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東京奧運疫下開幕 資本利益折騰社會

上周五（7月23日），東京奧運終於在一片爭議聲之中成功開幕，避免了重蹈1940年東奧被取消的不幸經歷。這次東京奧運可算是一波三折，首先是去年因為新冠疫情而被迫延期舉行，即使至今年夏天，新冠疫情仍然未見平息，東京確診的數字屢屢創下近月新高，停辦奧運的呼聲在日本國內此起彼落，最終在日本政府的堅持下才繼續舉行。

眾所周知，奧運除了能讓世界各地的運動員一展所長競逐桂冠之外，也是主辦國家展現實力與吸引力的重要機會，不少國家和地區都視能舉辦奧運為獲得國際社會的肯定。2008年中國成功舉辦北京奧運，便為國家爭取了不少的肯定。日本是先進的已發展國家，沒有任何人會質疑其在物質上有足夠國力去承辦一場有聲有色的奧運會，然而事與願違，一場百年一遇的疫症徹底推翻了這些美好期望，日本政府在資本利益的折騰下舉棋不定，失去應有的治理及判斷能力。

自去年全球爆發疫情之後，我們陸續看到以往大家認為最為先進與發達的國家在應對疫情時如何慌亂。包括日本及英美等國政府在保護經濟與控制疫情之間搖擺不定，抗疫毫無章法。即使是全球坐擁優厚醫療資源的國家，卻仍讓數以百萬計的人感染，數十萬人死去，當中不少是因為醫療設備不足而失救致死。

去年疫情爆發時，專家早就警告新冠疫症將會引起大流行，可惜日本政府似乎是掩耳盜鈴，對疫情不加預防，又堅稱奧運

將如期舉行。最終多國陸續因疫情而放棄參加，加上東京等大城市又出現大爆發，日本政府才不得不面對現實，宣布奧運延期至今年舉行。

日本雖然富裕先進 遇疫情卻手忙腳亂

然而，這一年間，日本政府在處理疫情與奧運之間仍是不得要領。執政當局既想辦成奧運，卻又沒有為此做好控制疫情的長遠規劃，只是在感染數字不斷上升時急忙封城，略為下降後便解除封鎖，然而，社會在沒有更好控制傳播的手段下解封，感染數字不久後又快速反彈。

結果，這一年多之間，日本只是反覆於宣布與撤去緊急狀態之間輪迴，相當於白白浪費了一年時間的準備。即使到了距離奧運開幕不久之前，日本當局對東奧的各種細節處理仍盡現不如人意的地方，例如對是否開放比賽讓觀眾觀賽就朝令夕改，為了討好贊助商，一時說容許上限一萬人入場觀看，但當疫情轉差，又改口稱閉門作賽。

日本政府之所以在對抗疫情上左搖右擺，無非就是國家施政被資本家所脅持，在極為短視的資本利益面前，執政者失去應有的立場，甘於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拿人民的性命與福祉作賭注。

資本家害怕經濟停頓會影響他們的收入，因此施壓政府要求解封，贊助商為了自己的利益，希望開放民眾入場觀賽。這些資本家美其名說如果經濟停頓太久，將致使大量民眾失業，甚至堂而皇之地說不能為了疫情而放棄經濟，然而，去年疫情的變化已證明這些短視的見解站不住腳。欠缺通盤計劃的抗疫方法對經濟造成更大的損失，反倒是同心協力控制好疫情的中國經濟表現更為出眾。

東奧當下的尷尬局面，既是天災，也可以說是人禍。百年一遇的疫情在東京辦奧運的一年爆發，那是天災的部份，一時之間難以應對也屬「非戰之罪」。不過，日本政府將延期一年多出的時間白白浪費，對疫情束手無策，甚至是疫苗施打率一直遠遠落後於其他先進地區，都是實實在在的人為失誤。

可以說，這次疫情與奧運為各國帶來了深刻的教訓：無論一個社會多麼富裕和得天獨厚，如果執政者面對問題時沒有好好發揮該有的功能，做好治理工作，那再多的資源在前也無法改變失敗的結果；反之，如果執政者能發揮好治理的能耐，即使面對不利的條件，也能扭轉局勢。

香港的執政者亦應該明白這個道理。香港雖有富裕的社會、成功的往績及優厚的特殊地位，但這並不足以保證香港長治久安。執政者必須明白，如果他們治理不當，一樣可以令香港「家道中落」，甚至最終好像西方所謂的「失敗國家」（failed state）般淪為「失敗城市」。

治理才是成功關鍵 深層問題不能逃避

要做好治理，執政者首先要擺正心態和立場，了解自己服務的對象應該是人民整體而非只有資本家。固然，人民的福祉不能無視經濟發展，正確有效地利用資本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這並不等於施政得向資本傾斜，甚至被資本所要脅。就以新冠疫情為例，短視地拿人民性命作經濟賭注又怎麼能稱為治理？執政者要有遠見，清楚怎樣的施治對社會整體最為有利，要平衡資本的要求和壓力，而非只是一味被其牽着鼻子走。

香港政府自回歸以來，施政一直倒向大資本家，無法惠及普羅市民，到了反修例示威及新冠疫症爆發後，社會所累積的深層次結構問題暴露無遺，諸如房價過高、社會流動階梯消失、貧窮懸殊不斷增大等。因此，說到香港的治理，首先是要化解深層次矛盾為先；而要化解這些深層次問題，又首先必須了解什麼是社會的整體利益。面對資本等既得利益者，政府要有自己的計劃和目標，在應該給予利益的時候給矛利益，在應該強硬的時候必須強硬應對。

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是，政府去年推出保就業計劃，前後兩期補貼已花費近900億開支，但多少資助落到有需要的市民手上？政府的計劃無視行業的需要差異，一些不受疫情影響、甚至生意「逆市」增加的企業也獲得資助，更在拿了錢後增加派息，令股東從中獲利。

又如上調最低工資、增加法定勞工假期等政策，政府往往也未能採納對打工仔較為公平的方案。歸根結柢，官員習慣了殖民地時代「普及」的遷就以至忌憚大商家的思維，而非以廣大市民的最大福祉為依歸。

當然，要打破這些關係並不簡單，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林鄭月娥等人先後上台都聲稱要改革社會，也確實推出了一些政策，但最終結果難以令人滿意。

日本首相菅義偉在回應有關是否繼續辦奧運時曾說「放棄是最簡單的事，但勇於挑戰才是政府的角色」。雖然日本堅持辦東奧明顯非因勇於挑戰，只是無可奈何，但這句話的意義仍然值得香港的執政者們細嚼。

過去很多香港官員對於香港存在的眾多複雜問題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又或只是作一些小修小補；高級政務官對現況得過且過，但求問題不在任內「爆煲」，可謂選擇了「最簡單」的方式。因而，要做好治理工作的第一步，香港的執政者就必須不再迴避難題，勇於將各種問題連根拔起。

香港既有不少先天的優勢條件，又有中央政府的支持，只要為政者敢於擔當地推動改革，定能走出當下的社會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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