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近代的湖南出了许多英杰？是巧合还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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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湖南，而是两湖，因为在清朝湖南湖北是同一一个政区“湖广”，即湖南、湖北，近现代史，两湖出了三代革命家：
第一代：谭嗣同、唐才常、毕永年、林圭、沈荩、秦力山
第二代：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吴禄贞、谭人凤、章士钊
第三代：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周逸群、李富春、彭德怀、林彪、贺龙
首先澄清一点，两湖后来的人才荟萃和曾国藩、湘军没啥关系。
清廷又不是煞笔，让地头蛇湘军霸着自己的老家湖南？当土皇帝？事实上，太平天国灭后，湘军系统的地盘一直是东南五省（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两江总督、浙闽总督长期被湘军系统把持，而湘军的老家湖南呢？清廷非常黑色幽默地让张之洞长期担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出身李鸿藻“清流党”门下，李鸿藻作为清流领袖、顽固派首领，与曾国藩、李鸿章对立，李鸿藻、张之洞乃湘军、淮军的政坛死敌。然后张之洞长期担任湖广总督，很显然是去“偷家”的。
张之洞虽然出身清流、顽固派，却颇通洋务，在两湖兴办实业、鼓励新学、编练新军，为维新派、革命派的崛起营造了近代化的社会经济基础和舆论氛围。在维新变法时对改良派多有包容，湖南更一度成为改良派根据地，客观上为革命之潮流奠定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张之洞爱耍两面派，一面对清廷恍如忠臣，一面又拥兵自重、划地为疆，比如《东南互保》就是张之洞搞得，李鸿章只是附议而已，同时，张之洞既纵容革命党、养匪自重，又屠杀革命党、摆脱干系，1900年，唐才常等人在他眼皮底下搞数万自立军起义，他装作不知道，俨然等着起义成功他就被推戴为领袖，等到清廷宣布“借师助剿”、剿灭义和团、对列强投诚时，张之洞大势已去，对革命党拿起了屠刀，自立军起义流产早夭，有意思的是，数万自立军，他张之洞只逮捕、杀了几十人，其他人呢？张之洞没敢说，清廷没敢问。
然而无论是曾国藩、左宗棠还是李鸿章、张之洞，终究只是提供一个近代化环境，东南五省近代化程度更高，湘军淮军系统的企业集中于东南五省（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福州船政局等），何以没有如两湖一般成为维新派、革命党的中心？
因为人不同。
两湖革命党一代目·谭嗣同
早在戊戌变法前，谭嗣同就在两湖地区四处串联，组织会党、渗透地方，两湖地区哥老会毕永年甘为之效命，并且利用其父湖北巡抚谭继洵关系，在军队里运动中下层官兵，散发《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创作反清革命著作《仁学》"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洩萬民之恨。"“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谭嗣同这主张比新文化运动早了20年，一杆子挑飞程朱理学、礼教帝制，而谭嗣同对于他的老乡曾国藩啥看法呢？谭嗣同游历南京时，得遇当地父老，“(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洪杨之徒见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奈何湘军乃戮民为义耶？虽洪杨所至颇纵杀，然于既据之城邑，亦未尝尽戮之也。乃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逋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人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矣。——谭嗣同《仁学》
谭嗣同对曾国藩这个老乡一点面子都不给！“吾所以至耻恶湘军不须臾忘也”，反而对太平天国抱有同情。
甲午战后，维新变法兴起，康梁亟需地方实力派支持，“两湖总舵主”谭嗣同进入他们视野、被他们拉上变法的战车，而谭嗣同也对光绪和君主立宪抱有幻想，于是支持梁启超在长沙搞时务学堂，不久与基友唐才常联合湖南全省士绅成立南学会（中国第一个省级议会制权力机关），1898年6月应诏北上进京，两湖派人马暂时由他的好基友唐才常统领，与唐诀别，题诗云：
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
但是随着戊戌变法形势越发恶劣，谭嗣同终于醒悟，合法的改良斗争终不可行，拍电报与湖南的唐才常做好非常准备，而与此同时谭嗣同也病入膏肓、自知命不久矣，“晦气满面，又内伤症已见，干咳不能寐，肝气横烈”，《诡谋直纪》记载，1898年9月16日毕永年会见谭嗣同，“谭又病剧，不能久谈而出”，9月18日晚，谭嗣同约见袁世凯，要其围园杀后，袁世凯假意答应，谭嗣同就拍拍屁股走了.......谭嗣同不是书生，他混迹江湖十几年了，整个一两湖地下势力的带头大哥，什么流氓地痞没见过？怎么可能轻信袁世凯的许诺？原因可能只有一个，他是故意的，坐实了自己“围园杀后”的主谋身份，让慈禧、荣禄杀了作为将死之人的自己，以自己一死，换来两湖革命党群起亡清。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
谭嗣同作为两湖革命党的先驱、领袖、第一牺牲者，极大地塑造了两湖革命党的精神面貌：
- 极端叛逆，无法无天，直指封建帝制、礼教
- 有意识地与曾国藩、湘军划清界限，泾渭分明，同时又接纳不同的政治集团，大搞串联。
- 强烈的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以至于激烈的“自毁倾向”，谭嗣同是身患重病而引刀牺牲，但是对其他人而言无异于激愤国事而自杀，于是他们将这种自杀渲染为一种殉国浪漫，这种在两湖革命党中尤为明显：
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在东京湾蹈海而死
1906年3月27日，姚宏业在投黄浦江而殁
1911年8月5日，杨毓麟在利物浦海边投海殉国
袁世凯称帝时期，彭超血书亲袁派汤芗铭“不忍国破家亡”，投江自杀
1921年端午节，易白沙暗杀北洋首脑而不得，蹈海自戕，给他的粉丝后援会会长毛润芝心疼的啊，“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去年追悼陈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
甚至于黄兴，在多次革命失败后一度癫狂，要为牺牲的同志报仇，自己背着炸药就想暗杀两广总督张鸣岐、和丫同归于尽，被孙中山抱着拦了下来。。。（相当有画面感）
两湖革命党二代目·唐才常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此诗并非梁启超伪作，确系谭嗣同绝笔，有《留庵日钞》旁证，两昆仑，一为谭嗣同自比，一为挚友唐才常，“二十年刎颈交，绂丞一人而已”。谭嗣同13岁时与11岁的唐才常结识，同乡、同学、“青梅竹马”、亲密无间，在清末风起云涌之时，谭唐并称“浏阳二杰”。谭嗣同死后，唐才常挽联：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得去楚孤臣，箫声呜咽；
近至尊刚廿一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隶，长埋地下，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为了给谭嗣同报仇，唐才常已经决意赴死、不惜一切代价，而后东渡日本，大搞串联，清流派？洋务派？革命派？维新派？都没关系，只要能为谭嗣同报仇，联合什么人都可以，无怪乎自称“去楚孤臣”伍子胥。
1900年7月，慈禧与八国联军打得正酣，与此同时，在唐才常的组织下，文官清流领袖文廷式、洋务派领袖容闳、维新派领袖严复、革命派领袖章炳麟齐聚上海，建立“中国国会”（中国第一个全国性议会制权力机构），其宗旨为“不承认慈禧、端王为首的清廷统治之合法性”“建立新国，拥立光绪复辟、为新帝”，除了以上这些能够公开露面的，唐才常还联合了三大势力：
- 流亡日本的“康梁乱党”，为其提供在日本、南洋筹募的大笔资金
- “孙文乱党”，为其提供人才，如林圭、傅慈祥等人，并准备在广东配合其在两湖一同起义
- “东南互保”的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南方实力派假装没看见，为其提供了地盘。有传言称康梁曾游说李鸿章自立，李鸿章婉拒了，好事者称李鸿章忠心朝廷，李鸿章是没答应，可他也没逮捕康梁使者啊！各种细节，细思极恐。
这个“中国国会”是一次“反慈禧大同盟”，包含当时中国几乎所有政治势力。唐才常的统合力可见一斑，同时意图在长江流域大规模起义，南方各省自立，奉天进京，夺回光绪，谓之曰：自立军。自立会参与者逾十万，而自立军动员亦两万人，唐才常于武汉建立总指挥（好巧哦，11年后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味道～），秦力山统前军，驻大通；田邦璇领后军，驻安庆；陈犹龙率左军，驻常德；沈荩辖右军，驻新堤；林圭置中军，驻汉口；另有总会亲军及先锋军。唐才常任诸军督办，自立军七军并举，计划在中国中心腹地——湖北、安徽、江西、湖南——同时起义。
然而康梁顾忌自立军基层为革命党控制，担心为他人做嫁衣裳，故而屡屡拖延军费，起义时间一拖再拖，1900年8月，慈禧侥幸从北京逃出，宣布“借师助剿”、对内镇压、对外投降，东南互保的四总督自知大势已去，背叛唐才常、摆脱干系，自立军被迫仓促举事，原本的“中心开花”，变成了敌人的“包围进剿”，归于失败，唐才常等自立军骨干，或战死，或被捕遇害，几无幸免。
唐才常死前题有两句残诗：
“剩好头颅酬故友，无损面目见群魔。”
“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唐家境贫寒，而谭嗣同贵为巡抚公子，始终将他引为知己，为此放弃了两湖书院的名额、供唐读书，为了给唐谋好职位，本就高傲的谭嗣同低三下四、百般游走，又经常资金接济唐的家人，而唐亦坦然受之，“复生平日如空山之云、天半之鹤，不可稍干以私”“如此委屈深情，真感激无他”，叮嘱家人“切莫辜负”。恩重如山，情深似海，一条命搭给你够不够呢？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据说唐在汉口被抓时，连夜渡江去武昌受审，他始终平静，面无惧色，谈笑自若，船行之江心，唐才常抬头仰望月空，赞叹道：“好星光啊！”
两湖革命党三代目·黄兴
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
两昆仑的时代结束了，结束于1900年，南北离散，前途渺茫，中国最黑暗的时刻，而这既是“诸神的黄昏”，亦是“英雄的黎明”，自立会的残党黄兴幸免于难，不久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弘文学院，主修师范，鲁迅、杨度是他的同学。在鲁迅记忆里，大学长黄兴是这样的：
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而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光着膀子去自习，那一刻他成了全校最靓的仔。
在校期间，黄兴先后组织、参与了土曜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5月，黄兴回国，与宋教仁结识。不久执教明德学堂，同期教员有历史老师张继、地理老师周震鳞、语文老师苏曼殊，黄兴为体育老师（你们这师资力量这么吊慈禧知道么？），黄兴有时也代课文科，“你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是的。”年底，黄兴、宋教仁、谭人凤、陈天华、吴禄贞、章士钊、周震鳞、张继、苏曼殊等人以给“老大哥”黄兴祝寿的名义，相聚长沙，成立华兴矿业公司，史称华兴会，黄兴被推举为会长，成为继谭嗣同、唐才常之后的两湖革命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1904年慈禧七十大寿前夕，黄兴联络刘静庵科学补习所、马福益湖南哥老会，策动长沙起义，失败，官兵追拿，已经逮到黄兴了，黄兴表示“你们捉拿的是黄轸（黄兴原名），和我黄兴有什么关系”（真事儿~），官兵又给放了.......黄兴逃亡期间因朋友牵连，又被逮捕。
“（入狱期间）各人给一冰铁盂，以供餐粥。其盂不知经几何岁月，外作灰黝色，若在狱外，见之当作三日呕。同人等皆面面相觑，不肯食。惟庆午（黄兴字庆午）视作寻常，捧之大喝大嚼。庆午食量本宏，罄一盂，问他人曰：‘君等不食乎？’又罄一盂，连举三盂。余人见之，皆破颜为笑曰：‘庆午真可人也。’”
不久黄兴等人获救，避走日本。
1905年7月下旬，在宫崎滔天的引荐下，黄兴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那人——孙中山。8月，黄兴华兴会与孙中山兴中会合流、组建同盟会，孙中山被黄兴推举为总理，黄兴被孙中山点名为协理、兼执行部庶务，众人向孙中山纳盟书，孙中山向黄兴交盟书，谭嗣同告诉两湖，维新改良行不通；唐才常告诉两湖，我们可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比如孙中山，而黄兴则把二人的经验付诸实施，正式在组织上实现了两湖、两广的联合。其后以浙江人为主的光复会亦加入同盟会。同盟会由三支革命党组成，亦表示有三支革命派别：
兴中会——广东派——孙中山
华兴会——两湖派——黄兴
光复会——浙江派——章炳麟
期间三个派别围绕领导权和路线方针发生了“三次倒孙运动”：
第一次孙黄争执，孙中山坚持旗帜为青天白日满地红，黄兴则坚持井字旗，两人各不相让，黄兴放言退出同盟会、与孙老死不相往来！宋教仁、谭人凤见老大被人欺负，立马跳出来攻击孙中山，黄兴转身一巴掌：大佬说话，别插嘴！黄兴与孙和好。
第二次章陶倒孙，由于孙中山长期在海外募集资金、走访各地，同盟会事务实际上由黄兴主持，黄兴如有事出国，则由宋教仁代理，同盟会虽曰三家，实是湖、广两派主导，浙系革命党不满同盟会为孙黄把持，策动“反孙倒黄”，失败后光复会脱离同盟会。
第三次宋谭自立，1911年陈其美背离孙中山，协助宋教仁、谭人凤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与孙中山掌握的“同盟会南洋支部”分庭抗礼。不过因为黄兴是宋谭的带头大哥、并始终追随拥护孙中山，宋谭二人未敢脱离同盟会，并空出中部总会会长位置、对黄兴虚席以待。
三次倒孙，以第二次影响最为恶劣：
1908年由于“日清蜜月”，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黄兴亦追随而去，从此在东京的同盟会本部被光复会领袖章炳麟把持，并指使手下陶成章控制着革命派舆论阵地《民报》。1909年，陶成章纠结一众浙系革命党和光复会突然发难，炮制《孙文罪状》，污蔑孙中山贪污公款、损公肥私、蒙蔽同志，同时章炳麟以同盟会总部的名义，满世界发布孙中山的“罪行”，从南洋、欧洲到南美、北美，想钉死孙中山，整得孙中山公布账务、还让他们去调查自己的家庭状况，威严扫地，不久又拉两湖派、华兴会的人下水，鼓吹拥立黄兴当领袖，对两湖、两广派挑拨离间。于是乎，在整个事件中一直和稀泥、充当和事老的黄兴坐不住了，召集两湖派反击浙江派，宋教仁谭人凤这俩第一次反孙的现在倒成了保孙的。黄兴对孙中山说道“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
《章炳麟与刘光汉之关系历史》
《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
《章炳麟背叛革命党人之铁证》
黄兴怎么就掌握了章炳麟背叛革命的铁证了呢？话说1908 年冬，黄兴接到了刘师培的一封举报信，爆料章炳麟曾委托自己给张之洞送信：章炳麟求张之洞“资助”三万大洋作为去印度求佛的旅费、自己就立即脱离同盟会本部，“士各有志，同盟会不足与有为，而研习佛教，亦当今急务。”
这刘师培是何人呢？
刘师培，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其妻何震是中国第一个女权主义者。1907年，刘师培夫妻和章炳麟一道提出打倒孙中山，改选同盟会总理，可见三人关系之密切，也就是这一年，章炳麟委托刘师培何震与张之洞接洽，稍后刘师培何震又找到满清重臣端方商谈章炳麟脱离同盟会、出家旅费的问题。1908年春，刘师培何震与章炳麟翻脸了，原因不明，之后双方爆发激烈冲突，章炳麟在《日华新报》挖苦何震与其表弟有染、刘师培绿帽怂包，气的刘师培请律师打官司、又跑去把章炳麟揍了一顿。——一地鸡毛。因为刘师培何震与孙中山、章炳麟两边都闹翻了，干脆就回国投靠了端方，不过咽不下这口气，就把当初章炳麟委托自己的、与张之洞端方的往来密函交给了黄兴。
黄兴“厚道人”，觉得这些密函现在不能公布，否则会动摇革命派内部军心——同盟会大佬、光复会领袖章炳麟向清政府的封疆大吏“索贿”出家——这让别人怎么看我们革命党？于是黄兴就把这些信件“收起来了”。第二次“倒孙”，章炳麟、陶成章占尽先机却得意忘形，嫌一直调停矛盾的黄兴“聒噪”，就想再“捏”一把这个湖南胖子，可惜章炳麟不明白，为啥这个憨厚老好人能成为俊才飞扬的宋教仁的大佬？黄兴是极具大局观的领袖人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他妈弄死你个狗娘养的。——能言善辩、精通内斗的浙江派怎么也预想不到，自己会折在这个面相忠厚的湖南胖子手里。毕竟，你光复会把孙中山工作生活的地方都翻个底朝天，也没找到靠谱的贪污证据，而章炳麟背着其他革命党暗地索贿清廷高官、意图叛逃同盟会却是实锤，怎么洗都洗不掉，只不过价钱没谈拢罢了。不久章炳麟陶成章率领光复会脱离同盟会。
辛亥革命，武昌一镇作乱，而天下皆反，一月之间，清廷半壁已丢，崩溃之速，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匪夷所思的。如果细查武昌起义，不难发现，很大程度上出于意外：共进会刘同在炸药库吸烟，误把火药桶当烟灰缸，导致革命党人的军火库发生大爆炸，清廷军警搜捕，得一革命党花名册，于是按名册捉拿乱党，新军震动——因为就没有没看过革命书籍报刊的士兵！——鬼知道那个花名册里有谁，于是武汉三镇全反！
那么问题来了！
共进会有花名册，同盟会有没有？——有！
谁掌握着花名册？——黄兴！
如前文所述，同盟会早期，孙中山长期在外，本部实际是由黄兴打理，而且黄兴有目的、有意识的拉拢赴日的清廷军官留学生入会，他们宣誓革命、按手印签字画押的盟书都由黄兴保管。并且一些人曾表示愿意就此追随同盟会，但是黄兴却劝他们回国加入清军，投身中央，伺机而动。据《黄兴年谱》记载，仅仅由黄兴主持会盟、拉进来的赴日清廷军人有——
李烈钧（云南讲武堂教官兼兵备提调、云南陆军小学堂总办）
阎锡山（山西新军教官、标统）
唐继尧（陆军第十九镇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
刘存厚（陆军第十九镇七十四标第二营管带）
吴禄贞（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署理山西巡抚）
孙传芳（北洋陆军第二镇教官）
卢香亭（北洋陆军第二镇教官）
周荫人（北洋陆军第四镇教官）
杨文恺（清朝皇家近卫军一等参谋）
覃鎏钦(北洋陆军第六镇第十三标统）
温寿泉（山西督练公所督办兼陆军小学监督，傅作义的恩师）
张瑜（山西督练公所教官、新军八十六标管带）
赵恒惕（广西新军协统）
程潜（陆军第十七镇参谋官）
姜登选（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参谋官）
赵声（新军第九镇第三十三标统）
张凤翙（新军第30混成协参谋兼二标一营管带）
程子楷（广西新军教官）
周应时（南京陆军学校教员）
刘洪基（广西陆军学堂督办）
李根源（云南讲武学堂总办）
赵康时（云南讲武学堂教官）
杨曾蔚（广西陆军干部学堂学监）
钟鼎基（广东新军第九镇标统）
郭人漳（广东巡防营统领）
林虎（钦州边防前路四营督带）
陈宏萼（广东新军混成协工程营管带）
蒲鉴（南京讲武堂副堂长）
尹昌衡（四川督练公所军事科长、教练处会办，四川陆军小学堂总办）
罗佩金（云南新军七十四标统）
这只是留下姓名的，比如和孙传芳一同加入同盟会的北洋军官有30多人，但在史料留下姓名的只有不到10人，连北洋军官都有这么多，其他各省赴日留学的新军究竟有多少人加入了同盟会呢？不排除全部加入的可能。正如鲁迅所言，赴日留学生大部分是青壮年，血气方刚，将剪辫子反清、加入革命党当做“时尚”，当他们回国后“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
这帮人一时意气、加入了革命党，回国后高官厚禄可能就把反清这事儿给忘了，因为他们未必是真的拥护同盟会，二次革命就是试金石，很多军官在清廷覆灭后选择了北洋军阀，这是后话。当然，黄兴掌握的誓书也不可能随意公开，正如原子弹一般，“核威慑”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原子弹本身， 在清廷体制下，留日军官们在同盟会留下的反清誓书终究是他们的一根刺，你按了手印、签字画押、宣誓反清，只要曝光就说不清楚的，怎么说？说自己年轻不懂事？当年闹着玩呢？而清廷对待“军中叛党”向来简单粗暴，武昌起义前，花名册上的彭楚藩、刘复基和杨宏胜一经逮捕、当天枪决，连托关系、走后门的机会都没有。这让绝大多数赴日留学、曾意气用事加入过同盟会的中下层军官怎么想？无疑在撩拨着他们本就敏感的神经。
- 留日军官：给我个机会。
- 清廷巡警：怎么给你机会。
- 留日军官：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忠臣。
- 清廷巡警：好，跟摄政王说，看他让不让你做忠臣。
- 留日军官：那就是要我死。
- 清廷巡警：对不起，我是警察。
- 留日军官：谁知道？（掏出枪，崩——）
其中最高能的是“士官三杰”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他在维新变法时代就加入张之洞的湖北新军、东渡日本，在日期间即参与反清革命运动：
蓝天蔚曾与黄兴组织拒俄义勇队、学生军，任队长，回国后，蓝天蔚任新军混成协统领，驻扎奉天北大营。
张绍增回国后，先后任职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五标帮统、第五镇正参领官、炮兵第五标标统，后来出任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妥妥的北洋嫡系、直系正统。
吴禄贞早年就加入孙中山兴中会，与唐才常筹划自立军，因为张之洞一句“人才难得”而免死，后来与黄兴成立华兴会，不久督办延吉边务，力退侵占东北的日本，闻名内外，当时摄政王载沣欲削袁世凯兵权，引吴禄贞为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不是不想脱离清廷、回归同盟会，可黄兴、孙中山力劝他在清廷中枢伺机而动：
- 黄兴：你说，你纳娼为妾已经多少人了？我千方百计跟说你心理有问题，要你去看心理医生，可你还到处嫖娼？ 你是不是真的心理变态啊？你忘了自已是好人还是坏人啦？
- 吴禄贞：明明说好是三年，可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已经十年了老大！
- 黄兴：你对我态度好点行不行？现在全中国只有我有你的革命誓书，我回去把你的资料删除掉，你一辈子做清廷忠臣我也不用烦了。
- 吴禄贞：你想我怎么样？天天提醒自已是革命党，连做梦的时候都说“起义么兄弟？我是革命党！”这样啊？你们再不快点我就要做北洋老大了！
黄兴是常败将军没错，但他依旧是两湖革命党领袖、同盟会二把手，在1905—1908年之间，是清廷选派赴日留学生的高潮，而此时恰恰是黄兴作为东京同盟会本部具体事务的负责人，清廷送过来多少留学军官，黄兴就拉过来多少留学军官，这些军官可能没见过长期在海外筹款的孙中山，但一定见过“拉他们下水”的黄兴，所以辛亥革命时黄兴被南方各省革命军推举为“中华民国大元帅”，黄兴高风亮节、力辞不受。
黄兴与孙中山虽然性格迥异，但是在历史观、政治观上却出奇的一致，是当时同盟会少数能够接受“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的领导者。
是的，黄兴同样没有把曾国藩当做偶像，相反他的偶像是曾国藩的敌人“洪杨反贼”，并且在日后革命生涯中把团结队友当做革命的重中之重：
所以黄兴与孙中山翻脸、旋而和好；
所以章陶倒孙时，黄兴力主调和，当他们挑拨孙黄关系时，黄兴一篇文章就灭了他们；
所以宋谭自立，对黄兴恭敬如往昔，黄兴也没有搞分裂，而是成为宋谭与孙中山的沟通桥梁；
所以武昌起义后，黄兴来到武昌，黎元洪玩“拜将”把戏、妄图凌驾自己时，黄兴对黎元洪妥协；
所以面对搞“领袖崇拜”“党员等级”的孙中山，黄兴即便再不满，也拒不加入以反孙为出发点的“欧事研究会”。
团结队友、甚至于妥协，这是是黄兴的缺点，不排除黎元洪这种蹬鼻子上脸的厚颜无耻之人，也是黄兴的优点，毕竟，两湖革命党肇始于谭唐而鼎盛于黄兴，这是不争的事实，两湖革命党在清末、民国，或继续革命，或成为社会名流，人才辈出，实是谭唐、黄兴之功，日后的毛润芝能够脱颖而出，也离不开这个圈子的帮衬：
杨昌济，谭嗣同的学生，早年参加谭唐的南学会、不缠足会，后来虽未参加革命，但是“于陈天华、黄兴交情最笃”，一度曾有谣传杨遇害，整得身在海外的黄兴、章士钊难过好一阵子，后来发现子虚乌有，黄兴赶紧写信给章士钊、安慰他。——后来杨昌济死前写信给章士钊，推荐女婿毛泽东、学生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欲言救国必先重二子。……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此时黄兴已经死了三年了，黄兴若在，杨必托孤于黄。
周震鳞，众所周知，毛最为敬重的恩师是徐特立，而徐是周震鳞的学生，周震鳞呢？早年追随谭嗣同、唐才常，也是黄兴的发小、同学，华兴会的创办人之一，黄兴死后继续追随孙中山。由于孙黄长期革命的缘故，在孙中山广东革命根据地上，两湖帮成为仅次于两广派的政治势力，亦属孙中山亲信的政治力量，所以年纪轻轻、没有文凭、没有资历的毛能被孙中山钦点为国民党中执委（≈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除了毛本身能力外，更重要的怕是两湖派的特殊地位。
那么问题来了，现在书商们出书鼓吹曾国藩，总要拉上毛泽东，那么毛对于曾国藩的真实评价究竟如何呢？没错，毛泽东少年时因为家庭关系、一度非常推崇曾国藩：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
但是！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后，特别是从事革命工作与两湖革命党人接触后，毛的思想观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彻底与曾国藩、湘军割裂、划清界限，转而推崇太平天国：
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1926年3月18日)
现在广为流传的毛评曾的话“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也被书商、翻案党们蓄意阉割了后半句“他肯定是农民阶级最凶的敌人”，哦，原来这个“最厉害”指的是屠杀农民最厉害，而不是什么智谋武功最厉害。延安整风时，毛掌握了中共最高话语权，沿革谭嗣同、黄兴对曾国藩的评价，在1944年授意历史学家范文澜编写《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此后在整个毛时代，曾国藩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湘人以之为耻！
一直到八九十年代台湾史学渗透内地，内地兴起“翻案风”，开始了曾国藩的“造神运动”，以至于把近代两湖多英杰的功劳算到曾剃头的身上，至于台湾史学为何推崇曾国藩呢？这要从蒋介石时代说起，蒋介石极端崇拜曾国藩，并授意笔杆子萧一山、叶青高调吹捧曾国藩“能成大事、立大业、照耀千古者，必以其才華足以服人，道德足以感人，令名足以信人，性情足以近人”，辱骂毛为“太平天国洪秀全的一个再版”，老蒋篡夺了孙中山的粤系政权还不够，“杀人诛心”，竟破口大骂孙中山、黄兴推崇的太平天国，孙黄泉下有知，情何以堪？这次黄兴拦住了抽出40米大刀的孙中山，表示我能整老蒋：
蒋介石的生日恰好和黄兴的忌日是同一天，每次蒋介石过大寿、举国庆贺，黄兴家里就降半旗致哀。。。
PS黄兴的故事有时间写篇长的，姑且这样吧
本文所涉及到的关键的人物名、书名和地名，在其首次“出场”时也以加粗表示。
1937年冬，当中共军队正浴血奋战抗击日寇时，毛泽东致信身在长沙的自己曾经的老师徐特立，请他尽可能地收集王夫之的著作送到延安。这不禁令我们想到，75年前的1862年，湘军在与太平军的战争中正处于艰危之际，曾国藩也曾致信他身在长沙的老友，请他尽可能地搜集王夫之的著作送到安庆前线。王夫之，这位在17世纪后期隐居于家乡衡阳的石船山中的哲学家，其著作一度籍籍无名，却在他魂归道山后二百年的中国近代，成为湖南人精神的富矿。而在鸦片战争爆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中国近代百年沧桑间，湖南人，及其特有的精神与他们创造的辉煌成就，也确实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船山遗书》的面世和湘军的崛起
1829年，湖南士人邓显鹤重刊《楚宝》，将介绍王夫之的文字加入，引王夫之自撰墓志铭:“抱刘越石(即西晋抗匈名将刘琨，赵翼有‘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之句)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张载，曾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十年后，邓显鹤在王夫之后人及士人欧阳兆熊帮助下，将当时散落四方的王夫之著作收集刊行，包括左宗棠在内的许多湖南士人参与了这一计划。
王夫之曾因拒不仕清和宣扬反满思想而遭满清封杀，但当乾隆中期以后，清朝统治稳固，乾隆决定为这些忠于明朝之人——包括武将袁崇焕、史可法，文人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恢复名誉，以教育世人忠君爱国，并批评弃明降清的洪承畴等人。官方还特意点出王夫之在三藩之乱期间对占领衡阳的吴三桂的拒斥。
邓刻版《船山遗书》出版于1841年，到1854年太平天国军队进入湘潭时，刻板即被当做“异端”烧掉。但此书出版正当鸦片战争之时，王夫之的“华夷论”点燃了人们心中反对外国侵略之火，而王夫之的经世致用思想此前已被魏源等人大加提倡。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湖南士人罗泽南率先提出兴办团练抗击太平军的想法，胡林翼(号润芝，毛泽东受胡林翼影响，改其字为润之)等人响应之。左宗棠与其邻居郭嵩焘逃到山中，郭嵩焘在山中研读《船山遗书》，效船山解《礼记》，开今文经学之滥觞。1852年后，郭嵩焘鼓励左宗棠下山投入战局，自己留在山中。不久，郭嵩焘去参加老友曾国藩母亲的葬礼，彼时曾国藩刚接到朝廷要他帮办团练的通知，但他以要丁忧三年为由拒绝。郭嵩焘请曾国藩父亲出面，两人合力劝说曾国藩接受了任命。而郭嵩焘则直到翌年春天才答应出山。
1862年，曾国藩致信老友欧阳兆熊，表示希望重刊《船山遗书》，欧阳兆熊即致信王家，请把王夫之手稿送到安庆的湘军大营。曾国藩原更望在湖南完成此事，但湖南缺乏好的雕版工匠，安庆则有许多这种人才，1864年7月曾国藩攻克南京后，刊刻书局移到南京。
在曾国藩挂名主持，欧阳兆熊具体谋划下，1867年，新版《船山遗书》面世，欧阳兆熊以手稿看不清为由(实际上手稿十分清晰)，将冒犯满清的字眼以空格代替，实际上，这样做使人可以轻易察觉王夫之的反满心态。
经世致用之学的光大
战争结束后，曾国藩虽然迅速解散湘军、裁湘入淮(从而成就的他的弟子兼幕僚李鸿章)，以减轻朝廷对他的猜忌，但湘军的成功，留下一张涵盖三湘四水的关系网，使得即使身居乡里的湖南人，也有了彼此作为湖南人的凭借，创造出一省的集体认同感。此外，湘军以包括船山学在内的儒家道德伦理建立，实际上使得此种思想也深入人心。战后，一批在平叛中建立功勋的汉人——多生于平民之家，以湖南人为最多——被朝廷重用;而曾国藩、左宗棠和郭嵩焘则成了洋务运动——尽管最初推行于沿海而非湖南——的开启者。
1866年，郭嵩焘被革职还乡，修建船山祠，推广船山学。彼时数十万湘军刚刚回乡，一时间无法容纳如此多解甲归田之士的湖南物价陡增，许多人生活拮据，遂加入哥老会。尽管哥老会与士绅常常不和，但由于抗击太平天国基督教势力而产生的排外情结使他们紧紧联系，加之历任巡抚畏于湖南人在朝中的影响力，一时使湖南成为十分好斗排外的省份，主张洋务的郭嵩焘也遭到乡人的攻击。1872年，曾国藩去世，在长沙兴建宏大的曾文正祠时，郭嵩焘利用他与曾家的深厚关系，在该祠里另建一祠供奉王夫之，衡阳县令效法郭嵩焘，于1875年在衡阳重修船山书院。
1874年，郭嵩焘重新被任命为礼部侍郎，翌年任中国首任驻英公使，在英国，郭嵩焘接触到了西方的方方面面，记入日记，大加赞许，并与留英学生严复结下情谊，严复后来忆郭嵩焘“唯公负独醒之累”。1877年，郭嵩焘日记在国内刊行，世人哗然，郭嵩焘旋即被召回，郭嵩焘知道政治形势不利于他，于是不去北京，直奔长沙。在湖南被千夫所指的郭嵩焘凭借与曾家的友谊，于曾文正祠建校经堂和思贤讲舍讲经世致用之学，推崇湖南四位先贤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以王夫之为地位最高者，曾国藩次之。
船山书院直到1882年依然门可罗雀，这一年，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捐赠船山书院曾刻版《船山遗书》雕版和大笔现金，1885年，与郭嵩焘交情深厚的彭玉麟为书院搬迁到王夫之年轻时求学的东洲村而筹款。1890年，编纂《湘军志》的王闿运被延请执掌书院，继郭嵩焘之后，王闿运在此重振船山学。
1891年，郭嵩焘去世，王先谦接过了他的担子。李鸿章上书请为郭嵩焘恢复名誉被驳回。彼时另一位长沙士人周汉正大规模印刷反基督教思想的小册子(共印了80万份)，但他与郭嵩焘的共同点在于，两人都鼓励湖南人联合起来，反抗腐败衰弱的满清朝廷。在周汉影响下，这一年夏天，长江中下游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排外暴动，英国向总理衙门施压，总理衙门令湖广总督张之洞处决周汉，张之洞担心杀掉周汉会激起民愤——实际上翌年长沙就爆发了力挺周汉的学生暴动，将周汉软禁在其家乡宁乡。
湖南维新运动
浏阳人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在京做官，谭家充当了在京浏阳人的会馆，谭嗣同在此长大，他的三位老师——欧阳中鹄、刘人熙和涂启先都是郭嵩焘重振船山学的拥护者。谭嗣同一再说过:“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谭嗣同认为，湘军的征战与湖南省内的仇洋心态有直接关系，至少在这点上，他同周汉看法一致。谭嗣同又和郭嵩焘一样一度鄙夷他的湖南乡党。
1895年，甲午战败沉重打击了包括湖南士人在内的中国士人，谭嗣同认为，作为湖南人，他们肩负延续王夫之绪脉的使命，谭嗣同并进一步阐发王夫之的著作，为维新提供理论资源。《马关条约》签订后三个月，谭嗣同到浏阳，彼时，出于对周汉式的排外的镇压，清政府派遣了数名与郭嵩焘私交甚笃的洋务派官员入湘，包括湖南巡抚陈宝箴及其子陈三立。陈三立是郭嵩焘的学生，陈寅恪的父亲。改革措施开始在湖南轰轰烈烈地展开，而文教方面的新政则由谭嗣同、唐才常等士人掌舵。
1897年，王先谦请陈宝箴开设新学堂，陈宝箴乐观其成，取其名为时务学堂，以新设的矿务总局收入作为时务学堂的经费，超越了郭嵩焘时期以食盐专卖所得为经费的做法，指向了这场维新运动的最后目标——本省自治。学堂延请当时已声名鹊起的梁启超——他是提倡(借今文经学)“托古改制”的康有为的学生——为总教习。
彼时，《湘报》这一致力于赢得三教九流而不止文人认同的报纸，其“问答”专栏成为一个活跃的舆论场，问题包括由西方科技至西方政治之荦荦大者，学生杨昌济甚至直接问以下民主制度——统治者与人民共享权力的制度、数位统治者共享权力的制度、有总统或无总统的制度、只有人民掌权的制度，等等等等——哪一种能于中国实行。谭嗣同引经文回应。
在《湘报》上，谭嗣同甚至有意用“国”来称呼湖南，而梁启超也将湖南人与日本的萨摩、长洲人相提并论(此二藩人士发起了倒幕运动，也是明治维新之最鼎力推动者)。当时时务学堂常有学生讨论湖南自治，观点相当激进，其中无一人年龄超过三十岁，最年轻者是15岁的蔡锷。1898年谭嗣同、梁启超等创立的南学会，其“南”字乃是指“训练湖南人民熟悉民主，为南中国其他地方引路”。
谭嗣同再一次埋头《船山遗书》，从中找寻支持湖南自治的语句，唐才常则在课堂上大谈王夫之《黄书》——此书包含王夫之最激进的有关华夷之辨的观点。到了1896年，谭嗣同——从曾刻版《船山遗书》的空格中——已经萌生了“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之胜利，无异于支持异族贼寇杀害汉人”的想法。
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应召进京，不久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流亡日本，谭嗣同拒绝出逃，伪造父亲谭继洵字迹写下断绝父子关系的信，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笔，慷慨赴死。
以王先谦为首的湖南士绅立即转向挞伐湖南维新运动，破除其在文教方面的建制(但实业方面的建制基本未受冲击)，解散南学会。陈宝箴被革职，陈三立退隐。
湖南的新地位
谭嗣同密友、流亡日本的毕永年加入了彼时同在日本的孙中山的兴中会——这被视为中国第一个政治党派，在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支持下，毕永年、唐才常在1899年末返回湖南，策划湖南自立。1900年7月，这批人以“国会”为名在上海开会，选出会长容闳、副会长严复，实际负责人为总干事唐才常。彼时义和团运动及清政府对拳民的支持招致列强侵华，容闳、唐才常欲借机起事，向列强撇清他们与义和团及清政府的关系，但宣言到列强手上之时，拳乱已经平定，海外资金未如期送来，起义被迫延期，遂为张之洞察觉。张之洞即令处决唐才常等人，毕永年隐居广东，翌年离奇去世。
谭嗣同变法让湖南士人从改良转向革命，而辛丑战败加剧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潮，汉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也是反对改良的代表人物浙江人章太炎——回忆自己在10岁时就已阅读《船山遗书》，从此种下反满种子。章太炎为曾国藩辩护道，如果曾国藩忠于满人，他为何要刊行反满的《船山遗书》。章太炎先是指曾国藩意图借此弥补他对同胞犯下的错，后进而指曾国藩与洪秀全都是希望达成推翻满清统治之目标，不过“曾缓而洪急”。章太炎并进一步阐发王夫之的《黄书》——“黄者，黄种人也”。1904年，四川人邹容写出反满宣传小册《革命军》，章太炎序，两人被抓进租界监狱，但租界当局拒绝向清政府引渡二人，使二人免于人头落地。
1902年，中日两国的湖南士人创办《游学译编》，主编杨毓麟(曾亲身参与湖南维新运动，后来流亡日本)、杨度(王闿运的得意门生，王闿运基于中国传统本位的哲学，一度极力反对杨度赴日本留学)、黄兴(曾就读于张之洞创办的武昌两湖书院)。1903年，继蔡锷率先在此刊物提出湖南民族主义(湖南自立以对内带领中国的现代化，对外抵抗外国侵略)的构想后，杨度则提出“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此刊所发《湖南自治论》一文也广为流传:“(湖南)进可战，退可守，矿产富足，岁入余饶，士气坚毅，民风强悍……个人自治至于府县自治，府县自治至于阖省自治。”如不这样，那么“凭故墟而吊波兰，怅萍踪而怜犹太，是湖南之肖影也。”
而杨毓麟以“湖南之湖南人”为笔名发表的《新湖南》由“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开头，并写道:“诸君试披《楚宝》……船山平生所著，于种族之戚，家国之痛，如盲者之思视也，如喑者之思言也，如痿者之思起也……(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魏源)，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谭嗣同)直接船山之精神”。最终推出“以吾湖南为瑞士、古巴，欲新中国，必新湖南……不以条顿之独立性造湖南，而以湖南之独立性造湖南”。
从改良到革命
1903年，黄兴回到长沙，任教于由胡元琰创办、教授新学的明德学堂，与陈天华、宋教仁相识。1904年2月，黄兴、宋教仁、杨毓麟、陈天华等在长沙成立反清组织华兴会，他们在1904年的密谋起事因华兴会学生向王先谦告密，而王先谦旋即通报官府而落败。
1905年，黄兴流亡日本，在当时已倾向在中国建立明治式体制的杨度介绍下与孙中山相识。孙中山此前多次鼓动杨度加入兴中会未果，但黄兴决定将华兴会与兴中会合并，成立同盟会。
同在日本、一度是驱逐鞑虏的积极鼓动者的陈天华也倾向于明治式体制，因为他认为，如此能使各省自治的空间最大化。1905年，陈天华发表立宪请愿书，同盟会员一致挞伐，但宋教仁指陈天华请愿书中所言的湖南自治目标是可取的。不久后，陈天华彻底放弃湖南利益第一观念，转而支持全国一体革命。1905年12月，陈天华在东京湾冰冷的海水中蹈海自杀，其《绝命书》敦促汉满和解，又呼吁湖南人团结起来投身中国革命。五个月后，同盟会员姚洪业(原名姚宏业，后将“宏”改成洪秀全的“洪”)投黄浦江自杀。
湘乡商人禹之谟在同盟会员、明德学堂学生陈家鼎、宁调元协助下，顶住湖南巡抚压力，将二人葬在岳麓山。禹之谟撰挽联:“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义，应首湖南。烈士竟捐生，双棺得赎湖南罪;兼夷狄成汉族，奴夷狄不成汉族，痛鞑虏入关，已亡汉族。国民不畏死，一举能张汉族威。”毛泽东后来评价“这是湖南惊天动地的一桩事，湖南的民气此时几中狂发飙，激昂至极。”
不久，巡抚派兵挖出棺木，禹之谟被处决，临刑前撰联“暂藏丰城剑。待著羑里书”。1912年，长沙公祭禹之谟，黄兴撰挽联:“昔日公葬人，今日人葬公，麓山无恙，好与陈天华、姚宏业诸烈话旧;世治道殉身，世乱身殉道，鼎镬诚甘，只恨金蓉镜、庄赓良二贼(审讯禹之谟的两人)未诛。”另有一联:“真心革命得显戮，假意革命得幸福，竟谁识冠盖京华，都是铁血染就;抱劫远大之志愿，莫收远大之效果，只赢得抔土麓山，便抱侠骨长埋。”
1906年，在胡元琰帮助下逃到日本的陈家鼎、宁调元与杨毓麟创办《洞庭波》杂志，题名来自屈原《湘夫人》中“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陈天华、姚洪业和屈原一样投水自杀。陈家鼎作《二十世纪之湖南》:“屈原以文章唤起国魂，船山以学说提倡民族。时务则魏源、郭嵩焘、曾纪泽为先声，种界则曾静(因上书雍正谈华夷之别而被杀)、陈天华、姚宏业效死命。”指出通过兴办(以船山学为核心的)教育，把湖南人塑造为骄傲、独立、自成一体的强大实体。
1907年，宁调元返回湖南，不久被捕，与周汉关在一座监狱中，周汉写条子给宁调元:“余年六十，一生为虾戏犬欺，不绝灭外来侵凌，余死不甘心。”
民国的建立
1907年，湘潭籍御史赵启霖请礼部让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郭嵩焘曾于1876年提出王夫之从祀孔庙的请求，把王夫之说成是受冷落的湖南先贤，实际上含蓄地要求朝廷肯定湖南，被驳回)，强调此举对维护儒学的作用，礼部同意，并特意强调王夫之是湖南人。从此，在湖南士人眼中，王夫之集中国民族主义之父、“湖南精神”(经世致用)原型，(湖南自诩的)儒家领袖于一身。
1908年，宋教仁牵头，湖南籍同盟会员响应，欲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以黄兴代之，因黄兴反对而作罢。(辛亥革命实际领导者是黄兴，而孙中山当时正在美国，得知此事，大吃一惊。)清朝覆灭后，章太炎曾说:“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当时南方支持黄兴，北方支持黎元洪，在黄兴、宋教仁主导下，折中人选孙中山出线。
1911年8月，杨毓麟在英国投海自杀，死前致信同在英国的叔祖杨昌济，他已受不了“脑炎”的折磨。数月后，辛亥革命爆发，澧县人蒋翊武为前方总指挥。(蒋翊武早年与黄兴、宋教仁相识，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因支持孙中山、黄兴二次革命而被杀于广西桂林桂湖之滨，被孙中山称为“辛亥首功”“开国元勋”。)
清朝覆灭，谭延闿成为首任湖南都督。刘人熙得到谭延闿的器重，在其支持下将思贤讲舍改建为船山学社。
1913年，鼓吹责任内阁制以企图限制总统袁世凯权力的的国民党(1911年由同盟会改造)党魁宋教仁遇刺身亡，黄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谭延闿(当时已经秘密加入国民党)响应。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派汤芗铭入湘任都督，翌年袁世凯彻底废除各省自治。刘人熙继续任汤芗铭的顾问，不久获邀进京。刘人熙向袁世凯建议推崇船山，“以津邹鲁”，在袁世凯支持下，船山学社终得建成。刘人熙一方面大讲孔孟之道、船山之学，一方面批评袁世凯政府，并提倡兴办教育，开启民智。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湖南群情激愤。刘人熙辞去顾问职务，创办湖南《大公报》，发文称:“在湘言湘，以新吾湘……又民国之一分子也，愿广船山于天下，以新天下。”湖南《大公报》刊文《湖南人未尽死》，批评杨度鼓动袁世凯称帝，这样杨度就能当上首相。
1915年12月，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执教的蔡锷宣布护国讨袁，一路势如破竹，程潜在湖南起兵响应。1916年，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号，不久去世。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湖南各界公推刘人熙为湖南都督(不久由谭延闿接任)。
1916年，王夫之后人重修族谱，请与王家交情颇深、执掌船山书院的王闿运(并非王夫之后人)作序，王闿运和王夫之后人谴责将王夫之著作过度政治化——尤其是用来鼓吹湖南自治——的倾向。这一年，黄兴、蔡锷先后去世，二人葬礼在岳麓山隆重举行，以颂扬他们对建立民国的贡献。
教育的播种
1907年，杨昌济与时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1911年改名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刘人熙结识。1913年，杨昌济自德国返回长沙，婉拒谭延闿邀请他执掌湖南教育司的请求，任教于湖南第一师范。杨昌济主张，中国必须抛弃刘人熙等人捍卫的旧学，主张在发扬船山经世致用之学的同时，以捍卫国家为重，提倡个人的全面发展，并破除彼时贬低曾国藩的看法，将曾国藩和谭嗣同同时树为典范，推崇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文武兼修”。
1913年，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徐特立到该校任教。毛泽东离家前作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博览中西群书，曾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赞赏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完满无缺”，在冬天仍坚持在湘江游泳，上岳麓山露营，徒步湖南乡间，探访王夫之和曾国藩故居。毛泽东在长沙各校贴出《征友启事》，得到罗章龙、李立三(二人都曾在1920年代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响应。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这是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1918年，毛泽东取《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通‘新’)民，在止于至善”之“亲民”，创立新民学社。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翌年1月，北洋政府派张敬尧率军进入湖南，在醴陵杀了上万人，毛泽东出面促成北洋军停火，湖南都督谭延闿与孙中山派来接管湖南的程潜兵败，张敬尧接管湖南，杨昌济赴北大任教，毛泽东同往，在北大任图书管理员。
1919年春，毛泽东回到长沙，任《湘江评论》主编，五四运动之际，毛泽东一面大力宣扬新文化与民主、科学精神，一面也不赞成全盘否定传统的倾向，而是强调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到了冬天，张敬尧治下的湖南风声鹤唳，毛泽东前往北京。翌年，湘籍将领赵恒惕发动兵变，赶走张敬尧，迎回谭延闿。毛泽东作文章:“划湖南为桃源……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也，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
1920年，杨昌济去世，毛泽东与妻子杨开慧(杨昌济之女)回到长沙，创办俄罗斯研究会，谭延闿聘请毛泽东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长。不久，在俄罗斯研究会的基础上，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创立。
1920年冬，谭延闿邀杜威、罗素等西方著名学者(实际上这是二人首次谋面)，以及蔡元培等中国著名学者齐集长沙，众人对湖南自治倾向多有赞许。同期，谭延闿组织一批学者士绅草拟“湖南宪法”。不久赵恒惕再次发动兵变，谭延闿下台，赵恒惕继任，为巩固自己地位继续推动自治。1922年，“湖南宪法”出炉，第一条为“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美国驻长沙领事将其与加州州宪相提并论。
1921年7月，毛泽东、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回长沙后在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邀请零陵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李达任校长，普及马克思主义，直到1923年被赵恒惕关停。
城头变换霸王旗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在广州宣布北伐。1926年，程潜率北伐军进逼长沙，赵恒惕下台。尔后，程潜所部进兵武汉、挥师南京，唐生智留守湖南，废除《湖南宪法》。
1927年3月，汪精卫嘱当时已是国民党军事部长的谭延闿在一块绸布上写下密令派人交给程潜，要他在南京截留逮捕蒋介石，共产党员林伯渠(临澧人)直接参与了武汉方面打算逮捕蒋介石的谋划，并亲往南京与程潜进行接洽，但程潜并未同意。蒋介石乘船到南京，程潜迎接，蒋介石有所察觉，拒绝上岸而直趋上海。9月，不满蒋介石的唐生智在汪精卫授意下宣布自立，蒋介石派程潜讨伐，唐生智宣布放弃自立，程潜重新掌管湖南。
1927年，湖南军官何键在蒋介石授意下发动针对共产党人的马日事变，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8月，以周恩来、朱德(朱德曾在云南讲武堂师从蔡锷，在蔡锷的影响下，朱德阅读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的著作，开始形成自己的军事思想)为首的共产党人与北伐军军官贺龙(桑植人，此战后加入共产党)在南昌起义，毛泽东与罗荣桓(衡东人)等人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1928年，彭德怀(湘潭人)在平江起义，几路军队在江西井冈山汇合。
1928年，蒋介石为了安抚桂系，任命李宗仁总管湘鄂，以白崇禧、程潜为副，程潜拒绝，被李宗仁软禁。翌年蒋介石与桂系反目，程潜欲在两方间调停，而何键拥兵自重，逼李宗仁下台。程潜前往上海，何键执掌湖南。何键积极配合蒋介石的“剿共”策略，处决了杨开慧、蔡和森等大批共产党员，并大力推行“读经尊孔”教育，一时间湖南风声鹤唳。1934年，红军在反“围剿”失利的情况下决定长征，在广西兴安至全州一线渡过湘江时，八万多中央红军在渡江后只剩不到三万人，战役后数日，那一段湘江水都显深红色。湘江战役无疑是中共历史上最重大的考验之一，湘江也因此更多了一层特殊意义。一个月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取得了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率领中央红军到达延安。在延安，宁乡人刘少奇开始凭借理论方面的建树展露头角。
抗战中的湖南
1936年，何键被蒋介石调离湖南，翌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暂时没有遭到战争波及的长沙成了各地逃难者的庇护所。1937年末，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抵达长沙，在此暂时休整，长沙彼时便成为敌后抗日宣传的重镇，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由田汉、廖沫沙(两人都是长沙人)主办的《抗战日报》，南开学生黄仁宇(宁乡人)从学校退学，成为《抗战日报》主笔。1938年10月，《抗战日报》解散，田汉、廖沫沙前往广西桂林，在那里与欧阳予倩(欧阳中鹄之孙、刘人熙外孙)成立剧社，排演抗战主题话剧。黄仁宇则投笔从戎，日后成为孙立人部队中的一员入缅作战。
1938年，日军攻陷武汉，进逼湘北，蒋介石下令实行“坚壁清野”，长沙守将在仓皇中决定服从蒋介石“焦土抗战”命令，于11月13日凌晨在长沙城数点放火。由于消防队和警察事先被命令撤离，消防车的水箱中也装满汽油。此时，不知真相的城内警备司令部见城外起火，以为是日军入侵的信号，便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油桶或居民的房屋。不多久，连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大火已无法扑救，只能宣布弃城，最终长沙大火延续五日五夜始熄灭，史称“文夕大火”，与重庆防空洞事件、花园口决堤事件并列为抗战期间国民党的三大过。由于焚城的计划是严格保密的，焚城的行动又是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故当火起时，留城的老百姓尚在睡梦中。及至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日军打进城来了。正准备夺路逃命，但烈火已经临门，大多数的街巷已被烟火封住。在拥挤和混乱中，三万多人遇难，5.6万栋房屋被焚毁。
1938年11月16日，蒋介石飞抵长沙，严厉斥责当地军政部门失职致使大火失控，翌日，周恩来代表中共赶到长沙处理善后事宜。大火没有毁掉长沙城的一切，不少老建筑“浴火重生”，得以保存至今，它们顽强地延续了长沙的历史。长沙先锋厅的钟楼（中山纪念亭）在火灾中幸存了下来，其他幸免的还有湘雅医院。始建于明朝的天心阁城墙一直被视为古城长沙的标志，天心阁也记录了长沙的历史、荣耀和屈辱。“文夕大火”之后，天心阁也成了一片残垣断壁、焦梁炭柱，1983年才在旧址上恢复了古阁的雄姿。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长沙在天心阁敲响‘文夕大火’警示钟。
1939年，10万日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兵临长沙城下，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薛岳领导40万中国军队，在装备不如日军的情况下，共毙俘日军2万余人，炸毁日军飞机20余架，粉碎了日军消灭国民党华中部队主力的企图。作战中，中国军队伤亡3万余人。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在欧战爆发后的十几天，当时正值波兰败亡、欧洲危急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会战中予10万来犯日军迎头痛击，引起欧美各界人士对中国局势的关注。
1941年9月，12万日军在阿南唯几指挥下再次攻击长沙，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中国军队在薛岳指挥下，共歼灭日军4.8万余人，击落飞机3架，击沉汽艇7艘，使其妄图一举歼灭国民党华中部队主力的计划遭到失败。第二次长沙会战发生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3个月。面对着德军的强大攻势，苏联战局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作战中虽然损兵折将，日军也一度攻进长沙，但最后日军还是撤出了长沙，中国战局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1941年12月，日军在阿南唯几指挥下再次进攻长沙，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中国军队在薛岳指挥下，在多处予敌重大打击，扩大战果，敌狼狈逃窜，至1942年1月，中国军队获得长沙数次会战以来首次全面胜利。此役，日军遭重创，被毙伤5万余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英等国军队于太平洋接连失利形势下，“长沙会战”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获得英国、美国等国政府和舆论给予积极赞扬和评价。就在同时，世界上26个反法西斯的国家在美国华盛顿集会，发表联合宣言。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作为四大强国，领衔在宣言上签字。1月3日，盟国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经罗斯福提名，由蒋介石出任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统一指挥在中国的美国军队以及东南亚越南、泰国的军队对日作战。罗斯福在第三次长沙大捷后的第22天给蒋介石发来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贺电，同时宣布再次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其后，他并以他夫人的名义，邀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不久，美、英政府便主动向中国提出，要废除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归还上海、厦门等地的公共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
1944年5月，日军动用悄悄从伪满和日本国内调来的强大兵力，由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坐镇武汉指挥，发起了长衡会战(中国称为第四次长沙会战和衡阳保卫战)。6月16日，日军向长沙城和岳麓山主阵地发起猛攻。守军顽强抵抗，但由于兵力部署上的失误，中国军队主力未能适时退守岳麓山阵地，部队隔江分阵，力不能支，日军以优势兵力攻破岳麓山阵地。城内守军被迫突围，抵抗日军直接侵犯6年之久的长沙沦陷。
但是，日军推进到衡阳时，却遭遇了顽强的抵抗。衡阳守军把以一个军的兵力，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顶住了日军几个师团的多次进攻，将日军整整阻挡了47天，使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终中国军队未能阻止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但仍然重创了日军，大量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为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军队1.7万人伤亡，日军三万余人伤亡。蒋介石在战后表示:“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衡阳)者，历时四十七日之久，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绩，而我中国有道德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为最著。抗战八年，战死疆场之英烈士，至少数十万人；而保卫国土，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数；但其对国家贡献之大，于全局胜败有决定作用者，为衡阳守军。”
1945年8月，随着失地逐步收复，日军逐渐萎缩，国民党部队在湖南也给予日军沉重打击。1945年9月3日，中国战区代表何应钦在湖南芷江接受日军代表冈村宁次递交的投降书，抗战取得全面胜利。
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949年，程潜在长沙宣布起义，湖南解放。此后，毛泽东曾多次回到长沙、韶山等地，抚今追昔。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湖南人在国家的建设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地方史在中国各地渐渐受到重视，并被当做吸引外地游客之法宝。岳麓山上湖南先烈的坟茔被特意标示，湖南作家和非湖南作家推出越来越多讨论湖南人精神与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之作，以曾国藩家书和著作为原料的鸡汤畅销全国。
在国学的热潮中，王夫之也受到相当的关注。船山学社旧址被翻修一新，匾额为毛泽东的书法，这里也作为“毛主席在湖南创办的自修大学旧址”广为人知。1996年，岳麓书局出齐了《船山全书》，篇幅比曾刻版长了一倍。而1999年，由湖南第一师范发展而来的湖南师大教师刊文将船山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联系，一如百年前有人称王夫之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就提出了《国富论》中的许多观点。
湖南地处内陆，在漫长的古代没有发生过多少举世注目的重大事情，亦缺乏引领潮流的人物。虽然出现过理学开山周敦颐，思想大师王船山，但总的说来人才之少寥若晨星。到了近代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谭其骧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近代湖南何以人才辈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湖南人的基本素质与特殊性格是人才蔚起的基础。
直到宋代，湖南的经济和文教事业才开始有了较大进展。长沙岳麓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建立，与江西白鹿洞、河南嵩山书院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经元末明初的战乱，湖南人口锐减，明洪武年间开始，邻省即大量向湖南移民。明清鼎革之际，湖南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清廷屡颁“召民开垦”的谕旨。于是大量移民进入湖南。谭其骧指出，到乾、嘉年间，湖南全省外来移民占人口总数的九成以上。宝庆府、邵阳县、武冈州、湘阴县、靖州等七个州县人口中移民占98.4%。移民主要来自闽、粤、赣、鄂、四川，而以江西为多。
大凡离乡背井迁往他方的移民，大都据有开拓意识和自力更生、勤奋创业的精神，由于移民的辛勤劳作，到康熙时，湖南水稻生产已有了较大发展，赢得“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从而为湖南经济的恢复、人口的增加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中的苗、瑶、侗及土家族长期相处，既有彼此争斗，亦有相互联姻。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移民，使湖南全省人口素质实现了更新，带来了移民所有的开拓精神与进取意识，加上与少数民族联姻，吸收了苗瑶等族强悍、刻苦的习性，从而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他省的特殊的民风：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尚气好胜，霸蛮任性。受这种民风熏陶的学子士人，也逐渐形成特殊的士气文风：质朴淳实，不尚浮靡，勇于任事，锐意进取，多带血性却又负气好胜。
湖南所特有的民风士习，被人称为“吃得了苦，耐得了烦、霸得了蛮”的“骡子脾气”。既有马的刚烈，又有驴的耐性。有了这种性格，种田不怕苦累，汗水换来收获，读书不怕艰辛，砚田笔耕，终有所成。
二、船山学与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
近代湖南人都体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这种精神是船山学的精神特质，可以说，正是船山学和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特质孕育了一辈又一辈近代湖南名人。
经世致用从人生态度来说，是一种入世精神，这种精神的人格化表现即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生命态度，勇于承担天下家国的重任，尽力解脱天下苍生的苦难，而不以一己私利为进退。
经世致用从人生价值取向来说，是追求内圣外王，修齐治平，退而独善其身，进而兼善天下。
经世致用从学术风格来说，是联系社会实际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知识，注重学问的现实操作性和实用性，注重知识者的生命价值与黎民百姓生活的联系。
一句话，就是树立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研究有关国计民生、日用人伦的实际学问，学以致用。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更是湖湘文化的一大传统。船山以降，湖湘学派始终以“康济时艰”“传道济民”为宗旨，多“留心经济之学”，努力付之实践。
魏源提倡经世致用，按照“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原则，将清初以来奏议文牍分类编辑，名曰《皇朝经世文编》，凡120卷，300多万字，于1826年出版。左宗棠自幼立下经世之志，自撰对联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书万卷，神交古人”。他乡试落第之后，潜心研究舆地、兵政、农学、水利等关于民生国计的学问，从而奠定了他日后带兵打仗、收复新疆和倡办洋务的学术基础。曾国藩早年也以匡时救世为己任，将理学与经世结合起来，将经济与义理、词章、考据相提并论，认为治学要四者并重。他在青年时代就提出：“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三、重教向学之风极盛，促使湖南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为湖南学士的成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中叶之后，岳麓书院成为湖南人才兴起的大本营。戊戌维新运动中，湖南成立时务学堂，成立一大批学会组织，成为培养人才和研讨学问之所。20世纪初，湖南大力兴办新式学堂，并渐渐形成了一师、长郡、雅礼、周南、广益、楚怡、明德等一批名校。重教向学之风，还促使湖南在清末民初的留学热潮中走在全国的前列。
四、社会环境与历史条件为湖南改天换地的军政人才提供了现实舞台。
湖南近代人才集中在军政方面，企业家甚少，根本的原因在于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急需有一个根本性的大变革，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接连不断，湖南军事政治人才的崛起刚好顺应了“乱世出英雄”的时代需要。
太平天国运动为湘军人物的崛起创造了机遇。湘军的成功改变了湖南人的职业观念，“人颇牧而家孙武”，许多青年士子乐于投笔从戎，建功立业。湘军时代延续了三十余年，甲午一战划上了句子。同时又成为湖南志士维新求变的契机。
20世纪初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奖励留学，湖南青年走出国门，随着反清革命运动兴起，湖南志士又可以在这个醒风血雨之中叱咤风云，成就反清革命和创建民国的历史功勋。
民国建立之后，政局依然动荡，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土地战争，抗日烽火，国共内战这一连串的斗争，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人才群的涌现创造了机遇。这批人物经历了比他们的同乡先贤更加长期、更加艰苦的磨砺，并创造了比他们的先辈更加辉煌的业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五、人才团、人才链的集聚效应。
发现和培养人才往往是从已成为人才的人从自己已熟悉的人中开始的，这样互相帮带，互相提携就形成一种人才链，逐步扩展，逐步增大，就会形成一个人才团。
在这方面曾国藩最为典型。他爱才、识才、举才、用才，使天下英才聚集于他的髦下。经他向朝廷举荐而得到重用的人才遍于五湖四海，几于不可胜数。他特别重视从同乡中选拔人才，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也注意从学生和亲属中选拔人才，此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现代湖南军政人才的大量涌现也表现出三个有规律的群体现象：
一是一个地方出现许多著名人才，形成了长沙、湘潭、湘乡、宁乡四个人才籍贯核心区域。浏阳、平江、醴陵等地也人才辈出。
二是一个家族或家庭培育出众多的著名人物，毛泽东一家革命烈士就有六个，蔡和森与向警予，李富春与蔡畅夫妇双双都投身革命。
三是湖南成批涌现出高质量的人才群体，高能为核，人才团聚，为中国贡献出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及科学技术人才，他们散落中国各地，矢志不渝地为了自己深爱的这片土地而奋斗。
衡山巍峨，洞庭浩渺，岳麓苍苍，湘江滔滔，任岁月飞逝无声，竟河山流转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百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前方的道路依然充满挑战。年轻一代带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从屈子、濂溪、船山以降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发掘新价值，俾使之成为福佑民众的灯火，更加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无论何时何地，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敢闯敢干的精神不老，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劲头不死。
九十一年前的秋天，毛泽东在湘江之滨，橘子洲头，写下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长沙》，毛泽东晚年曾将此词看做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篇作品——比《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及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别了司徒雷登》还要重要的作品——另一篇是《沁园春·雪》。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