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李劼？

那把寒光四溢的剪刀

初看李劼先生的作品是从他对希特勒的一番评论开始的，当时可真的是惊为天人，而后，我才慢慢深入了解李劼先生。

首先，如果你想开阔眼界，让自己的思维逻辑能力上升到另一个高度，提高自己的语言文字功底，又或者你想多了解国学和文学史，可以多看看他的作品（尤其是他年轻时候的作品），很有助于个人改变一些惯性思维并打通读文的任督二脉。这是我初期读了他的大量作品之后的感觉，其时对李劼先生的仰慕也算得上是犹如滔滔江水。但是我也明白，读李劼先生的作品，应该用一种解构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必须结合李劼先生生长的年代和背景，时过境迁，每一代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坚持和目光，不可以过分移情，所以我并未被李劼先生字里行间不时透过纸背散发出来的“嗔”所感染到（后来证明我读他的作品时这种思维方式是对的）。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点开了李劼先生的博客，被吓了一跳（他的新浪博客现在还在，感兴趣的可以去搜一搜）。后来又去翻了翻他的微博，证实了我的一些猜想。

李劼先生以前居于国内时，以上海文人的身份“居高临下”恶心着北京文人，如今他久居国外，又以海外文人的身份“居高临下”恶心着上海文人。且不说他恶心人的那些话有无道理，作为一个文化人，如若在精神上永远将自己置于珠峰之巅，桀骜不驯地训斥自己以外的其他人，这样的人结果要么冻死，要么摔死。因为一个人是做不了文化的，你可以特立独行，你可以不合群，你可以很跳脱，但是你不可以有精神洁癖，岳不群式的文化符号俯拾即是，你若要做，没人会拦你，但是你若做了，便回不了头。如果没有读过李劼先生年轻时写的《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可以去读一读，如今的李劼先生正在犯着和当年的顾城同样的错误，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建立了一座精神乌托邦，假想自己是一个皇上，如今的李劼先生则在大洋彼岸的灯塔国建立了一座精神囚笼，假想自己是一个孤高的受害者。

如果说《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一文是李劼先生年轻时候的巅峰之作的话，那么如今他的有些类似的评价式作品就已经走上了不可挽回的覆灭道路，因为前者是他基于自己的真实经历，结合了一些心理分析，运用他强大的逻辑解构能力做出来的判断，但后者却有许多都已经开始凭借妄断的想象和猜疑了。由于他久居海外，已经和国内的作家断了联系，所以批评国内的文坛人物大致是没什么机会了，故此李劼先生只好转而去评价一些历史上的人物，且为求新意，有时并不介意在自己的文章之中夹杂一些颇有小人精神的眼光。换句话说，兴许在李劼先生看来，以他的文化造诣，做一些评判的时候已经不需要任何切实经历或体验了。且不说他的论断是真是假，便是真的，那也只可说明李劼先生的心里也住了一条面目狰狞的毒蛇罢了。如果说曾经需要做心理辅导的是李劼先生笔下的“皇城派”文人，那么如今需要做心理辅导的就是李劼先生自己了。

更让我难以想象的是李劼先生微博上的那些追随者。我们往往可以从追随者看出这个“领袖”的大概，正如李劼先生在《希特勒和他的行为艺术》中写的那样，希特勒不过是根据当时德国人民的诉求塑造了自己的严父形象，李劼先生微博上的追随者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李劼先生。只需大致看一看，便不难发现，李劼先生的粉丝大抵都是一些从早到晚都在凄凄切切哀叹世道猛于虎，以一个难民的眼光看待自己，将西方世界捧上了天且似乎只要能去彼岸，便是为奴为婢甚而被西方人做成人血馒头吃下去也心甘情愿的毫无傲骨的人。我不知道，当这些人每每用疯魔的口吻抒发着“我要去你那里”的感慨时，李劼先生的内心是什么感觉，我猜测，是居高临下的骄傲和满足感，这种感觉可能是直击心灵的，也可能是隐藏在内心深处连先生自己都不自觉的，但却从头到尾一直都是先生所希冀的，这从他当年站在上海街头批评北京文人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一二。

尽管在我个人看来，李劼先生在有些方面正在走向一个滑坡，而且其精神洁癖已经是一个重症，但是他在东西方文化上的许多造诣依然非常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习。读他的作品总能给人许多启发，让人去思考许多以往难以思及之物，能让自己觉得耳目一新，个人认为这都归功于李劼先生强大的逻辑能力和语言文学造诣。但是令我很心痛的一点是，李劼先生在这方面的许多纯学术或历史性的文章和语言被一些根本不懂何为文化的小丑拿来当做了自我激励的源泉，至于那些小丑是谁自不必说。李劼先生虽然身在国外，但是无论以前抑或现在的文章，都可以窥探出来，先生很喜爱研究中国文化，并且以深入不断的探讨和发掘以及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为自己的追求，这一点只消静下心来去读他的文章便可悟出来。但那些小丑则不然，他们并非文学爱好者，更非什么善类，他们看李劼先生的文章，并没有看见李劼先生对文化的爱，或者说，他们看先生的作品，不是用眼睛“看”的，而是用手去“找”的，他们只找到了自己想找到的东西，他们只找到了恨。他们兴奋，他们恼怒，然后他们拿起闪着寒光的剪刀，将那一张张纸剪成边缘扭曲的碎纸条，他们振臂高呼，疯狂地举着那一两张碎片，扭动的火舌一点一点吞没所有被抛弃的纸张，黑色的灰烬带着无声的怒号漂浮在他们眼前，他们视而不见，只是呼吸着呛人的烟雾，缩在阴暗狭小的房间一隅，眼中闪着绿色的光芒，张开嘴大声高呼“灯塔万岁”，他们身后的火焰还在痛苦的呐喊，但他们已全然听不见了。

在此，我为李劼先生笔下的那些文字而脱帽默哀。

简而言之，李劼先生年轻时候的很多作品都非常值得阅读，特别是文学性和历史性的，对思维和阅读乃至写作能力的扩展很有帮助，但是近几年的一些文章个人认为需要阅读者结合自己评判是非的能力认真考量之后方可决定阅读与否。不然的话，一不小心，那把寒光四溢的剪刀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钻到你的手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然后你就会开始不可遏止地杀死文字。

（个人觉得有几条回答特别中肯，人，各有专攻，闻道术业皆有不同，若非要想着做那通吃之人，先看看周边国家吧）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李劼，大致相当于这几年的韩寒。尽管如今由于流落海外，李劼在中国的知名度较之韩寒，有如小巫见大巫，但是遥想当年，他也是年纪轻轻，一举成名。而且李劼是靠评论出名的，这比靠作文、写小说出名难度更大。韩寒是作家，李劼是作家兼学者。韩寒拥有一双天真的眼睛，对社会现实具有高度的敏感，可是缺乏学问的根基；李劼则有比较深厚的文化背景，除了对社会现实，对文学作品和思想文化也有极度的敏感。如果说韩寒有小聪明，李劼有大智慧，那自然太过分了，也许两个人都是天才吧。但是，天才韩寒看起来比较不那么狂妄，韩寒的文字固然犀利，却始终还保持着一份温和；天才李劼却显得有些狂妄，言语间有一种站在山巅俯视芸芸众生的意味，因此有人说他眼高于顶，言语刻薄。李劼一再强调人文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要谦卑，衡诸他自己，似乎目前尚未做到。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历史备忘》中，李劼提到自己的天才，显然是以天才自居的，甚至提到在美国有人看出他的前身是李叔同。我觉得这有点夸张。李劼的文字也是张扬的，强悍的，甚至是“暴力”的，与他推崇的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水的精神，也有不少差距。然而毫无疑问，李劼是很有才华，很有见识的。

　　 当年李劼在华东师大钱谷融先生门下读研究生，还没进门，钱先生就告诉他，文人安身立命，靠“才、学，识”三德。才是天生的，教也教不来，有如康德所言，天才是不必教的；学是后天的，努力一把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识。无论研究什么，没有识，哪怕才再高，学再富，一切免谈。这个“才学识”三德说，似乎并非钱谷融的独创。在冯友兰先生1947年著《中国哲学简史》的“作者自序”中就有这样的说法：“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两位老前辈对“才学识”的解释显然有所不同，比如冯友兰把“才”解为“文笔精妙”，钱谷融却把“才”直接等同于天才。冯友兰的“才学识”之说专门针对哲学史，钱谷融则将它们放大为一切学问的尺度。此外，冯友兰似乎对才、学、识三者等量齐观，钱谷融却特别突出识。

　　 钱谷融的这个“才学识”三德说，尤其是关于“识”的说法，似乎奠定了李劼一生写作的基础。李劼看来确实是个天才，哪怕把“才”仅限于“文笔精妙”，李劼在学者中也是比较罕见的。有哪一个学者能像他那样，写出好几部长篇小说来呢？钱锺书也只有一部《围城》啊。李劼的评论集《给大师定位》、随笔集《脚下的沙漠，天空的鹰》，都写得非常大气。给大师定位的时候，俨然李劼自己也成了大师；写“天空的鹰”，仿佛李劼自己也化身为翱翔于高空的一只苍鹰。大气，当然也是才华的一种表现。他那洋溢的才气，在字里行间蠢蠢欲动，仿佛被张僧繇点了睛的龙，直欲挣脱纸张的束缚，腾空而去。李劼显然也非常勤奋。翻开他的书，就会发现他的读书量极为庞大。学识渊博，学贯中西。鲁迅说自己“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李劼似乎把我们上网闲逛的时间都拿去读书了。举个小例，他可以在一个晚上便读完高行健的《灵山》，而我一个晚上大概只能读完金庸的一部通俗小说。李劼读得勤，写得多。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由于才华横溢，写作速度自然极快，他可以在一个晚上读完《灵山》并写出《灵山》的评论，令人称羡不置。

　　 不过，李劼最为自得的，也是令我感受最深的，还是他的“识”。识，不是一般的见识，而是“卓识”，是“洞见”，是一种犀利的、穿透性的眼光。有了这种“识”，学者往往能别具只眼，别具慧心，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写出别人写不出的东西。李劼同时拥有评论家和史学家的“识”，擅长在古今中外众多的文学作品和思想资源之间进行纵、横联系，往往能切中要害，抓住脉络，捕捉气运。譬如，他高度评价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认为周作人此文深刻地把新文学与明末性灵派文学联系起来，贯通了中国人文主义传统。自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人的优点往往就是缺点之所在。有时候为了强化、突出自己的特点，也不免“为赋新词强说愁”，使“卓见”、“洞见”沦为“成见”、“偏见”。比如李劼竟然认为萨特是“三流作家”。我最不喜欢的李劼的文章是《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梁》，我认为这篇文章是胡乱联系，对鲁迅充满偏见，而且在行文上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

　　 李劼的《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是我当年读硕士时导师推荐的，确实是一部极好的《红楼梦》评论专著。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才38岁。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居然把《红楼梦》和《山海经》联系起来，可谓别开生面。把《红楼梦》与《西游记》对照，也可谓切中肯綮，相当精彩。李劼简直将《红楼梦》奉为他个人的《圣经》：“人们过去虽然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了它之于中国历史的终结意味，但却很少领悟它之于中国历史所具有的开天辟地的界分性质。也即是说，所谓中国历史，就其文化意味而言，可以简明扼要地划分为《红楼梦》之前的历史和《红楼梦》之后的历史。……《红楼梦》的问世，既标志着对以往历史的颠覆，又标记着一种人文精神的崛起。”李劼对“人文精神”的理解相当独特，如果不是前所未有的话。他把《红楼梦》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把王国维、陈寅恪视为这种人文精神的继承者。这些都很奇特，当然也许有其道理。不过在我看来，《红楼梦》的意义主要是终结，是一个大家族的终结，也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终结。教科书上常说中国封建社会在辛亥革命之后灭亡，但是从文化气数或文化命脉看，早在明末，中国传统社会已经名存实亡了。所以《红楼梦》是“对以往历史的颠覆”，至于“一种人文精神的崛起”，那恐怕是李劼对《红楼梦》估计过高了。中国真正的新的人文精神的崛起要等到20世纪的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等到胡适、鲁迅这些人。这些人才开创了“新文化传统”。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文化才具有“开天辟地的界分性质”。

　　 在我看来，《论红楼梦》在李劼的写作历程中是多少具有“界分性质”的。按照心理学家荣格的说法，男人在三十八九岁之后思想定型，以后不太会改变，但三十八九岁正是思想发生变化的年龄。李劼也是在38岁上开始转变的。《论红楼梦》是李劼从文学评论转向文化评论的关键性的一笔。转向之后，他的眼界更开阔了，心灵更深邃了，思想更自由了。从以上关于《红楼梦》的那段引文可以看出，李劼的雄心壮志是试图重新解读中国历史，而且是整体性地重新解读。这确实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一种途径，甚或也许是唯一的途径吧，因为新文化的创造是离不开传统、离不开历史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固然很有必要，但更重要的还是“重构”、“重建”，或者说，惟有以重构和重建为目的的批判才是有意义的批判。《论红楼梦》或许是李劼重新解读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起点。后来的“新历史小说”《春秋三部曲》，也是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的尝试。现在我们只能买到三部曲中的《吴越春秋》，我刚刚在网上订购了此书，还没有读，但是看到编辑介绍和网络评论，李劼似乎颠覆了我们对勾践和夫差的传统看法。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向来被视为一种美德，至少是“励志”的一种教材，李劼却从中看出了阴谋家不择手段的龌龊和粗鄙。

　　 李劼对儒家向来比较讨厌，这在《论红楼梦》中就已崭露头角了，以后简直处处与孔子、与儒家为敌。这在许多人看来或是偏见，但我认为毕竟有一定的道理。孔子思想是与专制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根茎也只有在专制社会的土壤里才得以伸展。“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那是由于孔子思想为专制社会提供了论证。试想倘若没有了“君臣关系”，孔子思想还剩下什么东西，还有什么意义？或者，不妨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视角来看，进入商业社会之后，儒家思想还能到哪里去提供“资源”呢？当然，孔子本人的生命气象与后世儒家毕竟有所不同，孔子毕竟也有活泼可爱的一面，但是，正如李劼所言，孔子被后人捧得那么高，确实是由于中国文化创造力极度萎缩的缘故。

　　 李劼抑孔子和儒家，扬老子和道家。李劼在美国，似乎翻译过老子的《道德经》，并且有专门解读《道德经》的文字。我在李劼的新浪博客上读了《中国文化冷风景》的第二章《老子<道德经>的历史语境与思想底蕴》，应当就是他近年解读老子的主要成果。读了此文，主要印象有三。一是指出韩非子“劫持”老子，对老子的刻意曲解；二是强调必须将《道德经》放在“周公建制”的历史语境之中加以解读；三是认为老子思想的轴心是“反者道之动”。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特别是把《道德经》返回到“周公建制”的历史背景中，富有启发性。但是李劼在解释“反者道之动”时，我以为并不是特别成功。他竟然说：“反者道之动的含义，就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提示的弯曲空间。在那样的弯曲空间里，越是向前直行，就越是返回到原点。”既然把“反者道之动”等同于爱因斯坦的弯曲时空，那么自然可以将它与李劼多年来偏爱的闵可夫斯基的四维时空座标联系起来。这倒也罢了，还要将老子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联系起来，仿佛康德才是老子的知音。与当年我们将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视为“辩证法”相比，李劼如今的做法，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在解读“反者道之动”时，李劼似乎陷入“玄思”之中，并且处处体现出对老子思想之“高维”的赞叹。此外，我以为李劼对于老子固然有自己的独到领会，对于庄子思想却有些隔膜。李劼的“识”，好像无法穿透庄子的文本，因此并没有读出庄子思想的独特建树所在。说老子关注存在的时间性，庄子关注存在的空间性，这似乎也是比较表面的看法。

　　 一般来说，李劼对于思想的一个基本评判标准是“反专制”。只要是反专制的思想，他认为就是好的、有价值的、值得肯定的；只要是他认为可能与专制挂钩的思想，哪怕只是蛛丝马迹，只是捕风捉影，他都要加以抨击。我感到这个标准体现了李劼酷爱自由、守护自由的基本立场，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并不周全，至少有点简单化。不错，思想的基本前提在于自由，学者的基本使命在于思想自由，自由思想。但是，自由也只是思想的一个基本前提罢了，一种思想的成就如何，最终还得由它的内在品质来衡量。比如黑格尔哲学，惟有进入他的内在学理才能准确评价它，光是在外部指责它有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的倾向，那不是隔鞋瘙痒吗？说起思想自由，难道还有哪一个哲学家曾像黑格尔那样，强调自由与哲学的内在必然联系？再比如张远山的《庄子奥义》，一个基本路向是发掘庄子的反专制思想，以及庄子思想传统如何为儒家专制主义所扼杀，李劼看到这里，一高兴，就似乎评价过高了。当然，张远山写作《庄子奥义》是花了大功夫的，他对《庄子》的文字校勘和思想爬疏，也是很有意义的，虽然或许稍逊形而上的维度，毕竟是一部好书。但《间世异人资耀华》一文，我认为写得比较一般，与张远山的出众才华似乎不相般配，李劼却也不吝加以赞誉，这是比较奇怪的。事实上，容我说得稍重一点，李劼对庄子“逍遥”的理解，大体上也就停留于反专制层面。

　　 据说李劼的性格不好、脾气很大，导致有人对他比较反感，传言不知是真是假，或者有几分真实吧，但我认为性格脾气并不是多么重要。我自己也有一副臭脾气，拙于人情世故，周围也有一些人不喜欢。学者让人在意和着眼的，应当是他的“才、学、识”，而不是他的为人处世、性格脾气。李劼的才、学、识都堪称上乘，文字感觉也相当好。李劼非常信任自己的感觉，写作和评论常常跟着感觉走，就像快乐的游泳健将一样，沉浸在文字中，被文字的流淌带着走，因此，偏见、成见恐怕也是不少的。李劼对孔子对儒家的态度也许有人不喜欢，正如他对黑格尔的态度我不太喜欢，这很正常。迄今为止，有哪一位作者能让读者完全满意呢？没有。有李劼可读，已经算是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