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源：國土規劃　沒有特效藥

他永遠是鎂光燈追逐的焦點。

即使離開台北，到了遠在國境之南的屏東，車子都還沒停穩，攝影機就蜂擁而上，追著內政部長李鴻源問清境農場民宿濫建的後續發展。

而當天，報紙頭版幾乎都是清境那高高低低、疊起紅色長龍般屋頂的空照圖。斗大的標題寫著「李鴻源：一三四家清境民宿，僅四家合法」。

他堪稱是內閣中的火線人物，一言一行都受到矚目。

內閣中的「火線人物」

行政院長江宜樺一席話：「行動並不是任何一個人，像英雄式的往前衝」，媒體記者旋即打爆當時遠在台南的李鴻源手中電話。「只要離開台北，都很開心，」他的一句玩笑話，隔天又成為報紙標題，藉以突顯前後任內政部長的矛盾心結。

擔任內政部長後，他的民調支持度和各部會首長相較，始終名列前茅。

不論走到哪裡，身邊都圍繞著要求合照的人群。「慢慢來，沒問題，都拍得到，」這一天回到母校成功大學，擔任「成功學堂──大師傳承」主講人的李鴻源，中場休息也不得閒。從學生到高階經理人一個個排隊，身材高瘦的學務長林啟禎也趁機插花。

習慣穿著白襯衫、繫條美國西部風的波洛領帶（Bolo Tie）的他，在南台灣的艷陽下，曬得臉紅通通，卻始終面帶微笑，神態自得地和人或是肩並肩、或是搭著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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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識別度很高，大家都認識，每次要求拍照的人都很多，」一旁的幕僚搖頭補充，他都來者不拒。

從在省政府時代，曾任水利處長的李鴻源，就是眾所周知的「水利專家」。如今，他不但是國內首位擔任內政部長的工程師，更被委以國土規劃的重任，這也是攸關台灣的百年大計。

「我是邊做、邊學習，邊找方向，」李鴻源回想去年二月從工程會主委，被指派為內政部長，「起碼我先做第一步，把球丟出來，為國家做三十年後的土地利用規劃。」

從他手中，開始拋出一個又一個球。他從最熟悉的防災角度切入，整合水利署的淹水潛勢圖、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的土石流警戒圖，以及經濟部地質調查所的敏感區位圖，由營建署整併為災害潛勢圖。

用科學避災、減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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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慢慢深化資料、設計出全國七八三五張防災地圖，代表全台灣每個村里部落，在遭遇天然災害時，都可以依據地圖進行疏散避難。

在蘇拉颱風過後，他到當時受災慘重的花蓮秀林鄉，問一個村長如何連夜疏散撤離三百多個村民？「因為有防災地圖啊，」言談中充份掌握逃生路線的村長，依據的正是內政部所建構的村里簡易疏散避難圖。

他將災害潛勢圖完成，再和都市計劃、區域計劃相結合。

套疊後首先衍生的政策，是「防災型都更」的出現。因為國家地震中心計算，台北若發生規模六．三以上的地震，至少要倒掉四千多棟老舊房子。李鴻源找來國家地震中心和營建署，利用套疊將全台灣斷層位置，以及土壤液化高風險區位找出來。其中又以地下水位過高的台北盆地風險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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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套疊圖下，所有可能因地震而受害的地區全都曝了光。如松山斷層經過的台北市，從士林、北投、中山、大同到萬華區都受到威脅。山腳斷層通過的新北市，讓板橋、新莊、五股、三重、泰山和蘆洲等地老舊住宅，可能面臨倒塌危機。

台大地質系教授陳宏宇則認為，災情可能比想像更嚴重。

陳宏宇說，若地震發生在台北，搖晃時間只要超過五秒，他擔心屋齡五十年以上的房子都會倒掉，因為這些老舊房屋當年興建時，通常沒有足夠的防震設計。

李鴻源將人口最稠密的六都找來商談，說服台北、新北和台南加入防災型都更行列，並編列預算，交給縣市政府委託建築技師公會，針對高風險區位一棟棟查驗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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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接到訊息、開始發想，到完成委託總共花六個月時間，」李鴻源的腳步似乎愈來愈快，因為下一個災難的來臨，看起來很遠，卻可能很近。

除了災害預防之外，他也看到未來趨勢。受到老年化和少子化衝擊，台灣人口已經產生劇烈變化，但政府當初劃設公共設施保留地，完全依據人口預測推估，卻忽略動態變化以及時代變遷，學校、市場和交通用地都面臨過剩。

貫徹公權力 比政策更重要

過度擴編的公設用地，若能解編，不但政府可省下七兆元購地經費，更將釋出兩萬五千多公頃土地有效利用。

解編土地要進行地目變更，土地價值勢必水漲船高，面對外界質疑可能引來炒地皮浪潮，李鴻源坦承，永遠有炒地皮的可能性，但地方政府必須重新檢視都市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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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拋出的每顆球，都是立基於如何更明智使用台灣這塊土地。「沒有那張底圖，只能做定性表述，無法做定量描述，」李鴻源常說，過去談國土計劃法，只能一刀劃開五百公尺、一千公尺、一千五百公尺能做什麼，但透過災害潛勢圖和地理資訊系統的建立，就有了科學依據。

但看似完美的藍圖，要落實執行，外界卻難免有所質疑。

「災害潛勢地圖雖然畫出來，但值得問的是，用多少比例尺來做，」成功大學大地資源研究中心主任李振誥說。

事實上，國內地籍機關所用的比例尺多為一千分之一到一千二百分之一，光一條線的誤差就可能差了一公頃，而地質或是地震調查往往採用大比例尺，為十萬到二十萬分之一，差距百倍之多。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錯誤，下面的人執行得了嗎？」一位不願具名的學者說，而這些在必要時，都需要專人現場勘查來克服。

曾經跟李鴻源有多年共事經驗的人，形容他「單純」。因為台灣的土地問題，不在政策，而是在公權力的執行。

以清境農場來說，「這確實是政治問題，但他是部會首長，更應該幫忙解決複雜的政治問題，打通中央和地方卡住的關節，」另一名和李鴻源認識多年的學者剖析，技術的部份交給事務官即可。

而在將近兩年任內，他所引發的爭議也不少。從台東美麗灣案後續處理，嘉義、台南淹水引發口水戰，到將苗栗大埔事件和台南鐵路東移相提並論，讓台南市長賴清德發火猛轟。最近社會住宅政策的中長期規劃，更引起推動團體的反彈。

多次捲入風暴中的李鴻源，總能輕騎過關。他說，即使外面很多批評，還是照既有的節奏，做該做的事情。因為他把每一天，都當作最後一天來上班。

「每次所謂的挫敗，對我來說都是轉機，」他說，「我的長處是擅長把危機變成轉機，總是看到事情的光明面。」

這樣的態度除了學術養成，和他的人生經驗密切相關。

每次挫敗 都是轉機

在外界眼中，是標準「人生勝利組」代表的李鴻源，並不是始終在勝利圈。

出生在新北市泰山區，有著高鼻子和深邃眼睛的他，雖然有荷蘭人血統，卻是結結實實的「佃農之子」。一直到國中一年級，身為家中長孫的他，都還跟著阿公下田，拿著鋤頭去除草。

雖然進入私立大華中學，和經建會主委管中閔、台大經濟系兼任教授林向愷同屆，並同時從建國中學畢業。他卻因聯考失利，考上遠在南部的成大，還進了當時頗為冷門的水利系，曾經被他視為挫敗。但在日後，獲得愛荷華大學水利博士，水利卻成為他一輩子的志業。

事實上，他的人生最低潮，出現在宋楚瑜連續在二○○○年和○四年參與總統大選兩度落選。因為受到前省長宋楚瑜賞識，從台大土木系教授搖身成為省府水利處處長。李鴻源跟著宋楚瑜在三一九鄉走透透，足跡踩遍每塊土地，他也逐漸為自己樹立「水利專家」的名號。

當年才四十五歲，有著滿腹理想抱負的李鴻源，在呼聲頗高的宋楚瑜敗選後，發現眼前是一片空茫。「那時候對我來說是人生的重大挫折，沒有辦法接受，」他回憶說。

因換黨執政，念茲在茲要建立的防災系統，全都落空，明星失去了舞台，落入有志難伸的境地。他開始思索人生的目標和方向，進入宗教的領域，讀起了過去從未看過的佛經、道德經，學習打坐和冥想。

「那是我人生成長，非常重要的契機，」李鴻源瞇起眼，仔細地回想，因為接觸到不同的世界和人物，發現人生有好多面向。

除了精神層面的吸收，他去荷蘭講學，了解氣候變遷，到中國大陸協助設立洪水預警機制，甚至走向國際，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水資源教育大學客座教授，也為日後發展打下更厚實而深遠的基礎。

多年累積的內省功夫，讓他即使幾度遭遇風暴，也能淡然。外界再大的質疑和聲浪，都能維持平靜的心情，和清楚的腦袋。

「我是用出世的精神，在做入世的事情，」他常常跟身邊熟悉的人說，他把自己抽離放在制高點，當然凡事都可以看得清楚。

李鴻源的辦公桌上，總是放著書。他看的書種類又多又雜，從文學類如聶華苓的《三輩子》，到歷史類，像是美國歷史學家普拉特（Stephen R. Platt）所寫《太平天國之秋》。

改變文化 形成團隊

他自己讀書，帶領部屬也像教研究生，「他學者性格濃厚，還在當教授，」一位老部屬這樣形容。

在台北縣副縣長時期，他曾經帶領三百個國小校長，透過研讀、討論，開啟火炬計劃，讓火炬進入新住民家庭，由學校開設語言、文化和歷史課程，協助融入台灣社會，如今更成為全國性計劃。

內政部一上任，他先把部內的會議砍一半，並要求跨司署、跨專業，提出亮點計劃，而火炬計劃即是亮點之一。從內政部移民署跨到教育部，「我要改變內政部文化，建立團隊合作的風氣，」他說。

這一天，位於屏東市的鶴聲國小，因為內政部長的來到，隱隱有股騷動在蘊釀。

在屏東縣的一六六所小學中，有一二○所擎起火炬。鶴聲國小是推動全國新住民火炬計劃績優學校，全校一千三百餘人，有一成為新住民子女。

中午的烈陽下，小朋友坐在大樹底下，拿著一本本書圍坐著閱讀，李鴻源一個個問「你看什麼書？」蹲下來和小朋友話家常，再撐著雙腳緩緩起身。

「他的膝蓋不好，但只要碰到小朋友，他一定蹲下來，和孩子eye to eye（眼神接觸），」內政部發言人室主任秘書劉立方觀察。

李鴻源在領導上，主導大方向，但不拘小節。他常說，他現在在做的事，是把馬步蹲好、把下盤練穩，還要花精神打兩套拳給人家看。

但更重要的，是讓內政部逐漸形成團隊，試著改變思考邏輯，也改變過去的本位主義。「我的主要工作是帶領他們思考，」李鴻源說。

從國土計劃、綠建築到防災保險，他帶領從分析問題、釐清邏輯，再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一層又一層，建立團隊精神，也開啟合作的風氣。曾經在他眼中是散沙，擁有兩千多人的營建署大軍，如今成為他手下最強的團隊之一。

幫自己寫人生成績單

這一天，在成功大學的三小時演講即將結束。

面對明年的縣市長選舉，屢次被視為是執政黨活棋的李鴻源，凌厲的眼神貫穿滿場的聽眾。「國土規劃，沒有特效藥，我們需要的是科學，」他數著，除了值得信任的科學、還有明確的政策、有創意的商機和公眾參與。

歸根究底，政府的角色必須聚焦在整合、協調和執行。

從單純的學者，到如今擔任國內最重要的部會首長，他每年仍安排上百場演講。對於各方的邀約，即使在百忙中，他幾乎是來者不拒，這也是他對自己的許諾。

「我要做的是開啟對話的文化，」他說。有了對話，公民意識被喚醒，對於收到的訊息就有判斷的能力。

而他所做的這一切，當初的發心，都是來自省府團隊落幕後，八年的修行和沉澱思考，讓他決定要把自己貢獻出來，針對即將面臨的氣候變遷大挑戰，找出一條出路。

命運，也因此跟著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五十七歲的他，顯然仍鬥志高昂。他自認所跨出的每一步，都是在幫自己寫成績單，寫人生的註腳。對於下一步的可能性，他給了個肯定的答案，「第一，我不會去想，」他說，他滿願意繼續留在這位置，更期待在他的手上完成國土規劃。

但是要完成國土規劃，絕對不是三、五年一蹴可幾，加上政治情勢變幻莫測。他接著說，但假如這過程他很努力，方法也都用對，若可以啟發幾個部屬，帶領他們、給他們方向，「即使我不在這位置上，他們仍能繼續往前走，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