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尔佳·荣禄（1836年4月7日—1903年4月11日），字仲华，号略园， [1] [144]别号田舍主人， [147-148]满洲正白旗人，清代政治人物，主要活跃于光绪朝中后期。
- 全 名
- 瓜尔佳·荣禄
- 别 名
- 荣中堂 [16]
- 字
- 仲华
- 号
- 略园，别号田舍主人
- 谥 号
- 文忠 [3]
- 封 号
- 骑都尉兼一云骑尉（承袭），一等男爵（追晋） [3]
- 所处时代
- 清朝
- 民族族群
- 满族
- 出生地
- 北京 [15]
- 出生日期
- 1836年4月7日
- 逝世日期
- 1903年4月11日
- 主要成就
- 创建武卫军 [2]
- 主要作品
- 《武毅公事略》《荣文忠公集》《荣禄存札》
- 最高官职
- 步军统领、总理衙门大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 [23] [25] [34]
- 本 名
- 瓜尔佳·荣禄
- 旗 籍
- 满洲正白旗 [13]
清末荣禄及属下贻谷诰命道光二十年（1840年），荣禄丧母，其时又身体孱弱多病，幸得继母颜扎氏的尽心抚养。 [122]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荣禄父亲长寿被派往福建任职，荣禄一家随往，期间于次年（1842年），长寿还曾在浙江参与抵御英军入侵（鸦片战争），荣禄等亦留寓浙江，事毕仍赴福建。 [131-132]其后，长寿职务仍屡有调动，研究者认为荣禄等家人应亦随之多次迁徙。 [113]
咸丰二年（1852年），荣禄的伯父和父亲作为总兵在同太平军作战时双双战死， [13]同年十一月，荣禄由廕生被起用；十二月，承袭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之爵。咸丰三年（1853年），分至工部观政。咸丰七年（1857年），康慈皇太后入葬慕陵礼成，参与其事的官员得到嘉奖； [91]荣禄作为工部官吏（与陵工相关），亦获得恩旨，待补为主事后可优先升任为工部员外郎。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荣禄补为工部主事；八月升任工部员外郎。咸丰九年（1859年），荣禄又被调为户部银库员外郎。 [17] [37]
在当代学者马忠文看来，荣禄所隶属的满洲正白旗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地位较崇，任官机会也优于“下五旗”。他的祖父、伯父、父亲均曾统帅军队并战死疆场，受到朝廷的格外褒奖，咸丰帝明谕优恤，赞誉瓜尔佳氏为“世笃忠贞”。 [13]荣禄正是借着这种祖荫进入官场，并长期得到皇帝拔识。 [2] [8]尽管如此，另一位学者戴海斌则仍认为，荣禄家世出身难言显赫，又未走一般科举仕进的道路，其后续拔擢仍有赖于其参与“武”事。 [46]
咸丰十年（1860年），满洲权贵肃顺为排挤大学士翁心存而掀起户部官钱局案，荣禄也被牵扯其中。 [65]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帝去世。八月，荣禄因捐输军饷，获奖为候补道（据《清史稿》，当系直隶候补道 [49]）；十月，又充任神机营文案处翼长。 [48]据学者研究，荣禄在受到肃顺排挤后以开缺候选道员参加京城防卫，是出于时任军机大臣文祥的主持。恰在此时，两宫太后及恭亲王奕訢等发动辛酉政变；政变后，充任管理神机营大臣的文祥，援引荣禄投效营务，才使荣禄有机缘接近醇王奕譞，奠定他日后飞黄腾达的基础。 [8]（不过，所谓“荣禄因参加辛酉政变密谋而受到慈禧信任”的说法，已被史家批驳证伪。） [9]
同治三年（1864年），荣禄充任神机营全营翼长。同治四年（1865年），荣禄曾受命带兵镇压“马贼”，不久获赏副都统衔，并管理健锐营事务， [51]后又兼任神机营、健锐营马队的专操大臣，以及神机营威远队专操大臣。 [50]
同治五年（1866年），荣禄任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年末又调镶白旗满洲副都统。 [52]
同治十年（1871年）之后，荣禄除参与旗务外，并曾署工部左侍郎、补工部右侍郎、调户部左侍郎。同治十三年（1874年），荣禄兼署吏部左侍郎，后又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同年末（1875年1月），同治帝去世，荣禄自请撤销同治帝患病期间为冲喜所加双眼花翎及太子太保衔，获准。 [55]
荣禄去职，背后有政治斗争的因素，从官私记述及学者分析来看，一方面牵涉到沈桂芬与李鸿藻之间的“南北之争”，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内务府权贵之间的排挤倾轧”不容忽视。 [46]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1895年8月11日），荣禄以步军统领受兵部尚书之职。 [18]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1896年6月4日），授协办大学士。 [20]他刚上任，就发生御史胡景桂弹劾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一事（很可能是李鸿藻在幕后指使），荣禄被派到天津核实情况。经过一番实地考察，荣禄更加了解编练新军的必要性。离开天津时，他将有关查办结果先期派人送入京中，并为袁世凯辩护，盛赞袁世凯“血性耐劳，勇于任事，督练洋操，选拔精锐，尚能不遗余力，于将领中洵为不可多得之员”，使袁世凯逃过一劫。 [141]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荣禄曾会同刑部等查核上驷院赃案。 [43]十二月二十五日（1898年1月17日），荣禄疏请设立武备特科，于各省设立武备学堂； [38-39]并请求“广练兵团，以资防守”。 [40-42]
荣禄传统上对荣禄参与戊戌政变的叙事是：荣禄接到袁世凯告密的消息，此后秘密回京，策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这种说法，经史学家考辨，已被证明不可信。一般认为，告密者实为有意投靠荣禄的杨崇伊。 [95]不过，就现有史料而言，荣禄坐镇天津与京城满洲权贵庆王奕劻等策划训政的史事基本上是可以澄清的。 [9]在光绪帝任命林旭等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时，荣禄就致信林旭，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求弊下手，不在遇事纷更。 [67]政变后次年（1899年），荣禄在一封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认为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但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并以此评价政变事。 [92-93]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荣禄卸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授军机大臣，但仍节制北洋各军。 [25-26]八月二十六日（10月11日），慈禧授荣禄练兵钦差大臣，并指明由他节制宋庆、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所部及北洋各军。 [27]十月二十四日（12月7日），获准合宋、董、聂、袁四军及新募亲军联为一气，构成武卫军雏形。 [28]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1899年6月27日），武卫军编练完成， [29]此后，荣禄又陆续编练武卫先锋军、先锋队若干。这一期间，荣禄在光绪帝废立问题上，由犹豫转向反对。（一说，在戊戌政变发生、光绪帝被架空后，荣禄在支持慈禧训政的同时，已有保全光绪帝之位的打算。） [66]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1899年11月17日），协办大学士刚毅自广东返京，其后联合党羽对荣禄施压。刚毅批评荣禄所信任的苏元春，并指荣禄涉嫌贪腐； [102]他并借对康梁等海外言论的追论，使慈禧罢去廖寿恒的军机大臣之职，代之以赵舒翘， [104]冲击荣禄力图维系的原有政局。刚毅还联合赵舒翘尝试废除京师大学堂，荣禄力持反对。而后，荣禄又请求增设武备学堂，经总理衙门议准设于京师大学堂之下。 [103]此时，坊间已有传闻称慈禧太后将废黜光绪帝，载漪、刚毅、徐桐等亦蠢蠢欲动，慈禧太后实亦有此意，并要求荣禄参与。据陈夔龙等记述，在这种情势下，荣禄与李鸿章会面，询问其意见，李鸿章对废立之事表达强烈反对，并称外国驻华使节等亦持反对；荣禄将李鸿章所言转告慈禧太后，终于使之打消废帝念头，转为立“大阿哥”。 [105] [107]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1900年1月7日），李鸿章在荣禄支持下离京赴两广总督任，以远离是非之地。 [94] [106]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清廷宣布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 [133]一些礼仪场合亦以此“大阿哥”代光绪帝行礼。 [134]
《北清名胜》中的荣禄等晚清军政要员总体看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开始后，事态危急，和战两难，在使馆谈判问题上，载漪、刚毅等人也对荣禄有所支持。围攻使馆期间，董福祥也并未完全脱离荣禄的统辖。相反，京城陷落后，随扈西行的载漪、端王等人又开始排挤荣禄，百端阻止其前往行在，力图继续掌控朝政，最终在东南督抚策划下，荣禄才得以抵达行在。刘、张、袁等督抚还对武卫中军围攻使馆之事向列强进行声辩，期望各国不再追究荣禄。但是，抵达西安的荣禄，重掌枢垣，很快故态复萌，一切秉承慈禧之意，袒护载漪等人，又引起李鸿章等督抚的不满。《辛丑条约》的谈判就是在这种权力格局中逐步完成的。 [8]随着刚毅、李鸿章等人的病死，主战贵族的圈禁，荣禄在晚清国势衰颓之际达到了个人政治地位的顶峰。 [12]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日（1901年7月25日），荣禄受命管理户部事务。 [32]同年，支持刘坤一和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的变法主张。十一月（1902年1月），两宫回銮， [33]荣禄亦随扈自西安还京，加太子少保衔，转文华殿大学士，十二月二十四日（1902年2月2日），定为文华殿大学士。 [34]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1902年8月31日），荣禄嫁其女瓜尔佳·幼兰为醇亲王载沣之妻。此举源于慈禧太后指婚， [108]后幼兰生宣统帝溥仪。
晚年的荣禄，虽然主持朝政，但因病情日重，时常请假。经过庚子之变，武卫军惨败，妻、子亡故，荣禄遭受不小的精神打击。办事拖沓，因循依旧，任人唯亲，政以贿成，受到朝野的批评。这也是后来其历史形象不佳的原因之一。 [8]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1903年4月11日），荣禄去世， [90]遗折奏入， [89]清廷于同日赠其为太傅，赐谥文忠，晋封一等男爵。 [3]
荣禄参与晚清“实政”改革，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甲午战后参与军政改革。有学者认为，甲午战后，原本局限于部分枢臣、督抚的洋务运动，转变为清廷自上而下的全局性改革思潮，而荣禄编练新军的举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属于清廷“实政”改革的首要内容。（详见本词条“军事”部分。） [8]
二是荣禄在戊戌变法中扮演的角色。一方面，荣禄参与戊戌政变，扼杀戊戌新政，并因此受到康梁及史家的批判。从史实来说，荣禄通过策动慈禧训政，来达到中止光绪帝所立主推行的改革的目的，亦可坐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政变的主谋之一。 [8]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荣禄并不反对变法，只不过不赞成康梁的变法思路，主要是在推行变法的权力、步骤、内容等方面，与康梁不尽相同。荣禄认为“中国非真不可为也”， [63]关键是要有他认为的正确的变法次序。在政变后，他积极调和两宫，极力保护光绪帝，避免事态恶化，庇护新政官员，并继续维护和推动某些新政；他不仅练兵、筹饷，在保存京师大学堂等问题上与刚毅等的斗争一直持续，有限地维护了一些改革成果，对于荣禄的这些举措，亦不可一笔抹杀。 [8]
三是荣禄在庚子国变后的清末新政中发挥的作用。两宫避难西安时期，荣禄也达到了他权力的巅峰。清廷颁布明发上谕，宣布进行“新政”，在此问题上，荣禄有推动之功，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王朝已经面临末日，新政始终没有多大的进展。各省财政枯竭，行政拖沓，诸事毫无起色。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中央与地方关系日趋紧张，各地抗捐抗税活动此起彼伏，社会矛盾日益复杂。身为首辅，从中很难看到荣禄为扭转局面的努力。相反，朝野对他的非议却此起彼伏，或牵连庚子旧事，或与当时人事纠葛相关；而荣禄亦意志消沉，办事因循拖沓，未能对新政起到更多积极作用。 [8]
收拢军权
甲午战后，清廷以自强为名，直接掌握练兵大权，乘机将长期被李鸿章等汉族督抚把控的军权收归中央。这是荣禄逐步谋划完成的。从胡燏棻定武军易帅、袁世凯小站练兵，到戊戌年荣禄出督直隶、统领北洋各军，再到创建武卫军，自始至终，荣禄都将军权牢牢控制在手中。这是清季罕见的现象，明显具有满洲贵族加强集权的意图。尽管庚子武卫军的惨败使荣禄的远略未能实现，但是，中央练兵的机制被固定下来。后来袁世凯编练北洋六镇，也是在练兵处的统一规划下完成的。慈禧之后载沣等满洲亲贵排挤、打击袁世凯的目的之一，便是革黜其军权。由此看来，宣统时期的满洲贵族专权与荣禄的谋略是一致的。只是在慈禧和荣禄死后，孱弱无力的载沣、载涛等少年亲贵面对羽翼丰厚的袁世凯已显得无能为力了。 [2]
创武卫军
节制北洋期间，荣禄将麾下军队改编为武卫军，分为五部。 [7]
- 第一部称卫前军，由聂士成统领驻天津东北的芦台，防守天津及沿海。 [7]
- 第二部称武卫后军，由董福祥统领，驻北京东北。 [7]
- 第三部称武卫左军，由宋庆统领，驻山海关。 [7]
- 第四部称武卫右军，名气最大，由袁世凯统领，驻天津东南的小站。 [7]
- 第五部称武卫中军，系荣禄自建，并亲自统领，驻北京南部皇家游猎之地——南苑。 [7]
学者房兆楹将荣禄视为北洋新军的创始人。 [7]另一学者马忠文则认为，创建武卫军是荣禄生平最重要的功业，系荣禄鉴于北洋海军丧失、京津防卫空虚，为了捍卫京畿而采取的重大决策。但由于财政拮据以及朝局影响，在庚子事件中，武卫军并未能有效发挥抗击外来侵略的作用，更有甚者，武卫中军还乘机劫掠商民，造成恶劣影响，大出荣禄意料之外，也成为荣禄遭到世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袁世凯则在荣禄庇护下得以发展其力量，嗣后凭借北洋军阀的雄厚势力，成为影响民初政局的关键人物。 [8]
荣禄墓出土文物（含慈禧赐金葫芦）图版 [99]慈禧（并用光绪帝名义）：①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公忠亮达，才识闳深。由廕生起家，洊陟正卿，历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将军、总督，恪恭匪懈。擢登揆席，翊赞纶在，竭力尽心，调和中外，老成持重，匡济艰难。 [3]②已故大学士荣禄，翊赞纶扉，适在时事艰难之日，尽心经画，献纳周详，有为中外所不及知者。朝廷倚畀之殷，相须綦切······披览遗章，拳拳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追念前劳，曷胜怆恸。 [4]
夏曾佑：①戊戌、庚子二事，均以荣禄为谋主，荣禄之公忠亮达、才识宏深，亦于此时见之。盖所谓“公忠”者，非公忠于本朝，乃公忠于外国；所谓“宏深”者，非宏深于壮猷，乃宏深于奸计，洵为中外所未及知矣。 [87]②有言“自古以来乱臣贼子，未有如莽之甚者也”，以荣较莽，祸且十倍。君子以为天生此人，盖有故也。 [88]
何刚德：①文忠为昆师母之从兄，风度翩翩，饶有才干。②戊戌政变，文忠以直督入军机，从容弭变，保全实多。拳乱西行，趋赴行在，维持大计，煞费苦心，朝局赖以底定，厥功伟焉。丙午到京，惜不复见，为之怆然。 [129-130]
辜鸿铭：（前文提及英国前首相索尔兹伯理勋爵，即罗伯特·盖斯科因-塞西尔）同样，中国的荣禄也是满族最后一个不仅具有高尚品质、尊贵气派，和人们常可以从有教养的满族青年身上看到的那种温文尔雅，还具有宏大气度、一种“大人阁下”——大贵族威严的人物。目前，我在北京见到的最为出色的满洲贵族，甚至于现在的摄政王（载沣），也没有索尔兹伯理勋爵和荣禄身上的那种“气魄”。……然而，俾斯麦对于索尔兹伯理勋爵的看法，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荣禄。……无论是索尔兹伯理勋爵还是满人荣禄，都不曾自命为天才。……另外，索尔兹伯理勋爵和荣禄的血液里，都只仅有英雄主义和高贵品格，可以说是块好铁或贵金属，但是他们却并未努力，或因太过执拗与骄傲，不屑于去努力把自己血液中的贵金属经由智识修养的精致坩锅与文火耐心地加以提炼，事实上，他们未能将其血液中的好铁冶炼成纯钢。 结果，他们两个人，索尔兹伯理勋爵这个品格高贵的英国大贵族，与骄傲的满洲贵族荣禄——当他们在各自的国家处于危急的关头，而本人又负有最高责任的时候——两人都非但未能控制局势，反而听任局势的摆布。……中国的荣禄——正如有一天保存在武昌总督衙门的电报会证明的——他做梦也不曾想攻打外国使馆，更谈不上要将所有外国人都赶出中国去。要说正确和公正，外国人指责已故中国皇太后和荣禄处心积虑围攻使馆，要把所有外国人赶出中国，就好比指责已故维多利亚女王和索尔兹伯理勋爵在南非战争之前，阴谋发动布尔战争并吞并德兰士瓦一样。事实恰恰相反。荣禄尽最大努力，去抑制那些刺痛了自尊而发疯的满族王公们，保护在京的外国人，维护和平……实际上，像索尔兹伯理勋爵一样，荣禄听凭事态自由发展，漫无节制，直到外国海军发动猛攻，占领大沽炮台，他身上那骄傲的满族血液才占了上风。于是，他放开抑制之手，让端王带着疯狂的拳民、董福祥带着漫无军纪的甘军为所欲为。其结果，是华北骚乱一年有半，中国人民宁愿每年把干百万两白银送入外国国库。……这样，索尔兹伯理勋爵和荣禄一经考验，便表明他们正如俾斯麦所说：“只是一块看上去像钢的涂料石膏。” [143]
赵尔巽等《清史稿》：①荣禄久直内廷，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钜细，常待一言决焉。②荣禄屡参大变，文韶久达世务。鸿禨后起，参议立宪，终以失宠太后，不免放斥。唯之洞一时称贤，而监国摄政，亲贵用事，欲挽救而未能，遂以忧死。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尚何言哉？ [5]
房兆楹：老实说，荣禄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未曾想做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关心的只是个人的利益和地位，而非国家大事。······尽管1898——1903年，他本有可能在清廷内部起有益的影响，但他未运用他的权力促进国家的利益，也未能有助于统治集团的利益。 [7]
林敦奎：①在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荣禄善观风色，长于逢迎。②处此内忧外患局势下，荣禄实行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政策，但他也反对顽固派因循守旧、拒绝一切改革的短见，赞同洋务派官僚李鸿章等人的主张。 [97]
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称，同治帝去世后，相关诏旨按例应由军机大臣执笔，当时沈桂芬稍稍迟到，文祥受命主稿，又因病不能下笔。情急之下，荣禄擅自动笔，沈桂芬见状，心生不悦；荣禄亦知沈桂芬对自己擅动枢笔之举不满，亦作提防，二人遂生嫌隙。 [59]
据英人濮兰德、白克浩司记载，荣禄在光绪前期仕途不顺与他跟同治皇帝某妃子有染有关。大约在光绪六年（1880年）左右，此事被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举报给慈禧，慈禧来到这名妃子住所，查出了她与荣禄有染的证据，此后数年皆疏远荣禄。 [142]
陈夔龙、文廷式等人均记述了荣禄企图令沈桂芬外放贵州巡抚之事。据称，某年贵州巡抚出缺，两宫太后懿旨，着沈桂芬去。此旨一出，内外一片哗然，盖巡抚品级低于沈桂芬现职（沈桂芬时任兵部尚书，又是军机大臣），又系外放边地，此举罕见其例。军机大臣宝鋆等着力谏阻，太后心知众议难违，只得收回懿旨，令沈照旧当差。虽躲过一劫，沈桂芬仍心有余悸。他寻思：“穴本无风，风何由入？”由于怀疑这道懿旨与荣禄有关，沈桂芬请翁同龢替自己试探荣禄的口风。翁遂造访荣禄（另说是趁着二人因事共处时），当着荣禄的面痛骂沈桂芬，假装自己和荣禄属于同一阵线；荣禄信以为真，遂将自己如何从中运作和盘托出。 [61]据文廷式记述，荣禄系趁两宫皇太后厌恶沈桂芬之时，提出外放沈桂芬的主意的，且荣禄曾援引沈兆霖出任陕甘总督之事为两宫太后提供支持。荣禄还对翁同龢宣称：“一击不中，当徐图之。”（这次便宜他了，慢慢再找机会。） [62]沈桂芬从翁同龢处得知内情后，没有再给荣禄机会，设法让荣禄失去了要职， [60]而翁同龢与荣禄也由此交恶。 [64]
曾祖父：阿洪阿，曾任副都统。 [120]
父母辈：生父长寿，伯父长瑞，一并殁于在广西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事中。 [13]生母乌扎氏，在荣禄虚岁五岁（道光二十年，1840年）时过世； [122]继母颜扎氏， [123]诰封一品夫人，晋封一品太夫人，奉旨旌表，入祀节孝祠。 [123]
兄弟辈：同母兄长崇禄，咸丰元年（1851年）荫生，同年即卒；同母弟惠禄，幼殇；同母姊妹一人，咸丰八年（1858年）故，未嫁。 [121]
荣禄外孙溥仪像荣禄长女为礼亲王世铎子诚厚之妻；而贝子溥伦之原配为慈禧侄女，后病逝，经慈禧指婚，又娶荣禄侄女瓜尔佳氏为继室。更具政治意义的是，庚子回銮后，慈禧将荣禄幼女指婚给醇王载沣，后生育了宣统皇帝溥仪。 [2]
学者马忠文等认为，荣禄在晚清的崛起首先得益于其家世背景，而与宗室和满洲贵族结姻，也是荣禄维持和保障家族地位和本人权势的政治手段；迎娶萨达克氏、爱新觉罗氏及贫家女儿、侄女等等形成的联姻关系，是荣禄巩固其权势的有力保障。 [8]
- 奕譞、奕訢：荣禄在参与管理神机营期间，获得醇王赏识；其得宠于慈禧，也得益于醇王的推引；终其一生，在亲王中，荣禄与醇王的交谊最深。甲午战争爆发后，荣禄的仕途则离不开奕訢的支持。 [8]
- 奕誴、载漪：奕譞、荣禄与惇王奕誴的关系历来不甚融洽，这种积怨影响到荣禄与惇王之子、端王载漪的关系。军机大臣刚毅为了与荣禄对抗，也刻意攀附端王，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荣禄与载漪的矛盾。 [8]
- 世铎、奕劻：荣禄与世铎为儿女亲家，关系密切；与奕劻相处融洽，军事、外交各自分工，互不作梗。 [8]
此外，荣禄的仕途也得益于文祥及李鸿藻提携。马忠文并认为，李、荣交谊对晚清朝局影响尤大，李鸿藻死后，荣禄任用的汉员多以李氏门生故吏为主，如鹿传霖、吴重熹、张人骏、袁世凯、瞿鸿禨、张百熙等都出自李鸿藻门下。他判断，某种程度上，文祥——李鸿藻——荣禄是清季权力关系中比较清晰的一条人脉线索；相比而言，翁同龢与荣禄的关系则过于表面化，且时有暗中倾轧的迹象。 [8]
荣禄曾辑《世笃忠贞录》（2卷），该书刊行于光绪十二年（1886）前后，是荣禄兄弟等为宣扬祖、父两代而编辑的家史文献。他还为母亲撰有《诰封一品夫人先继妣颜札太夫人行述》。 [9]还有辞书著录称荣禄编有《武毅公事略》。 [80]
庚子事变中，荣禄位于菊儿胡同宅邸遭遇焚毁，生平文稿、典籍毁于一旦，造成其个人作品的缺失。后人对其作品的结集，主要有以下两种：
- 20世纪80年代，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系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档案馆的荣禄档案中选编整理，个别信函内容有所删节。该档案基本上是荣禄逃离北京至回銮以后病逝期间各地官员给他的公文、函牍等，其中也夹杂着庚子（1900年）四、五月间的零星信件。 [9]
此外，在一些图书馆、科研机构和私人收藏者也藏有零星的荣禄诗文、书信等文稿。 [9]
荣禄的《行状》《神道碑》《墓志铭》等多种传记资料，称荣禄系苏完瓜尔佳氏，为努尔哈赤麾下名将费英东之后裔； [13] [109-110]荣禄生前参与编修整理的祖父、伯父等的传记资料中，也有旁证。 [44-45]但是，《清稗类钞》记载，荣禄在户部尚书任上与苏完瓜尔佳氏的都统聊天，说自己姓氏中并无苏完字样，而都统亦认为彼此并非同一宗族。 [1]《清史列传》《清史稿》等官修史书中，也没有说明荣禄与费英东的关联。 [5]此外，荣禄的传记资料中，尚有《吏部复荣禄姓氏子嗣无凭查复片文》1份，不详是否与此有关。 [9] [111]
荣禄的生年，《墓志铭》记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112]《清代人物传稿》等称其生于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1843年3月19日）， [97] [114]《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亦持道光廿三年（1843年）生人之说。 [11]另有一些文献持道光十六年（1836年）之说。还有学者据《翁同龢日记》所载翁同龢向荣禄祝寿的情况推算，荣禄当生于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1836年4月6日）。 [11] [115]其实，荣禄生日有官方档案可查，如光绪十八年（1892）正白旗呈《荣禄等员生辰薄册》载，荣禄当年“五十七岁”，“二月二十二日”生，由此推算，荣禄生于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1836年4月7日）；所谓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生人的说法，系误传；而翁同龢向荣禄祝寿的时间，则可以作为官方资料的旁证。 [113]
荣禄的卒日，《神道碑》《墓志铭》记为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庚子（即该月初九，1903年4月6日）。 [116-117]但从荣禄的遗折来看，他是在该年三月十三日（1903年4月10日）病情加重，三月十四日（4月11日）完成遗折并奏入的。 [89]《申报》之报道、时人信函 [119]及《清史稿》之记载等亦证明荣禄系卒于三月十四日（癸巳 [90]，4月11日）， [118]当以这一日期为准。
荣禄从政，涉及晚清政治史的若干重要事件，一些史实及评价问题，长期为后世所争论。例如，荣禄在己亥、庚子年间的活动对晚清政局影响很大，学界研究的分歧亦多，盖因其所牵涉的人事关系复杂，私家记述彼此矛盾，论者各执一词，争议不断。 [9]实则在晚清当时，荣禄的所作所为虽不乏吹捧者，然亦已颇招物议，言官王鹏运还曾弹劾荣禄； [135]及至荣禄死去，清廷备极哀荣，而夏曾佑却在《中外日报》上公开发表《荣禄表微》等文，对荣禄予以猛烈抨击。 [87-88]如学者戴海斌所说，关于荣禄其人，无论生前身后、朝野内外，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既有污名化倾向的康梁宣传话语，也有被一些学者认为系出于辨诬目的而形成的《景善日记》这样的伪造文本；其中蕴含的“荣禄形象的流变与形成”的问题，亦值得学者思考与研究。 [46]
荣禄故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3号、5号和寿比胡同6号，为其出生地。后来荣禄搬至东厂胡同，此宅分割出售。 [15] [137]整个宅第分为三部分。西为洋武楼房，中为花园，东为住宅，住宅部分为五进院落，包括倒座、过厅、正房及两进家祠，截至20世纪80年代，原本形制已无法得知，倒座三间，过厅三间，均为灰筒瓦顶。正房三间，左右各二间耳房，为灰筒瓦硬山箍头脊，前带月台，三出陛，东西厢房各三间，亦为灰简瓦硬山箍头脊，均通以廊，门、窗及正房内部装修仍为清朝式样；第四、五两进，为其祠堂，五间北房，灰筒瓦硬山箍头脊顶，带走廊，已被与前院隔开，在寿比胡同单开一门，被用作煤炭部的宿舍。 [136]中间花园已全部拆除改用。西部已部分改建，所余旧宅部分只有一座两层西式洋楼。该宅已于1986年被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96]
荣禄墓位于位于北京朝阳门外高碑店乡西花营村的荣家茔地内。茔地原占地30余亩，周以围墙，南墙中间开门，门前有石拱桥；门内原有大型龟跌石碑2座；石碑北为坟墓。荣禄墓居中，两侧为其儿子、儿媳墓。 [98]1976年1月6日，考古队获悉该墓被毁，派人前往清理。 [99]该墓系三人合葬，随葬品多为金、银、玉器等，其中有重139.6克的金葫芦一件，上有双勾刻字“丙申重阳皇太后赐臣荣禄”，当系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荣禄所获慈禧太后赏赐。 [100]今墓址尚存，而墓顶已平。 [101]
《清史列传·卷五十七·新办大臣传一》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