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內閣重組分析:李顯龍可能「坐好坐滿」?王瑞杰「退位」後誰夠籌碼接任總理?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今年69歲的李顯龍,在儲君還沒確立之前,或許真的可以「做好坐滿」這屆總理職位。雖然目前新內閣中最年輕的黃循財(49歲)接棒的機會較大,但政局變化莫測,王乙康或陳振聲還是有可能接替王瑞杰的位置。
如果說,把習近平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以及新加坡副總理王瑞杰特請辭財政部長這兩件事綁在一起來看,讀者應該很難想到他們有什麼共通性。不過,從對研究威權體制的角度切入的話,卻能看出威權國家常面臨的繼承人困境。
現任執政者不打算按時退位,或是接班人突然退出行政團隊,都會打亂威權政權的接班時程規劃,如舊人不下台,新人難上台,或新人離開了,舊人也難下台。
中共有其政治繼承的傳統,包括七上八下、隔代接班等等,而同樣作為建國政黨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它所面臨的政治系統又會比中共複雜很多,那就是選舉。
接下來,筆者從去年7月新加坡的選舉,來談王瑞杰辭去新加坡第4代團隊領導角色,以及4月23日新加坡內閣重組的關係。
大選成績決定接班位序
根據2020年新加坡大選結果,人民行動黨的選舉表現不如預期,儘管一些熱點選區,如西海岸以及東海岸集選區都保住了,但許多選區的得票率都較2015年的結果低很多,而全國得票率更下降超過8%,更不用說還丟失了新的集選區—盛港集選區!
因此2020年的大選結果,可謂重挫了行動黨執政正當性。儘管有論者不以為然,認為李顯龍還是成功讓行動黨壟斷80%以上的國會議席,而且從選舉後的第一次組閣,許多部長的職位與選前相比並無太大變化,但直到最近的政局發展,才讓各界意識到,王瑞杰的「退位」或真與選舉結果有關聯。
儘管一般人可能會認為,威權國家的選舉,無論結果為何,執政的威權政黨必然繼續掌權,因此不用太在意選舉結果。那將這問題推高一個層次來看,為何威權體制的國家還是需要大費周章搞選舉呢?甚至要面對政黨輪替的風險(如2018年的馬來西亞)?
因為對一個威權國家來說,選舉除了可有在表面上彰顯政權正當性的效益外,同時也是為了避免政治系統因過度封閉,而在掌握真實民意上有落差。當然,威權體制下的選舉,依然是被精英設計過且易於操控的選舉模式。因此,威權國家畸形的選舉制度往往可以讓統治者輕易當選,也可以在選舉的過程與結果檢驗民意。
因此就新加坡2020大選結果來看,儘管人民行動黨擁有極高的國會議席數,但行動黨的普選票卻大幅降低了。而且比較尷尬的是,包括李顯龍在內的黨內高層,其選區得票率也都下降了。
而以下是人民行動黨最近的內閣改組變化,以及各部長在去年選舉得票率與2015年大選得票率的比較:
表一、2021年新加坡內閣重組涉及人員
人名 | 年齡 | 集選區 | 原部長職位 | 新部長職位 | 相較2015得票率差 |
李顯龍 | 69 | 宏茂橋 | 總理 | 總理(維持) | -6.72% |
王瑞杰 | 60 | 東海岸 | 副總理兼財政部長 | 卸下財政部長 | -6.72% |
黃循財 | 49 | 馬西嶺油池 | 財政第二部長 | 財政部長 | -5.55% |
王乙康 | 52 | 三巴旺 | 交通部長 | 衛生部長 | -4.99% |
陳振聲 | 52 | 丹戎巴葛 | 貿工部長 | 教育部長 | -14.61% |
顏金勇 | 62 | 蔡厝港 | 衛生部長 | 貿工部長 | -18.25% |
易華仁 | 58 | 西海岸 | 通訊部長 | 交通部長 | -26.89% |
楊莉明 | 52 | 惹蘭勿剎 | 人力部長 | 通訊部長 | -2.37% |
陳詩龍 | 57 | 馬林百列 | 人力第二部長 | 人力部長 | -6.33% |
我們如何知道哪些內閣部長是升遷,或是貶官了呢?筆者認為只要其選區得票下降越小,或不要超過李顯龍的數字(-6.72%)就有很大機會升官了。(註1)
首先,關於是否是升遷,按照新加坡的官場文化,如果從第二部長轉變為正部長,自然是升遷。若被安排掌控經濟相關的部會,如財政部,則意味著官場大好前途。
從表一中,比較明顯是升官的,就是黃循財以及陳詩龍,都是從第二部長升遷到正部長。由於李顯龍曾任財政部長,因此黃循財的聲勢看漲,被看好會在近期從王瑞杰手中接棒副總理一職位,成為正式的儲君。
接著,由於新冠疫情還是不容忽視,加上原衛生部長顏金勇的選舉表現欠佳(-18.25%),因此被原交通部長王乙康(-4.99%)取代。李顯龍在媒體發布會中表示,希望黃循財跟王乙康兩人聯手對抗後疫情可能引發的問題,可見兩人承擔的責任非常大。
至於原本受人看好成為儲君人選的陳振聲,卻離開了資源豐富的貿工部,轉任教育部長。原因除了陳振聲最近失言頗多,如說「棉花是綿羊身上來的」(註2),更有可能是他接手前總理李光耀的選區——丹戎巴葛集選區,表現實在慘不忍睹(-14.61%)。
不過,若全用選舉表現來判斷的話,可能有些結果是說不通的,如楊莉明表現其實也不錯(-2.37%),筆者認為還一種可能的原因是派系問題。
當黃循財與王乙康兩人逐漸掌握大權,他們可能對餘下的部長人選有一定的影響力,或許楊莉明跟他們的關係有瓜葛,而表現真的不佳的顏金勇以及易華仁(-26.89%),可能跟黃王關係不錯,所以在轉任的過程中還是接下貿工部長、交通部長等重要職位,而不至於被降級為第二副部長,或是離開內閣。此外,顏易兩人年齡都比黃王兩人稍大,所以不再可能擔任儲君但會是未來資政人選(但不排除擔任總統的可能性)。
結語
嚴格來說,威權政體的國家不像民主國家那樣,是選舉結果導向的思維,即除了選舉結果,新加坡還會看重學歷出身(哈佛、劍橋大學),或是跟李家人的親近性,來決定當官的條件。
明顯的,進入選舉文化逐漸成熟的新加坡,領導人不只是要會做事,而且還得規劃選舉機器,甚至動員支持者投票,除了得讓這個國家繁榮延續,也必須確保政權延續。
其實王瑞杰在財政部的專業表現是值得肯定的,但筆者到現在還是不知道他口中的東海岸計劃(EAST COAST PLAN),到底是指什麼意思(註2)?為了讓行動黨的執政力在表面上還看得過去,他也只能用身體不適,而非選舉結果不利來當做理由。
威權體制中的選舉機制往往是有利於執政者,但只要規則是公開透明的,那反對派人士也是有機會當選。在選舉期間,工人黨政治網紅林志蔚的出現,使得年輕選民願意將盛港集選區託付給他。
語言不是科目而是工具!雙語教育被低估的環節,正是英國文化協會打造「有效學習系統」的關鍵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英文好卻不敢說?臺灣教育系統培養學生從小學英語,但「寫作」與「口說」卻是臺灣人學英語的硬傷。而英國文化協會藉由與當地教育者合作打造適合的測驗評量形式,以建立有效的英語學習系統,讓學習真正發生在學生的主動性上。
2030 雙語政策持續在臺推動,仍面臨缺少英語環境、程度不一、師資不全等挑戰。然而這些挑戰,並不代表雙語政策「不對」,相反地,這些例子都在在顯示,教育必須根據使用者經驗來進行滾動式修正,雙語教學必須切合學生需求,根據學生的表現進行調整。
正因教育是以「使用者」為中心,建立一套學習系統就顯得相當關鍵,教學內容與方式才能因應學生學習情況而調整。長期耕耘英語教學的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便以學生為主體,強化學習系統中的「評量」,在世界各地推動與在地有連結的的英語學習方式,更重要的是整合適切的系統,以驅動學生自主學習。英國文化協會相信,學習效果與學習者的動機息息相關,而合宜的評量設計則是其中促動學習效果的關鍵要素,更有可能是改變的出發點。
破除「學科」迷思,語言必須是可以活用的工具
英國文化協會處長羅瑞福(Ralph Rogers)表示,協會針對臺灣學生英語學習狀況進行調查,觀察到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多是為了接觸娛樂文化,例如看電影、破關電玩遊戲,或是為了聽懂流行歌曲到底在唱什麼。這樣的動機,讓學英語不再只是為了考試拿高分,而是對生活有助益,能夠促進理解與溝通的技能。
「其實臺灣人的英文水準很高,尤其在聽、讀,但相對的,寫跟說的能力卻有很大的落差」羅瑞福分享,「英語是一種技能,不是一門記憶性的科目。只有你學會了如何表達,才能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因此如何將語言當做一種能力主動來培養,是提升臺灣人英語能力的重點。
來臺參加 2024 雙語教育國際研討會的教育學者貝瑞·奧蘇利文(Barry O’Sullivan),也分享自己過去學習外語的經驗,當教學方式將語言用「死掉的語言」來對待,僅是對著教材照本宣科,學生是無法真正使用這項語言的。貝瑞笑稱自己曾經學了三年法文,卻沒辦法自己到咖啡館點一杯咖啡。然而,當語言的使用真實地展現在眼前,像是娛樂興趣或是就業需求,學生就會將外語視為有價值的工具,進而激發學習動機。
以學生為主體,藉由「評量」優化教材與教法
貝瑞長年實證研究學習系統(Learning System),他以三角形來描述系統的運作方式,三個端點分別是課程、教學以及評量,三者相互連結。「學生與教師是身處中心,被這三者環繞。」貝瑞解釋,當教育系統要進行變革時,需要仔細探討要有哪些課程、老師應該使用哪一套教學方法、適當的評量工具是什麼。
「但是,除非學生想學習你教的東西,且老師也具備動力與所需的技能,否則這一切都會失敗。」
至於要如何凝聚學生與教師的動力,創造有效的教與學?貝瑞建議從「評量」作為切入點。評量不該淪為分數的較勁,而是學生與教師都能透過評量,了解學習的狀況與應該加強的部分。過去,臺灣人在學習的過程中,時常是一試定終身,以考試成績導向為主的學習。但要擺脫成績的束縛,真正的學習到知識與技能,必須透過系統性的規劃,讓學生在收到反饋後,能夠有調整的空間與能量,在學習的道路上繼續進步。
在地使用者參與!日本大學生直接參與考題設計
除了建立有效的學習系統,語言教學最特殊之處,就是必須「在地化」。羅瑞福處長直言:「舉例來說,我們不能把一個在美國運作得非常好的教育體系,直接移植到臺灣,因為臺灣和美國的文化是不同的。在地化是所有學習系統成功的關鍵。」
為瞭解「在地化」,可以借鑒日本的案例。英國文化協會與東京外國語大學合作推出「BCT-S 口說測驗」,學生在接受初版測驗後,分為多個小組,以競賽的方式去提案如何修改測驗,學生的想法真的改變了考題設計,並成為測驗最終版推出。回憶這次經驗,貝瑞舉例,原先有一題使用了公車站的圖片,由於圖片是出自於愛爾蘭的公車站,與日本的生活經驗有極大的落差,導致學生無法立刻認知到這是公車站,造成測驗上的失準。透過學生的回饋,貝瑞的團隊將評量修正以符合當地情況。考題設計有了受測者的加入,不僅符合當地脈絡解決測驗失準的疑慮,學生參與式出題,也優化了評量系統設計的盲區,加入了當地使用者認為的重要題目,讓評量結果更符合學校與學生需求。
英國文化協會也與東京都教育委員會合作,以 Aptis 普斯的評量方式作為基礎架構,結合東京當地的教育工作者,針對國中不同年級建立一套具有系統性的英語口說測驗。實際運作的方式為,國一的學生做完測驗後,到了二年級再度進行測驗;不同測驗之間具有連貫性,一年級的學生收到測後報告,可以調整個人的學習方式,到了下一年度能夠透過測驗檢視學習成效。值得注意的是,在做完測驗後學生不會得到「分數」,而是得到一份回饋報告,了解自身的強弱點。到了三年級,這項口說表現測驗才會成為升學的判準,決定未來的升學去向。
此外,生活化、遊戲化的考題設計,也讓東京的學生覺得測驗是有趣的、真實生活中會用到的,進而激發學習動力。東京都中學的案例證明了,藉由評量去影響課程與教學內容,促使學習系統的大三角能夠適切地圍繞著學生與教師來運作。
臺灣的多語言環境,有利於學習第三第四語言
至於在臺灣進行雙語教育,有什麼是需要特別注意的?羅瑞福觀察到,臺灣的常民語言就包含國語、閩南語、客家話,還有各族的原住民語,學生在家庭以及求學過程中,本來就會接觸到多語。這樣的環境有利於學生學習英語,甚至第三、第四種語言,於是重點仍要回到建立強大的學習動機,讓雙語這件事是有價值的、讓人有動力去努力的。
他也表示,臺灣的教育部及教育工作者,一定是最了解當地的教育運作體系,在臺灣良好的多語環境中,英國文化協會作為支持性的角色,基於過去約 90 年在其他國家推動英語教育的經驗,引進學習系統三角,配合臺灣教育工作者的專業意見,讓臺灣學生可以更主動的去學習英語「技能」,並透過評量系統看見分數以外的學習價值,讓語言學習不再是被動的「一門科目」,而是對自身有益,能夠主動積極學習的「一項技能」,以達到真正的學習效益,讓學生能透過英文成就自己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