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本名章铜，字渐甫、子黻，号少荃（一作少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今属合肥市 [131]）人 [97]，晚清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将领。世人多称“李中堂”，又称“李二先生” [85]“李傅相” [84]“李文忠”。 [129]
李鸿章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早年随业师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与捻军起义，并受命组建淮军，因战功擢升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累加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肃毅伯。期间参与清廷在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事务，先后创办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上海广方言馆等洋务机构，又组建了北洋水师。甲午战争中，因诸种失误，使北洋水师覆没，战后作为特使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被启用为两广总督，翌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参与“东南互保”，并奉命北上谈判。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代表清政府同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不久后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九岁。死后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号“文忠”。 [129-130]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慈禧太后视为“辅佐中兴，削平大难” [82]及“匡济艰难，辑和中外” [83]之人。同时西人有视之为“当世三杰” [18] [35]“中国俾斯麦” [126]者。但因其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加之个人贪腐、决策失误等问题，也招致诸多批评。 [1]著作多收于《李文忠公全集》。 [129]
（概述图来源 [61]）
- 出生日期
- 1823年2月15日
- 逝世日期
- 1901年11月7日
- 主要成就
- 操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
积极倡建近代海军，建立北洋水师
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兴办实业 - 主要作品
- 李文忠公全集
- 爵 位
- 一等肃毅伯→一等肃毅侯 [1]
李鸿章于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1823年2月15日） [90]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今属合肥市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磨店街道 [131]）。其先世本姓许，其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许慎所过继给同庄李心庄为嗣，遂改袭李姓。李氏“世耕读以为业”，至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始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97]李鸿章是李文安与其妻李氏之子，谱名章铜。
清人绘青年李鸿章坐姿像 [103]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李鸿章入京会试，但不幸落榜。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李鸿章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 [90]，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97]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李鸿章中进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殿试列二甲第三十六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 [2]道光三十年（1850年）四月，朝廷“引见丁未科散馆人员”，李鸿章被改授为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 [3-4]曾国藩誉之为“伟器”。 [97]
李鸿章的业师曾国藩 [5]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因克复安徽含山县之功，李鸿章被赏带知府衔。 [10]十月，因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随同安徽巡抚福济等先后攻克巢县、和州等地，十月叙功赏加按察使衔。 [11]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咸丰七年（1857年），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 [9]
咸丰八年（1858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 [9]战场受挫，仕途维艰，他深叹“昨梦封侯今已非”。同年十二月（1859年1月），怀着悲凉心情、自称“书剑飘零旧酒徒”的鸿章，经乃兄瀚章的牵线搭桥，去江西入已为湘军首脑的曾国藩的幕府中，襄办营务。此时，正当湘军三河之战败绩，急需人才。因此，曾国藩对其“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薰陶之能事”。在曾国藩的教导、影响下，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发生转变。曾国藩生性“懦缓”，而李鸿章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鸿章在旁数言而决。 [9] [97]
咸丰十年（1860年）秋，李鸿章与曾国藩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国藩，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国藩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等到他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1861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9]此后，曾国藩对他另眼相看，举凡“军国要务，皆与筹商”。李鸿章受到重用，成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左右手。 [90]
主词条：淮军
咸丰十年（1860年），在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主力。太平军进军苏、杭，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到上海。为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曾国藩开始时属意曾国荃及湘军宿将陈士杰组军东援未果后，转商于李鸿章，李鸿章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9]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李鸿章奉命回安徽招募淮勇。得益于之前庐州团练的基础和他在当地的各种关系，皖籍地主武装张树声、周盛波、潘鼎新、刘铭传等人纷响应，使淮军的组建、招募较为顺利。 [9] [90]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曾为李文安的幕僚）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鼎新、刘秉璋自幼同学，又同为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 [9]
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 [9]
- 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
- 2.
- 3.
- 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
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 [9] [12]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下的幕僚，转变为清朝统治集团重要的一员，并在军事上取得独当一面的指挥权。 [90]
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 [9]三月，经曾国藩推荐，李鸿章被署任为江苏巡抚 [13]，十二月改为实授，一度暂署办理通商事务大臣。 [14]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之一，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曾国藩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让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9] [15]
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李鸿章还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12]同时，他还采取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在掌握地方实权后，他在江苏大力扩军，使淮军在两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6、7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 [90]
为了认真训练淮军，并与外国雇佣军协同作战，李鸿章与英国舰队司令何伯、陆军提督士迪佛立订立会商攻打太平军协议，规定：（1）李鸿章派出淮军6000人与外军“共维大局”，其中3000人进驻南桥，3000人由英国军官负责严加训练；（2）作战中夺取的军需品应归淮军所有；（3）双方军事调动必须互相通知，并互相供给军事情报。同治二年（1863年）春，李鸿章与士迪佛立订立《会同管带常胜军条约十六款》，议明常胜军及统带官由李鸿章指挥。常胜军整顿后不久，李鸿章与新任统领查理·乔治·戈登关系良好，很快“成为戈登的好友和赞助他的人”。 [90]
在上海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 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 [9]
- 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 [9]但他“征粮收税”“捐厘助饷”的横征暴敛行为，也弄得“怨黩繁兴”“民穷财尽”。 [97]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郭松林、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 [112]
李鸿章像（清人绘，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鸿章克复苏州战图》） [103]与此同时，北路李鹤章、郭松林、刘铭传等攻克无锡、金匮，程学启与道员吴毓芬等攻克浙江嘉兴。处于节节胜利中的淮军一路推进至常州城下，李鸿章亲自督军攻打常州，于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破城，捕杀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佐王黄和锦。此时，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清廷赏李鸿章骑都尉世职。攻克常州后，常胜军宣告解散，留洋枪队三百人、炮队六百人并入淮军。 [90] [110]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宗棠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出击。第二天，湘军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六月二十九日，清廷因“金陵克复”，封李鸿章为一等伯爵（次年定伯爵号为“肃毅” [112]），赏戴双眼花翎。 [90]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这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 [132]
主词条：捻军起义
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朝命曾国藩往皖鄂交界，督军防堵从湖北东下的太平军扶王陈得才及捻军，命李鸿章前往江宁，暂署两江总督。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剿捻统帅博尔济吉特·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李鸿章再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八月，他奏请置办上海虹口洋人铁厂机器，与丁日昌、韩殿甲旧有的两局归并为江南制造总局，责成丁日昌督察筹划。 [90] [112]
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 [90]
李鸿章与洋教练在大沽口观看军事演习 [103]- 第一阶段自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实施“臼口之围”，主战场在湖北。李鸿章挂帅之初，正值东捻军突破曾国藩原设的贾鲁河—沙河防线，集结于湖北臼口一带，兵力约十万人。李鸿章迅速调动湘淮军各部7万余人，分路进击，意图一举歼灭。同治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淮军“松”字营在安陆罗家集被捻军击败，统领郭松林受重伤。半个月后，“树”字营在德安杨家河被捻军歼灭，统领张树珊阵亡。同治六年（1867年）元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尹隆河展开决战，湘淮军两大主力“霆”军与“铭”军原定同时发兵，但两军统领刘铭传与鲍超互相轻视，刘铭传为抢功而提前单独进击，结果遭捻军痛击，几乎丧命。幸亏鲍超及时赴援，才反败为胜，捻军损失2万余人。事后，李鸿章一意回护刘铭传，鲍超反被诉为虚冒战功。由是，鲍超郁愤成疾，执意告退，所部“霆”军32营大部被遣散，只留唐仁廉择精壮，另立“仁”字营，并入淮军建制。二月，东捻军又全歼湘军彭毓橘部，并于四月间突破了李鸿章设置的包围圈。
- 第二阶段自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至十二月，实施胶莱河、运河防线，主战场移至鲁东。东捻军在跳出包围圈后，复于五月突破运河防线，直趋山东半岛。在刘铭传、潘鼎新的建议下，李鸿章确定采取“倒守运河”之策，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调淮军、东军、豫军分段防守。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将辖地变作战场，疏于防范，结果东捻军在七月间突破胶莱河防线。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执后，李与丁重修旧好，协力将东捻军堵御在黄海、运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捻军“以走制敌”的优势无法发挥。十月，任柱在苏北赣榆战死，随之东捻军在寿光一战损失3万余精锐。十二月，赖文光率残部突破六塘河，南走至扬州被捕杀。 [90]东捻军覆灭，李鸿章因功赏加骑都尉世职。
- 第三阶段是同治七年（1868年）上半年，在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交战。当东捻军困厄之时，西捻军紧急驰援，以进军直隶威胁京畿而迫清军回救。元月，西捻军抵达保定，清廷大震，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及直、鲁、豫、皖各督抚率军北上勤王。时李鸿章正驻军济宁度岁，分派诸将北援，竟无一人应命，且纷纷求退，聚讼不休，淮军几至瓦解。李鸿章以救援不力，受到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的处分。对此，李鸿章认为是“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但当危难之际，李鸿章仍耐心说服潘鼎新等将领遵旨北上。同时，清廷也命恭亲王爱新觉罗·奕䜣节制各路大军，并协调左、李关系。在清军的协力堵截下，张宗禹率领西捻军于二三月间，一直在直鲁边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与左宗棠会于德州桑园，议定“就地圈围”之策，引运河水入减河，引黄河水入运河，命淮军、东军、皖军分段驻守，又调湘淮军精锐作为追剿的“游击之师”。六月初，西捻军与跟踪追击的湘淮军数次接战，迭遭惨败。六月中旬，张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带数度抢渡运河未成，适逢黄、运、徒骇各河河水陡涨，处境更难。六月二十八日，在转移途中，与淮军主力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场激战，西捻军伤亡殆尽，张宗禹等二十余人突围至徒骇河边，不知所终。 [90]
李鸿章探知清廷对自己是既倚重又压制，随着捻军的溃败和淮军的势盛，必将加剧自己同清廷的紧张关系，因而决意仿效湘军攻陷天京后曾国藩“以退为进”的策略，奏请裁撤淮军。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李鸿章遵旨抵京入觐，获赐“紫禁城内骑马”。他在京逗留将近一月，拜谒慈禧太后和同治帝，会见军机大臣奕䜣、瓜尔佳·文祥等，得知清廷决意让曾国藩议定裁军事宜，然后移任直隶总督，并让自己保留部分淮军，以备“助左（宗棠）平回”。十月，李鸿章返抵南京，与曾国藩筹商淮军撤留事宜，决定裁遣马步50营，奏留75营。不久，曾国藩北上就任直督，李鸿章先返乡省亲，继而于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抵达武昌，接任湖广总督。二月，兼署湖北巡抚 [133]。 [97]
在此后一年半时间里，李鸿章曾先居奉命入川查办川督吴棠被参案、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挥师援陕镇压回民义军。他抵达西安仅仅七天，天津教案发生，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就奉密谕率部“驰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八月，李鸿章在获鹿接到调补直隶总督的上谕。此次任命，同天津教案和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案有关。清廷让查办天津教案而“谤议丛积”的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派李瀚章调补湖广总督，企图借助李鸿章及其淮军安内攘外，防患固本。 [97]这是李鸿章处理的第一件涉外事件。经过交涉，他最后同意赔款40万两，派一个使团前去法国道歉，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充军，8名肇事者处以死刑，25名送往新疆服苦役。 [91]
成功调解天津教案后，李鸿章在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被调为直隶总督，后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他以一人主管直隶一省政务、北洋三口“通商”，同时直接涉及国家外交事务。自此之后，李鸿章在仕途上尽管时有波折，但总的趋势却是扶摇直上的。同治十一年（1872年）六月，被加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晋封相当于首席军机大臣的文华殿大学士。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被赏戴汉臣从未获得过的三眼花翎。时人认为，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更有学者说，此时直隶总督“几有成为清政府第二朝廷的趋势”。 [97] [121]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李鸿章与曾国藩会奏陈兰彬选聪颖子弟赴美国留学。同月，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李鸿章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北京专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24]
光绪元年（1875年），英国借口“马嘉理案”，对清政府施压。在英国公使威妥玛发动战争的要挟下，李鸿章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于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使其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70-71]
（李鸿章中年照相册参考资料 [50] [54]）
自19世纪下半叶起，法国开始不断侵略清朝的藩属国越南阮朝。通过两次《西贡条约》，法国迫使越南承认法为越保护国。为深入侵略清朝西南地区，法方于光绪九年（1883年）再度发动侵越战争，占领战略要地北圻，击败清军，中法战争由此爆发。 [81]
中法战争形势图 [104]在英国调停下，李鸿章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5月起作为清朝全权代表与法国公使巴德诺（Patenotre）在天津会谈，6月9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称《越南条款》《中法新约》）。条约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并使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 [72-73] [81]
主词条：甲午战争
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于同治二年（1863年）左右创办了中国第二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到兼任北洋大臣后，他开始筹办洋务，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等都是该期间的重要成果（参见主要影响“洋务重臣”部分）。 [97]因为对日本的扩张政策有一定了解，他也被认为是朝廷中的“知日派”。
1886年李鸿章、醇亲王奕譞、善庆（右起）检阅北洋水师 [51]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政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次年（188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75]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依《天津会议专条》通知日本。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因变乱很快消散，日清两国军队抵达时已经大致平定，清廷乃提议双方撤兵，不意日方竟要求两国军队持续驻扎，共理朝鲜国政，清廷拒绝。五月，日军突入皇宫，挟持朝鲜高宗，迫令大院君出面掌理国政，在遭拒后将其软禁。李鸿章察觉事态严重，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急调陆军自辽东进入朝鲜，和日本相抗衡。 [75]
高升号事件清廷无法忍耐，决定对日宣战，却因入朝大军尚未会合而屡遭失败。八月十六日（9月15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参见词条平壤之战）。日军乘胜追击，自陆路过平壤向北前进，跨越鸭绿江攻入辽东，连下辽东要地，又由旅顺渡海进击山东荣城、文登。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但北洋海军弹药不足，在此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参见词条黄海海战）。此战清舰沉没4艘，日舰亦遭重创，但北洋水师对黄海的制海权尽失，其余船舰尽数退至威海外围的刘公岛。 [75]
延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被日本海军包围的刘公岛成为孤岛，丁汝昌自尽，北洋水师或被击沉，或被俘获，全军覆灭（参见词条威海卫战役）。 [75]
甲午战争形势图 [16]
甲午战争形势图 [16]
马关遇刺前的李鸿章在日本所摄照片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因此，在交涉最初，谈判陷入僵局。在第三次谈判后的3月24日，李鸿章于马关住处的路上遭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眼睑下方，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复原迅速。此事使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唯恐国际局势对己不利，因而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4月10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清政府赔款2亿5千万两白银（本为3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岛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伊藤博文签署《马关条约》。 [75]据说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李鸿章曾经垂泪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而中国可以抵抗至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和。” [105]
根据和约规定，朝鲜从原先清的属国成为独立国家；清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与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2亿两；日本取得最惠国待遇，同时在新开放的商埠得以自由从事各种制造业。这强化了日本对华的资本输出。双方在协议期间，李鸿章私下将交涉经过向其他列强通报，促使不愿日本独吞辽东半岛的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要求日方放弃辽东半岛。日方屈服，同意放弃辽东半岛，以清政府支付3000万两“赎辽费”作为补偿。 [75]
甲午战后，李鸿章失去了赖以支撑权威的北洋海军，加上主和辱国，受到群议指责，因而奉旨入阁办事，被解除了位居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97]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成功进行“三国干涉还辽”，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李鸿章及奕䜣、翁同龢、刘坤一等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于是，为应对不断崛起的日本造成的威胁，清政府想利用俄国和日本在东北的矛盾，联合俄国来限制日本在华的扩张。 [53]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较早提倡“联俄制日”的李鸿章奉命作为“钦差头等大臣”前往祝贺。李鸿章从上海出发，经敖德萨到达圣彼得堡。先后与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尼古拉二世举行会谈，俄方提出在清朝境内“借地修路”，并以俄国“支持中国的完整性”作为承诺。到尼古拉二世加冕时，李鸿章前往祝贺，被安排在首席贺臣的行列。四月，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规定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口岸对俄国兵船开放，导致整个东北沦为沙俄势力范围。 [53]
此后，李鸿章先后访问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行程9万多公里：6月14日，李鸿章觐见德皇威廉二世，6月24日又前往汉堡拜会前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均受到高规格的接待；7月4日抵达荷兰，8日前往比利时，13日抵达法国巴黎；8月2日抵达英国，被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维多利亚大十字勋章；8月28日抵达美国纽约，受到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接见。 [17-18] [53]
在这些国家，李鸿章受到盛情款待，会见了各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达官贵人，还参观了工厂、农村、报社、学校、矿山、电报局、银行、军队、博览会等。在德国，他专门请医生以“电照法”（即X光）检查了在马关遇刺时仍留在脸上的子弹。在英国他还参观了英国议会，曾坐在下院特设的席位上听议员发言议政。在美国，李鸿章参观了独立厅、自由钟、美国国会、国会书馆；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访问时，他抨击了美国的《排华法案》。 [58]9月14日，李鸿章从加拿大温哥华乘美国轮船起程回国。 [96]
这次出访，使李鸿章眼界大开，对西方、尤其是西方“立国政教”的认识又深了一层，正如他刚回到天津后给亲信吴汝纶的复信所说：“所见过于所闻。”在给吴汝纶的信中，他得出了欧美“立国政教”的“扼要处，实在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 [96]
李鸿章一行到达俾斯麦的住所弗里德里希斯鲁庄园
李鸿章（右坐）在俄时与俄国海军少将泽列诺伊（左坐）合影
1897年西方报纸以李鸿章为代言人，说明清朝的进出口贸易情况
李鸿章与俄国海军少将泽列诺伊合影（此前被误作索尔兹伯里侯爵）
反映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在惠特尼寓所接见李鸿章的场景画
李鸿章访美时乘车来到华尔道夫酒店
1896年8月，李鸿章（中者）一行抵达纽约港
纽约港搭建拱门迎接李鸿章
纽约报纸刊载的《李鸿章从不错过星期天的报纸》的漫画广告
1896年英国报刊上的李鸿章绘画
1896年8月，李鸿章（中者）一行抵达纽约港
在纽约乘坐马车的李鸿章
李鸿章访德期间，在克虏伯工厂
《伦敦新闻》李鸿章拜见维多利亚女王场景的绘画
《伦敦新闻图片报》插图中抵达英国的李鸿章，在南安普顿港上岸
1896年，李鸿章与前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合影
李鸿章1896年访问德国的合影，前坐者为李鸿章
李鸿章在英国首相官邸门前留影
《伦敦新闻图片报》载李鸿章前往哈瓦登城堡拜会格莱斯顿
英国报刊画家笔下抵达圣彼得堡的李鸿章
在俄期间李鸿章（中）与使团成员在莫斯科的合影
李鸿章（右坐）与泽列诺伊（左坐）等
李鸿章向法国总统福尔呈递国书（画）
李鸿章（坐轮椅者）在福尔陪同下观看新式马克沁机枪射击表演
《伦敦新闻》刊载李鸿章到伦敦时的情形（画）
李鸿章与美国陆军东部战区司令卢杰
1896年《纽约时报》为李鸿章作的整版报道及绘像
李鸿章在纽约时，为保健品公司宣传代理
（李鸿章出访各国图册部分参考资料 [17-18] [53]）
从欧美归来后，踌躇满志的李鸿章觐见光绪帝和慈禧太后，详细谈了所见欧美的繁华强盛，并以中国贫弱提出“须亟设法”。但他的意见并未得到重视，本人也未获重用，仅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0月24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 [96]
作为总理衙门的一员，李鸿章参与了诸如政治性贷款、租借土地等重大问题的外交谈判，并会同有关大员先后与德、俄、英三国签订了胶澳（《胶澳租界条约》）、旅大（《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九龙（《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租借条约。据说在谈判《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时，他曾经接受过俄国贿赂50万卢布。 [97]
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间的维新运动中，李鸿章明里观望持重，暗中多有同情。他主动资助“强学会”，支持“整军经武”、振兴农工商业、废除八股、兴办学堂，并回护了一些“新党”人士。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李鸿章被慈禧太后逐出总署，“未预机要”，“杜门却扫”。九月，奉懿旨任勘河大臣，会同东河总督任道镕、山东巡抚张汝梅履勘黄河工程。次年（1899年）二月，李鸿章陛见复命，随即“养闲京师”，郁郁寡欢。 [97]
- 总督两广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李鸿章奉命任商部大臣，前往通商埠考察商务。至十一月，尚未成行，他就被清廷改任署理两广总督，“奉懿旨捕康、梁”，镇压保皇党。李鸿章抵穗视事后，一面“奉职而行”，逮捕保皇党人罗赞新等三人家属；一面“曲为保全”，预留地步，推迟平毁康、梁二人的祖坟，并暗中与康、梁书信往来。 [97]
1900年7月李鸿章与港督卜力在香港的会面此时在广东的李鸿章对慈禧太后这一举动颇不以为然，当他接到宣战诏书以后，当即以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随后打电报给在上海的邮政大臣盛宣怀，并让他将此意密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建议采取权宜之计，来维持各省现有的秩序，使各国放心。在盛宣怀等人的策划、联络下，刘坤一、张之洞等于6月26日同各国领事签订《东南保护条款》。李鸿章对此完全赞同。 [19] [94]
在时局日益糜烂时，据说张之洞等还提议，一旦北京不保，慈禧太后与光绪死于非命，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 [76]在此期间，港督卜力和香港政治家何启也有意拉拢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与李鸿章合作，谋求“两广独立”，建立联合政府。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且李鸿章在不久后奉诏北上而作罢。 [94]
- 力任艰难
主词条：辛丑条约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二日（6月15日），清廷让李鸿章奉旨“迅速来京”。 [97]但他认为时机不合适，便借口拖延。六月十二日（7月8日），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不得已，才缓慢出发，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一边打探北方消息，一边探听在上海的各国公使的意向，并与刘坤一联名上书，建议朝廷保护各国洋商、教士。他的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直至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北京沦陷，两宫逃亡，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准其便宜行事”。各疆吏也都对李鸿章北上之事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认为其“早到一日，朝廷早安一日矣”。李鸿章要求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和军机大臣瓜尔佳·荣禄参与此事，得到允许。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10月5日，由百名俄军护送，自天津乘船北上，11日到达北京贤良寺西跨三院。贤良寺由俄国兵把守，外国报纸评论李鸿章“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 [20] [86]
抵京当日，李鸿章和奕劻开始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十一国代表进行艰难的谈判。李鸿章与列国以国际法为依据，提出义和团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战诏令是被挟持之下发出；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故各国无割地的理据，而中国则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经过多次讨论，列强在十一月三日（12月24日）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款条约。荣禄既看出《议和大纲》的严重危害：“将来中国财力兵力恐被彼族占尽，中国成一不能行动之大痨病鬼而后已，奈何！”又深知李鸿章等的艰难处境：“可怜奕、李，名为全权，与各国开议，其实彼族均自行商定”，然后“交给条款照会而已，无所谓互议也”。李鸿章按照清廷旨意与各国“磋磨”，力争“稍资补救”，然而列强态度强硬，寸步不让。 [86]拖延至十一月六日（12月27日），清廷批准《议和大纲》。 [97]
由于早年马关遇刺失血过多，李鸿章一累就有眩晕的顽疾。劳累过度的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旧病复发。之后，他吐血不止，“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之后病情加剧，更不能视事。 [20]
- 尽瘁而死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 [65]），奕劻、李鸿章与列强正式签订《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同月，李鸿章又患上伤风，“鼻塞声重，精神困倦”。10月30日，在死前八天，他还到俄国使馆议事，据说俄使对其竭尽恫吓胁迫之能事。归来后，李鸿章“呕血碗许”，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此后，病情似有好转，随后又转入危急。 [20]九月二十七日（11月7日），李鸿章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九岁。 [21] [97]
《辛丑条约》签订场景（右中坐者为李鸿章，前者为庆亲王奕劻）
《辛丑条约》签订场景（右中坐者为李鸿章，前者为庆亲王奕劻）据随慈禧回銮的吴永记述说，慈禧在得到李鸿章病危的奏报后，甚为顾念，为之流涕，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分担！”次日，李鸿章逝世的消息传来，慈禧“震悼失次”，随护人员“无不拥顾错愕”，如同“梁倾栋折，骤失依恃者”一般。 [22]
两宫回銮后，对李鸿章降诏奖谕，命恭亲王溥伟前往奠醊（后又派醇亲王载沣前往致祭），赠官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号“文忠”，并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同时，清廷允许李鸿章入祀贤良祠，在其原籍及立功省，如安徽、浙江、江苏、上海、江宁、天津等地，相继建祠祭祀；京师则特建专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得以在京师建祠的，仅李鸿章一人。 [21] [23]
主词条：洋务运动
- 前期
李鸿章的“变法”从“自强”开始。同治四年（1865年）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李鸿章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 [80]同治九年（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接管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正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 [88]
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88]
- 后期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他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因此，他在继续筹办“船坚炮利”的军事工业的同时，把学习西方的重心转移到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上来了。 [80] [88]
1881年李鸿章（中）与唐廷枢、伍廷芳、周馥等视察唐胥铁路 [103]其后，在整个19世纪70、80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 [88]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清朝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但李鸿章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之后，由官银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89]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清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财政捉襟见肘的清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由此实现了李鸿章“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内以栢百年根本之谋”的目的。 [80]
不过，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方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而李鸿章本人及其家族则是从洋务中大发横财。 [93]
面对列强自海上而来的威胁，李鸿章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 [92]
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次年（1875年），因海防“关要紧急”，李鸿章奉诏督办北洋海防事宜。 [98]
定远号复原图 [99]- “海镜”等5艘运输舰；
- “宝筏”“犀照”2艘通报舰。
- 外交思想
早在曾国藩幕下时，李鸿章就提出“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他在上海等地与西方人频繁接触，由此萌生了学习西方军事的思想，并着手招幕外国工匠，开办军火工厂，自制枪炮。 [80]
李鸿章其中“和戎”的含义有二层，一是维持现有局面，承认并遵守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在华已获取的非分权益。二是在中外冲突中着重求和，如“马嘉理案”、中法战争及甲午战争期间中，李鸿章均认为中国“兵单饷匮”，“断不可轻言于战”，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调停上。真可谓“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 [80]
李鸿章并不认为“和戎”是一味妥协，为“和”而“和”。他说“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也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在具体的条约谈判中，李鸿章总是能争就争，能少让就少让。如《马关条约》，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他“争回一分，即免一分之害”的谈判精神。 [80]
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但在签订逼迫中国出让利益的不平等条约时，李鸿章是列强最喜欢的谈判对象，常常是列强指定李鸿章去谈判，他甚至在与俄国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收取贿赂。 [24]
- 签订条约
李鸿章一生，作为清政府代表，与各国（主要为欧美列强）签定的条约（大部分为不平等条约）有：
时间 | 文件名 | 签订国家 | 主要参考资料 |
|---|---|---|---|
同治十年（1871年） | 中国（清）&日本 | [67] | |
[97] | |||
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三日（1874年6月26日） | 中国（清）&秘鲁 | [68-69] | |
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六日（1876年9月13日） | 中国（清）&英国 | [70-71] | |
光绪七年八月十一日（1881年10月3日） | 《中巴和好通商条约》 | 中国（清）&巴西 | [102] |
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1884年5月11日） | 中国（清）&法国 | [73] | |
光绪十一年（1885年）4月 | 中国（清）&日本 | [66] [73] | |
光绪十一年（1885年） | 中国（清）&法国 | [72-73] | |
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1886年4月25日） | 中国（清）&法国 | [73] | |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 | 中国（清）&日本 | [75] | |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1月8日 | 中国（清）&日本 | ||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6月3日 | 中国（清）&俄国 | ||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6日 | 中国（清）&德国 | ||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27日 | 中国（清）&俄国 | ||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9日 | 中国（清）&英国 | ||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 | 中国（清）&英、美、俄、法、德、意、日、奥、比、西、荷十一国 | [65] |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创办了一批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急需大量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他在《筹议海防折》中指出：“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李鸿章认为传统的旧式教育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因此他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积极倡导对自然科学和西方先进技术知识的教育传播，重视留学生教育，拉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帷幕。 [54]
改革科举教育
李鸿章对科举取士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因此出现“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不能重视学习西方“利器”的情况。同时，他赞同西方教育“求实际”的精神，他进一步提出，中国要自强，需要从学西方“利器”到引进“制器之器”，重点是培养自己的“制器之人”，“而尤以人才为亟要”。同时，他主张兴西学，改革中国传统科举制度和教育模式，并付诸实践。 [54]
创办新式学堂
新式学堂开设的外文课程 [54]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李鸿章相继提议和创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主要有：同治十三年（1874年）江南制造局附设操炮学堂，光绪六年（1880年）的天津电报学堂，光绪七年（1881年）的天津水师学堂，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天津西医学堂等。这些学堂在教学内容上，除儒家经典外，还将自然科学、实用科学和军事科学作为教学重点。新式学堂兴起，对封建传统教育模式造成了很大冲击，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变革。 [54]
派遣留学生
主词条：留美幼童
1872年首批赴美留学生合影此外，李鸿章还积极筹划派人留欧事宜，主要有：光绪二年（1876年）奏请派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学习；光绪三年（1877年），会同沈葆桢奏请派福建船政学堂学生26名、艺徒4名，赴英、法两国学习，光绪七年（1881年）又续派10名；光绪十二年（1886年），会同曾国荃奏请派福建船政学堂学生24名、北洋水师学堂学生10名赴英、法留学等。 [54]
留美幼童和赴英、法留学的学生结业回国后，基本上都成为专业科技人才，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国近代科技进步、实业发展、国防强固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李鸿章认识到派遣留学生对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无论在政策、经费上，还是在留学生前途安排上他都做了大量工作。他的这些努力，不仅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更为近代留学生教育开了先河。 [54]
李鸿章在四十余年的军事生涯中，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世界形势的变化，积极主张采用西方先进技术，改革兵制，发展海军，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在继承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基础上又有较大发展，这些思想被运用于其创建发展淮军、北洋海军以及指挥这些军队作战的具体实践中，又直接影响着清末袁世凯北洋新军的后勤改革，为中国军队后勤的全面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106]但其军事思想旨在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军事领域所引起的变革仅是局部的，甚至掺杂了许多陈旧腐朽的东西。 [128]这也是其不足之处。
- 治军思想
李鸿章认为，学习和采用西方先进技术，不能不改革旧的军事制度。鉴于清军“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建议清廷“及时变易绿营旧制”，指出：“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并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制造火器、兵船。他奉命筹办海防，组建北洋海军后，购置了“定远”“镇远”等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巡洋舰，同时参照西方海军有关规章，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使北洋海军最早迈向近代化。 [128]
李鸿章对军事教育非常关注，认为当时文武两途仍由章句、弓马进身的制度，“于洋务隔膜太甚”，所用非所学，难以造就精通西法的军事人才。为此，向清廷提出建议：改革考试制度，“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设立洋学局”，选收有志于西学之人入局，所学如有成效，“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阶”“与正途出身无异”。 [128]
- 海防思想
李鸿章认为，两次鸦片战争中，敌人皆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但列强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舰进口时尚可拒守”。同时又认为，若仅有陆军而无水师，“敌船可以到处窥伺，我挫则彼乘势直前，彼败则我望洋而叹”，故“水师所以不能不设者，以其化呆著为活著也”。因此主张沿海设防必须水、陆相依，以新式枪炮安定陆地，用铁甲舰、水炮台保护水面，只有兼顾陆、海两方面防务，才是强兵之要务、立国之根基。 [128]
其海防构想，主要是：
- 1.以守为战，先顾海口设防。他认为中国兵船甚少，只能自守海口，而海口设防又须有重点，“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 [128]
- 2.
- 3.
为此，他反对用“海防衙门”名称统筹海军，认为海防二字，“不过斤斤自守，亦不足以张国威而蓍敌情”，因而力请“设海部”，授予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他按照西方近代国防建设理论，视清政府的财力，从拱卫京师着眼，在渤海湾沿岸修台筑垒，选择旅顺、威海卫为海军基地，南北遥遥相对，控扼渤海湾咽喉，内卫京师，外御侵略，防御体系颇为谨严。针对旅顺、威海卫中隔辽阔洋面，敌船处处可以闯入的情况，他强调筹防“但当以战为防，不能以守为防”。但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保船制敌”的方针终至惨败。 [128]
孙中山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上书李鸿章时，曾说：“伏维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30-31]
- 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李鸿章，器识渊深，才猷宏远。由翰林倡率淮军，戡平发、捻诸匪，厥功甚伟；朝廷特沛殊恩，晋封伯爵。翊赞纶扉，复命总督直隶兼充北洋大臣，匡济艰难，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去年京师之变，特派该大学士为全权大臣，与各国使臣妥立和约，悉合机宜。方冀大局全定，荣膺懋赏；遽闻溘逝，震悼良深！ [23] [82]
- 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儒臣起家军旅，早膺疆寄；晋赞纶扉，辅佐中兴，削平大难。嗣在北洋三十余年，办理交涉，悉协机宜。上年京师之变，事机万紧；该大学士忠诚坚忍，力任其难，宗社复安，朝野攸赖。本年七月间，因病迭经降旨慰问。该大学士仍力疾从公，未克休息；忠靖之忱，老而弥笃。方冀调理就痊，长资倚任；乃骤患咯血，遽致不起。当兹时局艰难，失此柱石重臣，曷胜怆恸！ [23] [83]
- 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 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
-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 [63]
印有李鸿章头像的大清银行兑换券壹圆- 鸿章长躯疏髯，性恢廓，处荣悴显晦及事之成败，不易常度，时以诙笑解纷难。尤善外交，阴阳开阖，风采凛然。 [1]
- 其任事持大体，不为小廉曲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或劝之归。鸿章则言：“於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其忠勤皆类此。居恒好整以暇，案上置宋搨兰亭，日临摹百字，饮食起居皆有恒晷。长於奏牍，时以曾、李并称云。 [1]
- 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1]
辜鸿铭：
- 我说过，中日战争之后，李鸿章倒台，中国文人学士失去了领袖，其实应该说，中国文人学士中的自由党失去了领袖。……（曾国藩死后）自由党的淮系在李鸿章领导下，则权势日增，直到大权在握，统治全国；特别是掌握了支配国家钱款和拔去他人顶戴花翎的权力，还控制了国家那些最有利可图的肥缺。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失势，自由党的淮系集团也群龙无首、一哄而散。 [125]
德国人用李鸿章照片制作的明信片 [18]据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李鸿章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日人对李鸿章给予较多的关注，其中一种评价称赞他“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8]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插图报》在李鸿章去世时的报道中写道：“可以说，他取代了总理衙门，负责处理与‘蛮夷’间的政治、商贸关系，在最棘手的对外交涉中敏锐洞察、灵活斡旋，有些人直接说他狡黠，另一些人则赋予他一个优雅的绰号―‘中国忠仆’。在远东，他的名字、作用、斡旋频繁地与重大国际事件紧密相连，在许多重要的协议书下方都可以找到他的签名。” [55]
李鸿章与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外交副大臣寇松合影 [52]光绪十八年（1892年），英国政治家乔治·寇松曾来华旅行。在两年后出版的《远东问题：日本、朝鲜和中国》一书中，寇松记述了会见李鸿章的场景，并称这是他“毕生最美好的回忆”。寇松近距离观察了李鸿章，看到他“有6英尺多高，身着灰色丝长袍，戴黑丝帽，很有威仪”，“唇上的大胡子将嘴巴遮住一半，下巴上也留着中国式胡须，头发是正在变白的深灰色”。 [52]
美国传教士、驻华外交官何天爵在《中国人本色》中他对李鸿章的评价是：“……他的仪态举止和思维方式更像一名战士，而不是政治家。他的身材要比一般的中国人高大，声音粗哑而充满饱满的精神，给人的感觉非常平民化，易于接近。”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李鸿章七十六岁时给他画了张素描，认为“他看上去就是个伪善的家伙，穿着一双厚底缎面朝靴，站着的时候，身高在6英尺4英寸以上”，“他中过一次风，这使他的脸有一部分不能动弹，于是看上去总是面带微笑―个危险的男人却有着一张纯洁的笑脸”。 [52]
晚年坐于轮椅中的李鸿章
李鸿章在《辛丑条约》的签名，右半部分左下有一个“肃”字此外，从现存《辛丑条约》的原件中可以看到一个类似于“肃”的字，这是李鸿章签名的习惯，在几个条约中均有体现。之所以如此写，是要表示自己在朝廷受封的”肃毅伯”爵位。 [64]
南京总统府油画《敕治两江》，绘李鸿章（左二）与曾国藩（右二）到咸丰年间初入曾国藩幕府时，曾国藩深知李鸿章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鸿章每日早起；李鸿章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国藩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国藩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9]
李鸿章爱抽烟，但关于他抽的是水烟还是旱烟，素有不同说法。从李鸿章中年在天津的照片来看，他茶几上放的是旱烟。而李鸿章喜欢抽烟，便容易多痰。据说在日本马关（今日本山口县下关市）春帆楼谈判时，日本的伊藤博文就专门为李鸿章放置了一只花磁痰盂。 [56]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称：“（李鸿章）有一只袋子装的是一个袖珍痰罐，他不时地伸手取过来向里面吐痰（总督大人清理喉咙和鼻窦时所发出的叽里咕噜的声音，闻之者无不后脊梁发冷）。”即使在访问欧美时，李鸿章也毫不避讳，仍是吞云吐雾。 [56]
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出使欧美各国归来，途经日本横滨。据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所记，当时需要换乘轮船，用小船摆渡，一看小船是日本船，李鸿章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架上一块跳板，扶他走过去。 [105]后来，李鸿章换乘招商局轮船“广利”号回国。 [95]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先是因甲午战争战败而受到“褫去黄马褂”的处分，后又签约而受国人指责。一时间，李鸿章成了人们讽嘲的对象。此时，扬州苏昆名丑杨鸣玉（排行第三，习称“杨三”）正在演《白蛇传》。他在演“水斗”一场时，故意改调，对穿着黄马褂上台的鳖精打诨道：“娘娘有旨：攻打金山寺，如有退缩，定将尔黄马褂剥去！”观众听了，满堂哄笑。有人专为听这句话来看戏，使演出盛况空前。杨鸣玉去世后，有人为他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杨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李鸿章行二，所以这里称李二。这是一副字字对仗、极为工稳的对联，“先生”对“已死”更是工巧无比。 [87]
印象
西人所谓“当世三杰”的圣殿 [56]会见俾斯麦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6月13日，进行环球考察的李鸿章乘火车自俄国前往德国，在李鸿章的德国行程中，最引起当时的记者和后人兴趣的，就是他拜访前首相俾斯麦。在场的各国记者进行了详细记录。在曾经轰动英美的《李鸿章回忆录》中，记载了俾斯麦告诉“东方俾斯麦”李鸿章说，法国人可并不将“俾斯麦”一词视为任何恭维语，而且自己也难望得到“欧洲李鸿章”的称号。这段对话，十分传神，但《李鸿章回忆录》已确证系由美国记者曼尼克思伪造，因此对话内容很有可能是曼尼克思的个人创作。 [36]
俾斯麦这句真假难考的谦语，却真正道出了其与李鸿章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人。梁启超认为“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借则有过之。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是已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36-37]
与格兰特
光绪五年（1879年），美国前总统、南北战争时的联邦军总司令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访问中国，在天津受到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的接待。二人一见如故，彼此间的感情颇深。李鸿章当时颇为自负地对格兰特说：“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人，我们镇压了历史上有名的两支叛军。”他在酒席宴上请求格兰特帮忙调解中日琉球纠纷（参见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格兰特一口答应，遂成为清政府的外交特使。格兰特访华时，曾携带镶有钻石的手杖，李鸿章看到名贵手杖后爱不释手，格兰特对他说，手杖乃全美工商界所送，回国征得工商界领袖同意后再转赠给他。但格兰特返美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病逝，未来得及将手杖亲自赠与李鸿章。 [18] [38]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8月30日，访问美国的李鸿章特地前往格兰特的墓地前拜祭，并与格兰特的遗孀朱莉娅·格兰特一同出席晚宴。而在李鸿章抵美时，格兰特的儿子专程前往迎接，朱莉娅·格兰特还代表亡夫把手杖赠予李鸿章。李鸿章回国一年后，委托清朝驻美公使杨儒在格兰特墓前栽种“志景慕”银杏两株，并立铜牌以纪念。 [18] [38]此后关于李鸿章的照片中，发现他经常携带格兰特的手杖。 [54]
李鸿章访问欧美时，清朝并没有国歌，在外国举行的欢迎仪式上颇为尴尬。于是在圣彼得堡时，李鸿章便指示使团成员用一首古曲填词，词最后定为唐朝诗人王建的绝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配以古曲，作为国歌，西方人称之为《李中堂乐》。 [57]
出访欧美时的李鸿章，佩戴英国赠予的大十字级皇家维多利亚勋章 [60]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出使欧美各国，是清末少有的获得多枚外国勋章的中国人，故而在下表中列出其所获荣誉：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回国之后，李鸿章回到总理衙门供职，亲自主稿，奏请清廷在形式上对光绪七年（1881年）版的双龙宝星进行大量修改。经清廷批准后，正式诞生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版双龙宝星。适逢19世纪末以后清政府外交活动剧增，故此版双龙宝星实际制作、颁发和存世的数量极大，也是现代收藏中最常见的一版双龙宝星。 [108]
遗奏及遗言
遗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22]
但《李鸿章全集》未收录此诗，有学者考证认为此诗可能是伪作。 [28]
不能瞑目
晚年李鸿章 [103]另一个版本是，李鸿章临终前，周馥及直隶提督马玉昆守在身边。二人目睹了李鸿章逝世前的一个多小时，俄国公使还拿着文件来到李鸿章的病榻前，逼迫李鸿章在中俄交收条约上签字，甚至想强迫李鸿章的助手拿出李鸿章的官印。李鸿章听了，闭上眼睛不答话。周馥大哭，哭声惊醒了李鸿章，他突然又睁开眼睛，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周馥只好安慰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这才瞑目。俄使气死李鸿章的传闻在当时的《纽约时报》也有记载，题目是《李的逝世是和外交官的争论》。 [20]
李鸿章从政之余，喜欢收藏图书。在上海寓居丁香花园，有“望云草堂”藏书处。咸丰十年（1860年）在上海镇压小刀会起义时，经常光顾著名藏书家郁松年的藏书楼“宜稼堂”，郁氏曾奉送多部珍籍给他。去世后，其藏书归于李经迈继承，其珍贵版本于抗日战争中经“汉文渊”书肆主人出售不少。其余藏书在1940年由其孙李国超捐献给震旦大学图书馆，计18000册。 [39]
其中有《李文忠公全集》100册，其余为政书、兵书、方志、科技图书及历代名人年谱等，抄本有《柔远全书》，藏书交至震旦大学后，校方为之设有“合肥李氏望云草堂藏书”专室，又称“李氏文库”，以特制雕镂精美的西式书柜贮藏。该馆在《震旦杂志》撰文介绍藏书捐赠之事。1949年以后，震旦大学图书馆藏书随院系调整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及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其中李氏藏书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 [39]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末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九世祖李心庄无子，同庄姻戚许迎溪将次子子慎所给其为嗣，改姓李。李家世代耕读为生，至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9]
关系 | 姓名及生卒年 | 简介 |
|---|---|---|
长子 | 李经毓 | 周氏所生。早夭。 |
嗣子 | 李经方（1855-1934） | 本为李昭庆之子，后过继李鸿章为长子。驻美参赞，驻日公使，出使英国大臣。 |
次子 | 李经述（1864-1902） | 赵小莲所生。为人孝友。袭封侯爵，三品参赞官。 |
儿子 | 李经远 | 莫氏所生。早夭。 |
李经迈（1876-1938） | ||
李经进 | 莫氏所生。早夭。 | |
女儿 | 李经璹（1866-1912） | |
李氏 | —— | |
李氏 | —— | |
孙子 | 李国焘（1889-1962） | 李经方子。 |
李国熙 | 李经方子。 | |
李国烋（1910-？） | 李经方子。 | |
李国杰（1881-1939） | 李经述子。 | |
李国燕（1885-1917） | 李经述子。 | |
李国煦（1886-1918） | 李经述子。 | |
李国熊（1888-？） | 李经述子。 | |
李国照 | 李经述子。 | |
李国超 | 李经迈子。 | |
李鸿章的作品，主要收录于桐城吴汝纶主持编纂的《李文忠公全书》。吴汝纶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抱着“止谤”（为李鸿章正名）的目的编辑此书，其时间跨度自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全书一百六十五卷，六百余万字，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77]有同治金陵书局刻本。 [78]
《李文忠公全书》书影
《李文忠公全书》书影《李文忠公全书》所收并非李鸿章的全部作品，尚有大量未刊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续有刊印。如年子敏编《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江世荣编《李鸿章信稿补遗》（收入《捻军史料丛刊》第3集）等。 [77]2007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戴逸、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收录李鸿章的奏折、电报、公函、私人信件、诗文等 [25]，其中近三分之二为首次发表，内容较此前各书更为丰富。 [26] [79]
- 诗
定须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野鸥。笑指芦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 [27]
- 书法
李鸿章故居位于安徽省合肥市中心的淮河路步行街中段，建于19世纪末，为李鸿章的家宅，是典型的晚清江淮地区民居建筑。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硬山式屋顶。平面呈长方形，前后五进，总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 [41]十年动乱时，故居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合肥市政府在原地修复重建，现存规模已不到原来的十二分之一，但仍保留主要部分。 [42]1998年，李鸿章故居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3]
主词条：李鸿章享堂
李鸿章享堂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合裕路南侧，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坐北朝南，有御制碑、照壁、大门、前堂、寝室、厢房；享堂东侧是仓房，西侧是李鸿章夫妻合葬墓、墓前神道和石象生。总占地面积约1300平方米。1998年被公布为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 [41] [120]
关于李鸿章的评价，大体分为两个方面：
- 一种看法认为，李鸿章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等。
晚清有幅脍炙人口的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33]，前一句形容的是李鸿章的财产之巨，这种说法自然有夸张和讽刺的意味，但李鸿章家族所聚敛的财富的确非同一般。近代社会活动家、曾与李鸿章有过不少接触的容闳曾在《西学东渐记》中说李鸿章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这种说法当时很流行；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认为李鸿章的财产“数百万金，概意中事也”。关于李鸿章的财产问题，众说纷纭，但似乎没有准确的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兄弟六人都曾在安徽老家大规模购置田产，建造庞大的庄园式宅第。后来，合肥李氏的家族势力又逐渐扩展到合肥、庐江、芜湖、安庆、上海、北京、天津、大连等地，成为富甲一方的豪门望族。 [34]此外，早在绞杀太平军期间，李家兄弟数人就兼并土地约60万亩。 [90]
中法战争
一种观点认为，中法战争是“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收复新疆的左宗棠认为李鸿章“比十个法国将军更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但也有观点认为法国在军事上总体仍是占优势，只凭局部战役的胜负就断言法国不胜、中国不败，难称公允。
甲午战争
有观点认为，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覆灭与朝廷旧官员是分不开的，众大臣将北洋舰队视为李鸿章的私家军，提醒慈禧戒备。同时掌管户部的翁同龢与李鸿章私人恩怨时常克扣军费，导致北洋舰队多数舰艇老化。另外，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未批。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李鸿章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据说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谈判《中俄密约》时，为使李鸿章放弃清政府自造铁路的方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以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但李鸿章最终实得值可能只有50万卢布 ，李鸿章对此耿耿于怀。 [24]
对待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在光绪帝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命总理衙门传问维新派主要人物康有为时，李鸿章参与其中。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李鸿章只在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不公开表态不等于没有态度。对康、梁维新派，李鸿章实际暗中支持，如“百日维新”开始后，李鸿章曾两次将反对变法的荣禄、刚毅等人弹劾康有为的讯息密告康有为。在私下，他对变法的多项措施也表示赞同，并对康有为多有保护之举。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则是因他与孙家鼐的力荐才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96]
戊戌政变后，李鸿章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如因参加维新被革职的张元济，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其人的工作；对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也多有期许。由于他的许多思想与维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弹章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这些弹章，并问他说：“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 [96]
总的来说，李鸿章虽从思想上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出于为躲避变法中出现的“帝党”和“后党”之争，与支持维新的重臣翁同龢多年的积怨，甲午战后自身遭受冷落的境况等原因，李鸿章仅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新派，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 [96]
类型 | 制作/上映时间 | 剧名 | 饰演者 |
|---|---|---|---|
纪录片 | 2008 | 正说李鸿章-血色黄昏 | —— |
2009 | —— | ||
2012 | 宋怀强 | ||
电影 | 1958 | 天皇·皇后与日清战争 | |
1962 | 王秋颖 [123] | ||
2012 | 孙海英 [48] | ||
2017 | 龙之战 | 倪学增 [122] | |
电视剧 | 1975 | ||
1982 | |||
1990 | 朝鲜王朝500年-大院君 | 黄一清 | |
1992 | |||
1995 | 灿烂的黎明 | 洪性民 | |
1996 | |||
1997 | |||
1998 | |||
1998 | 樊志启 | ||
1998 | |||
2000 | 翁同龢 | 杜凯军 | |
王举 | |||
曹培昌 [119] | |||
2001 | 南一祐 | ||
2002 | |||
2003 | 王冰 [46] | ||
2003 | 郑天庸 [118] | ||
2003 | 孙树林 [117] | ||
2004 | 孙树林 [116] | ||
2005 | 沈同华 | ||
2007 | 许还山 [115] | ||
2008 | 杜志国 [114] | ||
2008 | 李雪健 [47] | ||
2009 | 任大惠 | ||
2011 | 许还山 | ||
2015 | 王庆祥 [1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