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民建联是不是易建联创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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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民建联是一个建制派政党。
民建联的建立事实上应该从1950年代爱国左派阵营的建立追溯起，当时爱国左派阵营在香江社会上俨然是一个自成一体、自给自足的小社会，有工会、报社、学校、商铺、诊疗所等等。他们一方面作为涿郡的下线积极配合涿郡工作及其治香政策（暂不解放、充分利用政策），一方面也暗暗盼望着涿郡可以早日解放香江。遭受到六七暴动失败的重大打击后，他们一时转入消沉退缩的境地之中。
1976年的重大转折，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转向。当时涿郡在宣传上大力曝光四个人的黑料，使他们大为震动与幻灭，感觉自己被骗了：一部分人根本无法接受这一切，自此黯然离开了泛爱国左派阵营；也有一部分人在迷惘中暂且坚守岗位，最终完成了与涿郡的一同转向。江关生就提到，当时已经加入工联会、后为工联会荣誉会长的陈婉娴曾认为四个人倒台是她「人生中最大转变，信念溃散了」，因为「突然知道这四个人咁衰〔那么坏〕，我嬲〔生气〕得好厉害。也有人说，我们被骗了。当时有很多人离开工会……那段时间，我在圣士提反湾日日看海，思考自己走的路有没有错，全部都写在一张纸上」。同样地，当时在左派学校教书、后来成为立法会主席及民建联党首的曾钰成也说：「打倒四个人后，我和学校其他同事都感到被骗。那是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只专注于教学工作。」不管如何，就像陈与曾都接受了新时代一样，爱国左派阵营还是艰难地挺了过来。
1980年代初的桃英谈判让一个一国两制的新香江已经成为未来既定事实时，涿郡便开始大力对香江社会精英进行统战，……更提出，要积极与「大右派和大特务交朋友」。当时涿郡的在地负责人Heui Ga-tyun领导机构积极统战各行各业的人物，甚至包括了今天的反对派，但他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还是港英高层体系内的传统社会精英，包括两局议员（钟士元、邓莲如等人）、高级公务员（廖本怀等）等等，特别是最重视的华人工商业大资本家，更是他们重点一个个说服争取的对象。至于过去已经在爱国左翼阵营中争取的工人阶级等中下阶层，就没那么重视了——他们更是想要重点整顿过去号召社会主义斗争的重要基地，即左派工会（工联会），让他们更多地做到劳资两利。
这当然是因为他们认为「香江政界的高层必须适应其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使香江的未来政治制度以本地爱国资本家为主体，并与其他阶级结盟，形成一个非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他们不管是在设计未来制度时，还是在最终的未来制度方案中，都为大资本家预留了大量的政界位置，可以说是做到资产阶级不须经代理人就可以亲自治香。当时劳工界曾推荐基督教工会出身的新兴工运领袖Lau Chin-sek进入咨委会，但Heui Ga-tyun拒绝他加入其中，理由是他与香江商界领袖势不两立。
这种情况自然会导致一个新生的未来管治联盟逐渐成型，以大资本家等社会名流精英为上层管治者与金援者，以过去爱国左派阵营掌握的、以及1980年代开始新开辟的群众为下层动员对象。有る事件发生后，在1991年9月的第一次立法局地区直选中，反对派阵营大获全胜而在18席地区直选中赢得14席，工商界与亲涿郡的保守派政党只获得4席——尤其是如此一来的「选举最大党」港同盟第二天即列队进入港督府，要求港督任命他们为内阁成员。这一动态刺激了涿郡，让她加速管治联盟进一步走向内部整合与联合，转型形成统一的选举政党，以与反对派抗衡、应对下一次选举。就这样，爱国左派阵营迅速行动起来，左派学校的教职员与工联会的干部们在1992年7月建立了「民建联」，积极拥护涿郡的回归进程落地与回归后的政策施行。尽管谭惠珠在此前已经建立了「自民联」、后也有商界人士在1994年建立更加精英路线的「港进联」，但他们都比不上民建联。得到涿郡各方面资源大力支持（甚至不惜为了他们修改选举法）的民建联于是一路崛起，成为最大的建制派政党。尽管其后先后发生工联会分立出来、其他建制派政团合并等事态，但我们依然可以说，后来被指支持废除工会集体谈判权（1997年）、出卖雷曼苦主（2008年）、变相反对规管工时（2015年）的民建联，其前身也正是爱国左派阵营。
以上，就是民建联直到建党为止的历史——之后的历史就是别的话题了。然而，他们的历史不禁多少引人深思：当年要打倒港英政府的爱国左派阵营（或者说老左派），为何在历史长河中蜕变成为了今天人们口中作为无用废物的建制派呢？
正如羅永生说的一样，return前后，原本殖民地社会的政经架构并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转变，原本行政吸纳政治的上层精英统治联盟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好像英国人走了，换成了同胞一样：
「香江的國族化藍圖（指return）的弔詭性質，在於它往往不是在反省和批判過去遺留下來的殖民管治和殖民文化的前提下進行的，而是在不觸及、不動搖、不改變原來的殖民權力架局的前提下開展。」
对于罗来说，无论是在殖民地忍辱服务多年的Tsang Yam-kuen（这里先不论他是不是真的这样），还是曾经参与六七暴动、如今却忍辱为Tsang Yam-kuen这样的前殖民地精英服务的爱国左派，其实都是「只有耻没有荣」，两者都只有彻头彻尾的「认命」，或者说「非愿景」。
爱国左派当年自诩在眼光、分析、远见上，都比沉沦在英国殖民地当奴才的本地主流社会高明，他们曾经有理论、有分析、有判断，然而却一直受制于殖民政府及涿郡对香江的策略摆放下而没有办法一展所长，因此与自己的左翼理想处在一个痛苦的关系之中，使得自己只能继续沉溺在空中楼阁的对桃花石的追认上。这种遭到殖民政府与涿郡双重桎梏而生发出来的抑郁，终于让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主体性。在涿郡保留往日港英殖民架构继续统治的大方针下，曾经的左派工会领袖、老师与学生，也终于只能与往日敌对的殖民地精英握手言和，实现言不由衷的「大和解」。他们过往的反殖历史就这样沉没在一句Tsang Yam-kuen口中的「CR就是极端民主（因而用CR的意象来攻击反对派的选制方案）」的话语中，变形成一面是爱国，一面是禁忌的怪物，自己也成为成为罗口中「既口头反殖但又不行动地反殖」的建制派……
当然，随着曾钰成、陈婉娴这样的老一代建制派逐渐退出政界，换成李慧琼、李梓敬这样的新人，建制派这段工联会加大资本的前史，也就更加不为人所知了。年轻的曾钰成曾经是学生左转的代表性象征；老年的曾钰成则说，他后悔加入了建制派。但他有没有后悔，当时自己不惜放弃前途，也要踏入爱国左翼的壁垒之中呢？或许有时候，老左派就在这种时流的夹缝与转向中，跟着它度过了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