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 李贽这个人？

当一个智者看透了世界的虚妄以及命运的本性后，他原本打算按自己的意思过一生；
却被家族牵累，寸步难行。
虽说泱泱华夏从不缺标新立异之徒，但李贽，无疑是最纯粹的那个。

1

遥想万历初年，四海升平，物阜民丰，思想解放与经济繁荣相辅相成。

席卷天下的泰州学派，发扬阳明心学里众生平等、人格独立的精神，在晚明大放异彩，催生了公开非议孔子的自由主义先烈李贽。

早在十二岁那年，李贽就以一篇《老农老圃论》，挖苦视种田人为「小人」的孔子。

长大后，更是宣称「六经」若非史官与臣子的夸大其词，便是迂阔门生零星散碎的笔记回忆；

等整理成书后，后人不察，还以为都出自圣人之口，于是尊之为经，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

退一步讲，纵使都出自圣人，也不过是针对一时一事的有感而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岂可当作万世不易之法？

李贽此人，真实到把科举和做官当成谋生手段，从不夸夸其谈。

职业操守与群众口碑，比那些将「忠君爱民」挂在嘴边的口号大王好得多。

2

李贽出生于福建泉州，祖辈曾是伊斯兰教徒。

自唐代起，泉州就是中国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

到了宋元，随着北宋失去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以及南宋迁都导致的经济重心南移，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一举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和繁华的国际大都会。

波斯商人在此繁衍生息，摩尼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和平共处，政府官员里甚至能看见阿拉伯人的身影。

时人用「风帆遮天蔽日，货物堆积如山」形容泉州的盛景，事实上其标签除了「吞吐量巨大的海港」，它还是重要的手工业基地，出产的德化瓷与泉州缎畅销南洋和西亚。

进入明朝后，泉州虽因海禁不再是亚洲商贸的枢纽，但其独特的地位仍使之在日本游戏《大航海时代》中存在感颇强。

而李贽，作为一个从小在这座被多元文化和商业文化浸染的海边城市长大的人，势必缺乏对儒学应有的尊重。

他二十六岁中举，因抗拒腐败活得非常艰辛，简直可以说是给食利者阶层「丢脸」。

此外，他吃谁的饭就砸谁的锅，对八股取士冷嘲热讽，说只要背上三五百篇范文，在考场上审对题目默写一篇，保准高中。

李贽的说法并不新鲜。

那些培养了一茬又一茬金榜题名者的时文大师（如同现今公务员考试培训市场上的金牌讲师），很多是屡考不中的科场败将。

被舆论讥为「安（鸡犬升天的主人公刘安）之鸡犬皆得升天，而安反久滞于地上」。

科举成了笑话，「考编」只为糊口——

有此认知的李贽觉得继续冲击进士成本太高，不如直接上班，结果在学历歧视严重的官场长期蹭蹬于基层，苦干二十余载才奋斗成云南姚安府的知府。

为承担养家重任，在这黑暗的二十余年里，李贽忍受孤独，每天都在苦海中煎熬。

主政姚安后，李贽因地制宜地用「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的思想推行「尚宽大，务简易，循自然」的政策，把少数民族聚集区治理得井井有条。

上司大为满意，准备向朝廷举荐，却不知自己这个下属已抑郁到要靠躲进洱海边的鸡足山读佛经疗伤的地步。

3

五十五岁这年，决心不再当狗（李贽曾自嘲「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的李贽逃离体制，重新出发。

他来到湖广省黄安县，寄居在耿定理家，讲学论道。

俗话说狐死首丘，告老还乡，提前退休的李贽不回泉州，却赖在朋友家不走，有些不合常理。

虽说跟耿定理早就有约，且志同道合，但真实原因在于李贽已视家乡为樊笼（根据户籍制，李贽一回家就会被地方登记造册，成为监控人口），曾言：

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入官，即为官管矣。

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

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

一毫不谨，失其欢心……我是以宁漂流四外，不归家也。

归有光殷鉴不远，李贽选择远离宗族的湖广作为终老之地，还是很机智的。

问题是李贽当过知府，又有名望，阖族上下都指望他照顾提携，岂肯善罢甘休？

于是，膝下无子的他被族中长辈强行指定了一个侄子作为继承人，这引起了李贽的强烈不满。

在事先写好的遗书中，提起这个侄儿时，李贽说：

「李四官若来，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决不可遣人报我死。」

看过太多为争遗产大打出手的人伦闹剧，李贽毫不留情地拆穿血缘亲族之间的虚情假意。

而之所以如此决绝，也跟命运的鞭挞过于酷烈有关：

上天在短短几年之内，相继夺走其父、其祖父以及两个儿子、两个女儿的性命。

4

两个女儿是在辉县饿死的，而辉县教谕（相当于教育局局长）正是李贽仕途的起点。

三十三岁那年，他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本以为好日子要来了，岂料到任没多久便接到父亲的讣告，只好回泉州丁忧。

三年期满后，李贽携妻儿赴京候缺，这一等又是一年多，穷得几乎无以为继，只能借人馆舍，以教书维持开支。

好不容易等到北京国子监博士的空缺，又传来祖父的死讯。

由于父已不在，李贽必须替父丁忧，而他的两个儿子此时已因颠沛流离的生活夭亡。

赤贫的李贽无力再带全家南下，只好把朋友送的「份子钱」一分为二：

一半用来料理丧事，另一半在辉县置了些薄产，安置妻女。

又三年，守丧完毕的李贽风尘仆仆地赶回辉县，却得知一个令他心碎欲绝的消息：

两个女儿在灾荒中饿死。

原来，河南时遭大旱，管理河道的官员因索贿不成，竟将所有泉水引入河槽，不许百姓灌溉。

李贽泪流满面，与妻子「秉烛相对，真如梦寐矣」。

往事不堪回首，为数不多的暖调只存在于初识阳明心学，以及同利玛窦讨论「日心说」时……

李贽在耿家当了三年门客兼塾师后，耿定理去世。

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乃正统理学家，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不能容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李贽，将他撵出家门；

并与之展开长达十年的激烈论战，斥其「遗弃人伦」。

无家可归的李贽借宿于麻城（今湖北省县级市）的一间佛堂，其妻也只好返回泉州，不久便撒手人寰。

李贽痛彻心扉，悼文写得催人泪下，说自己没有一夜不梦见她。

即便如此，仍不还乡。

5

为了让族人彻底死心，他决定剃发。

倒也不是遁入空门，因为李贽曾坦言：

「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这纯属行为艺术，懒得搭理俗人。

听到风声的麻城知县邓鼎石曾登门劝解。

作为一县之长，他有维护本地「风化」的责任，故劝到最后一把鼻涕一把泪，甚至抬出老母，说此行是奉母命而来。

根据邓鼎石的转述，邓母是这么对儿子讲的：

「尔若说我乍闻之整一日不吃饭，饭来亦不下咽，李老伯决定留发也。

且汝若能劝得李老伯蓄发，我便说尔是个真孝子，是个第一好官。」

然而李老伯已铁了心，在给心学同道、状元出身的藏书家焦竑的信里说：

又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何如？

剪了头发，无牵无挂，李贽索性掀翻天地，一边痛批程朱理学，一边指责那些一本正经的道德法官都是蝇营狗苟的伪君子。

在他看来，人人都有私心，孔子也不例外，无须大惊小怪。

必有个秋天收获的私心，农夫才肯用功种田；

必有个当人上人的私心，士子才肯用功读书。

做官的目的就是名利，与其像假道学一样打着为国为民的幌子骗人骗己，不如大大方方地承认。

从这个立场出发，李贽成了「东方的亚当·斯密」，重视物质生产，肯定工商业者，揭示了私有制社会最基本的事实。

当然，除了伪君子，历史上也有不少纯正的节义之士。

但他们在李贽那儿得到的依然是差评，因为李贽认为这些人往往在国家衰亡之际仗义死节，博得名望，却无补于国家大事。

所以，忠孝节义是「败亡之征」。

6

李贽的言论，让耿定向等反对派痛心疾首，并惹出「常年狎妓，私通寡妇」的绯闻，闹得满城风雨。

作为女权主义的先驱（李贽声称，妇女的所谓「短见」是因为她们的生活受到很多限制），李贽丝毫不以为意，跟自己孀居的女弟子过从甚密，赞其「虽是女身，然男子未易及之」；

讲学时遇有学生携妓来听，也微笑以对，说这也比跟道学先生做伴强。

一个光头「和尚」给一群裹脚的妇女授课，号召她们挣脱礼教的束缚——

这样的情景不是在民国，而发生在明代。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先秦的诸子时代，魏晋南北朝，再一次发生在明代中晚期。

明代中晚期这一次，旗手就是李贽。

李贽（1527—1602），号卓吾，出生于泉州晋江（今福建）一个商贾世家；自言从幼小之时，就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李贽如此富有个性特点，文章更有特色，他曾写过一篇《童心说》。

当时社会“假道学”盛行；所谓的道学家，“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你为自私，我欲利他。”（《答耿司寇》）。

为何说是假道学？因其心口不一，讲论道德却不能丝毫为他人所想，只为一己利益考虑；还善于伪装而不知羞耻，例如“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与焦弱侯》）

李贽在《童心说》里指出，这些人已经失去了为人的本真亦即“童心”；假如社会风气普遍如此，后患则非常严重，因为：

“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童心说》）

世界也就随即成为假人的世界；“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人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同上）

读着《童心说》里这般描述，不由想起了19世纪瑞典作家斯特林堡在《神密日记抄》里所记录的、阅读斯威登堡著作之时的感受：

“当他去别的星球访问时，得出的结论是，地球是最糟糕的星球，因为其居民从来不说心里话，只说一些心非所想的东西！所以地球上的居民有帝王、贵族、臣子……这些是别的星球上没有的。别的星球的人都生活在自己家里，所以不用撒谎。”

《童心说》收录于《焚书》卷三；李贽曰：“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也”；“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李贽于后半生竭力表彰“童心”，他在评点《水浒传》时，非常欣赏鲁智深，称其所言所行，坦露了真情性而不虚伪；并且还说，只有鲁智深才是真正的活佛，那些个闭眼合掌的和尚，一辈子也成不了佛。

虽说每个人都有过“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但童心也会受到社会风气的污染而失去；尚要失而复得，李贽认为，主要在于“好察”“百姓日用之迩言”（《答邓明府》），而非假道学的什么“闻见道理”。

他明确地这样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答邓石阳》）亦即道德伦理只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而不是在穿衣吃饭之外更有所谓的“理”。

既然如此认识，立场也就始终站在劳动大众一边；比如当时有渔民林道乾，在福建沿海一带聚众反抗官府，李贽认为这是官逼民反：

“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惜之戚，直驱之为盗也”（《因记往事》）。

所怀的“童心”因其不受世俗见解的污染，故而李贽在《藏书》里评价历史人物，总能超越成见。

比如，依据传统儒家的观点，五代时的冯道历事五主，是“无耻之尤”；而李贽却认为，在那个战乱时期，冯道能够忍一时之辱，不顾名声，却使百姓免去了刀兵之苦；安民养业，岂是无功？而用“忠臣不事二主”的标准来作评判，则为迂腐观念。

又如，西汉寡妇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恋爱，礼法之士斥责为“淫奔”；而李贽为之辩护：

“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日抉择……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归凤求凰，安可诬也！”

李贽厌恶道学家的所谓“闻见道理”；他说这是人云亦云，犹如矮子看戏，前面被遮住而目无所见，于是前面叫好，也就跟着叫好，不会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与创造性。

又说自己五十岁以前，也象一只狗似的；前面的狗叫，也跟着叫，问为什么要叫，自己也哑然失笑。

对于科举考试必得依据朱熹《四书集注》等道学家的见解，李贽极其反感；他回忆起自己应试之前，由于背诵了五百篇八股文，很快就交了卷；他自嘲说：

“但作缮写誊录生，即高中矣！”

李贽认为，所谓“闻见道理”无非就是人云亦云，其实只是些受了传统伦理观念影响而形成的世俗观念，却成了“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童心说》）

这也反证了无所依傍、独出心裁的“童心”之可珍贵；所以他说：“仲尼虽圣，效之则为颦，学之则为步，丑妇之贱态。”（《何心隐论》）

当然，一种学说的产生，也不能完全否定与前人之间的继承关系；有人就认为李贽的《童心说》，由挖掘、改造了王阳明的“良知说”而形成。

这个说法似乎有所依据；李贽认为“童心”会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而失去本来面目，这与王阳明的“良知不昏蔽于物欲”，就有相似之处。

但王阳明的“良知”，可以说是“天理”的人格化；而李贽的“童心”，却是不受所谓“天理”这等“闻见道理”蒙蔽的真诚之心。

李贽的“童心说”，其实是受到禅宗思想的启发；《坛经》里说：

“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复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

李贽所说“闻见道理”复盖了“童心”，意思上是与之相通的；禅宗要破除妄念，所谓“闻见道理”亦即妄念。

又如，禅宗反对偶像崇拜，即便是佛经，也只是看作“临时开设的药方”；而李贽破除教条、反对迷信权威的精神及其勇气，则与禅宗契合，他说：

“《六经》、《语》、《孟》”，是“其于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其中“大半非圣人之言”；即便是圣人之言，也不是什么“万世之至论”，因为圣人也是“因病发药，随时处方”。（均引自《童心说》）

李贽后来自称为学佛人；在给焦竑的信中说：“今于佛法分明有见，虽未知末后一着与向上关捩，然从稳定。”

他的代表作《焚书》里，百分之七十的篇章也都和佛教有关系；他从禅宗里找到了思想武器，用以反对当时的假道学。

但万历十三年（1585）以后，李贽虽在麻城龙潭湖上的芝佛院居住，为的是安静地研究学问与讲学，并非出家。

他后来在芝佛院剃了发，其实来自于偶然所生一念。

万历十六年的夏天，气候特别闷热；他在房内看书、汗流浃背，发髻中也犹如水洗过一样，于是想到，剃光了头发岂不痛快？

然而这件事，却在社会上掀起大波；也成为假道学诽谤他的一个口实，指责他不曾炙顶，也没有举行过皈依佛门仪式，还不着袈裟，违犯了佛教戒律。

亦在这个时期，朝庭大臣梅国桢的女儿梅澹然向他请教佛学，而屡通书信——后来结集为《观音问》出版。

李贽却从此开启了祸端，乃至于芝佛院被地方官烧毁；假道学们此时是众口一辞，说要“维持风化”、说要“逐游僧、毁淫寺”。

除了梅澹然之外，李贽也确与几位女子如明因、善因等，有过交往，但也仅止于议论佛法与人生而已——有许多友人、弟子，证明李贽在削发以前，早已断绝了情欲。

当时社会上普遍的风习，纳妾、置婢、狎妓、养娈童，他全未沾染；好友沈德符还曾说过，“此老狷性如铁”。

袁中道亦曾感慨，李贽有常人不能学的五点，其中就有：“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而吾辈不断情欲，未绝嬖宠，二不能学也。”

万历八年（1580）三月，李贽辞去云南省姚安知府之职；以前从政期间，曾将妻子黄氏及三个女儿安顿在河南辉县，以耕作自食，有一年大灾荒，两个女儿相继饿死，可见为官之清廉。

辞官以后，他到大理鸡足山，潜心钻研《大藏经》；其后著书、讲学，大力倡导“童心说”，终而以宣扬异端思想的罪名，在北京附近的通州被捕入狱。

李贽被捕的诱因，应与率性而发、刚直不阿直接相关。

据袁中道回忆，李贽读书每至精采之处，就拍案而起，“泣泪横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真性情乃至如此！

又如他在写给耿定向的信中，直接就指责对方：“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反不如市田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答耿司寇》）

耿定向，号天台，官至户部尚书，当时有名的道学家。

李贽除了讲学之外，终日闭门不出；有人说他倨傲无礼，而无容人之量；他则回应说，这个世界上，如果能够看到几个象“人”的东西，他其实会很高兴。

被捕那一年，李贽七十六岁；那一年是万历三十年（1602），春节过后，漫天飞雪，通州寒风凛冽。

其实在芝佛寺居住期间，李贽就已经预感到了危险；那个时候，他已经写成《焚书》——后来又于南京编成卷帙浩繁、为历史人物翻案的《藏书》①。

《焚书》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在麻城刊印，主要收录了信札和议论短文；取此书名，表明他明白这部书，肯定会为假道学所不容。

《焚书》“自序”里这样说：“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

然而，李贽偏要起这样一个叛逆的书名，偏要刊印出来，事情本身就是向假道学挑战；即便在被捕以后，他也毫不屈服，一身傲骨。

三月十五日，有一个狱卒正在为李贽剃头；他夺过剃刀割了颈脉，鲜血淋漓。

狱卒问：“和尚痛否？”

这时的他，已经不能出声，便在狱卒的手掌上写道：

“不痛。”

又问：“和尚为何自寻短见？”

李贽又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②

注：

①《藏书》编成于南京永庆寺，并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在南京刊出。

②李贽死后，有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他写有《系中八绝》；录两首于下：

“四大分离象马奔，求生求死向何门？

杨花飞入囚人眼，始觉冥司亦有春。”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改毕于2021—3—8，农历正月廿五，虚龄六十四岁生日之前；时住于乐清蒲歧，此为出生之地，多住老家几天正是为此——回顾童年的天真与欢乐，对照衰年的落寞与心苦，无尽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