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托派”是个很严重的字眼，甚至是用来骂人的?

一般在我国托派特指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以陈独秀为首的组织。

首先他们自己有组织，成员的问题：

刘仁静是个大胆狂言、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的人，他说他的文章能“独出心裁”，“不拘一格”，“有独到见解”，“具新奇内容”。尽管大家反对他，他说，“你们还早哩，再读几年马克思主义，才能领会我的正确”。他的大言不惭、妄自尊大的程度，大大超过陈独秀。他对一般托派认为连提问题的资格都没有，他常说“你的问题不是这样的提法”，使一般托派感到自惭形秽、渺小异常。
因未能当选新的托派中央的中央委员，梁干乔、刘英等人一气之下跑到南京投靠国民党，当上了军统特务。“战斗社”的马玉夫，对未能当选中央委员极为不满，跑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告密，1931年5月，托派中央被破获。托派九个执委被捕了五个，五个常委去掉四个，托派组织一时陷入混乱，濒于瓦解的边缘。

思想上也有一定奇特诡异之处：

对于某G先行激进的批评：

陈独秀在创刊号及第二期上先后发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关于所谓“红军”问题》。文章从西欧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出发，批评ZG领导农民进行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动，军队大部分是“土匪与溃兵”，其前途只能像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农民起义一样，“被统治阶级击溃或收买”（托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离开城市工人运动这个中心，而到农村去搞农民运动，尤其不能去搞“军事冒险”。否则，党就会蜕变成“农民的党”、“小资产阶级的党”，甚至“土匪党

但是自己的GM路线却十分软弱：

托洛茨基曾写过好几篇文章来说服他们。他以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以后，列宁主张参加议会斗争，并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参加杜马(议会)为例，说那时列宁是正确的，今日为中国提出“国民会议”口号，也是正确的，是符合列宁主义的。他安慰中国托派说，“国民会议”不是我们的战略目的，而是策略手段。中国大革命失败了，群众斗争情绪低落，这时不能进行武装斗争。“国民会议”是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一旦群众动员起来，形成革命高潮，我们就提出“苏维埃”口号，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共“建立苏维埃、建立红军”的指示是冒险主义，是没有前途的。当时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合唱，也写了一篇文章说工农红军是“流寇式”的，是站不住脚的。而中国托派理论家刘仁静则希望国民党用美国棉麦借款来搞一个“经济复兴”，借以复兴工人运动。

托派内部很快发生了分裂。以彭述之、刘家良为代表的一派，遵照托洛茨基的指示，认为中国抗战是“进步的”，对抗战采取所谓“保卫主义”的策略，即拥护抗战，但重点放在准备“推翻国民党政权”上，用战争来引发革命。　　

这种口激进实右倾也体现在抗战期间：

，郑超麟、王文元为代表的另一派，完全照搬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策略，即所谓“失败主义”。他们认为：“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无论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爱国主义都是反动的”。因为“所谓国民、人民、PEOPLE是不存在的”。

当时先后组织的「民众抗日自卫队」有三：一、那龙民众抗日自卫队，1944年冬建立，李伊人为队长，卢汉宗、卢裕卓为政治指导员。全队有80人，枪枝70支。二、金陵民众抗日自卫队，1945年春建立，托派宁广居和爱国人士罗日茂发起组织成立的，宁满道为队长，宁广居、宁耀东为政治指导员，有队员40人，枪枝50支。三、南宁沦陷，坛洛区政府解体，各乡抗日自卫队各自为政。为了团结力量对敌斗争，由托派李伊人、宁广居、同情者卢汉宗和教师卢显龙等十余人联名倡议召开全区各乡人士、各乡抗日自卫队联合会议，商讨组织「坛洛区民众抗日自卫联队」，得到各方热烈支持，遂于1945年2月成立，推选李伊人、潘馨比、宁满道、梁承礼为联队正副队长，宁广居、卢汉宗、卢裕卓为政治指导员。抗日自卫联队成立后，立即展开抗日活动，并配合政府军六十四军投入各种战斗，曾经进行过四次抗击日军的战斗。＜6＞

托派在中山四区三乡，曾组织了一支农民武装小队，由参加过1925-27年土地革命斗争的托派中央委员陈仲禧所组织和领导，力图以托派立场进行斗争，有成员十多人、一挺牛角机枪，几支长枪和短枪，赢得了当地贫农的拥护。日军占领中山后，这支农民武装与日军汉奸作战了多年，直到抗战结束前不久，陈仲禧在战斗中壮烈牺牲＜5＞，这支部队也就被打散了。

更别说联果反G的了：

反共顽固派部队“忠义救国军”第一支队长艾庆璋，奉命以“忠救军海南指挥部”（笔者注：海南是当时对杭州湾南岸地区的旧称）指挥官名义，率领“忠救军”1000余人，并纠集了金山、平湖、奉贤县抗卫总队和土匪武装王八妹等部共2000多人，先后南渡钱塘江，向我步步进逼，妄图将我军消灭在三北沿海狭小地区。10月24日，金山县抗卫总队总队长张立民率先头部队进抵逍路头一线。我逍路头办事处主任朱人元等主动携带实物去张立民部队慰问，共商抗日事宜，不料，对方竟然指责我破坏“蒋委员长的政令”，要我们退出三北。并继续向慈北地区进逼，捕捉我地方工作人员，捣毁我逍路头办事处和税收机关，将我被服厂抢劫一空，并且扬言：“

三五支队不退出三北，就赶他们下海”。

11月23日，三北游击司令部集中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1000余人于游源和樟树庙等地，进行自卫还击。28日晚，在姚北毛家三塘头歼灭张立民部一个排。29日，向周家路、登州街、小安街和草楼一线的顽军发起总攻。四支队、五支队夜袭草楼，歼金山县抗卫总队500余人，缴枪400余支，总队长张立民脱逃。

哦对了，托派同志回忆里面，张立民全家都是被新四军虐杀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联合大扫荡，情势险恶，立民他们向杭州湾撤退，预备了一条木船，由立民夫妇率领妇孺先行。哪知他们一上船，舱里冒出了新四军，不由分说，用大刀把他们砍了，立民夫妇、娄宣的太太和婴儿都遇难。宾之的太太和儿子尚在等船，没遭难。他和娄宣指挥反扫荡。娄宣继承了立民的职位（按《上海旧政权建置志》，接替张立民职位的人叫翟继真，1943年接任），扫荡过了，他把袭击立民的新四军捉了来，摆在海滩上，问他们为什么要杀害抗日的弟兄？为什么小孩也要挨刀？被俘的哑口无言。他开动机枪全扫了他们——娄宣亲口对我这样说。——《中国托派党史》第七章可信度嘛，看看该书上面的内容就大概有个数了：日军占领南京成立汪精卫伪政府。周佛海就听到了张立民的大名。把他捉到，要他投顺，张立民不肯投顺。周佛海就改用软化手段，给他住小洋房，两个便衣伺候，金钱任他挥霍。......一天，他乘两个便衣去吃午饭时，换了装逃走了。他逃上一辆雇好的送货车，乘木船逃走了。

但是中托风评被害不仅因为自己的原因，找找丅G对他们的态度就知道了。

要想知道托派，或者说中国特色托派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何不看看托派自己是如何看的？

论中国第三次革命中斯大林派胜利与托派失败的原因
——兼答彭述之夫妇



　　第三次中国革命（注1）胜利（就其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意义说）到现在，已经快24年了；但是据我个人所知，关于这次革命胜利的原因，尤其对于中共何以胜利，中国托派何以未能胜利这样的问题，在国际朋友中，却一直不曾有过充分研究和满意的解答。

　　愈来愈多的人同意：中国革命具有仅次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但是人们对于中国革命经验的注意和研究，却远远不及过去对于俄国革命所发生者。这实在是一件抱撼的事。

　　在过去20年中，中国托派曾经写过许多文章，谈到他们对于有关中国革命诸问题的看法。可惜因为文字上的隔阂，其中最大部份都不曾为外国同志所知悉。

　　彭述之因为有幸生活于国外较佳的环境中，更有幸获得一些外国朋友的帮助，以致成为唯一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能够将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见告诉国际朋友，能够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拿来和朋友们讨论。

　　但是非常不幸，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和他从中所吸取的教训，根本不能代表我们大多数托派的意见。他的许多意见是错误的，他的一贯立场是偏右的；而更为不幸的是，他对人对事的态度总是从个人出发的。他通过他的夫人，借用他夫人的名义，企图将整个中国托派运动的史实，虚构成一部彭氏个人“永远正确”的光荣史。

　　为了让人能正确地知道中国革命的经验，为了让国际同志能从这个经验中取得正确的教训，也为了让大家知道中国托派的可信的历史，我们必须设法打破这个言语的障碍，和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直接讨论一些问题。

　　在这一篇文章里，我主要将针对彭氏意见，讨论中国革命的教训，讨论这些教训和今后世界革命战略的关系。至于有关中国托派运动的真相，特别是以彭碧兰名义所写二文（《回顾我和彭述之共处的年月》与《中国在游击战问题上的真正教训》）中所虚构的事实，除了本文后面附录的几封信札之外，本文不拟涉及，我将以专文来另行讨论。

从一个事实谈起

　　要谈中国革命的教训，必先指出一个事实：当中国的第三次革命主要中共领导或控制之下，并且主要以军事斗争形式（内战），在1946-1949年期间，彻底击溃了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取得了最后胜利之时，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无一例外地，不认识这个事实的意义。他们不仅在事前与当时，而且在事后很久，都不能与不愿承认中国那时所完成的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

　　这实在是一个难于令人相信的事实。20余年来一直为中国第三次革命而努力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天天盼望着革命的来临，天天要促成这个革命，可是当这个革命真正来到时，他们却连认都认不得它，竟拒绝去承认它。

　　为甚么会发生这样奇怪的事呢？

　　一句话，由于革命者的思想大大落后于革命事变的发展。

　　第三次中国革命的来临及其胜利，无论就革命诸力量的结合说，就革命斗争所采取的形式说，或者就革命所经历的过程来说，显然都和国际托派，特别和中国托派长期以来所怀抱的许多见解和期望相违反。

　　依照我们的传统想法，中国第三次革命的主力必须是城市工人阶级，其斗争形式一定是工人与城市的劳苦大众在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领导之下，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配合广大农民的土地斗争，以此汇合成一股全国性争民主的革命巨流；其斗争过程则多半是革命先在大城市（特别是上海和南京那样的经济和政治中枢）中取得胜利，先推翻国民党的中央政权，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然后由它发动或联合农村的武装队伍，去和那被打倒而未被消灭的统治集团进行或长或短的内战。

　　这样一幅革命远景，深刻地形成在中国托派的心目中是由来已久的了。

　　可是后来事实上在中国曾经发生的却采取了如下方式：第一，将国民党的军政统治彻底击溃的那个主要力量，就社会成份来说，是农民而非工人。工人阶级直至革命军队在全国胜利为止，政治上始终消极，组织上始终涣散；第二，领导农民去取得胜利的，依当时我们之见，并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党，它们斗争的形式始终以武装斗争为主，以工人、学生和其它民众的种种斗争为辅；第三，革命的过程主要表现为长期区域性的内战，表现为地方性的革命政权和全国性的反动政权之间的内战，其结果是内战的军事胜利产生了全国性的革命政权，并非因全国性革命政权的建立而开展了内战。显然，这里的事实与我们的预见之间是极不相符的。

　　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发生、发展和胜利，既然与中国托派一向想象的方式和公式如此不符，他们当然要陷于深刻的矛盾中了。陷入这样矛盾中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要想从这个矛盾的痛苦解脱出来，唯有在下面的两条道路中选择其一：或者继续确认传统看法是唯一正确的因而拒绝承认客观所发生的事变是一种革命；或者，承认中共的胜利代表着革命的胜利，因而虚心检讨自己的立场。

　　当中共胜利之前与胜利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所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都选择了第一条道路。大家都坚持自己对革命的整套看法，都否认中国所发生的是一种革命。不过同中也还有异：在消极的否定革命这一点上虽然一致，但在积极地企图了解这个“非革命的”事实的性质上，却大不相同。粗略言之，可以说，曾经有过两个态度，三种看法。第一个态度是：不承认中共胜利是革命的胜利，但承认这个胜利使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郑超麟同志和我等等都采取这个态度）。第二个态度认为中共之战胜国民党，无论在那一意义上都不曾发生质的变化（彭述之等）。至于那三种看法呢，第一，认为新的中共统治代表着国家资本主义（郑超麟）；第二，认为这个新统治实际上在形成着一个新的阶级——一个集体主义的官僚阶级（笔者）；第三，认为新旧统治的更迭不过是以暴易暴，二者都是资产阶级性的。（彭述之）

　　郑超麟同志的国家资本主义见解，曾经发挥在一本小书中，直至1952年12月被毛泽东的特务捕去之前，他不曾公开改变这个主张。不过在1950年10月由笔者起草的政治纲领，以及1952年11月同样由笔者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超麟同志却都曾表示同意的，而这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则既已和“国家资本主义说”不符，也和“集产官僚主义说”异趣，因为它们都从一个前提出发，即都肯定中共所领导的那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是一场革命，我们基本上拥护这个革命。

　　笔者停留在“官僚集产主义”的解释上并不久。当我起草上述两个文件时，便已不满足这个新的观点了。首先在实践上，接着在理论上，发现了这个新看法的错误，我便公开承认这个错误，公开放弃了这个错误看法，公开说明我起初采纳和后来放弃的经过和理由，同时，我又公开检查了我们传统立场的正确与不正确的地方，并公开说明了今后中国托派应该坚持甚么和应该改正甚么。这一切都曾记录在1958年油印的“思想问题”中，这里不多说。

　　在客观事实的重压之下，彭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看法。大致说来，其过程如下：

　　1. 1950年1月，当中共军队不但违反彭所作的“必败”预言而节节胜利，而且已经在整个中国大陆完全打败国民党军队之时，彭宣布国共内战已到了“决定阶段”。对于中共建立的新政权的性质，他郑重地做了决议，说：“所谓‘人民民主专政’，或工农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实际上便是建筑在依靠农民武装的小资产阶级妥协基础上的，一种赤裸裸的邦拿巴特的军事独裁。此种独裁政权，不论将来再经过甚么‘人民代表大会’的伪装，其资产阶级的性质是决不会改变的。”（见1950年1月17日彭起草的“对中共统治中国后的政治决议”，加重圈是我加的——山。）

　　2. 1951年11月，彭开始看出中共的胜利“不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巨大的，甚至是划时代的事实，而且在远东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上都引起了深刻的变化。”他承认这个胜利是一种“畸形的革命”，承认“我们对中共之胜利地夺取政权是完全没有估计到的”；但他同时强调“在国内战争中，我党所采取的基本路线，对中共的基本路线，也是正确的。”“即在中共开始夺取政权后我党所提出的政纲（见1949年我党“致中共党员的公开信”及1950年1月我党中执委会员所通过的“对中共统治中国后的政治决议”）与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所通过的政纲也差不多。”总之，他强调过去的一切主张基本上都仍是正确的，特别强调他关于中共性质与中共政权性质的“正确看法”：前者是“农民小资产阶级性的”，后者则是“资产阶级性的”。（以上引文均见彭对国际书记处所作的报告。）

　　3. 1952年5月彭认为有“新的事实”使他相信中共已从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党变成为一个含有“双重性质”的党；中共的政权也已由“不可改变的资产阶级性质”改变成为“双重性质”了。（见彭对第四国际所作报告的“几点补充和修正”。）

　　4. 自从他指出“双重性质”后，便不再给我们指出那个“双重性质”如何变成“单一性质”的过程。在他以后的文字中，彭就干脆称中共为官僚堕落的工人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畸形的或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了。

　　彭对中国革命看法的改变，其态度显然与我们的大不相同。他所关心的主要是自己的“面子”，他苦心追求的是如何将事实扭曲来迁就自己的“一贯正确”因此，不管他改也好，不改也好，人们从他那里是得不到任何真实教训的。

我们传统立场中的第一个错误
——对中共性质的认识——


　　真想改变，真想把错误改变为正确，首先得老实与清楚地承认我们过去错了甚么。在主观的认识方面，依我之见，我们首先得承认我们以往对中共性质的看法是错了。我们不承认中共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而认为它是一个代表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这是我们一大串错误认识的根源。因为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无法解释何以中共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会坚决领导一支农民队伍；何以它竟能在革命的形势中坚决地以武装斗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统治被推翻之后，何以它竟能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更何以能实行生产手段的国有化等等带有社会主义革命性的措施。

　　我们过去怎样会对中共的性质有如此看法呢？这个看法到底错在那里？

　　彭述之说：这个看法源出托洛茨基，我们不过遵从他的教导罢了；至于那个看法的本身，他说，除非有人能举出充分的事实与“正确的理论”来说服他，他始终认为是正确的。

　　这里且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和理论。

　　说托洛茨基首先“判定这个党（中共）已由工人的党逐步堕落而变成以农民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彭所根据的是托洛茨基在1932年9月22日写给中国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

　　在信里，托洛茨基诚然说过：“中国的史大林派……从无产阶级那里跑到农民那里去了。他们担任了俄国社会革命党还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时代担任的任务。”他又说过：“党在事实上是和它的阶级脱离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说甲政党担当了乙政党的任务，并不等于说甲乙二政党代表着同一阶级的利益。说某一政党脱离了它的阶级，也不等于说它不再代表，更不等于说它永远不再能代表它的阶级。而更重要的，这通篇文章是在事先研究农民斗争发展后和工人阶级可能发生的关系。作者所着眼的主要是未来的可能，而非当前的事实。对于史大林派的看法亦然。所以托洛茨基在同一信中说：

　　“官僚的中央派和中派一样，是一个没有独立的阶级支柱的。但是在他作反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斗争时，不得不乞助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使他们和无产阶级作对。这样，两个共产主义的小派别，史大林派和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斗争，其本身将具有一个内在的倾向，转变为阶级斗争。中国革命事变的发展，会使这种倾向达到一种结局，就是史大林派领导的农民军队，和列宁派领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间的国内战争。

　　倘若，为了中国史大林派而使这样的惨剧实现起来，其意义将是这样，史大林派和左派反对派不再是共产主义的小派别，而变成了两个敌对的政党，因为各个的阶级基础已经不同了。”（以上的加重圈是我加的——山。）

　　上面这段文字极其清楚，托洛茨基绝对不曾断定当时中共已经是一个“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他十分明确地说中共是“两个共产主义的小派别”之一。“倘若”中国的史大林派在未来的反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斗争中，“乞助于右派”，“乞助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那末中共便不将是“共产主义内部的小派别，而变成阶级基础不同的敌对政党了。”这里显然是从假设的情形出发，显然是指出未来的前途。所以接下来托洛茨基说：

　　“虽然，这样的前途是不可避免的吗？不，我并不以为如此。”

　　可是彭述之却把托洛茨基有条件的与可能的前途硬说是对当时已经发生的事实的肯定了。

　　再说，托洛茨基这封信写于1932年9月。可是凡是稍稍知道第四国际历史的人都知道，一直要到1933年7月，托洛茨基才第一次提出要为建立新党与新国际作准备。在此之前，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不管是否已被共党开除）始终自认为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始终承认共产党（不管怎样堕落）还是能够由改良途径而回复到健全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组织。然则托洛茨基又怎能在1932年9月便断定中共已变成“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呢？

　　可见彭企图叫托洛茨基负起我们对中共认识错误的责任，显然是出于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曲解，不符事实。

　　至于中共在其长期的存在中（至少自1933年至1952年），是否实际上是一个代表农民的政党呢？在事后的检讨中，我认为不然。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思想问题”上谈得很多，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使我们倾向于否定中共之为工人阶级政党者，曾经为了两个情形：（一）1934年以后中共完全放弃了城市，将党的基础整个建筑在乡村农民身上；（二）1937年起中共对国民党在抗日名义之下实行投降，服从三民主义，改编红军，放弃阶级斗争。这两个情形，对于严肃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说，自具有决定意义。一个政党远离了工人阶级及其斗争环境，放弃了工人阶级革命的政纲，自不应再有理由称之为工人阶级的。但这只是抽象的与原则的判断。更确切些说，这只能作为原则性判断的假定。至于我们这个判断是否完全正确，那还得看这个政党的一些具体行为与具体实践。

　　“在过去，我们对于史大林党的性质的判断，似未能以具体事实考验那些比较抽象的原则判断。”

　　“今天我们在回顾中，我以为应该指出曾经被我们忽视了的几个事实：（一）中共之完全放弃城市，并非出于自愿，亦非依照计划，它乃是国民党反革命特务迫害所造成的结果。因之，我们不能把它看成为根据于以农民战争代替工人革命的一种新政纲的实现；（二）退到了农村的中共，在文字和口头上都始终不曾放弃过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联合战线的政纲，并且在事实上，他们在农村中继续发动阶级斗争；（三）1937年国共再度‘合作’后，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服从蒋介石领导，信仰三民主义。这本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在事实发生的当时，我们及时揭发了这个转变，并指出它愈陷愈深的屈膝倾向，这当然是必须的。但事后我们应该肯定，中共那次叛变，由于较复杂的原因（我们——代表马克思主义的一派——的揭发和批评亦为原因之一），却不曾走到它逻辑的尽头，幸而止于策略性的玩弄；（四）无论在“苏维埃与红军”时期或在“联合政府”与“八路军”时期，中共始终保持为一个严密的革命职业家的组织，其成员的吸收也始终不曾取消阶级性的限制。

　　“上述四个事实我以为是脱离了工人阶级、且有一时期曾经宣布自己信仰三民主义的中共，在时大时小的限度内始终还保持了工人阶级倾向的重大原因。”

　　我这样关于中共性质的看法的再检讨，与彭的方式完全不同。我是说，我们过去把中共看成为一个代表农民与其它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的判断只根基于抽象的原则，而忽视了具体的事实。因之我们应该在事后承认：中共在“时大时小的限度内始终还保持了工人阶级的倾向”，它还能算是代表工人阶级历史利益的一个政党，因之它能够利用第三次中国革命的形势，完成了一系列的革命胜利。

　　依据彭述之之见，我们过去把中共看成为一个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党是正确的。因此说中共的胜利决不意味着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胜利也是正确的，说由这个政党所建立的政权为“资产阶级性的政权”则更是“正确的”；但是后来，在客观事变的压力下彭不得不承认中共是一个工人政党，不得不承认中共所建立的国家是一种工人国家了。怎么办呢？要怎样才能既无害于“正确”而又能“修正”明显的错误呢？彭便借助于“事实”这个法宝。他举出了如下事实：中共在“两年余来确已增大了工人党员的成份，并在土改和反贪污等运动中加强了工人倾向……”以此证明中共之由一个“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政党“走向工人党”，也以此证明中共政权之由“资产阶级性”走向“双重性”，后终于走到了“堕落的工人国家”！

　　当彭列举这些“事实”之时，可惜不曾问问自己：两年多前这个同一政党以武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这个事实，为甚么不足以使他重新考虑中共的阶级性质？难道政权问题不是革命之最中心的问题吗？难道夺取资产阶级政权这个事实，不比革命发展中其它任何事实都更有决定性吗？

　　彭和中国所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一样，错认了中共的性质，可是他没有其它同志坦白认错的勇气，企图以偷天换日，“蒙混过关”的手法来修正补缀，结果造成了更大的思想混乱，无论对己对人，都达不到解决矛盾的目的。

中共胜利及原因

　　对中共性质的错误认识，不但使中国托派未能及时认识中国革命的胜利，甚至使我们中间不少人还见不到中共军事上胜利的可能。内战时期，他们一口咬定“中共必败”，就因为“农民党”领导的农民游击队是无法战胜资产阶级率领的正规军的。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预见”，也以彭述之所表示者最为突出，随便举个例，譬如在1947年1月出版的由彭主编的“求真”杂志上，有如下的一篇社评：

　　“关于共产党方面，它在军事上无疑已经遭受了不可挽救的严重打击：它在华北和东北已失去了重要的城镇和连路线，军队已经大大地被削弱了。它现时虽然仍能盘据广大的农村，不断进行游击战来破坏国军的交通网，威胁后者所据的城镇，消耗其实力—―但这一切都无法解决横在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共产党在军事上之不断遭受惨败，不但大大降低了它在政治上的地位，而且深刻地动摇了它的内部基础……这情形如果继续下去，也势必酿成各种各式的分化和倒戈，走到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的。关于这一点，很少有人指示，但敢于面对事实而懂得农民群众运动失败状态中必然发生的逻辑后果的人，是不难理解的。”（见“求真”，卷一第9期第2、3页）

　　彭既然连最不容争辩的军事胜利都会如此地视而不见，都会如此顽固地拒绝承认，那末人们当然不能期望他去研究中共所以胜利的原因，更不必期望他去作正确的研究了。

　　彭述之首次（也是最后一次）来探讨中共胜利的原因，是在1951年11月，即在中共完全胜利整整两年之后。他说：

　　“中共依靠脱离城市工人阶级的农民军对资产阶级地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胜利，是完全在一种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特殊条件下，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特殊条件配合下所促成的。”（见彭于1951年11月所作“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中文油印本第11至12页）

　　究竟是哪一些具体的“特殊条件”呢？彭告诉我们说，有如下四项：1.“蒋介石政权的绝对腐朽与自动崩解”；2.“美帝最后抛弃了蒋介石”；3.“中共的主观力量”；4.“苏联对中共的援助”。

　　这样的列举确乎是四平八稳，面面俱到，要啥有啥，一无遗漏了。如果是一位中学校里教现代史的老师，能够对中共何以胜利这个问题作出这样的“分析”，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可是，作为一个事变参加者，而且作为决心在此事变中夺取胜利的一个政党的领袖，在事前既见不到这些“特殊条件”，在事后则“客观地”以“条件的特殊”来为自己之未能胜利与别人之得到胜利作辩解，那就太不够了，甚至太不对了。

　　对于一个参加过事变的革命者来说，不应该宿命地指出并接受上述四个客观原因，便可以安心睡觉或大言不惭地继续“指导革命”的。假定他看到了这四个原因，首先他得问问自己，为甚么一同处在这样的“特殊条件”中，能够乘机崛起而摘取国民党政权那只烂果子的，是一向走着错路的中共，而非从来正确的托派？再，他得问问，美帝之最后“抛弃蒋介石”（其实一直到今天都不曾抛弃），到底是迫于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特别是迫于中共军事势力之锐不可当，因而决定停止徒劳的援助呢，还是相反，是因为美帝“抛弃了蒋介石”以致中共的军事形势由劣势变为优势了？第三，他得问问，中共“主观上”如果真的像我们从来所信，彻底投降了国民党，亦即是说，如果他在组织上与政治上都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怎么能够利用抗战机会而突然变成强大力量？再若中共不曾在长期间在武装革命斗争中锻炼自己，组织自己，它能利用有利的军事局势来击败蒋介石军队吗？第四，他得问问，苏联对中共的军事援助究竟是否在国共内战中起了决定胜利的作用？当时国民党所宣传的，例如苏联将取自关东军的全部武器给了中共，大量苏联专家与日本俘虏助中共作战等等是否可靠？假定这些宣传都属可靠（事实并非如此），那也得问问，如果中共不具有使用这些援助（包括武器与专家）的能力，又怎能因这些援助而取得战争与革命的胜利？

　　上述诸问题，彭完全不曾提出，或者提出了而没有给与答案。他只是指出了这四个特殊条件，藉以说明中共胜利之事属“非常”，因而出于“正常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预见”之外，此外就不再关心。换句话，说彭认为中共的胜利是历史上一个例外情形，因而不符合于“传统马克思主义预见”，而例外并不足以推翻一般法则，故中国托派（特别以彭为代表的）从来主张的全部传统立场，毋须因中共的例外胜利而作任何检讨。

　　这个态度非但可笑，而且是荒谬的。

　　不错，在“报告”的另一个地方，彭还说过如下的话：

　　“我们之没有能预见中共今天的胜利，等于我们和托洛茨基没有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史大林主义之特别扩张一样。我们的错误并非原则性和方法上的，毋宁说是过份坚持了原则，以致多少忽视了事变后发展的特殊条件，因而影响了我们策略上的及时转变，我们应当接受这一教训……”（见仝上引文第13页）

　　这儿总算“永远正确的”领袖也承认一点错误了，虽然他照例拉上托洛茨基来作陪，而且是在极有限度之内承认了的。他承认我们“多少忽视了事变发展的特殊条件”，又说我们未能“及时转变”策略——无论如何，彭总算在中国第三次革命中，就中共胜利与托派之未能胜利一事得出“教训”来了。但是遗憾得很，彭既未告诉我们为我们忽视了的究竟是哪一项“特殊条件”，也没有告诉我们未能“及时转变”的究竟是哪一个策略。只因为他没有作这样“指示”，以致他整个文章中唯一有点意义的两点也完全落了空，未能给我们以任何真实的教训。

真正为我们忽视了的一个“特殊条件”与“没有为我们及时转变的策略”


　　在彭所指出的四项“特殊条件”中，只有“中共主观力量”这一项确应特别重视而恰恰为我们所完全（岂止“多少”哉！）忽视了的。而我们在中国第三次革命中所犯的一切策略上的错误，无一不导源于此一“忽视”。因此，我们必须接受的教训也必须从“中共的主观力量”的研究上得来。可是在彭的文章中，我们看见，研究得最少甚至以为毋须研究的，正是这一个“特殊条件”。这个条件之所以会变得“特殊”，依彭之见，只在于中共这个农民政党及其控制下的农民军队，原该消灭而“事实上”亦早已在1937年前后消灭了的，却以时来运转，逢上了抗战，以致又“获得了大大的发展……形成一个巨大的军事力量吧了。”

　　如此这般来重视“中共的主观力量”那是半点教训也得不到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固然不会从彭的研究中增长一点知识，其它落后国家的革命者也不会因此而获得丝毫教益。这里的“特殊条件”既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客观的“偶然”而无关于主观的努力，还谈得到甚么教训呢？

　　要认真研究中共力量这个“特殊条件”，首先自得从中共的阶级性着手。不过关于这一方面彭和我们之间的所争之点，业已在前面详细说过，此地不赘。此地，我们谈谈“特殊”中之最“特殊”者，说说中共胜利与武装斗争的关系。亦即谈谈我们未能及时转变的一个“重要策略”。

　　自从中国第二次革命在1927年秋天失败后，史大林及其一派认为革命非但不曾失败，而且发展到“最高阶段”，发展到以武装斗争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了。结果如所周知，经过由瞿秋白与李立三先后执行的盲动政策，将中国革命失败后剩余下来的一点力量几乎摧残净尽，极度加深了全国范围内（特别在城市中）的反革命。

　　托洛茨基当时及时提出警告，并且在1928年10月，给中国革命者指出了继续斗争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政纲。他首先指出中国革命主要因为史大林——布哈林的机会主义领导而失败了。现在的局势绝对不是“革命不断高涨时期”，而是“两个革命的中间时期”。他指出，反革命虽然胜利了，革命任务（民主与民族的任务）却全未解决；这些任务在反革命时期将以民主斗争的方式提出来。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应该立即提出一个革命的民主政纲，提出召集秘密、普选与全权的国民会议的要求。我们要以全力为此一要求作斗争，由此去重新团结干部，重新与广大的工农和一切劳苦群众建立联系，并由此将反革命的局势逐渐转变为革命的局势。

　　在那一个时期内，以史大林为一方和以托洛茨基为另一方的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以及由此判断所提出的两种不同路线，究竟谁是谁非，历史早已证明得一清二楚，不需我们多说。

　　后来，由于中国农民革命潜力的深厚，由于中国国际国内的矛盾的复杂，由于社会、政治乃至地理上的一些种殊条件，中国的庞大农民，首先是受过1925-27年革命洗礼的南方农民，跟着城市革命失败之后，蜂拥而起，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斗争。同时在城市中则因资产阶级反动的统治在政治与经济上之趋于相当稳定，同时藉助于群众化与“科学化”的特务控制，愈来愈彻底地镇压着工人阶级及其政党。

　　在这样一个新的情势之下，中共在组织上逐渐被迫脱离了城市和工人，日益走向农民；在革命的战略上逐渐迁就革命的行动，逐渐形成一种长期武斗，以割据政权对抗中央政权，以乡村包围城市那条路线。

　　托洛茨基对于这个新形势密切注视，不断对它做出分析并及时提出意见。他对于“革命之在乡村中复兴”表示欣慰，对农民斗争的每一个胜利表示祝贺，并且衷心希望“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回光”能够和“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曙光”结合起来，但他非常严厉地批评史大林派“官僚冒险主义的罪恶政策”，坚决斥责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单靠农民游击队来争取胜利的幻想。对于当时已有巨大发展的“红军”，他用如下的话给我们规定了应取的态度：

　　“一方面我们拒绝承认武装农民队伍和红军是一个东西，我们亦不忽视共产主义旗帜之下掩盖着农民运动小资产阶级的内容的事实，在另一方面，我们却要完全明了农民战争的巨大的革命民主的意义，我们要告诉工人使它们明了这个意义，我们亦要以全副力量来和农民组织完成必要的军事联盟。”（见“中国革命问题”中文版183页）

　　在此时期中，史大林派所实行的与托洛茨基所指出的之间，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以托洛茨基一边为正确。不过时至今日，在回顾中，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方面说，至少有一点值得考虑，当我们的组织在1931年起直至1937年期间被国民党的特务不断破坏，以致力量逐渐被减弱到几等于零的时候，为了保存已有干部，吸收新的份子，是否应该于继续设法在城市工人区建立极度秘密的党组织的前提下同时到当时斗争性较高，统治者压迫较轻的农村去进行工作？是否应该真像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做到“至少在‘红军’若干最有力的武装队中有我们的人，以便与这些队伍共命运，以便密切注意这些队伍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且使左派反对派获得消息。”（译文据“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英文新译稿）如果真的这样干的话，那末等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中国托派力量是否会比我们事实上所曾有过的要强大得多？

　　如果我们将自己的人有计划地与有领导地派去参加中共领导的“红军”，或者，条件许可的话，甚至由我们独力领导一支农民武装队，这样干，我们是否投降史大林路线呢？不。这在基本的政治路线上是与史大林派根本不同的。首先我们坚持城市工人工作第一，纵使国民党的恐怖镇压消灭了我们在城市中一部或全部力量，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巩固城市工作，我们始终把乡村的农民斗争看成为以迂回方式来刺激和发展城市斗争的手段。其次，我们如果也从事农民武装斗争，政治上完全当作为国民会议斗争的一个部份，即是说，我们并不像史大林派的想法：要靠农民武力来建立苏维埃，而是要把农民的武装斗争，当作争取全权普选国民会议的一个有力手段。因此，我十分肯定的相信，如果在1932至37年期间，我们对农民武装斗争采取一个积极的与正确的（亦即真正符合托洛茨基来信所指导的）态度，那末一定会有一个更有力的组织迎接中日战争的新局势。

　　1937年秋天，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不但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局势，而且相当改变了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也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许多形式。最显著的一件事是：整个民族的生活与斗争都直接牵涉到战争中去了。一切问题都更为直接地靠武力来解决了。史大林党，不管政治上多么地荒谬、无耻与虚伪，但有一点却抓得十分紧的，就是利用战争局势来拼命扩大枪杆子。这一点连彭都承认的，他在报告中说：“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共的武装又在华北获得了空前发展的机会，尤其是战争末期及战后，中共的武装力量更获得了大大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前江西时代，形成一个巨大的军事力量。”这个“巨大的军事力量”，便是彭述之用以解释中共胜利的第三个“特殊条件”。

　　然则我们应该想想，如果我们当时并不将支持抗战仅仅限于“纸上谈兵”，而是切切实实，有计划与有领导地参加到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或者至少，如果对于事实上已经参加并已经领导了小部份武装队的同志（如山东广东的例子），加以思想上的鼓励与政治上的领导，那末，到得抗战末期及战后，纵然不能形成一个足以和中共抗衡的力量，但是至少不会像事实上所曾发生的那样：战时组织溃散，干部竟至饿毙（例如日军治下留在香港的寒君同志），对抗战无任何实际贡献，战后组织荏弱，对国共内战采取完全消极的旁观态度了吧。

　　彭说：我们“多少忽视了事变发展的特殊条件，因而影响了我们策略上的及时转变”，如果他这句话真有若干意思的话，他就必须指出：我们过去对中共武装斗争这个“特殊条件”是完全“忽视”了：同时，在事后回顾中，必须说明，我们至少与最迟在抗日战争发生以后，原应该“及时转变”我们对武装斗争的“策略”的。可是不幸得很，彭绝对不曾，也绝对不愿得出这样的教训。恰恰相反，他还要根据“中国的经验”，去“教训”处在同样局势中的落后国家中的革命者：“游击战争”的策略只能当大城市中暴动条件业已成熟，才能与才应该在乡村中应用，藉以帮助城市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当城市工人阶级起义的条件并不存在之时，游击战争或“武装斗争”的策略“不应该应用”。（见陈碧兰文，“国际内部讨论公报”第10卷第2期第9页）

　　彭这几句话如果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当人们还不曾看见南斯拉夫、越南、中国、北韩以及古巴等革命经验，那时，我相信没有人会起来表示异议的。但是事实很明显，如果我们承认上述各国的革命确是一种革命，而且还是社会主义性的革命，那末只要你是有眼看事实，有脑想问题的人，你总不能不注意到，有一种先于城市工人起义的在一个工人政党领导之下的农民起义确实发生过，它确实胜利了，而且还确实意味着革命之胜利哩。诚然，它们不尽符合于列宁所说的“起义三条件”，也不尽符合于托洛茨基关于农民起义的教导；但是归根结蒂我们要问，革命理论之可贵，到底在于它能从活的斗争经验中不断归纳出来，藉以指导未来的斗争呢，还是在于它一经确定，便不再需要与真实斗争核对，因而限制未来的斗争呢？

　　我相信，“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导”，它之所以能指导行动，同时也因为它在行动中不断证验之故。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也须作如此观。

　　托洛茨基关于农民游击战与工人起义的整个看法，过去正确，现在也还是正确。但是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革命经验后，我们却应该补充说，它是正确的，但不是唯一正确的。由于一些客观的历史的原因，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农民游击战（在一个具有城市工人阶级意识的革命党领导之下）可以先于工人起义而发生。这些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为的要武装自己，也可能经由其政党的活动，先在贫苦农民与一般贫民中开始组织力量，进行斗争。关于这一方面，我认为美国社会主义工党曾经做过一个极简单扼要的总结（注2），它说：

　　“在那由单纯民主要求开始而终于和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相决裂的革命道路上，由无地农民的和半无产阶级的力量来进行，为一个决心将革命推行到底的（政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能够在掘毁与推倒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政权的斗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中所吸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它必须被自觉地结合进殖民地国家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战略之中。”（见1963年“社会主义工人党”提出的“及早将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再统一起来”的声明。）

　　这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托洛茨基某一重要意见的正确补充。这样的补充，我相信，如果托洛茨基活到今天，他本人就第一个会这样做的。可是彭述之非但不会做这样的补充，而且将类乎此的补充一律称之为离开了托洛茨基，于是提出了他那响亮的口号：“回到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的世界革命运动的全部经验在彭述之的头脑里不曾留下任何印象——他确确实实没有“印象主义者”的丝毫嫌疑的！

论革命的“特殊条件”与“正常条件”

　　彭述之所以不愿与不能从中共胜利中得出有关武装斗争的重要教训，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中共的胜利只是历史上的例外情形与偶然幸运的结果，它与中共的政策政略，特别与它武装斗争的路线毫无关系，所以说不上从中吸取任何“教训”。中共的武装斗争，据彭说早已在1937年彻底完蛋，后来只因刚巧碰上了日军侵略的“特殊条件”，再后来刚巧又碰上了世界大战这个“特殊条件”，战后更刚巧碰上了国民党彻底腐败的“特殊条件”，最后又刚巧碰上美国放弃援助国民党，苏联愿意援助中共这两个“特殊条件”，以致原本早已消灭，早已“不可挽救的”中共的武装力量，居然出乎“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预见之外，“死灰复燃”，变成一个“巨大力量”，居然把国民党的政权打败了。这一切依彭氏之见，都是“刚巧碰上”的，绝对不能将一丝一毫的功绩归之于中共长期来从事武装斗争的政策，绝对不该将它看作一种“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中所吸取的教训之一”，更不必说自觉地把它“结合进殖民地国家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战略之中。”非但不能这样做，而且依彭氏之见，还应该把帮助中共获得了胜利的武装斗争看成为侥幸赢了钱的赌博，我们非但不该因某人之赢钱而推重赌博，而且要十分严厉地斥责这种既败德又冒险的行为！

　　彭述之只能认识，因而也只能容许一种革命，它是在非“特定的历史阶段上”，并且在非“特殊的条件”下所促成的。但是历史上真有这样的革命吗？我想是没有的。从来一切革命，无一不是“特定的历史阶段上的特殊条件”的产物。那末为甚么彭会以此作为理由来否认中共胜利的革命意义，更以此作为理由来拒绝从中共胜利中得出教训呢？这里主要应该从彭的有机的机会主义的思想中寻取解释的。

　　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有一类人，他们自称是最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们坚决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某一国家内部生产力发展到与生产关系绝对不兼容的地步，然后才非常自然地发生出来。依照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来临，完全是一个自然过程，它跟母亲生孩子一样的正常。只要条件具备，自然瓜熟蒂落。其间不需甚么人为的干预，一干预反而会变得“特殊”，反而把革命弄得不“纯粹”了。

　　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当年不承认俄国的十月革命，最大理由便是说那革命不是正常的与自然的产物，而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条件所促成的”，说它刚巧碰上了世界大战，刚巧碰上了俄国沙皇政府的彻底腐败，刚巧碰上了英、法帝国主义不能援助克伦斯基，又刚巧碰上了德帝国主义愿意帮助列宁归国，总之，刚巧碰上了这些千载难逢的良机，才使布尔雪维克取得了胜利。所以他们说，这不是革命，更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兵士作乱”，是“武装的农民造反”！

　　依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之见，真正与正常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发生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除此以外，其进行的方法也大有关系，它必须通过合法与正常的议会斗争。如果不通过议会斗争去赢取革命的胜利，那便是靠“特殊条件”去进行革命了，即胜利了也不能算数的。

　　当然，彭述之是“不断革命论”者，他不会赞成考次基式的“正常革命论”。但是，教条式地、死硬地，食而不化地记住（其实是曲解）导师们的某一论点，闭目不看历史的真实发展，书呆子式地命令事变来迁就他心目中的“正常方式”；一旦发见事实与他们的方式不符，便斥之为“特殊”，因之不予承认，并进而顽固地加以反对——在这一点上，彭述之和考次基并没有甚么不同。二人还有一个多少相似之点，那便是对于民主议会的作用的看法。换言之，便是对于民主议会的迷信。

　　不过要谈这个问题，请允许我略略回溯一下中国托派内部关于国民会议口号的争论。

对于国民会议的两种看法

　　上面说过，自从中国第二次革命于1927年失败之后，当时篡夺了共产国际与联共领导的史大林派宣布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号召群众起来暴动，以便建立苏维埃政权，结果招致了更惨重的失败，大大加深了反革命势力，大大削弱了共产党的力量。托洛茨基针对这个情形，于1928年10月，在批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错误路线的文件中，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权普选的国民会议”口号。中共的政式领导跟在史大林之后，排斥了这个口号，斥之为“取消主义的立场”。一部份中共的党员接受了这个口号，并为了其它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与中共中央对立，后来被党开除，与中国早已存在的托派青年联合起来，组成了中国的“布尔雪维克——列宁派”。

　　因此，接受国民会议作为中国革命党在那时以后的中心政治口号，乃是中国托派初期团结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正是在这问题上，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内部发生了最初的理论争论。

　　同样是接受这个口号，但凭以接受这口号的理由是不同的，甚至是从相反方向出发的。有的人从右边来接受它，有的人从左边来接受它。因而接受这口号的人的目的也完全不同：有些人认为，我们为国民会议斗争，就是要为中国议会制的前途而斗争，因为据这些人说，议会制如果实现，无论如何总比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好，对革命更有利；另有一些人说，我们提出并且为国民会议这个口号而斗争，最重要与最迫切的作用是要在这个斗争中重新团聚群众，重新建立党，使群众从失败中振作起来，在争取民主（包括民族）权利的斗争中，走上中国的第三次革命。简言之，有的人之接受国民会议口号，主要为的要实现中国的议会制前途；另一些人之接受国民会议口号，主要是将它看成为反革命时期动员群众与团聚群众的一个革命策略，使他们再度走向革命，并终于走上第三次革命。

　　代表前一意见的是刘仁静，以及另一些比较年长的党员，拥护后一见解的主要是年青托派，笔者也是属于这一边。对于这个争论，彭不曾参加（至少我记不起他有甚么特别的意见），我不能说他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但是就以后长期间彭对于这个口号的提出与运用来判断，他是从右边来接受口号的。因为在他所写的有关国民会议的文章中，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共内战时期所写的文章中非常清楚地表示出来。在他所编的《求真》杂志上，凡是谈到国民会议，总是和国共“停止内战”这个要求联在一起。他总是以“人民”的名义，斥责国共两党“不顾一切地继续进行极惨酷的内战”，要求立即停止这场“毫无出路的，日益陷人民于水深火热的国共混战”，要求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中国当时所面临的一切问题（见《求真》第一卷第7期，彭作：《论国民会议》）。在这里，彭一方面否认国共双方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另一方面把国民会议当成万应灵丹，其结果，至少在客观上是帮助了最反动的国民党及其宪政欺骗的。

　　彭述之对国民会议口号之最清楚的表现，亦即最清楚地表现出他之极右立场的，乃在于这个事实：在1950年1月，即在中共全面胜利之后半年，彭在我们前面一再引述过的他所起草的《政治决议》上，还把“召开国民会议”列为“九大政纲”之一，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口号并排提出来。这种做法固然由于他那“革命尚未开始”（依彭氏之见，革命要在1951年11月才“开始”的）的认识，但基本上还是因为他相信革命只能通过国民会议斗争而不能经由武装内战的机械想法。

　　其实这里彭述之是直接违反了托洛茨基的意思的。托洛茨基给当时的中国革命者提出国民会议，并非要以“和平合法斗争”来对抗武装非法斗争。他是要拿这个总的政治口号来统率一切斗争，连农民的武装斗争在内。可是照彭述之和其它右倾的托派之见，为国民会议而斗争，就是要进行合法的和平斗争，就是要根本放弃和排斥武力斗争。当初托派内部为国民会议口号而争论的时候，托洛茨基曾经在一封信里专门说到过这个问题，其中有如下的话：

　　“……而那为民主主义的斗争，却正是造党的一个必要条件。国民会议口号可以把各省分散运动及暴动从政治上统一起来，且造成共产党结合的基础，而使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的全国的首领。”（见1930年4月2日托氏《致中国反对派》的信。加重圈并非原有的。）

　　这里把国民会议口号和“各省分散的运动及暴动”的关系说得再清楚没有了，可惜这个极重要的指示未曾为当时的托派所注意，而更不幸的经过彭述之等人的解释，国民会议运动竟变成为和武装斗争完全对立的政策了。根据这种解释，只有从国民会议斗争中生长出来的群众运动才算是“正常”的革命，由农民武装斗争所促成的反国民党的“内战”及是“特殊条件”，它算不得革命，甚至是违反革命的。这一导源于对国民会议斗争之错误理解的立场，乃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特别是彭述之，不能认识中国第三次革命，拒绝承认它为革命，并且在长期间对它采取荒谬态度的原因之一。

　　史大林——毛泽东主义者在中国第三次革命准备时期内所犯的一个最大的政策错误，决不在于他们长期间进行了武装斗争（非但不是，而且还应该说是他们，特别是毛泽东的功绩呢），而在于他们长期间排斥了以国民会议口号为中心的民主斗争。由于这个缘故，他们长期间陷于无中心政治口号因而是盲动瞎斗的困境中，陷于深深的“孤独中”（毛泽东语），遭受了一连串严重的挫败，甚至在一个时期陷于频于消灭的险境；等到后来，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决心改变政策，决心采用国民会议口号的时候，则又跌进了另一个极其错误的十足投降的泥淖中（接受国民党领导，信仰三民主义，倡议联合政府等），也几乎弄到被消灭的地步。幸而他们紧抓“枪杆子”不放，又发动了土地改革运动（当然再配合其它的“特殊条件”），才算把命运扭转，在三年的内战中将国民党击败，完成了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初步胜利。

　　依照彭述之的意见，中共的最大错误是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不仅在当年，而且在事后，在中共胜利之后22年，他还是认为中共原不应该拿起武器的。如果他们不去夺取武器，如果依照他的方法去进行国民会议的斗争，那末据他说（这次是借用彭夫人的名义说的），那末中国革命早在30年代便可以成功，而且代价远较便宜（用不着牺牲“十万战士”的生命）。在他列举出来的连串“如果”中，几乎无一不是令人失笑的，我不想在这里和他作无聊的假设性的争辩；不过举出一两个例子还是值得的，譬如他说，如果中共不进行武装斗争，那末“〔中共〕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秘密武力（例如贺龙与叶挺的军队以及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同情者）便不会被消灭”，而且“各派不同的国民党军阀也不会被驱使去组织成一条以击败中共游击队为共同目的的联合战线了。”（见《国际内部讨论集》第1卷第2期第8页）。如此妙论，实在不像是一位革命者说出来的，它应该写在一位中学校天真女孩子的作文薄里的！这是“不反抗便无压迫”论之最肤浅的应用。

　　一个革命者批评或辩护一条革命路线，绝对不应该将自己置于局外人地位，而是应该设身处地。彭所说的一连串“如果”与“那末”，甚至还不必设身处地哩。因为他作为领导人之一的中国托派，在整个30年代与40年代不正是按照了像他所假定的路线努力了的吗？结果如何？我们的整个组织与领导，绝不是因为从事游击战之故，却在事实上给国民党的法西斯式的特务破坏净尽，如果不是根本消灭，至少也是濒于消灭的了。我们无论在反革命猖獗时期，或抗战时期，或战后内战时期，非但都不曾取得胜利，而且连较大的政治影响都不曾发生过，这到底是甚么缘故呢？我们是“依照了托洛茨基指示的路线”办事的，我们为革命的民主政纲而斗争，可是为甚么没有像彭所假定的那样，在30年代便打倒国民党？是否托洛茨基所规定的民主斗争政策错了？绝对不是，因为事实证明，中共的惨重损失及其迂回屈折，主要因为首先拒绝了然后又误用了国民会议这个口号。

　　然则，根据彭的逻辑和想法，托洛茨基的正确主张若由中共来实行则早在30年代便能取得革命胜利，而中国托派一贯执行了这条同样路线，却不但在40代都不曾胜利，终且遭到了失败，其原因只能从路线执行者的贤愚，只能从毛泽东们的能力高强与中国托派领袖之无能幼稚来解释了。彭述之愿不愿意接受这个解释呢？

　　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是不对的，至少是浅薄的。正确的解释应该是我们执行了托洛茨基的正确路线而未能取得革命胜利，主要因为中国托派的领导者们，很不正确地将为国民会议的民主斗争简单与农民武装斗争对立起来，而不是将此一斗争当作国民会议斗争的组合部分，换句话说，我们不曾正确地将二者结合起来，而只是简单排斥了农民的武装斗争。这个错误不应该由托洛茨基负责，因为他曾经及时给我们指出，要用国民会议口号“把各省分散的运动与暴动从政治上统一起来。”

　　总上所述，从中共的胜利与中国托派的失败中，在政策上，至少有一个教训必须得出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一个代表工人阶级的革命党，为要动员，团结，并领导广大城乡劳苦大众去进行推翻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统治，必须首先采取革命的民主政纲（以全权国民会议口号为中心的一切民族与民主的要求），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斗争中，特别要防止“和平议会斗争”的幻想，要随时注意反动派“法西斯式”的武力镇压，因而要随时准备取得武器，藉以武装自己，并且在客观情势需要时，在条件许可时，要有决心去领导农民与半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使这斗争成为我们实行革命民主斗争的一个有力部分，使这个斗争终于能夺取政权，展开社会主义性的革命。这样的教训，与彭所提出的教训恰恰相反，可是我相信，它在某一程度内，对于今天拉丁美洲（和亚非二洲）的一些国家，是大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