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灏，男，汉族，1926年12月出生，广东电白人，高中时在高州中学就读。中山大学毕业，1947年10月参加革命，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深圳市委书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 中文名
- 李灏
- 国 籍
- 中国
- 民 族
- 汉族
- 出生日期
- 1926年12月
- 毕业院校
- 中山大学
- 出生地
- 广东电白
- 性 别
- 男
1947年10月参加革命。
1953年起，先后在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单位工作，曾任国务院工交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建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专职委员，对外经济贸易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经委秘书长。
1983年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副书记。
1985年08月，任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
1986年05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兼深圳市市长。
1993年03月，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05年12月，组建深圳特区经济研究会，任会长。
李灏李灏是上世纪80年代至九十年代锐意改革的政府官员的代表性人物。1985年自国务院副秘书长调深圳工作的李灏，是深圳特区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市委书记。在20世纪80年代，他一手推动特区的进一步思想解放和改革进程。在历时半年多于11月30日揭晓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相关评比中，他以高票当选人物评选最高奖项——“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杰出人物”，并获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2007年8月荣获推动中国证券市场杰出贡献人物。
他的改革意识和施政智慧使得深圳一直很“特区”，担负了起改革的试点和开放的窗口双重功能。
中国资本市场20年十大股市改革闯将
李灏1986年，深圳市政府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制试点的暂行规定》，一些企业根据规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有的还向社会公众发行了股票。1988年4月1日，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首次开始实行柜台交易。这时，探索建立资本市场，特别是创办一个股票集中交易的市场，历史性地摆到深圳决策者的面前。
1987年7月22日，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成立。该公司是管理市属国有资产的专门机构，是市属国有的控股公司，具有法人资格。这是我市改革市属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实行政企分开的大胆尝试。
1987年9月27日，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成立。
1987年12月29日，我国第一家由国家、企业、私人三方合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开业。
1988年4月11日，深发展普通股挂牌上市买卖。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
1991年10月31日，首家B股深南玻B公开招股。这是中国股份制企业首次发行B股。
一个改革者 一个明白人
调整只是改革的前奏，改革才是更大的硬仗。只有突破体制障碍，推动制度创新，才能跳出“放——乱——收”的怪圈。
李灏李灏导演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他说，深圳的改革，不是一开始就有一套完整的计划，而是在实践中遇到问题不得不去解决，改革是被逼出来的。一些问题解决了，可为以后的改革铺路。先易后难，步步为营，由单兵突进演变到综合配套。深圳迎来了改革出台最为密集的黄金期。
见效最快的改革是建立外汇调剂市场。李灏上任不久，遇到著名的“特发外汇案”。深圳特发公司参与“倒卖”外汇，被中纪委派出的专案组调查，专案组准备拘捕特发公司总经理和一名副总经理。李灏了解案件经过后，认为深圳已在准备外汇调剂改革，特发公司做的合理不合法，外汇也只在自己企业内部调整，个人没有从中牟利，不应该抓人。“特发外汇案”给李灏的震动很大：同一件事情，置于不同的政策法律环境就会有不同的解读，就会有不同的结局。深圳特区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若不建立新的“游戏规则”，各项工作就如同捆住手脚，无法施展。不改革外汇制度，诸如“倒汇”的问题还会发生；不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是一句空话。李灏上任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市长办公会，有针对性地提出建立外汇调剂中心等四个机构。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这项被称为阻力最大的改革，在深圳破冰。1987年12月1日，深圳会堂座无虚席，一场从未有过的土地拍卖会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李灏陪同李铁映、周建南、刘鸿儒等悄悄坐在后排，前来观摩的还有参加全国市长培训班的市长们。这一天，敲响了新中国历史上土地拍卖“第一槌”。土地在中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宪法》第十条第四款明确写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改革突入到禁区，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违宪”这项罪名可是不轻。李灏不是鲁莽之人，在实际操作中慎之又慎。派人考察香港土地制度，几度邀请专家学者来深圳专题研讨。不仅如此，他还到北京全国人大面见彭真委员长、王汉斌秘书长，直陈土地制度的弊端。正是由于深圳的改革实践，七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李灏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是产权制度改革。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股份化就是私有化，无人敢碰。李灏回忆说，他还在国务院工作时，曾看过一份世界银行关于中国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很委婉地提出中国国企改变现状的思路：在不触动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实行股份制改革，把笼统的“国有”变成不同地区、不同企业持有，分割成若干个利益主体，并逐步推进员工持股。这一思路给李灏很大启发，国企改革只能从股份制突破。1986年深圳推出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这是国内最早的关于国企股份制改革的政府文件，由此，深圳打响了国企改革的攻坚战。国内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国内第一家股份制银行，都在深圳诞生。深圳的改革试验，触到了产权问题。当时，私营企业身份不明，没有合法地位。李灏一直在思索：为什么连外资都可以办企业，中国人反而不能办？可否绕过所有制这一敏感区域开启一扇试验的窗口？在他的推动下，深圳市政府1987年出台《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明确指出：不仅资金可以入股，而且商标、专利、技术等可以无形资产入股办企业，不受雇工人数的限制。深圳华为就是那时诞生的，不少中央、省里领导慕名来华为公司参观考察，心中都会产生一个疑问：“没有中央和地方的投资，华为是怎么搞起来的？”华为老总任正非如实回答道：“我们是靠一份红头文件起家的。”任正非所说的“红头文件”，就是指深圳市政府出台的《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规定》。这一政策的出台，点燃了无数怀揣梦想的科技人员的创业激情。
谷牧与包玉刚、李灏在一起交谈最费时的改革是推行社会保障制度。这项改革从1987年酝酿，经过考察、反复论证，到1992年出台方案，前后历时五年。过去实行供给制，保到老死，搞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不与个人贡献挂钩，这显然不符合改革的方向；照搬西方，特别是高福利国家那一套办法，寅吃卯粮，过度消费，我们也搞不起。通过考察，反复比较，深圳社保方案参考了新加坡、智利的一些经验，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办法。这项改革方案覆盖了养老、医疗、工伤三大领域，一项改革解决了三大难题。199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李灏和郑良玉去北京拜访劳动部负责同志，征求他的意见。这位负责人爽快地说，“你们是特区，也有一定条件，你们搞这个试验我不反对。但目前我们国家财力有限，你们这个方案恐怕还很难在全国推开”。不久，市政府就颁布了《深圳市社会保险暂行规定》；同时颁发了《职工养老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实施细则》、《职工医疗保险实施细则》。
深圳的改革需要立法权，在大力推动各项改革的同时，深圳也在积极争取立法权。当时只有国家和省一级有立法权，授予一个经济特区立法权，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先例，其难度和阻力可想而知。李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立法权就没有改革权。”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不断吸引外商投资，可是却没有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使得外商对特区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心存疑虑；另一方面，深圳特区作为改革开放试验地，同样也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来保驾护航。几经周折，全国人大终于授予深圳立法权。有了立法权，意味着特区法规只要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就可以了，深圳具备了进行改革的重要条件。李灏说，“获得立法权，这是中央对深圳最大的支持”。
两手都要硬
人物合影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监察局。借鉴香港、新加坡的做法，1987年成立的监察局，与检察院、反贪局不同，监察局的主要职责是“监察同级”，重点是监察市政府领导班子，从市长开始。首倡“立法、教育、办案”的六字监察方针，把制度建设放在首位，其次是教育，最后才是办案。李灏说，与香港、新加坡不同，我们提倡预防为主，教育为主，既体现出法律的尊严，也体现出爱护干部，善待同志，保证我们的事业不受大的损失。
注重新闻舆论监督，鼓励批评报道。在1986年深圳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李灏指出，特区的新闻工作者要以主人翁精神，着重抓好三个方面工作：首先是抓好新事物的宣传报道，热心地为新事物鸣锣开道，促使其茁壮成长；其次，注意抓倾向性问题的报道，善于抓住一个时期带倾向性的问题，及时地进行批评揭露，尽可能使一些不良倾向解决在萌芽状态；第三，要抓好典型报道，包括人和事，也包括对一些专题的调查剖析。李灏认为新闻报道要以正面报道为主，也要适当登些批评稿件，既要报喜，也要报忧。报纸不开展批评是没有生气的。即使是他本人或市政府的某项具体工作，如果确实做得不好，批评一下对于改进工作有好处，应该欢迎。
深圳率先在全国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最早公开招考局级干部，对干部的选拔和使用作了大胆尝试，推动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对行政体制改革，深圳也做了一些探索，曾尝试设立政务咨询委员会、立法委员会，将决策、执行、监督有效整合。
一座城市要有高扬的精神旗帜。1986年，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上，深圳提出“开拓、创新、献身”的特区精神。对“特区精神”，李灏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深圳特区是多元化的社会，可以表达多种意见，自由空间大，但不能没有主旋律，“开拓、创新、献身”就是主旋律。特区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又要吸收世界文明中一切优秀成果，形成一种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989年，李灏在《求是》发表《抓好法制、道德、理想教育》文章，再次阐述了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李灏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应该从法制、道德、理想三个层面提升精神文明水平。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人们的行为靠什么来约束？主要靠法制。商品经济最本质的内在要求是自由和平等，是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竞争，要求人们尊崇诚实守信、质量至上、追求效益等观念。理想教育是更高层次的思想教育，一个社会，需要有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和道德，更需要有激励人们前进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就是人的理想。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理想教育，这几个方面都抓好了，全社会就会有良好的精神风貌，必定是一片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小平教诲终身难忘
人物合影李灏至今还记得那个场景，在陪同去华侨城参观的路上，他向小平汇报说：特区经济发展了，日子好过了，要反哺内地，1989年深圳成立了经济合作发展基金，每年从市财政收入拿出一定比例，以低息贷款方式帮助扶持贫困地区，发展造血项目。小平听了很高兴地说，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可带动后发达地区，将来用转移支付的方式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
“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小平所说的八年，正好与李灏主政深圳时期相吻合，这是对特区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李灏人生的最大褒奖。
变革时代经受艰苦磨难
半个多世纪的内忧外患和时代变迁，在李灏身上打下鲜明的印记。可以说，时代的滚滚洪流推动他不断进步与成长。
李灏少年时代酷爱读书，渴求知识，立志学到知识和本领，报效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爱国思想和民主思想在他脑海里萌芽。李灏的家庭是一个特别的家庭。1939年、1941年，李灏的父母先后病逝，他的二姐李嘉、二姐夫梁之模和表哥郑奎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对李灏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从1941年开始，中共茂电信地委和电白县党组织就以李灏家为秘密据点开展工作， 1941年至1949年间，地区和县领导人在此活动和隐蔽长达八年之久。
李灏1943年高中毕业后，本来打算去昆明投考西南联大，因家庭困难筹措不来旅费，他只好在当地找事做，先后在两个乡村小学担任校长。李灏先后安排中共电白县委负责人严子刚及刘俊才、黎成儒担任教导主任，学校骨干也多是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1946年，李灏的三位亲人被国民党残忍杀害。国难家仇，对李灏触动很大。李灏这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在党组织的影响和安排下，他积极配合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
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和李灏视察深圳值得一提的是，在广州期间李灏开展了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最出色的成果就是策动陈赓桃起义。陈赓桃是李灏的一个疏堂舅父，原是国民党正规部队的团长，山东战役后回广州，任广东保三师少将副师长兼保九团团长。李灏利用关系主动做陈赓桃的工作，吸收陈的两个儿子参加地下学联，共同做策反工作；乘陈招兵买马之机，介绍一些可靠人士进入保九团。1949年10月，陈赓桃率领保九团及保十团一营共1000多人起义，茂电信一带局面发生很大改观。起义部队整编后，粤桂边纵任命李灏担任边纵暂二团一营教导员。
1950年，粤桂边区全境解放，李灏从部队调回电白县工作，参加支援前线、民主建政、恢复经济和土地改革等工作，先后任电白县政府党组成员、秘书、科长及土改工作队长、代理区委书记等职务。
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大批技术干部归队，李灏奉调北京，这一去就是32年。这个期间，李灏经历了农业、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对外经济贸易等不同岗位的历练。
最初李灏被分配到国家计委工作，参加了国家“一五”计划农村部分的调研和起草工作。1956年国家计委一分为二，李灏被分配到国家经委工作，任国家经委农业局综合组组长。两年后，国家经委的职能调整为主管工业、交通方面的工作，李灏的工作从农业转到工业上。1960年李灏担任经委领导的秘书，直至1965年。1965年3月，他调到新组建的国家建委工作，任党组办公室副主任。
“文革”开始后，李灏一度受到冲击。1969年恢复党组织生活，重新开始工作。其间，曾调到小“计委”工作一段时间，参与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第一稿的起草工作。以后，李灏又回到国家建委工作，直到“文革”结束。
1979年8月，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成立了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一个机构两个名称），李灏任“两委”的副秘书长和专职委员，从事对外经济工作。1982年，国务院各部位机构调整，他调任新组建的国家经委委员、秘书长。1983年5月至1985年7月，李灏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副书记，组织参与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
李灏在中央机关工作，虽然只是“幕僚”，但对农业、工业、交通、建设、外经贸等都有较多了解，他熟悉了国家经济运行的机制，锻炼了个人的工作能力，又培养了宏观经济观察能力。多年积累的知识财富和工作经验，为他日后在深圳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和建设奠定了基础。
特区招牌不能丢
人物合影2004年9月，李灏经中央批准离职休养。李灏说我干了几十年，年事已高，要开始做一个清闲人。其实，他离休后依然忙碌，非常关注深圳的发展。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特区内外一体化、深港合作、廉政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大学城建设等，都是他关心和思考的问题。
李灏离休后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对经济特区的发展历史进行全面的回顾和科学的总结，既对历史负责，也启示后人。在李灏的倡导下，经深圳市委批准，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于2005年12月正式成立，李灏担任研究会第一任会长。他对深圳特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曾风趣地对特区研究会的同志说，“你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守住特区，别把特区搞丢了”。
在改革开放30年历程中，深圳无疑是中国最传奇的城市之一，李灏也无疑是传奇的人物之一。2008年11月，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举行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论坛及评选活动”，李灏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杰出人物和30名社会人物。这是对李灏当年改革实践的公正评价。李灏获悉这一消息后谦虚地说：“虽然是我个人当选，但实际是对深圳这座改革城市的肯定。”
重温邓小平1992南巡讲话
人物合影深圳未来的发展，最值得重视的是与香港的合作。深港两地的合作应有战略性大思路
除了深港，中国具备条件建设世界级大都会的还有京津和上海地区
“15年了，我确实很怀念小平同志！”和两年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一样，李灏又习惯性地挥舞起右手，“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地看问题，的确让我们非常受益。”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二次南巡时，李灏任职深圳市委书记。他于1985年到深圳主政，在特区“非常时期”一度给人以“铁腕”印象。现虽已久居二线，但他对“一都两市”或“一都两区”的深港一体化憧憬，对深圳经济特区使命及前途的思考，从未停止过。
值此小平二次南巡15周年，作为该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人，80岁高龄的李灏再次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
如果没有15年前的讲话
《第一财经日报》：1992年小平南巡时的一个大背景，是当时国内出现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等争论。当时深圳的情况是怎样的？作为深圳的“一把手”，您对小平南巡有着怎样的期待？
人物合影这期间，我们在致力于发展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的同时，率先进行了物价、劳动工资、国有企业、外汇、证券市场、土地住房、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监督等多方面的改革探索，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
但这些改革对或不对，期待着小平同志来检查指导。当小平同志给予充分肯定，并斩钉截铁地说特区姓“社”不姓“资”时，特区人真是感动得热泪盈眶。当然，我们也想将今后要做的事，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指示。
由于行程比较紧张，一直没有找到更多汇报的机会。在小平同志要离开深圳的前一天，我盘算了一下，还有几个问题我还没有向他汇报，于是在第二天去蛇口的路上，我在车上向他汇报了今后的几点打算：
第一，进一步放开一线、管好二线，也就是要构建一个类似香港的自由港区；第二，搞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金融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把第三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第三，撤销宝安县，建立三个区，逐步推进特区内外的农村城市化。
这三个打算当场便得到了小平的首肯。他说：“我都赞同，你大胆去干。”如今看来，其实这几个设想都还在逐步实践中。
人物合影李灏：我的理解是，这句话不仅是对深圳、也是对全国讲的。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心中装的是我们整个中国和人民，想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境况，早日实现现代化。他对深圳人的叮咛，不更是对全国的期望吗？
小平南巡并不是我请来的，我之前曾几次请他来深圳看看他都没来，这次我还未来得及邀请，他就主动要来了（大笑）。
深圳成为小平南巡的目的地是必然的。因为深圳是他推行改革开放的实践地，如果实践是成功的，也就证明了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走得通的。从创建特区开始，他时刻关注着深圳每一步的发展，关注着牵动全局的试验。
《第一财经日报》：您认为小平同志南巡及发表的重要讲话关键解决了什么问题？
李灏：南巡讲话对全国而言，既是动力又是压力。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体制被正式写入党章和宪法。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用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走得通的。
要处理好普遍政策与特殊政策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地方，不统一不好，统得过死也不好。在实行统一政策的同时，如果没有留下一些能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措施的空间，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便会受到影响。假如当初中央不让广东、福建在改革开放上先走一步，不允许特区作改革试验的话，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的改革开放将如何向前推进，也不会有今天的辉煌。
《第一财经日报》：小平南巡时在深圳、珠海等地视察的企业，大都已今非昔比，深圳更是涌现出大量优秀的民营企业，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李灏：深圳的确在之后的15年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这一现象一点也不奇怪。首先，深圳在当时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便已开始发生改变，国有企业在进行政企分离后，也不再占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同时，为搞活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我们还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我们对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一视同仁的政策。再次，1987年，我们便出台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决定，鼓励兴办各种形式的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的发展，体制环境很重要，不是说政府下命令办好哪个企业就能办好。而在同样的环境下，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成功，还须要有一批富有才干的管理人才和技术骨干。这些企业能在深圳诞生，按照华为公司老总任正非的话，是因为深圳当时能为他们提供“准生证”，是因为深圳着力营造一个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土壤和环境
李灏：传承改革精神续写春天故事
人物合影习近平总书记在莲花山视察时，深圳原市委书记李灏作为陪同的四位老同志之一见证了全程。近日，李灏在深圳麒麟山疗养院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
在李灏看来，习近平总书记此次来深圳视察，没有封路，没有安排宴请，没有入住迎宾馆，而是住在一间普通套房，吃饭也只是自助餐，这些都体现出习总书记身体力行践行新八条规定，态度鲜明。
回忆习总书记向小平同志塑像敬献花篮的场景，李灏无比激动，“我很幸运，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新一届领导人视察深圳，能看到改革开放精神的传递与坚守。20年的路，足以证明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改革的步伐不能停顿”。 [1]
李灏还回忆了邓小平南巡的情景。李灏说，特区人最感谢邓小平，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指引、支持和信任，就没有如今的深圳。1992年，在全国都在讨论经济特区“姓资姓社”的时候，邓小平来到了深圳，一番谈话，为深圳指明了发展方向。
人物合影“尽管我们的环境与20年前大不一样了，但小平同志的讲话仍然指导我们前行，经济特区仍然要敢闯敢试，小平同志当年重视试验田作用的做法，也应继续引起我们的重视。”李灏说，20年前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一阵春风，给处在改革十字路口的广东送来了春天的生机和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此次广东视察像一道阳光，给转型中的中国以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我希望，南粤大地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窗口，续写‘春天的故事’。”
李灏认为，作为改革的先锋城市，深圳一直在改革，改革任务仍很繁重，例如如何使人民币国际化，如何携手香港创建国际化城市等。而且，作为改革“试验田”，深圳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尝试，如财富的二次分配、遗产税等。“其实，深圳的改革空间还是很大的，毕竟中央此后再也没有增加过特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