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都會區.專訪|李小加的深度思考:「一港兩制」的變與不變

北部都會區.專訪|李小加的深度思考:「一港兩制」的變與不變

撰文:黃雲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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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肯定覺得我莫名其妙,怎麼突然出來講這些問題?」——香港交易所前行政總裁兼全國政協委員李小加日前提出以「一港兩制」概念發展「北部都會區」引起政圈熱議,有人擔心吸納內地一制或會逐漸改變香港一制,也有人猜想李小加有意轉軌棄商從政;他事後接受《香港01》專訪,形容自己是個「無事一身輕」的普通香港人,只是有感每逢香港討論發展路徑總會陷入「變與不變」的對立,也擔心現有治理機制和運行邏輯未必適用於新興發展區域,所以借用「一國兩制」思考框架拋磚引玉,希望香港能在毫不違背「程序正義」之下擁抱「創新制度」而不是「抗拒進步」,「國家和世界,誰好我們就向誰學習,但並不會因而迷失我們自己」。李小加重申,「一港兩制」的關鍵命題並不在於「要不要變」,而是社會各界都該突破舊有框架、認清發展前景,重新思考「如何應變」——什麼是完全不能逾越的底線,什麼又是必須與時俱進並且加以破除的藩籬。

李小加重申,「一港兩制」的關鍵命題並不在於「要不要變」,而是社會各界都該突破舊有框架、認清發展前景,重新思考「如何應變」。(梁鵬威攝)

特首林鄭月娥10月初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時提出「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除了建制陣營曇花一現的大加讚許之外,現正進行的第七屆立法會選舉並沒有太多討論,普羅大眾更是幾乎無感。面對這道冷鋒,去年底卸任港交所行政總裁一職的李小加,突然扔出一束火把——提倡沿用「一港兩制」概念發展「北部都會區」,制定一部有別於傳統發展模式的《北部特區法》,從而摒棄以往那些嚴重影響生產動力和制約資源配置的不合時宜制度,並且適度吸納包括內地優良政策的優越機制——瞬間就令社會的討論熱鬧了起來。

當中不少人認同因循舊法難免拖累發展步伐,但也有人擔心照搬內地一制或會逐漸改變香港一制、造成南北分裂,甚至有人猜想過去相當低調的李小加突然開腔,可能有意棄商從政。

「難道作為一個普通的香港人,就不能關心一下香港的未來?很多熱愛香港、對香港有想法的人,其實並不一定都想著去做官。」李小加日前接受《香港01》專訪,形容自己是個「無事一身輕」的普通香港市民,對外界的各種猜想一笑置之。而他之所以罕有就香港問題發聲,其實主要有兩大原因——首先,有感每逢香港討論發展路徑,社會總會陷入「變與不變」的二元對立,覺得相當可惜;其次,認為「北部都會區」絕對是能夠重新撬動香港發展引擎的改革良機,但擔心現有治理機制和運行邏輯未必適用於新興發展區域,反而壞了好事。

於是,李小加認真梳理了「抗拒變化」的深層原因,也重新思考了「一國兩制」的存在意義,想為香港拆局、破局。

李小加認為,「北部都會區」絕對是能夠重新撬動香港發展引擎的改革良機,但擔心現有治理機制和運行邏輯未必適用於新興發展區域,反而壞了好事。(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報告書)

在李小加看來,「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具備兩大核心功能——從「橫向」看,就像連接中外的「轉換器」,既實行與發達經濟體並軌的資本主義制度,在國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改革開放」的歷程當中起了極其強大的協助和拉動作用,又是國家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重視法治精神,保持司法獨立,講究程序正義,深得世界信任;從「縱向」看,則關乎香港內部治理機制的表現,涵蓋上層建築、經濟基礎、發展規劃、民生狀況、民意反應、與周邊地區競合關係等等範疇,而近年鑑於社會矛盾突顯且深圳經濟高速崛起,香港也不得不積極開拓內地市場腹地,才能創造全新動能,再藉此解決自身困局。

可是,就在香港開始透過「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升「縱向」功能的同時,社會隨之出現一種反對論述,擔心「融入」將會危及「橫向」功能,令「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

「香港往往處於這兩種論述當中,說得好像只要『融入』就會變成『一制』、如果堅持『兩制』就絕對不能『融入』,但仔細想想的話,就會發現『橫向』和『縱向』目標之間根本沒有內在矛盾,反而能夠有機互動,讓香港繼續扮演有利於國家和世界的重要角色;可是,它們卻被人為預設的思想框架拴住了手腳,很不應該地對立了起來。」撇開政治意識形態所形成的「二元思維」不說,李小加觀察到「對立」背後存在兩種現象——一是過於尊重「程序正義」,結果對新興事物產生莫名的抵制和恐懼;二是抵制和恐懼的結果不但導致想做事的人備受制肘,而且給了不想做事的人一個完美藉口,得以站在「道德高地」合理化自己的不作為,活生生地把自己從制度的主人當成制度的奴隸,忘卻制度的產生就是該為人民服務的本質,最終影響的仍是香港整體發展利益。

李小加一直很想為香港解開這種人為製造的「不可能的任務」,讓其「橫向」和「縱向」功能都可得到充份發揮。直到兩個月前,佔全港面積近三分一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面世,不但給了香港未來一種新的可能——例如建立與維港中心並駕齊驅的「中央商業區」,扭轉居職嚴重失衡,紓緩南北通勤壓力,強化居住、產業和公共服務設施的供應,進一步提升香港人的生活品質等等,而且啟發了李小加的解難思路,「看看在變與不變的兩極之間,能不能找到一個調和的空間,學習當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我們也來個『一港兩制』、搞個『特區中的特區』。」

李小加希望社會積聚討論「北部都會區」如何發展的注意力,而不是要提倡生搬硬套某種制度。(梁鵬威攝)

對於熟悉國家發展和改革歷程的人來說,這種在特殊領域採取特殊政策的實事求是做法,並不難理解;但不少香港人乍聽之下,其實不太容易消化,甚至引發了一些遐想和恐懼——例如在發展思路上,會無可避免地把「一港兩制」放在「一國兩制」的對立面;又如在執行層面上,會相對片面地把「一港兩制」理解為「在香港同時實行香港一制和內地一制」,然後把「特區中的特區」簡化成充滿區隔意味的地域,甚至誤以為「北部都會區」或會變成「內地經濟特區」,卻不明白所謂「特區」明明具備「解放思想」和「改革治理」的雙重意義。

已經來港工作至少10年的李小加,很能夠理解普遍香港人的不理解,也沒有責怪任何人對他的斷章取義,而是反覆推演,想給大家一個清楚的解釋。他重申,之所以提出「一港兩制」,是冀社會積聚討論「北部都會區」如何發展的注意力,從而突破舊有思考框架,認清未來發展前景,而不是要提倡生搬硬套某種制度。他就此補充三種思考維度:

第一,「一國兩制」和「一港兩制」有何相同邏輯?從「一國兩制」本身的辯證統一來看,「當中的『兩』制並非單純的數字概念,而是在『一國』框架底下,相對於『一』之外的多種制度,本來就存在很大的創造空間」;同理之下的「一港兩制」,同樣具備一定的制度彈性,當中可以借鑑內地優良制度取長補短,但並不僅限於向內地偷師,同時也會繼續擁抱世界,「國家和世界,誰好我們就向誰學習,但並不會因而迷失我們自己。」

第二,「一國兩制」和「一港兩制」之間有何分別?「一國兩制」是建立在物理邊界、法律邊界、政治邊界和經濟邊界之上的兩大制度,而「一港兩制」涉及的只是治理模式和運行邏輯的改變,以「有效政府」結合「有效市場」,絕不牽涉政治體制或者資本主義的變更,「簡單來說,從物理上看仍然是一個香港,但在土地徵收、發展規劃、產業政策等等層面,就會沿用更加靈活的方式進行管理。」

第三,為何需要區別對待南北香港?從上述「一國兩制」的核心功能來看,南北香港兩個發展區域可以很好地分擔「橫向」和「縱向」的核心功能,即「南香港」繼續追求極之嚴謹的「程序正義」、繼續維持現有龐大利益格局、繼續取得國際社會高度信任,而「北香港」則著力透過新興發展模式提升本地治理品質,「但絕對不是說我們需要就此摒棄『程序正義』,而是必須在維護這一核心價值的原則之下,因應『北部都會區』與別不同的發展條件,例如並未釋放的土地潛力、尚未錯綜的利益格局、更高要求的公平正義等等,重新檢視哪些規則早就不合時宜,繼而給它拆牆鬆綁,好讓它提高生產效率、開拓更大空間價值。」再者,若不加以區分的話,有可能會把好的制度改壞,倒不如把改革範圍縮小到某個框架當中進行嘗試。

香港低收入人口增長遠超高收入增長人口,但向上流動機制停滯,社會矛盾也日益顯現。 (資料圖片)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香港確實沒有需要改變,但今天已經出現兩種變化,導致香港需要認真思變。」李小加所指的「兩種變化」,也是香港不得不作出決策的兩大問題——

首先,香港人口容量已經遠遠超出原有制度的負載能力,其中低收入人口增長比高收入人口增長快得多,但用以支撐基層生計的製造業卻在慢慢消逝,導致這個階層的向上流動陷入停滯,但整個社會又很難一下子大規模重整分配機制,因為絕大部分的中層和精英所面對的仍是一個朝氣蓬勃的城市,那麼,我們是否要棄那部份基層市民於不顧?

其次,新界北部長年疏於開發,尤其是與深圳交界的邊境地區更是荒蕪,但在一河之隔的南山和前海等地早已遍地黃金,那麼,我們是否仍然堅決與之保持距離、是否仍不抓緊時間建立全新競合關係、是否仍不思索應該如何加速轉換腹地價值以儘快解決本地問題?

如果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不」,我們實在沒有理由繼續糾纏「要不要變」,或者不去想方設法「加快應變」,「否則長此以往、相互僵持,幾乎是對後人的不負責任。」

「我很著急。『北部都會區』概念這麼好,別一下子又給爭議沒了,而且一定要用新的方法去發展,否則我們再幹50年也什麼都幹不成。」李小加強調,「一港兩制」的關鍵命題並不在於「要不要變」而是「如何應變」,所以社會各界不妨積極思考什麼是完全不能逾越的底線,什麼又是必須與時俱進並且加以破除的藩籬,「所以,在變與不變之間,關鍵在於我們如何認識我們最想解決的問題,而我們準備為此付出怎樣的代價條件、能夠從中換取哪些合理收益、什麼東西又是絕對不能改變?」

李小加卸任港交所行政總裁一職後「無事一身輕」,有感每逢香港討論發展路徑總會陷入「變與不變」的對立,所以開腔討論政治議題。(梁鵬威攝)

至於具體而言應該「如何思變」,李小加沒有給出詳細方案,而是提出三大基本原則,希望藉此拋磚引玉,引發社會各界深化討論。

第一,理性分辨當中的真假議題,例如有些討論擔心一旦引進部份內地優良機制就會導致香港全面內地化,可能是種脫離現實基礎的過度想像。第二,香港確實出現一些發展問題,但並不代表必須推倒重來,也還不至於要全面交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規劃發展,但立法機關、特區政府和公務員團隊必須積極表現治理承擔。第三,香港海洋法系有別於大陸法系,兩者立法邏輯沿用「黑名單制」和「白名單制」,「黑名單是指只要這件事情沒有被禁止不能做,基本上你都可以做了再說,等到出了問題再加以限制;白名單則先訂好什麼事情可以做,如果不在名單上面,一般都不太容易做得成」,而就算是「北部都會區」內的《北部特區法》也應該繼續沿用海洋法系的黑名單制,才能有效鼓勵創新。

李小加補充,如果說「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是中外之間的「轉換器」,那麼,乘著「雙循環」策略優勢,「一港兩制」之下的「北香港」和「南香港」就更有潛力扮演「香港和內地」乃至「內地和世界」之間的「轉換器」。因為國家若想成為真正影響全球發展的經濟體,就意味著內地標準和世界標準必須互融互通、互相兼容,而「北香港」能夠借助「內循環」的內需擴容和消費升級,適度與內地標準對接,從而擴大市場和產業基礎,「南香港」則可在「外循環」當中充當國家與國際標準接軌的前鋒角色,既幫助內地企業的國際業務達致國際化,也幫助內地企業的國內業務達致國際化,更幫助國家參與釐定全新一套國際規則和國際標準。

「當你認真地思考了你的選項,你就知道自己到底有什麼路可以走,或者清楚自己為何無路可走,繼而就要帶領市民作出選擇。」李小加坦言,凡事都要平衡香港整體的成本和利益,而社會出現爭議本是無可厚非,但特區政府不能陷在爭論當中猶豫不決,「就像新冠病毒疫情衍生的通關問題一樣,你到底是想優先和內地通關,還是想和世界通關,總該好好權衡輕重,再嘗試說服反對一方,這樣起碼有另一方人是支持你的,你就不會永遠站在市民的對立面。」

李小加在現屆立法會選舉當中提名兩名候選人,分別是參加選委會界別的盛智文,新界北直選的香港新方向張欣宇。其他同界別候選人名單請參閱香港01選舉網站

撰文者是香港01首席記者黃雲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