矣上帝」、「皇皇后帝」。

「皇」由形容词变成名词这种现象，最早可能发生于楚地，《楚辞》里有「东皇太一」，又有「西皇」（是不是和齐秦自称的「东帝」、「西帝」对应得很好～）——从此「皇」成为了神的代称。

但好景不长，「皇」被捧成至高神之后，跟「帝」一样，也开始了人格化的趋势，逐渐变成了「五帝」以前的「上·上古帝王」，也就是「三皇」（或「九皇」）。这种变化和「帝」字是完全平行的。

不过这种变化发生得很晚，导致「皇」的人格化还没有完成的时候，秦国便统一了。而「祖述尧舜」这种本是乱世时游士常用的说辞，统一后瞬间就没了动力。所以「三皇」的说法有很多种，也保留着相当的神话色彩。比如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都是「人格化」走到一半被强制终结的结果。相反，「五帝」的神话色彩就小很多。

四.「皇帝」

「皇帝」的来源有官方背书：

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段话意思很明白，秦始皇取了「泰皇」的「皇」，和「上古帝号」的「帝」，称为「皇帝」。平行的事件是，项羽取了「五霸」的「霸」，和「三王（夏商周）」的「王」，自称「霸王」。都是发明词汇的小能手。

从此中国二千年之帝王，便都称作「皇帝」了。

谥号：

至于题主说汉朝君主称「帝」，如「汉文帝」、「汉武帝」，则是「汉孝文皇帝」、「汉孝武皇帝」的简称。其中的「文」、「武」，是大臣们对已故君王的「盖棺定论」，也就是所谓的「谥号」。

「谥号」作为一种评定，自然有好有恶。春秋时的楚共王，临死前良心发现，跟大臣们说：「你们给我谥个「灵」或者「厉」我就满意了！」——「灵」「厉」显然是「恶谥」。不过大臣最终还是给了个不错的谥号——「共」。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左传·襄13》

秦始皇对这种「子议父、臣议君」的行为特别反感，所以取消了谥号，自称为「始皇帝」，其子为「二世皇帝」，乃至子子孙孙无穷。但想法很美好，现实很残酷。秦朝二世而亡，于是汉朝又恢复了谥号。

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謐。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史记·秦始皇本纪》

「谥号」一直沿用到了清朝，不过越来越不客观就是了。

庙号：

所谓「某祖」、「某宗」为庙号，是对皇族内部祭祀而言的。按理说，只有功德高盛的皇帝才能有庙号。就像申屠嘉所言：

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

说得很清楚，汉高祖有混一海内之功，汉文帝有仁恕恭俭之德，故奉高皇帝为太祖，汉文帝为太宗。

但到了讨论汉武帝庙号的时候，夏侯胜就认为武帝虽有攘夷之功，但耗斁民力，还搞奢侈腐化，不太行：

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

不过最后大家还是给汉武帝立了庙，称为「世宗」。

所以汉朝称「宗」还是很严格的，不是每个皇帝都能混出个庙号。

然而「通货膨胀」的事情永远都在发生，往后每个皇帝都有庙号了，谥号也越来越臭长，越来越不靠谱。李世民最初还是「文皇帝」，到了后来就变成了「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宋太祖谥号「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这就完全没法叫。所以只好用庙号来称呼他们了，这就有了唐太宗，宋太祖的叫法。

一切的一切，

都怪通货膨胀。

参考

1. ^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

从战国后期到秦汉时代，“帝”的观念史经历了复杂的流变。在战国时代，“帝”并未呈现出后世“排他性”的内涵，其更多仅为“王上之王”，然而随着秦始皇混一寰宇，共议帝号，新出现的“皇帝”一词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政治观念。

@成湯咸 的回答对“帝”的观念进行了溯源，就其本意而言，“帝”在早期具有鲜明的神话色彩，而进入战国中晚期之后，“帝”开始进入政治语境，其中最为著名的，无疑是秦昭襄王时代的东西互帝：

十九年，王为西帝，齐为东帝，皆复去之。

如果从政治外交的角度而言，此次东西互帝与五国相王接近，同时具有合纵连横的性质，其目的在于连横攻赵。

然而从观念史的角度而言，尤为值得重视的是，与秦汉时代不同，战国时期的“帝”并不具有排他性质，可以同时存在多个“帝”。类似的观念并非个例：

秦为西帝，燕为北帝，赵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韩、魏不听则秦伐之，齐不听则燕、赵伐之，天下孰敢不听？

就此而言，正如战国时代所呈现的列国秩序一样，此时的“帝”并未具有秦汉语境下“独一无二”的内涵，其意义仅为一种更加高级的称号，即“王上之王”。

然而随着秦始皇完成秦王扫六合的伟业，被重新创造的“皇帝”一词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并且与秦朝混一寰宇的事业高度联系在一起。在议帝号时，群臣强调：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

在解释尊号的缘由时，群臣特意强调了混一寰宇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全新形势，并将此作为新尊号的依据。尽管秦始皇最终改“泰皇”为“皇帝”，但对群臣所提出的理由予以认可，在这种背景之下，“皇帝”一词被赋予了此前所没有的特殊内涵，并且具备了排他性。

无独有偶，类似的因果联系也见于秦度量衡诏版：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

这种对于“皇帝”一词的新理解成为秦廷的基本共识，在赵高为子婴去帝号时便强调：

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

在此，赵高再一次强调了“君天下”与“称帝”之间的因果联系，在“六国复自立”的情势之下，“皇帝”已经不再符合秦始皇时代的意涵，再次称帝不过空名。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皇帝”的新含义仅仅诞生了十余年，而战国时代的“帝”则延续了百余年，秦末之人大多生于战国时代，他们对于“帝”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战国时期，而未能如秦廷一样明确，张耳、陈余便曾劝谏陈涉：

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後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原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後，……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

在这里，与秦朝皇帝混一寰宇恰恰相反的是，张耳、陈余将“帝业”与“诸侯亡而得立”联系在一起，这进一步说明，对于六国之人而言，其所理解的“帝”，依然属于战国语境。基于这样的理解，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同样是出于相同的观念。

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而言，六国之人对于“帝”的固有理解，同样源于对秦朝混一寰宇的反抗。在秦末之际，我们能够看到大量关于六国意识的表达，对于这些战国之人而言，统一远远不是一种共识，列国秩序才是一种常态：

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
燕故贵人豪杰谓韩广曰：“楚已立王，赵又已立王。燕虽小，亦万乘之国也，愿将军立为燕王。”

这种观念最为集中的展现，就是诸侯王劝刘邦称帝的诏书：

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
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地。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

在这两次劝进中，诸将均突出强调了“立社稷”“封功臣”之德，这实为三老与陈涉对话的翻版，而刘邦对此的回应则是“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同样属于战国时代的理解。

就此而言，尽管刘邦同样使用了“皇帝”称号，但是无论是对于刘邦还是诸将而言，刘邦的“皇帝”显然与秦始皇的“皇帝”并不相同。

这也意味着，二者处于完全不同的政治格局之中，相比于秦始皇时代的“一天下”，无论是刘邦还是诸将，其所期待的仍然是战国时代基于“天子-诸侯”关系的列国秩序，以及所谓“后战国时代”的“共天下”。

然而这种关于“皇帝”观念的回潮并未持续太久，刘邦与韩信仍然是战国之人，然而吕后与文帝已经准备迈入一个新时代了。

与战国时期诸帝并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朝对待赵佗称帝的态度。面对陆贾的斥责，赵佗先是表态：

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汉皇帝贤天子。自今以来，去帝制黄屋左纛。

随后进一步向文帝上书解释：

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也。
老夫故敢妄窃帝号，聊以自娱。
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
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

吕后、文帝的问责以及赵佗的惶恐，无不展示着政治观念的变革。到了文帝时代，“皇帝”的排他性已然成为一种共识：这天下，只能有一个皇帝。

汉文帝生于汉高帝四年，垓下之战的前夜。他从未见过那个七国并立的世界。

秦始皇的变革，终究留下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