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士出身制策不入”的“不入”怎么解释？

明月师对于“不入”的解释已经很到位，个人也支持脱漏“非”字的观点，因为前后所列两官均为“清”官，且后官更高于前官，刘后滨教授也认为这里的不入应该理解为这八个步骤之外的出身或官职不入八俊之列。对于原题，明月师的回答已经足够完美了。本篇回答算是偏题，谈一下对八俊之说的看法。首先提个意见，《唐语林》作“四曰监察御史、殿中丞不入” ，而《封氏闻见记》作“四曰监察御史、殿中不入”，从实际情况看应该作“殿中不入”，监察御史（正八品上）迁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上）较为常见，而殿中丞（从五品上）则不合适。

唐代文官迁转自有其规律，可惜没有如清代品级考一样的文献流传，明月师等大佬的回答已经点明了题目中原文出处，算是唐人留下的只言片语。孙国栋先生把旧唐书里所有迁转记录撸了一遍总结了个大概。虽然肯定还有不到位的地方，需要后代学者不断补充，但也可以作为重要参考了，本回答主要观点即引用孙的《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下称孙书）与刘后滨教授的《宦途八俊——中晚唐精英的仕宦认同及其制度路径》

孙书将唐代中央文官分为清望官（省部寺台监正长官与部分部门副长官）、清官（三省与秘书省等部门四品以下八品以上主要僚属）、普通官（其中最下由流外流入者，唐人常以“冗浊”形容）三类。而封氏所谓“八俊”，除进士出身为出身，校书、正字、畿尉为起家官，其余均属清望官、清官一类。

封氏对应的时代（主要为肃宗至德宗朝），孙书归纳了五类迁转路径，与八俊比较，有两种类似，具体如下。

可以发现，八俊有不太符合实际情况处（中舍甚少直入中郎，实际上初唐后就已经逐步以秘书少监等职位作为中舍和中郎间的过渡），也有不够详细的地方（没有反映唐代官制的使职化），甚至遗漏了一些情况（例如以大理评事入监察御史在初唐、中唐还不少），但大体反映了唐代中期最精英的一批官员最理想、迅捷的迁转途径。在孙书没有提及的出身方面，我们可以从一些唐代精英的迁转中找到例子。例如著名的诗人白居易，贞元十六年进士及第，贞元十九年以平判入等登第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应制举，登第授盩厔尉，元和二年即任集贤校理、年末入翰林院为学士。又如柳宗元，进士及第任校书，后应博学宏词为集贤殿正字，经蓝田县尉拜监察御史里行，因依附二王超擢礼部员外郎。从白居易、柳宗元的例子看，八俊之说也确实反映了最精英的文官起家路径。

只是唐人以五品为通贵，即使是精英文官出身，做到诸司员外郎、郎中也许不难，但这也是绝大多数官员的顶点了（诸司郎中一般与州刺史相迁转）。郎中加知制诰或中舍、给事已经比较困难，能以中郎入相的，即使在精英文官中也是少数了。

有趣的是，这种八俊之说逐渐影响了唐人的认同，例如一些不入八俊的出身、官职有可能就不被写入墓志了。如杜牧为牛僧孺作墓志，称其元和四年应贤良直谏科，诏下第一，授伊阙尉。但其实牛贞元十八年进士及第后，应该担任过非八俊的起家官，因此有学者认为隐而不书是为墓主增声望（参杨薇、刘卫武《唐代校书郎、正字任职经历对士子仕途发展的影响》）。如果不是八俊途径升迁的，还会遭到排挤。崔郢作为京兆尹，却被户部使夏侯孜侮辱：“若不曾任给、舍，京兆尹不合冲丞郎宴席。“六部丞郎不过四品而已，但是作为八俊显途（八俊遗漏的中舍与中郎之间的7.5层），却瞧不上未任给、舍（丞郎前一阶段）的从三品京兆尹，可见时人对仕宦经历之看重。

综上，封氏八俊之说确确实实反映了唐代中后期一种受到精英文官普遍认同的仕宦经历，不仅为唐代文官迁转提供参考，也可借此一窥唐代中后期精英文官的认同构建。

[1]孙国栋. 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2]刘后滨. 宦途八俊:中晚唐精英的仕宦认同及其制度路径[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56(6):93-103.

此段原出《封氏见闻录》，又见《唐语林》。按四库提要，作者封演自天宝太学生至贞元为“朝散大夫·捡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个人认为此处或缺使职）。与 @Chris Chou 看法不同，我认为这条路径并非是惯例，更不是固定，而是一个中唐时代（很可能是藩镇的）中层官僚心目中“直登宰相”的理想升官路径（即便大多数时候并不存在这样的升迁路线）。这条路径上的官职既“清”且“贵”，由低到高，只历七官便至宰相“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中书令”，即“不要历余官”。

这里的“不入”颇为难解，不过应非“跳过”必要任官之意。因为已讲明“此八者尤为俊捷，直登宰相，不要历余官”，为何还要跳过必要任官呢？个人看法可能是原文脱去了若干“非”字，即“进士出身制策不入”当为“非进士出身制策不入（八俊）”，强调一理想拜相路径当纯历此类清贵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