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
| 李光耀 Lee Kuan Yew GCMG CH SPMJ D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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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第1任總理 | |
| 任期 1965年8月9日—1990年11月28日 | |
| 總統 | 尤索夫·伊薩 班傑明·薛爾思 蒂凡那 黃金輝 |
| 副職 | 杜進才 吳慶瑞 拉惹勒南 吳作棟 |
| 前任 | 職位創立 |
| 繼任 | 吳作棟 |
| 新加坡第2任國務資政 （Senior Minister） | |
| 任期 1990年11月28日—2004年8月12日 | |
| 總理 | 吳作棟 |
| 前任 | 拉惹勒南 |
| 繼任 | 吳作棟 |
| 新加坡內閣資政 （Minister Mentor） | |
| 任期 2004年8月12日—2011年5月21日 | |
| 總理 | 李顯龍 |
| 前任 | 職位創立 |
| 繼任 | 職位廢止 |
 馬來西亞新加坡州首席部長 | |
| 任期 1963年9月16日—1965年8月9日 | |
| 州長 | 尤索夫·伊薩 |
| 前任 | 職位創立（加入馬來西亞） |
| 繼任 | 職位廢止（新加坡獨立） |
.svg){kind=small} 第3任新加坡首席部長 | |
| 任期 1959年6月3日—1963年9月16日 | |
| 君主 | 伊莉莎白二世 |
| 前任 | 林有福 |
| 繼任 | 職位廢止（加入馬來西亞） |
| 第1任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行政委員會秘書長 | |
| 任期 1954年11月21日—1990年11月28日 | |
| 主席 | 杜進才（1954年—1981年） 王鼎昌（1981年—1993年） |
| 前任 | 職位創立 |
| 繼任 | 吳作棟 |
| 新加坡國會議員 | |
| 任期 2011年—2015年 | |
| 前任 | 選區創立 |
| 繼任 | 英蘭妮·拉傑 |
| 選區 | 丹戎巴葛集選區（丹戎巴葛-中峇魯） |
| 任期 1991年—2011年 | |
| 前任 | 選區創立 |
| 繼任 | 選區合併 |
| 選區 | 丹戎巴葛集選區（丹戎巴葛） |
| 任期 1955年—1991年 | |
| 前任 | 選區創立 |
| 繼任 | 選區合併 |
| 選區 | 丹戎巴葛單選區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哈里·李光耀 Harry Lee Kuan Yew 1923年9月16日  海峽殖民地新加坡 |
| 逝世 | 2015年3月23日（91歲） 新加坡 |
| 民族 | 華人 |
| 國籍 |  英國（1923—1963） 馬來西亞（1963—1965） 新加坡（1965—2015） |
| 政黨 |  人民行動黨（1955年—2015年） |
| 配偶 | 柯玉芝 （1950年結婚—2010年喪偶） |
| 兒女 | 李顯龍 李瑋玲 李顯揚 |
| 親屬 | 李繩武 (grandchild) |
| 母校 | 萊佛士書院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劍橋大學菲茨威廉學院 |
| 宗教信仰 | 不可知論 |
李光耀 GCMG CH SPMJ DK（1923年9月16日—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第一任總理，人民行動黨的元老兼創始人之一。1959年，李光耀開始擔任總理長達31年，1990年卸下總理職務，轉任國務資政和內閣資政繼續掌權，直至2011年才從內閣退休。
李光耀是個極具爭議的威權主義者，支持者讚賞他領導的政府清廉，反對者則指責他強硬的執政風格和對政治異議的嚴厲鎮壓，認為他對言論自由和政治多樣性的限制過於嚴格[1][2][3]。2006年9月李光耀因發表「馬來西亞和印尼政府有系統邊緣化華人」言論引起與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外交風波[4]。
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因重症肺炎醫治無效逝世。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地·穆罕默德在其部落格發表了主題為《光耀與我》的文章，馬哈地認為隨著李光耀的逝世，東南亞國協再也沒有類似李光耀及印尼第二任總統蘇哈托的強勢派領導[5]。
早期生活[編輯]
兒時與早期學業[編輯]
李光耀生於新加坡甘榜爪哇路（Kampong Java Road）92號的一座2層高的別墅內，是父親李進坤（Lee Chin Koon）與母親蔡認娘（Chua Jim Neo）的長子[6]。而其祖父李雲龍（Lee Hoon Leong）對他施以英語教育的舉措，使得他自幼受到了英國文化強烈影響[7]。
李光耀有三弟一妹，其二弟李金耀（英文名：Dennis）與李光耀一樣曾於劍橋大學修讀法律，其後與兄長開設律師事務所；三弟李天耀（英文名：Freddy）曾經為一間股票證券行主席；妹李金滿；四弟李祥耀為一名醫生，曾於劍橋大學修讀醫學。
1935年，12歲的李光耀考入當地的英校萊佛士書院（初中部）；1940年，17歲的他考入該校的高中部，但在日軍占領新加坡後中斷學業。1942年開始學習中文和日文，成為首屆官方日語考試畢業生後1943-1945年間於大日本帝國大本營陸軍參謀部報道部工作[8]。
求學與婚姻[編輯]
二戰結束後的1946年，李光耀在親友的幫助下湊集學費，乘運兵船MV不列顛號遠赴英國留學。在留英初期，李光耀就讀於倫敦經濟學院，並在學習時受到導師哈羅德·拉斯基的社會主義理論影響，逐漸展現反對英國殖民統治傾向，但卻在後期一直以「反共者」著稱。他曾在他的回憶錄中表示，「之所以討厭共產黨人，根源在於他們採用列寧主義的方法，不在於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想。」一年後，李光耀轉到劍橋大學攻讀法律，並於1949年考獲雙重一等榮譽學位，名列榜首畢業，隨後取得律師資格。1950年，他與以前在萊佛士書院的同學柯玉芝結婚。
從政[編輯]
1950年，還在英國的李光耀加入了一個由旅居當地的東南亞人所組成的、以爭取馬來亞獨立為目標的團體「馬來亞論壇」。同年8月，李光耀回到新加坡，開始從事律師工作。1952年，李光耀因為代表「新加坡罷工的郵差」與政府談判而聲名大噪，在工會中建立了群眾基礎，從而為其將來的從政之路奠定了基石。
1954年10月，李光耀與一些從英國回來的華人、當地受華文教育的左派學生和工會領袖成立人民行動黨，參加次年舉行的首屆選舉。這次選舉中，李光耀本人順利當選立法議會議員，開始與新加坡方面馬來亞共產黨（「馬共」）負責人林清祥等人合作，為新加坡爭取自治地位。
新加坡總理，建國前（1959—1965）[編輯]
掌權第一年[編輯]
在李光耀掌權的第一個月，由於外國資本下降，西方企業和外籍人士擔心新政府的反殖民熱情，新加坡經歷了經濟衰退。[9]作為「反黃色文化」運動的一部分，李禁止點唱機和彈球機，而內政部長王邦文領導的警察突擊搜查酒吧和色情出版物。[10]政府打擊秘密社團、賣淫和其他非法活動，《時代》雜誌後來報導說，整整一周過去了，第一次沒有「綁架、敲詐勒索或黑社會的喧囂」。[10]李還帶頭開展了幾次「動員運動（mobilisation campaigns）」來清潔城市，在政府辦公室安裝空調，並削減公務員的工資。最後的舉動激起了該部門的憤怒，李認為這是平衡預算的必要條件。[11]
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而人民行動黨也在自治邦政府的首次選舉中成為立法議院第一大黨，由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總理。此後，李光耀一直希望與馬來亞合併成立「馬來西亞」，從而為新加坡經濟發展提供保障，最後還可以剷除在當地日漸壯大的馬共勢力。
行動黨分裂[編輯]
1961年，行動黨內以李光耀為首的「反共分子」與「親共分子」決裂，李光耀逐漸右傾。1963年2月，尚未獨立的新加坡在李光耀帶領下，配合馬來亞、英國殖民政府發起大規模保安行動（即「冷藏行動」），拘捕及拘留至少133人，包括反對派重量級政客、新聞記者和編輯以及學生，外界普遍認為這次行動是針對共產主義者，打壓反對新加坡和馬來亞合併的聲音。[12] 同年7月，李光耀在倫敦與馬來亞東姑·阿布都拉曼政府達成協議，新馬正式合併。合併後的馬來西亞聯邦政府與李光耀主導的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採取行動，逮捕了新加坡的多名馬共高層。
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以及新加坡獨立[編輯]
新馬合併後，馬來西亞聯邦政府與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在經濟等多項政策上很快就產生嚴重的分歧。1964年，新加坡發生種族騷亂，李光耀政府藉此指責馬來西亞首相東姑·阿布都拉曼與聯邦政府試圖推行「種族沙文主義」，使馬來人在聯邦內享有特殊的高等待遇，並在幕後煽動在新加坡的馬來人反對新加坡自治邦政府。而聯邦政府高層則對此十分反感，也因隨後雙方多次協商未果，導致新加坡最終在1965年被驅逐出馬來西亞聯邦，並於8月9日被迫宣布獨立，李光耀為此落淚[13]。
新加坡共和國總理（1965—1990）[編輯]
儘管發生了重大事件，但李光耀並未呼籲議會召開會議，以協調新加坡作為一個新國家將立即面臨的問題。在沒有進一步說明誰應該在他不在的情況下採取行動的情況下，他在一個孤立的小木屋裡隔離了六個星期，電話無法聯繫到。據當時的副總理杜進才說，議會一直處於「假死」狀態，直到當年12月開會。[14]
李光耀在回憶錄中說他無法入睡。在英國駐新加坡大使約翰·羅布和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了解李光耀的情況後表示關切，對此李光耀回答說：
不用擔心新加坡。我和我的同事即使在我們痛苦的時刻也是理智、理性的人。在我們在政治棋盤上採取任何行動之前，我們將權衡所有可能的後果。[15]
外交政策[編輯]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編輯]
新加坡初獨立之時，李光耀曾對外說了這麼一段話。「我不是中國人，就如甘迺迪總統不是個愛爾蘭人。慢慢的，世人會知道，新加坡姓李、高、王、楊、林的人們，外表上是中國人，說著華文，然而卻與中國人不同。我們有中國人的血統，我們不否認這點；但重要的是，我們以新加坡的立場思考，關心新加坡的權益，而不是以中國人的立場，為中國人的權益著想。」
李光耀領導的新加坡政府在1970年代開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往，雙方都放棄了之前的敵對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曾指責李光耀是「帝國主義的走狗」[16]）。1976年5月，李光耀應邀首次訪華，會晤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國務院總理華國鋒等多位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之後，他多次訪中國大陸，和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領導人會面。 李光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鄧小平一直十分尊重，兩人首次見面在1978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出訪新加坡，並獲李的高規格接待。兩人確實有許多共同點，例如在經濟上皆力主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皆留學歐洲，皆喜博覽群籍知識豐富，極具理想抱負遠見，施政手法精明務實，政治鬥爭經驗豐富，有戰爭經驗皆遇過生死關頭，自奉甚儉而正直廉潔，兩人都深具領導魅力等，因而李光耀與鄧小平兩人被許多傳媒拿來比較。李曾公開為鄧小平主持鎮壓六四學生運動辯護（雖然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新加坡也曾向香港居民發出過2,000張移民簽證），並認為「此類舉措與人權問題無關，是為維護國家穩定的必要手段」。1990年10月3日，新加坡共和國宣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成為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最晚的亞洲國家之一。
1992年9月，李光耀赴江蘇考察，最後選擇在蘇州金雞湖邊的一片農田上啟動並主導建設了了蘇州工業園區的開發項目。同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訪問新加坡並與國務資政李光耀會談，兩人促成後來兩岸歷史性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17][18]2007年，在蘇州工業園區成立15周年的大會上，李光耀表示，自己當初選址蘇州是正確的[19]。
據統計，2013年之前《人民日報》曾經12次稱李光耀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在更早的改革開放以前，曾經94次稱李光耀為「傀儡」（「帝國主義者的傀儡」、「新加坡李光耀傀儡政權」、「東姑·阿布都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等是最常見的搭配形式），是「老朋友」稱呼的近8倍。[20]
2018年12月18日，在中國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李光耀獲頒「中國改革友誼獎章」。作為唯一獲獎的東南亞國家政治人物，他獲中國官方評價為，「推動新加坡深度參與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政治家」[21]。
與中華民國（臺灣）的關係[編輯]
李光耀與中華民國方面的關係十分密切。1970年代，新加坡和台灣進行了包括軍事在內的多項合作，李本人也多次訪問臺灣，與時任總統蔣經國私交很好。1988年李登輝上臺後，雙李也交往甚密，1989年3月李登輝就任總統後首次訪問即是新加坡。後來基於對李光耀友誼，李登輝在「辜汪會談」地點讓原本不是第一選擇的新加坡脫穎而出。[22]
李光耀來臺出訪溪頭，蔣經國見其與鄉民以閩南語相談甚歡感到沮喪；蔣經國在國民黨會議上，與黨政要員們說：「我們一直想要打進臺灣人的圈子裏邊，臺灣人不習慣、不認同，因為我們不親切。我們就是先天劣勢，連李光耀都能跟臺灣人通話，我們不能。」還沮喪的對立法委員康寧祥說：「國外的元首訪問臺灣，竟然可直接與臺灣民眾交談，而我身為中華民國總統，不會講臺灣話，連李光耀與臺灣民眾說甚麼都聽不懂。」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亦提到，有一年李光耀來訪，與蔣經國到溪頭，當時李光耀可用閩南語跟臺灣民眾直接溝通，讓蔣經國好羨慕，蔣經國自慚自己身為國家領導人，反而聽不懂臺灣民眾說甚麼，於是才開始學閩南語，到蔣後期，雖仍不太會講，但聽都已經聽得懂。[23][24][25]
李登輝在《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曾提及在1994年時，臺灣曾有構想由兩岸及新加坡合資成立船務公司，專門經營兩岸之間的海線運輸，並希望公司在新加坡註冊，以避免兩岸在主權上爭議。然而在9月李光耀訪問臺灣時，除了表達新加坡想當老闆外，更對李登輝鼓吹民族主義，認為美國人不可靠，臺灣不應該相信美國保護。對此李登輝僅表示臺灣最重要是民主化，前途應由人民決定。雙方呈現分歧，但並未破壞談話氣氛。[26]然而李光耀之後言論開始轉向，將新加坡生意做不成的原因完全怪罪臺灣，並指責李登輝。李登輝對此懷疑李光耀是受到與江澤民會面時受其影響。[27]陳水扁總統上臺後，一位美國共和黨重要人士在李光耀訪問前曾到臺灣私下會見李登輝、陳水扁，即向台灣當局暗示千萬不要找李光耀當中間人，該人士更直陳「與其找李光耀，還不如找南韓的金大中」，表明美國對李光耀在亞太地區功能的觀點。[28]
卸任之後[編輯]
1990年，李光耀辭去總理職務，擔任內閣資政（Senior Minister），維持其在政壇的影響力，被指「垂簾聽政」[29]。
1997年3月，李光耀在控告反對黨領袖鄧亮洪誹謗的文件中，指鄰國馬來西亞柔佛州治安差，惹來馬來西亞朝野震怒，事後李光耀破天荒地為其失言道歉[30]。
2004年9月，李光耀之子李顯龍接任總理後，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文章，指責新加坡政治中存在的裙帶關係。李光耀威脅訴助法律，後該雜誌刊登了公開的道歉信與賠償。但是新加坡的反對黨指《經濟學人》因在新加坡設有地區總部，因此新加坡的法律對此有司法管轄權，才迫使《經濟學人》道歉。
2006年9月15日，李光耀在公共政策學院主辦的萊佛士論壇上，發表「馬來西亞和印尼政府有系統邊緣化華人」相關言論，引起與鄰國馬來西亞與印尼的外交風波[4]。
2011年新加坡大選，李光耀在拉票時說：「即使人民行動黨輸掉阿裕尼集選區，並非世界末日（意指行動黨完蛋），可是阿裕尼選民可要後悔5年，因為行動黨只會照顧她所勝的選區。」。這一番「懺悔論」惹來在野黨的攻擊，而選民也不甘被李光耀「威脅」，紛紛出門萬人空巷地聚集在反對黨所舉行的群眾大會聲援反對黨候選人，這迫使時任總理李顯龍公開向選民道歉，並說李光耀那一套有話直說的治理方式已不合時宜。李光耀的言論也間接導致行動黨在大選中，獲得建國以來最低得票率，並首次在阿裕尼集選區敗給反對黨工人黨（人民行動黨在獨立後首次在集選區失利）。李光耀與另一位前總理吳作棟之後發表聯合聲明，宣布不會出任新內閣任何職務，自此李光耀正式引退。[31]
逝世[編輯]
2015年2月5日，李光耀因重症肺炎被送至新加坡中央醫院治療，並啟用呼吸機。新加坡總理公署21日發表聲明說，李光耀被入住加護病房進行治療，當時病情處於穩定狀態[32]，在3月6日病情仍沒有太大的變化[33]。
3月17日，新加坡總理辦公室發表聲明稱，李光耀的病情因感染出現惡化，醫護人員對李光耀使用抗生素，並密切監控其病情[34]。
3月23日凌晨3時18分（新加坡標準時間，UTC+8），李光耀因重症肺炎醫治無效逝世，享耆壽91歲[35][36]。
許多政治分析員相信李光耀的逝世，讓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地·穆罕默德成為東南亞最後的「老衛兵」[37]。
家世[編輯]
曾祖父李沐文（Lee Bok Boon）生於1846年。李沐文於1863年從大清廣東省潮州府大埔縣遷至英屬印度海峽殖民地新加坡[38]。
爭議[編輯]
李光耀是個極具爭議且鐵腕的獨裁者，批評者認為他讓新加坡沒有新聞自由，在政治上也不民主，文化發展亦因政治需要而備受壓抑，反對派長期受打壓及迫害[39]。
內安法令[編輯]
李光耀打擊政敵毫不手軟，對反對黨和異議者也一向出手狠辣。李光耀採取了相當不民主的手段對付政治反對者，包括新加坡建國後早期的共產黨人和後來的政治異議人士。為爭取華人支持，李光耀最初與馬來亞共產黨合作，人民行動黨的創始成員中就有當時的馬共人士，包括深孚眾望的左翼政治活動家林清祥。李光耀也曾擔任左翼工會的法律顧問。但李光耀後來和林清祥等人反目成仇。李光耀利用《內部安全法令》（新加坡的《內部安全法令》授予政府在必要時「不經審判」即得以「無限期拘禁」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士），採取不經正當程序和公開審判的方式，將數百共產黨人抓捕入拘留營。林清祥被逮捕關押和放逐多年，他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線（曾是殖民時代新加坡群眾基礎最廣泛團體之一，被認為是馬共的外圍組織）後來長期處於非法狀態，其他左翼領袖（如謝太寶）甚至有被關押達30年之久的，此外也有大批人被他驅逐到國外，終身不許回新加坡。政界被長期扣留的還有林福壽（醫生）、傅樹楷（醫生，陳嘉庚外孫）、曾福華等人。商界的有陳六使（南洋大學主要創辦人）被扣留和被撤消公民權。報人有李星可（指李光耀是個二毛子和數典忘祖的人）。馬來報人有賽·扎哈利、薩馬德、依士邁等人。實際上，各界先後被扣留的人士數也數不清。[40] 但李光耀卻認為，這些做法是必須的，因為共產黨人組織能力太強且按正常程序審判效率太低。直到1987年，新加坡當局還發動「光譜行動」，以「反共產主義顛覆」為由，未經審判便逮捕、關押了16名左翼知識分子，而這起名噪一時的「5·21事件」，16名受害人究竟是「共產主義者」，還是普通的自由知識分子，至今也沒定論。[41][42]
袋鼠法庭[編輯]
在後來的政治生涯中，李光耀和新加坡政府不太使用內安法，改為以誹謗起訴政治對手，使其需要賠償金錢，數額一般總是大到對方賠不起的程度，迫使對方宣告破產，從而被剝奪從事政治活動的資格。
1976年，新加坡律師惹耶勒南在競選集會上稱李光耀為李氏家族參與創辦的李及李（Lee&Lee）律師樓謀取特殊利益，及「搞裙帶關係，貪污受賄，不配當總理」，被李光耀起訴並被法庭判罰賠償及支付律師費。
1987年，李光耀令內安局發動「光譜行動」，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先後拘捕22人，包括天主教的神職人員、商人和海外畢業歸來的學生。他們被指控企圖推翻政府，在新加坡「建立馬克思主義的政權」。被捕人士否認指控，同時投訴被拘留期間遭到虐待和迫供。[12] 時任新加坡律師公會主席的蕭添壽律師，因為是其中一些被捕者的辯護律師，當他去探訪委託人時，也被以內安法一併逮捕。一度對李光耀政策略有薄評的新加坡律師公會，從此徹底對政府俯首貼耳。[43]
1994年10月7日，《國際先驅論壇報》發表新加坡國立大學美籍教師克里斯多福·林戈爾（Christopher Lingle）的文章對李光耀進行如下抨擊：「本區域一些容不下異己的政權在壓制歧見方面，展示了相當精巧的手段……其他比較含蓄：依靠唯命是從的法官替他們把反對黨人物整到破產」。李光耀一股腦起訴了該報的主編、出版人和作者，法庭判《國際先驅論壇報》支付損害賠償和訴訟費，而作者林戈爾則在傳票發出後逃離新加坡。
1996年，擬參加1997年新加坡大選的鄧亮洪在競選活動中稱李光耀在購買兩間公寓時涉嫌貪污受賄。李光耀提出訴訟，鄧亮洪潛逃出國，沒有出庭答辯，法庭判李光耀勝訴。李光耀對此評論道：「沒有執政黨會扶植反對黨執政，必須在反對黨羽翼未豐的時候剷除掉他們。」[44][45]
在新加坡的法院上，李光耀每告必勝，每勝又必會得判足以讓對方直接破產的巨額罰金，從此不得翻身。以著名的1997年李光耀等訴鄧亮洪損害名譽案為例，可以發現，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毫無顧忌的動用整個國家機器來打擊反對人士，而新加坡法院完全是他們的附庸，依其意旨行事。被告的反對人士會遭遇到連坐家屬，查抄資產，無法聘請律師，甚至被徹底剝奪辯護權，這些早就應該消失於法制社會的惡劣手段。李光耀們連基本的門面功夫都懶得做，只要達到消滅反對派骨幹，並殺一儆百的效果。[43]
對此外界形容，全球200多個國家，沒有哪個國家的領導人像新加坡這樣，控告媒體和反對派「誹謗」的次數這麼多，而且全部都「勝訴」，並獲得數十萬美元的「賠償」。有西方媒體以「袋鼠法庭」的稱呼貶損之。「袋鼠法庭」在西方法律術語中，指所謂的「徒具形式、不合法律規章及正常規範」的法庭。[46]
要挾選民[編輯]
1991年，工人黨提名的劉程強贏得後港選區的國會議席，後在1997、2001和2006年三次大選中連任。後港的選民也因此「付出代價」，自1990年代以來，後港地區存在組屋翻新滯後、公共運輸規劃不周等問題，工人黨的支持者們認為，這是新加坡政府有意對後港選民進行「懲罰」。
在2011年新加坡大選前，李光耀對阿裕尼集選區的選民講：「如果你們投給反對黨，你們這裡就會變成貧民區。」結果引起該選區選民反感，最終工人黨戰勝人民行動黨，贏得了阿裕尼集選區的國會席位。[47]
西方批評[編輯]
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政治實踐遭到西方自由主義者嚴厲批評，嚴厲型法治也有諸多非議，但他從不在乎這些批評。[48]1976年，在英國工黨和荷蘭工黨的動議下，社會黨國際以人民行動黨偏離了民主社會主義主張的多黨制、言論自由原則為理由，將其開除。[49][50]
鉗制媒體[編輯]
李光耀執政後，尤為強調政府對媒體的監管。在新加坡，新聞媒體只能享有「有節制的權力和有約束的自由」，禁止和嚴懲一切攻擊執政黨以及鼓吹西方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的言論報導，禁止不利於國家安全和有可能導致種族和宗教對立的言論報導。[51] 1971年，李光耀在赫爾辛基的國際報業大會上公開宣稱：「一些人天真的以為新聞自由是神聖和絕對的。其實，新聞自由等於報社老闆的自由。他有權聘請新聞從業人員，也有權開除他們。」1988年4月，李光耀在美國報章編輯協會演講時聲稱：「將傳媒視為第四權的理論，並不適合新加坡。我們不能讓本地傳媒扮演像美國傳媒那樣的角色：監察、對抗和質疑當權者」。[44]
李光耀深知控制媒體，封殺一切對其不利的報導，是維持自己和人民行動黨不容挑戰地位的必要條件，在其執政後，便利用一切手段打壓所有媒體，最終組建了壟斷新加坡所有媒體的報業控股集團，從此新加坡就只剩下了對李光耀的歌功頌德之聲。甚至對於外國媒體，李光耀也絕不放過，任何敢於批評他或新加坡體制的外國媒體或個人，如果不公開道歉並賠償大筆罰金，就會被馬上趕出新國，甚至連母公司及其主要股東也會連帶受到牽連。這種強硬的手腕讓包括《紐約時報》《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亞洲周刊》和彭博新聞社等在內的諸多頂級國際媒體，也都不得不向他屈服讓步。中國著名的「空派」經濟學家謝國忠，就曾因為一份對新加坡表示不以為然的內部電郵洩漏，便被新加坡施壓趕出了就職的摩根史坦利公司。[43]
《華爾街日報》為此曾發表社論感慨說，「所有在新加坡發行的西方報刊，都受到新加坡政府的各種刁難。新加坡有世界一流的經濟，並想成為該地區的金融中心，還期待成為中國和印度兩大國之間的服務之橋，但如此嚴格限制信息的自由流通，不利於實現這樣的目標。」[46]
1997年，鄧亮洪代表工人黨參加靜山集選區競選。於是人民行動黨利用其掌控的媒體資源對鄧亮洪進行了強有力的打擊。當時新加坡報刊上的標題有：「李光耀資政：採用鄧亮洪做法，我國將成波士尼亞」、「吳總理：鄧亮洪是危險人物，不應讓他進入國會」、「鄧亮洪在玩火」、「多位議員指鄧亮洪言論極端」、「鄧亮洪若當選議員將像（澳大利亞）漢森掀起風波」、「吳總理指鄧玩危險遊戲，利用宗教課題鼓動情緒」、「別讓鄧亮洪破壞社會安寧」、「李資政：靜山是關鍵戰役，關係總理與兩位副總理前途」、「吳總理：靜山是總理對鄧之戰」、「吳總理：如果鄧亮洪中選，我在國內外聲譽將受打擊」、「陳慶炎副總理；阻止鄧亮洪進入國會，不是反對華族文化」、「偏激煽情者，應嚴厲對付」、「李資政：靜山區集選區共有25個計票中心。哪個區最支持行動黨，組屋將最優先獲翻新」。[52]
優生政策[編輯]
1980年代初期，李光耀擔心受過高等教育的新加坡女性選擇不婚，乃提出了為人詬病的「優生學」理論，李光耀認為人的聰明才智有80%與遺傳有關，20%同教育和環境有關，文化程度高的婦女生的孩子智商高、素質好，而且家庭教育環境也比較優越，所以孩子的發展前途遠大。相反，文化程度低的婦女生的孩子智商低、素質差，而且也沒有良好的教育環境。於是，他決定給予獎勵鼓勵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結婚生子，而教育程度偏低的女性若選擇少生，則可獲得現金「獎勵」，李光耀的這一理論受到了國人尤其是職業婦女的強烈反對，被視為對女性的侮辱。[51] 李光耀堅持認為優秀女性應多生孩子、優秀男性應選擇優秀女性。李光耀曾想將他的這一想法轉變為國策，但新加坡國內一些人指責李光耀是個不折不扣的精英主義者。這項政治宣傳終因國內過大的反對聲音而作罷，李光耀本人卻依然堅持其立場正確，並在其自傳中引用劍橋大學教授的研究為佐證來支持自己的看法。[48]
嚴刑峻法[編輯]
受二戰時駐新加坡日軍的治安政策影響，李光耀推崇嚴刑峻法、重刑重罰的法制理念。對於造成較大危害、判刑又不足以懲戒的罪犯適用鞭刑。新加坡鞭刑承襲於英國殖民統治時期。1966年前，新加坡鞭刑僅限於刑法中造成人民身心重大傷害的罪嫌，包括：重傷害、搶劫、強暴及猥褻等罪，然而，李光耀在1966年公布《破壞法》，以維護市容為目的來重罰處罰塗鴉及破壞公私財產的行為，將鞭刑範圍進一步擴大，作為維持社會治安的工具。這種嚴厲的處罰為世界各國所罕見，也在國際社會引起廣泛關注，1993年的美國少年鞭刑事件曾轟動國際社會一時。[53] 許多國際人權組織強烈批評、反對新加坡的司法鞭刑。國際特赦組織形容新加坡鞭刑「殘忍，不人道，有辱人格」。有些人認為新加坡鞭刑違反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但是新加坡不在此公約的簽署國當中。[51]
裙帶政治[編輯]
李光耀的裙帶政治也廣受詬病，與李光耀相關的少數人占有著新加坡的大多數權力，李氏家族對新加坡的影響力非常大。李光耀的子女在新加坡皆身居要職，掌握了本國的政經大權，新加坡可謂是李氏的「家天下」。李光耀兒子李顯龍在2004年8月接替吳作棟就任新加坡總理至今，被外界批為「隔代世襲」。[3] 李顯龍妻子何晶任政府控股的淡馬錫控股執行董事兼總裁，李顯龍的弟弟李顯揚則經營新加坡電信。[54][1]
雙語政策爭議[編輯]
在1965年新加坡獨立之後，中華總商會拜訪李光耀並要求他將華語列為新加坡的國語。李光耀認為如果將華語列為國語將會導致交易不便而導致外邦不願與新加坡進行交易合作，並且拒絕接受中華總商會的要求。李光耀指出自從執行南洋大學合併之後，他經常被馬來西亞受華語教育人士的批評摧毀華文教育。[55]
1965年獨立後，李光耀用「新加坡被幾億敵對的馬來人包圍」恐嚇華裔（但他自己卻引進大量印度及馬來人勞工來降低新加坡華人人口比例），用「人民行動黨之外的反對派都是大漢族主義者」恐嚇馬來裔、印裔，用穆斯林恐嚇基督徒、佛教徒、多神論、無神論者，用基督徒壓制多神論者、無神論者、穆斯林，用英校生取代並領導華校生和持方言者，用持方言者牽制英校生……連始終忠實追隨他，幫助他贏得和鞏固了政權的人民行動黨大批元老，如王永元、杜進才、王邦文、惹耶耶南、丹那巴南……也或因為並非出身英校生的小圈子，或是對他不夠俯首貼耳，也先後都被邊緣化，直至強迫退職。[43]
自獨立的那一天起，新加坡當局就不斷試圖拿南洋大學開刀。當華人激烈反彈，政府不得不妥協後，李光耀就在70年代初打出「雙語文化」旗號，在全新加坡強制以英語作為中小學第一教學語言，從而使新加坡華裔的母語能力直線下降。最終讓南洋大學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不得不在1980年關閉，被併入用英語教學的新加坡國立大學。[56]
在李光耀逝世後，馬來亞南洋大學校友會發布文告稱，李光耀政府關閉南洋大學，壓制華文教育仍是不可原諒的，並指新加坡憑著其優良的地理位置，勤勞人民的勞動及工商界的貢獻而取得的成績，將這一切榮耀歸功於李光耀是不恰當的。文告還聲明：「歷史上有如下不可磨滅的記載，首先是無理漠視民族權益而關閉由馬新兩地人民共建的南洋大學，其次是壓制華文教育，導致華文中、小學式微，癱瘓華文教育體系和文化的根基，令一個占有新加坡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的華裔人群失去母語教育權利。」文告也指，在基本人權方面，李光耀領導的政府以莫須有的罪名，褫奪了南大創辦人陳六使先生的公民權。「因政見不同而囚禁我們的同學謝太寶長達二十餘年；此外，我們的同學因其政策而被令停學、開除、逮捕，驅逐出境多達數百人，是世界高等學府受摧殘之最。」另一方面，文告說，李光耀的語文政策將英文提到最高地位，壓制母語教育，使得新加坡人民的精神文明處於無根狀態，歷史已有證明。[57]
誹謗馬來西亞柔佛治安風波[編輯]
1997年1月，時任反對黨領袖鄧亮洪遭李光耀、時任總理吳作棟等11人控告誹謗，被要求賠償名譽損失，鄧亮洪連夜渡過新柔長堤去到馬來西亞柔佛州。後李光耀起訴鄧亮洪時，在宣誓書中指柔佛是一個以槍擊、攔途搶錢劫車著稱的州屬。宣誓書於同年3月曝光後，隨即在馬來西亞引起公憤，馬來西亞各大小領袖、各族人民、各類團體及政黨都紛紛抗議，要李光耀收回污衊性言論並且向馬來西亞道歉。馬來西亞交通部長林良實指責李光耀的說法毫無根據，外交部長阿布都拉·巴達威也召見新加坡駐馬最高專員，表達馬來西亞人的不滿[58]。
3月12日，李光耀通過其新聞秘書發出一份文告說：「李光耀已就他冒犯柔佛州的談話，毫無保留地向馬來西亞政府和人民公開道歉」。文告中也說李光耀久未到柔佛，因此不甚了解該州[58]。
時任馬來西亞首相馬哈地·穆罕默德接受這項道歉，但他說，所謂「不甚了解柔佛」，只是個「藉口」[58]。
馬來西亞與印尼華人邊緣論[編輯]
2006年9月15日，李光耀在公共政策學院主辦的萊佛士論壇上，發表「馬來西亞和印尼政府有系統邊緣化華人」相關言論[59][60]，引起與鄰國馬來西亞與印尼的外交風波[61][62]。李光耀在論壇上提到新加坡同印尼和馬來西亞的關係時，指印尼前總統優素福·哈比比曾形容新加坡像綠色海洋所包圍的「小紅點」，而小紅點就是迫使新加坡，像印尼國內的華人一樣，對他言聽計從。接著形容馬來西亞華人被有系統地邊緣化，激起馬印兩國政府強烈反響。馬來西亞和印尼兩國的政治人物紛紛對此表示不滿，並要求新加坡對李光耀的言論作出解釋和道歉[63][64][65]。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地·穆罕默德批評李光耀傲慢及不尊重鄰國，並反擊說馬來西亞也可以質疑新加坡把當地馬來人邊緣化。印尼前總統哈比比指形容「小紅點」是激勵印尼青年向新加坡學習，但原意被歪曲了[63]。
9月30日，李光耀為其發表的言論向馬來西亞首相阿布都拉·巴達威道歉[4][66]，但不收回言論[67]。
10月3日，馬來西亞首相阿布都拉在新聞發布會上表明，無法接受李光耀在回函中以新加坡需要強勢政府與馬印周旋，作為他發表邊緣化言論的前提，他也重申，李光耀沒有必要發表上述言論，因為有關言論可能導致馬來西亞的種族關係出現緊張局面[68]。10月14日，阿布都拉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亞洲名人聊天室》（Talk Asia）節目主持安琪莉勞伍（Anjali Rao）的訪問時再次駁斥李光耀的這番言論，並指這是沒有根據的指責：「是的，它（李光耀的指責）毫無根據。這是一個引起許多人民不高興的議題。」「為什麼？因為某些人認為他的言論干涉馬來西亞內政。」「馬來西亞華裔的生活很好。他們甚至比土著和馬來人更成功。」[69]
一些政治評論員認為，李光耀根本就沒有就其言論道歉。馬來西亞戰略研究機構首席分析員黃永安表示，李光耀的信中雖向阿布都拉·巴達威表示抱歉，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收回之前引起軒然大波的邊緣論。隆雪華堂執行長陳亞才也深有同感地表示，李光耀並沒有承認他的言論有錯，他只是因為其言論引起馬來西亞首相情緒上的波動而表示歉意[70]。
後悔沒早點關南洋大學論[編輯]
2010年1月2日，李光耀接受《國家地理雜誌》專訪時聲稱，後悔沒早點關閉南洋大學，關閉理由為南大調低畢業水平，導致畢業生素質變差，大學文憑淪為無價之物，皆以中學文憑取而代之。他指出，新加坡當時為日本與歐美半導體廠商前往設廠的中樞，當時的大趨勢讓受華文教育者吃虧。他也自稱自己是個「實用主義者」，並指某些人把語言、文化和生活當成人生的全部並不恰當，單靠華文不能在新加坡過活[71]。
南洋大學校友會異口同聲駁斥李光耀的言論不符實，並要求他收回言論並加以道歉。前馬來亞南大校友會署理會長陳培和建議，發信徵求所有校友會同意，要求李光耀收回言論和道歉，必要時採取法律訴訟行動，陳培和也指出，李光耀政府早前關閉南大存在政治議程，是基於「英語至上」和「政治利益」上將南大關閉，並斷送華文教育的生存。馬來亞南洋大學校友會與霹靂南洋大學校友會校友也針對李光耀「後悔論」在交流聯歡會上發表看法，馬來亞南大校友會主席劉慶祺說，校友皆對李光耀的言論感到憤怒[72]。
此外，校友會也揭露李光耀的不實指控，歷史證明南大存在短短25年在各大領域的成就有目共睹，李光耀的言論一舉否決了百萬華人創辦南洋大學的努力。
批評伊斯蘭教[編輯]
2011年2月，李光耀的新書《嚴峻的現實》（Hard Truths）中，對擁有500萬人口的城市國家新加坡的族群多元性作了一番論述。他指出：「我們的發展一直不錯，直到伊斯蘭浪潮的到來。」李光耀的觀點是，與穆斯林相比，其他的族群社區融入社會都更加容易：「今天，我們可以融合所有的宗教和民族，但伊斯蘭教除外。」他還補充說：「在社會上，穆斯林並不會引起什麼問題，但他們與其他人不同，並且封閉在自己的圈子裡。」[73]
這樣的表述在穆斯林中激起了憤怒，在網絡論壇上一位評論者表示：「你和你的家人拜哪個神，就像你吃什麼喝什麼一樣是個人的事，我們穆斯林並不在意別人的宗教生活。」並告誡李光耀「管好自己的事」[73]。
新加坡穆斯林專業人士協會（Association of Muslim Professionals）對李光耀的言論深表遺憾，因為它「傷害了穆斯林社區，並具有分裂社會的潛在危險」。該協會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像其他新加坡人一樣，我們崇尚宗教信仰的多元性」，並指出：「一個好的穆斯林意味著同時要作一個好的新加坡公民，這是義不容辭的。」[73]
評價[編輯]
正面[編輯]
2015年李光耀逝世後，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地·穆罕默德在其部落格發表了主題為「光耀與我」的文章，他對李光耀的逝世表示悲傷及哀悼，他說他經常跟這位新加坡老將交鋒，但對這新生的國家茁壯成長上提供了不分仇敵的意見，他還寫隨著李光耀的逝世，東協在沒有李光耀及印尼第二任總統蘇哈托下失去了強勢領導[74][5]。
2016年4月，在李光耀逝世一周年裡，馬哈地向媒體表示新加坡人必需珍惜李光耀的付出與犧牲，指他是新加坡今日成功的重要關鍵。馬哈地表示李光耀有責任把新加坡轉變成擁有世界級港口和航空樞紐的金融中心 。他說人們全部需要記住這些成就，還有表示李光耀的立場與馬來西亞的立場不一樣[75][76]。
負面[編輯]
李光耀是個極具爭議的政治強人，反對者常指責他讓新加坡沒有新聞自由，在政治上也不民主，文化發展亦因政治需要而備受壓抑，反對派長期受打壓及迫害。李光耀掌權以來，引用殖民地時期制定的《內部安全法令》囚禁約2600名異己。前國會議員謝太寶甚至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被新加坡當局監禁與軟禁長達32年（監禁23年，軟禁9年）之久。
常與李光耀交鋒的馬來西亞華人公會（馬華公會）第三任總會長陳修信認為李光耀是「詭辯老手」（Past-master of half-truth）[77]，說一套，做一套（double-talk），很會混淆人們視聽[78]。
前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曾評價：「李光耀的經歷，大家恐怕不清楚，在日本占領新加坡時，他替日本人做事，連俘虜的收容所的差事都做過。他的思想很『妙』，個人成分較強，例如他希望他兒子來接他，我從來都沒有這樣的觀念，我也最討厭這種想法。為什麼自己做總統，兒子就要做總統？這樣不是太好。」[79]在提及李光耀的「亞洲價值」，李登輝表示：「亞洲確實有價值，但這個價值應該放在人的上面，其中沒有白人、黃人、黑人的區別，只要是人，都需要自由與民主。中國人受到封建的影響，容易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來push（推動）一個觀念，李光耀的亞洲價值多少與此有關。他叫了很多中國人、儒教專家到新加坡製作教科書，在我看那是害死孩子。走出了新加坡，他的亞洲價值被接受的程度不高；在亞洲其他的地區，人民的要求不是這樣的。」[80]李登輝認為，李光耀如果當初是生在臺灣，一定不會這樣[81]。
榮譽[編輯]
外國勳章獎章[編輯]
勛一等旭日大綬章（日本，1967年）
修交勳章光化大章（韓國，1979年10月19日批准[82]）
柔佛王冠拿督斯里勳章（S.P.M.J.，馬來西亞柔佛州，1984年4月9日）
汶萊王室最高勳章（汶萊，1990年）
桐花大綬章（日本，2015年3月23日[83]，2016年9月28日於東京追授[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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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書籍[編輯]
| 出版年份 | 標題 | 作家 | 出版社 | 備註 |
|---|---|---|---|---|
| 2015年 | 《我所知道的李光耀：LKY Whom I Knew》 | 陳加昌 | 玲子傳媒 |
|
| 2016年 | 《超越島國思維：李光耀的建國路與兩岸情》 | 遠見天下文化（台灣） |
|
參考文獻[編輯]
 |
維基語錄上的李光耀語錄 |
引用[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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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編輯]
- 書籍
- 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风雨独立路（1923~1965）》.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98年9月. ISBN 7-119-02255-5.
- 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1965~2000）》.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1年9月. ISBN 7-119-01979-1.
- Frost, Mark R.; Balasingamchow, Yu-Mei. Singapore: A Biography. Editions Didier Millet. 2009 [2021-08-28]. ISBN 978981438516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9-20）.
- Lee, Kuan Yew.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1965–2000: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HarperCollins. 2000. ISBN 9780060197766.
| 新加坡政府職務 | ||
|---|---|---|
| 新頭銜 | 新加坡共和國總理 1959年－1990年 |
繼任者： 吳作棟 |
| 前任者： 信那談比·拉惹勒南 |
新加坡國務資政 1990年－2004年 | |
| 新頭銜 | 新加坡內閣資政 2004年－2011年 |
頭銜廢止 |
| 前任者： 韓瑞生 |
新加坡財政部部長 1983年 |
繼任者： 陳慶炎 |
| 人民行動黨職務 | ||
| 新政黨 | 人民行動黨秘書長 1954年－1990年 |
繼任者： 吳作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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