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秦国没有统一六国而是六国中的其他国家统一的，那么会继续沿用分封制还是会使用郡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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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不看版：
秦廷在秦朝初年之所以正式全面推行郡县制，其原因为当时政治压力所迫，与秦国的政治传统、政治倾向及政治制度并无十分必然的联系。
在战国末期，秦国的地方叛乱已十分频繁，其中以封君叛乱尤其突出。
到秦灭六国战争的尾声阶段，昌平君叛乱甚至给秦军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失。
在这种局面下，秦廷已然不具备再度封君的客观条件。
在秦灭六国战争结束以后，秦廷先是撕毁了对齐王分封五百里的承诺，其后又组织宫廷辩论，公开否定了有关分封的议案。
此后，秦朝开始正式全面推行郡县制，并以流动朝廷的形式填补封君制的空缺，最终成功维持了12年的表面太平。
客观上讲，秦廷取消封君制或分封制是结合战国末期实际环境下的必然结果。
假设由其他诸侯国统一天下，在上述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该国大概率也会采取这样的方法。在这里，我们不应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也不应将当权者的抉择完全归咎于某些主观因素。
有关这一问题需要特别澄清2点：
其一，秦国在战国中前期以来一直使用封君制与郡县制并行的制度，这一点与六国别无二致，秦廷是在灭六国战争末期才突然转向了单一的郡县制——网上有观点称“秦国是郡县制，六国是分封制”，或者称“楚国是分封制”，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其二，秦灭六国战争绝非一帆风顺的“躺赢”，而是一场漫长、艰难、血腥的残酷战役——网上有观点称“列国在长平之战以后就无力抗秦了”，这种观点显然也是错误的。
在澄清上述2点之后，我们可以重头到尾梳理一遍秦灭六国战争的始末，然后详细讨论一下当时秦廷取消封君制的实际政治诉求，再进一步讨论其他方案的相关操作空间。
警告：
以下内容主要参考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如果其他参考会在具体位置标出。全文不参考某些文学作品及影视作品，切勿混淆。
穰侯遗产：公元前266年
秦昭襄王41年，楚顷襄王33年，魏安釐王11年，韩桓惠王7年，赵惠文王33年，齐襄王18年，燕武成王6年。
是年，秦相魏冉被罢免。
至此，这位把控秦廷26年之久的秦相终于走到了政治生涯的尽头，并于3年后死于陶邑。
在魏冉执政期间，秦国发动有伊阙之战、五国伐齐、鄢郢之战等重大战役，先后粉碎了魏国、齐国、楚国的军事威胁。又七攻大梁，五入林中，夺取了魏国周边的一系列边邑，以此为支点使秦国在外交上占据主动地位。
图为是年秦国领土的大致情况。
其中，红框、蓝框、白框涉及重要因素，需要放大观看。
图为大图中红圈区域的放大情况。
如图所示：
红圈所示为魏国的河东郡，即晋地，也就是汾河谷地南部，当地有盐池和铜矿；
紫圈所示为三门峡地区，东端即函谷关；
红箭头所示为魏据河东可能给秦国带来的军事威胁；
白箭头所示为伊阙之战时秦军的大致进攻路线，当时秦军先攻破了韩国的新城，而后于伊阙击破魏、韩、周联军，攻入白圈区域，切断魏国大梁方面与河东郡的联系，迫使魏国“割让”四百里河东之地。
需要说明，在伊阙之战后，魏廷虽名义上“割让”了河东郡，但其实并未完全退出，其后双方就此地的反复争夺长达30年之久——不过，是役无疑动摇了魏国在河东郡的统治，秦国在函谷关以北的威胁被基本扫除。
图为大图中蓝圈区域的放大情况。
如图所示：
蓝圈所示为秦南郡；
红圈所示为武关，红箭头所示为鄢郢之战秦军的大致进攻路线，主要攻击范围在云梦泽以北；
紫圈所示为“江南”十五邑的大致位置，具体范围不详，在鄢郢之战以后，楚军夺取了这一区域，以此切断了巴郡方面与南郡的联系；
黑圈所示即为睡虎地的大致位置；
白圈所示为鄢郢之战以后的楚都郢陈。
有关鄢郢之战需要特别补充一点，有观点认为该战过后楚国就一蹶不振，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这场战争的重要意义——在战略层面上讲，秦国在武关以南的威胁被基本扫除。
图为大图中白圈区域的放大情况。
如图所示：
白圈为韩、魏、赵、楚的国都位置，上白圈为赵都邯郸，左白圈为韩都新郑，中白圈为魏都大梁，下白圈为楚都郢陈；
红圈大抵为秦军在攻齐及攻梁时顺势夺取的一系列城邑，其中右红圈即陶邑，为魏冉封地，当时已经有扩充到“万乘”规模的趋势。
从秦军攻取的位置可以看出，当时秦廷有意在绞杀纵横的枢纽，以此掌控外交上的主动权。
简单总结的话：
在魏冉执政末期，秦国的本土防御已基本完善，外交领域也占据上风——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秦国虽不能完胜六国，但已然立于不败之地。
对于魏冉的功绩，相关历史学家也有总结。
司马迁《史记·穰侯列传》称：
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於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
林剑鸣《秦史稿》称：
在他任相期间，秦国的领地得到很大的扩展，他任用著名的军事家白起为将，取得对齐、楚和三晋的重大胜利，削弱了这几个国家的势力，对秦的统一有其积极作用。
截止至公元前266年，列国的实力排名大致如下：
秦国为当之无愧的超级强国。
次强为赵国——但需要指出，赵国的“第二强国”本身是一种表象，与当时特定的外交环境有关。
其次为楚国——鄢郢之战以后，楚国虽然失去了江汉平原，但一方面夺取了泗上的控制权，在实力上有所恢复；一方面切断了秦巴郡与南郡的通道，至使秦国此后在南中国地区再无作为。约在楚顷襄王末期，虞卿称此时的楚国“亦强大矣，天下无敌”，其中虽有夸张成分，但也反映出当时楚国尚强的事实。
再其次为魏国——此时的魏国占据有中原东部的数片城市群，但受制于尴尬的地理位置及魏冉的折腾，整体显得相对比较弱小。
上述三者为次级强国。
韩国、齐国、燕国对于上述三者相对较弱，但也是有一定实力的强国——笔者个人认为，在这一时间节点上韩国的实力应相对较强，齐国次之，燕国最弱。
周、卫、鲁为绝对的弱国。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秦灭六国战争虽从公元前230年开始，但在秦昭襄王后期就已经出现了灭国及统一的趋势——具体的时间节点，正是在公元前266年开始。
应侯韬略：公元前266年-公元前255年
仍是在这一年，魏人张禄取得了秦相之位，即范雎，其后被封为应侯。
有关魏冉一党（以下简称“楚党”）的彻底倒台，一些朋友将其完全归咎于范雎一党的政治斗争，这是不准确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里我们要看一下魏冉的年龄。
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59周岁。假设，其母宣太后在16周岁生易王后，在18周岁生秦昭襄王，此时的年龄也有77周岁左右，再考虑古代婴儿夭折的概率，其年龄大概率在80岁以上。魏冉为宣太后异母弟，即使以两者相差10岁计算，魏冉的年龄也当在70岁左右，已然进入了暮年阶段。当然，在这里我们也不能排除某些极端情况，比如秦昭襄王与易王后为孪生姊弟，再比如魏冉与宣太后的年龄相差在10岁以上。不过，考虑到魏冉在秦惠文王一朝时就有相当的战功，年龄上自然要比秦昭襄王年长不少，因此将年龄下限定于70岁左右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现在，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秦王，你觉得这个国相还能用几年？
再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秦廷重臣，你会不会继续给这个垂暮老人进行政治投资？
至于上述2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取决于一个重要因素——当时楚党之内是否有一个强有力的接替者。
如果没有，再取决于另一个重要因素——当时楚党之外是否有一个合格的替代者。
说到这里，我们也就可以明确一点：
楚党的彻底倒台本质上一场迫在眉睫的新老交替。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魏冉的替代者范雎。
早在范雎在入秦之初，他就向秦王提出了魏冉远攻齐国的错误，并指出当前秦国应该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
那么，何为“远交近攻”呢？
所谓远交近攻，是春秋及战国前期最常用的战略之一。譬如，楚国与秦国结盟以夹攻晋国，晋国与吴国结盟以夹攻楚国，鲁国侍奉楚国以对抗齐国，宋国侍奉齐国以对抗楚国，等等。
图为春秋中期列国的联盟对抗关系。
如图所示：
白箭头为秦、楚、鲁的军事联盟目标；
黄箭头为晋、宋、吴的军事联盟目标；
整体呈远交近攻之势。
表面上看，远交近攻的策略确实还不错，但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就会暴露出很多问题。
比如，盟军之间很难实现协同作战，因此常被逐个击破。
再比如，盟国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因此常有一些诸侯国把盟国当作砝码出卖给敌国以换取利益。
到了战国时期，列国开始逐渐舍弃单一的远交近攻模式，而是不断更换盟国，在近交远攻和远交近攻之间快速切换，最终形成一种特有的合纵、连横模式。
其具体表现，我们可以结合实际情况来看：
图为秦国在张仪时期的策略。
如图所示：
红圈及红箭头为秦、韩、魏联盟，主要针对于齐国及赵、楚；
白圈及白箭头为秦国在当时的主要扩张诉求。
从上图可以看出，张仪的真实目的在于引诱魏国向东扩张，造成魏国与齐、赵、楚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此为秦国占领上郡及三门峡一带创造空间。
图为魏国在公孙衍时期的策略。
如图所示：
白圈所示为韩、魏、赵联盟，其军事目标为秦国；
红圈所示为燕、齐、楚名义上对反秦联盟的支持；
左白箭头为三晋联军对秦国的攻击，秦军被压制回函谷关；
黄箭头为魏、赵对韩国的攻击计划，当时魏、赵联军驻扎于成皋，并计划攻击周边的韩国城邑，不过这一计划被楚怀王调停。
从上图可以看出，公孙衍的真实目的在于排挤秦国，为赵、魏两国兼并韩国创造条件。
图为齐国在田文时期的策略。
如图所示：
红圈为齐、韩、魏联盟；
红箭头为齐、韩、魏联军的征伐，当时齐国西拔函谷，南破垂沙，北慑赵国，还曾大败燕军10万；
紫圈为宋国，此时在齐、魏、楚之间已经陷入了外交孤立，因此与秦、赵构建同盟。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田文的真实目的在于孤立宋国，接下来使用合纵逼迫秦国放弃对宋国的保护，由此创造攻宋的条件——不过，田文大抵认为此时攻宋的时机仍未成熟，而齐闵王及韩珉等重臣则坚信时机已至，最终导致了田文的出走（注）和强齐的倾覆。
（注：杨宽于《缉证》中考证田文出走应在齐灭宋之前，此处沿用此说。）
图为秦国在魏冉时期的连横。
如图所示：
红圈为秦、赵、宋（陶）联盟，本身针对于强大的齐国，后期改为针对吞并了宋地的魏国；
白圈为秦国在期间夺取的河东郡与南郡；
黄圈为末期对魏国的包围，这一阶段秦军虽多次攻打大梁，但似乎并不太十分认真，其目的可能迫使魏国彻底降服于秦国；
灰箭头所示，可能是秦国当时的真实目标，也就是降服魏国以绝纵亲之腰，而后兼并上党在内的整个晋地。
对比早期的远交近攻，张仪、公孙衍、田文、魏冉的纵横策略无疑更为精妙，但同时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太过折腾。
公元前266年，伟大的齐国早已灰飞烟灭，强悍的楚国也已远遁淮泗，现如今秦国的策略还有必要这么折腾吗？
注意，这不是反问。
对于魏冉的策略，范雎持否定态度。他指出，魏冉去攻打齐国，出兵少了容易失败，出兵多了消耗又大，着实不划算。对此，他向秦昭襄王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
图为范雎入秦时向秦王阐述的“远交近攻”战略。
如图所示：
红圈为第一阶段，即通过外交、公关、武力胁迫的手段构建秦、韩、魏联盟；
黄圈为第二阶段，秦国利用秦、韩、魏联盟，胁迫赵、楚、齐三国相继与秦国结盟；
黄箭头魏第三阶段，秦、赵、楚、齐联盟再对韩、魏进行联合围攻。
从内容看来，范雎所提出的“远交近攻”和张仪、魏冉的连横其实就是一回事，只是为了看起来更加合理而加入了一些理想化及悖论的内容，说到底只是为了找个理由攻击魏冉使其下台。
到此为止，我们再来看一下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
相比于魏冉的策略，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有以下3个优点：
其一，看上去有相当的可行性；
其二，看上去比之前的连横更节约成本；
其三，能够给秦廷的官僚集团直接带来一系列土地的进账。
结合以上3点来看，范雎成功替代老迈的魏冉应当是一件既合情又合理的事情。
那么，范雎的策略能否延续魏冉时期的辉煌呢？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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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65年，秦昭襄王42年，楚顷襄王34年，魏安釐王12年，韩桓惠王8年，赵孝成王元年，齐襄王19年，燕武成王7年。
大概因为上一年赵惠文王逝世，秦国开始正式攻韩，攻取了少曲、高平。
是年，秦相范雎因私怨向魏廷索要魏相魏齐的人头，魏齐被迫逃往赵国。在得知魏齐在赵之后，秦王又扣押了赵平原君，要求赵王交出魏齐自己才放人，同时还派出了军队攻打赵国。此时，赵国一方面向齐国遣质求救，一方面由赵相虞卿携魏齐逃回魏国，在魏齐自杀后复将首级交予秦国，最终让秦国罢兵。
图为这一年列国的形势。
如图所示：
红圈为秦、魏联盟，以韩国为军事目标；
黄圈为齐、赵联盟，以秦国为军事目标；
红箭头所示为秦国攻取的少曲、高平，可以看到秦国的目标已十分直白，就是上党；
灰箭头所示为魏齐的逃跑路线——需要说明，虞卿与魏齐逃回魏国时还曾计划借道逃到楚国——可见，魏国似乎有意把赵国拉下水，赵国似乎有意把楚国拉下水。
同年，齐襄王逝世，赵廷为巩固齐、赵联盟，引进齐相田单为齐赵共相，军事目标也转向了燕国。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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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64年，秦昭襄王43年，楚顷襄王35年，魏安釐王13年，韩桓惠王9年，赵孝成王2年，齐王建元年，燕武成王8年。
秦将白起攻韩，拔陉城，斩首50,000级。
是年，秦相范雎向秦王提出了“勿独攻其地而攻其人”。
同年，原赵相虞卿与黄歇尝试构建楚、魏、赵联盟。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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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63年，秦昭襄王44年，楚顷襄王36年，魏安釐王14年，韩桓惠王10年，赵孝成王3年，齐王建2年，燕武成王9年。
秦国攻击韩国的晋南阳，秦将可能为五大夫贲。
同年，魏国有协助秦国攻韩的计划，被朱己劝阻。
也是在这一年，赵国发起合纵，招募天下之士。秦廷则发起金元攻势作为反制，使山东士人自相残杀。
仍是在这一年，楚顷襄王逝世，于秦国为质的太子元逃回楚国继位，是为楚考烈王。
图为上述两年的列国形势。
如图所示：
红圈为秦、魏联盟；
红箭头为秦将白起、五大夫贲（疑似）对韩国的攻势；
黄圈为齐、赵联盟。
此时，秦国攻取上党的目的已昭然若揭。
注意，上红箭头即白起攻击陉城的位置，其位置相对偏僻，想来人口不会太多。范雎在当时提出“勿独攻其地而攻其人”，似乎有意诱导秦军攻击韩国在中原的人口密集地区。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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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45年，考烈王元年，魏安釐王15年，韩桓惠王11年，赵孝成王4年，齐王建3年，燕武成王10年。
秦五大夫贲攻韩野王，致使上党道绝。
韩国则将上党甩给了赵国，似乎有意完全将赵国拖下水。
是年，赵国重臣赵胜、赵豹就是否接受上党一事发生了分歧，最终赵廷决定接收上党。
同年，秦廷向新继位的楚考烈王索取夏州，期间可能有武力威胁。楚廷遂将夏州割让给了秦国，此举似乎在有意示弱。
图为这一年的列国形势。
如图所示：
红圈为秦、魏联盟，红箭头为秦军攻取的韩、楚领土；
黄圈为齐、赵联盟；
灰圈为上党地区，此时归附于赵国。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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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61年，秦昭襄王46年，考烈王2年，魏安釐王16年，韩桓惠王12年，赵孝成王5年，齐王建4年，燕武成王11年。
秦军继续攻韩，夺取了缑氏、蔺。
此时，楚国突然出兵攻鲁，夺取了徐州。
大抵在这一年9月左右，秦地发生饥荒（见《韩非子》及杨宽考证），秦军的攻势被迫延缓。
是年，秦昭襄王至南郑，目的不详。
图为这一年列国形势。
如图所示：
红圈为秦、魏联盟；
红箭头所示为秦国对缑氏、蔺的攻击，其南路军的目的应在压制二周，由此为北方战事创造稳定的后方；
黄圈所示为齐、赵联盟；
白箭头所示为楚攻鲁的大致情况；
灰箭头所示，楚军的动作无疑会对齐国造成巨大影响。
截止至是年为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信息：
在实际执行阶段，秦军的战略与范雎所述的“远交近攻”完全不是一回事——范雎说的是远交齐、赵、楚来围攻韩、魏，但实际操作时却变成了远交魏国，近攻韩、赵、楚，且所谓的盟国魏国从始至终都未给秦国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支援。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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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60年，秦昭襄王47年，考烈王3年，魏安釐王17年，韩桓惠王13年，赵孝成王6年，齐王建5年，燕武成王12年。
4月，秦将王龁出兵攻赵。
6月，秦军击破了赵军的先头部队，致使赵军后撤至长平一带。
大抵在这段期间，齐、燕两国宣布救赵（《齐策二》，《田世家》误作齐、楚），但并未实质出兵。
7月，王龁与赵将廉颇展开对峙。
有关是年的战事需要注意2个细节：
其一，为什么秦军不在冬季发动攻势？
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上一年秋季秦地发生了饥荒，冬季自然没有出兵的条件。
其二，秦军在4月发起战争的时候，军粮又是从哪里来的？
大抵有3个来源：
一是蜀郡粮食的调运，从秦王至南郑的举动来看，秦廷可能从陆路紧急调运了一批粮食，其他粮食则沿西汉水绕道陇地转运至关中；
二是向地主借贷，大抵以即将收获的冬小麦为抵押；
三是由盟国提供，比如魏国沿黄河向秦军后方输送一批军粮。
图为当时的形势。
如图所示：
红箭头所示为秦军的大致进攻路线；
白圈所示为赵都邯郸；
黄圈所示为魏国重镇邺邑及有倒向横方倾向的卫国；
紫箭头为魏国可能存在的输粮路线，当时二周以被秦国压制，韩国也已屈服，魏国沿黄河入丹水向秦军提供粮食是可行的。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
在当时，魏国到底有没有给秦军提供粮食？
注意，这是一个伪命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下，秦国即可以用外交手段要求魏廷提供粮食，也可以用公关手段要求魏国的地方政府提供粮食，还可以在魏国的边境地区向当地地主购买粮食。
在明确这一点以后，换了你是秦王，你会怎么办？
你是往韩、魏的交界地区运一批青铜，从周边的地主及商人那里换一批粮食，还是顶着虫蛀鼠咬及巨大的人力成本从关中运过来？
结果显而易见：
图为秦军补给线的大体运作模式。
如图所示：
红箭头所示为秦国补给线的第一阶段，其中有一批船队运送粮食，另有一批船队运送青铜、木材或其他物资；
红圈所示为秦国补给线的中转站，秦人在这一区域把军粮转运至丹水，再利用荥阳一带的市场把青铜、木材等物资换成粮食；
紫尖头为所示为秦国补给线的第二阶段，秦人最终会沿丹水将运来及购得的粮食运抵前线。
相信每一位朋友读到这里都会突然意识到：
长平之战名为秦赵两强之争，但实际上则是一场从头到尾都要看魏国脸色的战争。
在这场漫长的消耗战中，秦国之所以有源源不断的物资输送到前线，一方面取决于秦国强大的国力，一方面也取决于魏国的配合，两者缺一不可。
其后，是长达3个月的对峙期。
在临近秋收的时候，赵廷以赵括代廉颇，此举可能和秦国的间谍行动有关。
同一时期，秦廷则秘密派遣白起至前线负责指挥。
9月中旬，赵军主动出击，秦军则派遣一支5,000人的骑兵部队和一支25,000人的奇袭部队突袭赵军的后方。
也在这段时期，秦王亲至河内动员15-60岁的男丁前往前线，以完成对赵军的完全包围。
10月，赵括在突围中阵亡，赵军向秦军投降。秦将白起则以有哗变风险为由将俘虏悉数杀死。
是年，秦廷公开宣称秦军于长平斩首400,000级，与之前的战事相加合计450,000级。
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粮食（缺）——《吕氏春秋》。
在长平之战以后，白起向秦廷索要兵粮，称要趁势灭赵，不过此举被范雎阻挠。
其后，秦军一分为三，白起部被召回，所部应为河内自耕农及伤兵；司马梗部北上攻打太原；王龁部先翻越太行攻取了武安，而后转向西部攻下了皮牢。
图为长平之战以后秦军的大致行进路线。
如图所示：
红箭头为白起部的退兵路线；
白箭头为王龁部对上党东西方向的攻略；
白圈即赵都邯郸；
黄箭头为司马梗部对太原地区的攻略。
约在这一年11月或12月左右，韩、赵两国派“苏代”游说范雎。他先是说，如果秦国确有灭赵计划，那么白起很有可能位列三公，从而影响范雎的地位。后又说，如果秦国真的把赵国灭了，结果也只能是“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至于秦国可能得不到什么东西。
有关上述游说内容有一个怪诞之处，既在于当时秦军的将领为王龁和司马梗，白起早在长平之战后就已被召回了，之后灭不灭赵跟他没什么关系，三公之说更无从谈起。这里相对合理的解释或许是，在王龁和司马梗攻略上党的同时，白起在秦廷正筹备接下来攻赵的计划——当然，这种解释本身也比较牵强。
现在，我们要重点思考一个问题：
截止至目前为止，谁才是这场战争的受益方？
或者说：
秦廷自公元前266年至公元前260年发动的战争——这场远交魏国，近攻韩、赵、楚的战争——背后的真实诉求究竟是什么？
公元前266年至公元前260年的战争大致可以被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公元前266年-前261年，共计6年，为秦攻韩战争；
第二阶段自公元前260年开始，一直到公元前257年年结束，共计4年，为秦攻赵战争。
图为第一阶段秦、韩两国之间的战争的主要范围。
如图所示：
红箭头为秦军的大抵攻势；
白圈所示为秦军主要攻打的晋南阳地区。
在图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秦廷在当时的军事目的：
占领韩国在黄河北岸的城邑，切断新郑方面与上党之间的联系，进而迫使韩国放弃韩上党。
显然，这一战略无论在规划上还是执行上都显得过于理想化。
图为秦攻韩战争期间宏观上的战略局势。
如图所示：
白圈为秦主攻的晋南阳地区；
红箭头为秦攻韩的主要规划，即切断晋南阳，以吞并韩上党；
紫箭头为魏、楚可能介入的区域，即魏国俘获韩廷，楚国沿流域攻击宛城地区；
黄箭头为赵国可能介入的区域，即在秦国之前抢先吞并韩上党。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
假设秦国用了很大力气把韩国打废了，打到韩国的有生力量都消耗殆尽了，也就是所谓的“勿独攻其地而攻其人”，秦国是否就能吞并韩国了？
这要看秦国在连续攻韩6年以后是否还有足够对抗魏、赵、楚的实力。
那么，秦廷是否认为自身具备有这样的实力呢？
想来是认为具备的。
说到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明确秦廷在秦攻韩战争中的具体诉求：
以实力上的压倒性优势兼并韩国在黄河北岸的全部领土，随后寻找机会与魏、赵、楚三国进行决战，以坐实对韩地的吞并。
在明确了这一点以后，我们也就清楚秦廷为什么会在公元前260年顶着荒年和赵国决战：
图为公元前260年秦廷角度下的列国形势：
如图所示：
红圈为秦、魏、楚联盟，其中魏国为暧昧态度，楚国为屈服态度；
红箭头为横方攻势，秦军攻击长平一带，楚军攻击鲁国；
黄圈为赵、燕、齐联盟，其中齐、燕两国态度冷淡；
黄箭头为纵方攻势，当时赵军进驻长平、皮牢等军事要地。
在这种局面下，秦廷确实有足够的理由把这一仗打下去——毕竟，之前预估的最坏结果是魏、赵、楚三国开战，现如今只打赵国一国，横想竖想都太过划算。
最终，结果也算如愿以偿。
截至到目前为止，秦廷的所有举动尚且在理性的范畴之内。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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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59年，秦昭襄王48年，楚考烈王4年，魏安釐王18年，韩桓惠王14年，赵孝成王7年，齐王建6年，燕武成王13年。
1月，秦、赵和谈。赵国宣布向秦国割让6座城邑，不过虞卿称“吾国尚利”，于是赵廷毁约。
大抵在这段时间内，赵臣楼缓作为秦国间谍的身份败露，楼缓被迫出逃。
10月，秦将王陵攻赵，邯郸之战开始。
约在这一年，在赵国为质的秦公子异人与某个赵“豪家”之女结为了夫妻。是年年底，公子异人之妻即将临盆。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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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58年，秦昭襄王49年，楚考烈王5年，魏安釐王19年，韩桓惠王15年，赵孝成王8年，齐王建7年，燕武成王14年。
1月，公子异人之妻分娩，生公子政，即始皇帝。
仍在是年1月，秦国向邯郸方面增兵，希望能尽快结束邯郸方面的战事，不过效果不佳。
约在4月左右，秦将王陵因作战不利被免职，秦廷改令白起为将，白起则拒绝出战。对此，秦廷改令王龁为将。
10月，秦将张唐攻魏，大抵因一个校尉弃掉了某座城池而败退——至于秦廷为何对盟国魏国发兵，没有任何记载。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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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57年，秦昭襄王50年，楚考烈王6年，魏安釐王20年，韩桓惠王16年，赵孝成王9年，齐王建8年，燕孝王元年。
齐、魏出兵助秦攻赵，“齐取淄鼠，魏取伊是”。
同年，魏使辛垣衍入赵，提议尊秦国为帝，被商人鲁仲连劝阻。王龁闻讯退兵50里。
仍在这一年，平原君携20名门客突破包围圈，至楚国求救。期间，门客毛遂与楚考烈王歃血为盟，楚国宣布救赵。
平原君归赵以后，又在城中集结3,000敢死之士，对城外的秦军发动突击，致使秦军再度后撤30里。
注意：
如果此前王龁后撤50里以后没有重新收缩的话，此时秦军已累计后撤80里！赵邯郸南北宽约1557米，东西宽约1326米，在周代约合2里——即使我们考虑到50里、30里有极大的夸大成分，此时秦军对邯郸的包围也已形同虚设。
图为邯郸之战期间列国的攻势。
如图所示：
上红箭头为秦将王陵攻击邯郸的大致路线，从之后秦军与魏、楚联军在汾城交战的情况看，秦军大抵以河东为基地；
黄圈为邯郸；
白箭头为魏国攻取伊是的大致路线；
紫圈分别为伊是、邺邑的大致位置，可见当时魏国与对秦军前线及补给线均有极大威胁；
绿箭头为齐国攻取淄鼠的大致情况，淄鼠位置不详，考虑到齐、赵此前曾在此相会，大抵在齐赵交界线一带；
下红箭头为疑似张唐的攻魏路线，或许秦廷感觉了魏国的异样，因此进行了一些反制措施。
从图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魏国以攻赵的名义攻取伊是，此举明摆着是在朝秦军的背后捅刀子。之后，魏廷又借辛垣衍与鲁仲连之口宣布永不帝秦，已基本等同于向秦国宣战。
可是，此时的秦军为什么还是不退兵呢？
相对合理的解释或许是：
即使秦国连年征战了整整9年，即使秦军主力在邯郸城耗了整整攻了17个月，但秦廷依旧坚信自身的力量足以和魏、楚两国的大军相抗衡。
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秦廷这一惊人的误判呢？
这显然已经不是秦昭襄王个人的“昏庸”能够解释的了。
3-4月，魏公子无忌率80,000人于邯郸城下击破秦军，秦将王龁败走，郑安平归路被断，被迫率本部20,000人向赵军投降。
同期，楚将景阳率大军于魏军会师，对秦国展开反攻。
此时，魏、楚联军约有“数十万”之众。
大抵在这段期间，秦将张唐率兵进行反击，攻取了赵国的宁新中。
10月，秦廷令白起帅率兵反击，被白起拒绝。于是，白起被治罪。
此时，张唐疑似攻克了魏国的邺邑（《秦本纪》原文“郑”，疑为“邺”字之误）。
12月，秦廷在汾城一带集结军队。
大抵在这段时期，秦廷再令白起为将，又被白起拒绝。最终，白起在范雎的谗言下被赐死。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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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51年，楚考烈王7年，魏安釐王21年，韩桓惠王17年，赵孝成王10年，齐王建9年，燕孝王2年。
2月，王龁集结了汾城方面的军队，向魏军发起了反击，斩首6,000级，所击破的敌人应为魏军的先头部队。
其后，秦军于汾河一带与魏、楚联军展开了激战，秦军败绩，淹死20,000人，即“晋、楚流死（我）河（作“汾”）两万人”，汾城应被魏、楚联军攻克。
大抵在这段时期内，魏军顺势攻下了虞山，秦河东治所安邑陷入恐慌。
同年，魏、赵、韩、楚派出军队攻击被秦国夺取的宁新中，张唐被迫撤军。
在这一阶段，韩国收回了韩上党。
5月，燕国对赵国发起了进攻，攻取了昌壮。
或许是受到燕国攻赵的影响，魏无忌、景阳退回了赵国。
期间，赵廷计划割5城作魏邑封给魏无忌，而魏无忌则以“得罪魏王”为由执意赖在赵国，最终赵廷只能以鄗为食邑封于魏无忌。
大抵在这一年的秋收后，秦将摎攻韩，取阳城、负黍，斩首韩军40,000级，其后灭西周国。
仍在这一年，秦将信梁攻赵，疑似在太原地区斩首赵军90,000级，后为赵将乐乘击败。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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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55年，秦昭襄王52年，楚考烈王8年，魏安釐王22年，韩桓惠王18年，赵孝成王11年，齐王建10年，燕孝王3年。
秦廷宣布于雒阳获得九鼎——从之后秦始皇于泗水寻九鼎的举动来看，秦廷可能获得的是九鼎的复制品，也可能单纯是政治宣传；
同年，楚灭鲁，封鲁君于莒；
大抵在同一时期，魏吞卫，并攻取了秦国在东方的陶邑。
是年，秦河东守王稽因通魏被诛，“与诸侯通，坐法诛”，其中的“诸侯”自然是指魏国；秦相范雎被一并处死，“王稽、张禄死”。
至此，应侯的时代落幕。
图为公元前257年下旬至公元前255年列国的大致攻势。
如图所示：
白箭头为魏、楚联军攻秦、卫、鲁的大致情况，其后因燕攻赵或其他原因而撤军；
黄箭头为燕攻赵的大致情况；
红箭头为秦攻宁新中、邺邑的大致情况，其后因韩、赵、魏、楚攻宁而撤军；
紫箭头为秦国之后的反击，上紫箭头为秦将信梁的疑似攻击位置，后被赵将乐乘击败，下紫箭头为秦将摎的攻击位置，破韩后灭西周国。
在范雎执政的最后3年内，秦廷的举动几乎无法用正常的逻辑进行解释。
试问：
在魏、楚大破秦军于河东，转向瓜分泗上地区之际，秦军突然出手痛击韩、赵这两个魏国的直接竞争对手，究竟图的是什么？顺手灭了天子之国，又图的是什么？
在这一阶段，秦廷几乎都像是在求着魏、楚千万不要因为瓜分泗上而展开火并，简直是在抬着魏国成为三晋之主。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提出一个问题：
秦相范雎的诉求究竟是什么？
干脆点说：
他和王稽到底是谁牵连了谁？真是王稽通魏牵连了范雎，还是范雎原本就是和苏秦、郑国、郭开、后胜一样的间谍？
从客观角度上讲，范雎确有可能不是魏国的间谍。但也从客观角度上讲，即使范雎不是间谍，他也干出了间谍才想干出的事，甚至干得更好。
这一年结束。
孝文安国：公元前254年-前240年
公元前254年，秦昭襄王53年，楚考烈王9年，魏安釐王23年，韩桓惠王19年，赵孝成王12年，齐王建11年，燕王喜元年。
是年，天下列国至秦廷朝拜。
其后，秦廷以魏国晚到为由，令秦将摎攻取魏国的虞城，大抵收复了河东全境。
于是，“韩王入朝，魏委国听令”，这场持续了13年的战争就此结束。
图为公元前254年的列国局势。
如图所示：
红箭头为秦攻虞山的大致路线；
黄箭头及黄圈为列国在这场战争中夺取的一些领土。
从图中可以看到，这一年的“天下来宾”或许名义上是为了祝贺秦灭周或据九鼎，但实际上应是彼此承认了占领土地的既成事实。
具体是：
秦复河东，韩复上党，燕取昌壮，魏吞陶、卫，楚并鲁、莒。可以说，在“远交近攻”的13年期间，秦国的所获并不理想。
回到之前提到的问题：
范雎到底有没有可能是魏国的间谍？
其实，东周时期重臣是否为他国间谍根本没有特别明确的标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战国时期，国无定交，士无定主，一些重臣经常为多个诸侯国同时效力——比如，张仪之于秦、魏，田需之于魏、楚，公孙衍之于韩、魏，楼缓之于秦、赵，乐毅之于燕、赵，田单之于齐、赵，等等——在当时，很多间谍行动实际是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进行的，用以维系千变万化的纵横环境。
有关范雎的立场，显然是亲魏。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亲魏即是范雎的政治倾向，又是范雎的政治主张，更是范雎的政治资本。因此，范雎在秦廷做出一些有利于魏国的决策并不奇怪，尤其在政治压力巨大的形势下。
《荀子·强国》一文中，对于范雎时期的秦廷有这样的描写：
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
其中，“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显然与文献中秦国公开化的裙带关系相违背，荀子在此处应指的是秦廷一派独大下的秩序，而范雎想要维持这一秩序自然会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
那么，一派独大下的秩序真的是一件好事情吗？
从范雎执政的13年来看，至少不完全是一件好事情。
它向秦廷传递出了一个重要信号：
一派独大下的重臣、封君、地方长官联合起来，究竟能把朝堂带到何等荒谬的地步。
此时，一个新的政治力量在秦廷快速崛起。
安国君，即秦孝文王，是年50岁。
有关安国君的记录不多，我们只知道他本人之前在赵国为质，曾与很多豪杰结交，后来其子异人又在赵国为之质，后期有贤公子之美名。另外，还知道他的妻子华阳夫人为楚人，其弟为阳泉君。除此之外，就一无所知了。
不过，在秦孝文王继位以后，秦廷的政治格局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自公元前250年起，秦廷同时出现有多个政治势力，其中的利益纠葛十分复杂，很难像之前一样清晰地分为魏党、韩党、楚党、赵党等派系。在上述政治势力当中，出现有严重的世袭化、家族化现象，一些封君在地方上的权力十分强大，且重臣悉数为外姓的外籍士人。
说起来，与春秋前中期的晋国颇有些相似之处。
讲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感到意外。也许你会问：
这种“晋国化”的现象究竟是表象还是本质？秦国的统一与转瞬而来的崩溃是否与之有关？
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在后面的历史事件中寻找答案。
仍在这一年，秦廷执行新政“吏推从军”。大抵将动员自耕农武装的权力交给了基层官吏——在战汉时期，基层官吏通常由中小地主担任。
另外，赵都邯郸的仓库在这一年发生了火灾。这一事件被记录于《赵世家》，想来损失比较大。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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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53年，秦昭襄王54年，楚考烈王10年，魏安釐王24年，韩桓惠王20年，赵孝成王13年，齐王建12年，燕王喜2年。
是年，秦昭襄王至旧都雍城祭祀天帝。此举或与之前的灭周行为有关。
同年，魏廷杀死了卫怀君，改立其弟元君。
也是在这一年，楚廷迁都于巨阳，似乎有意与魏国拉开距离。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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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52年，秦昭襄王55年，楚考烈王11年，魏安釐王25年，韩桓惠王21年，赵孝成王14年，齐王建13年，燕王喜3年。
这一年，魏廷正式执行《魏户律》、《魏奔命律》。其后，该法令被秦廷引入。
从目前已知的内容来看，当时魏廷旨在迫害丧失男丁的有产家庭，阻止其引进赘婿、后父，并阻止其进行不需要壮劳动力的营生，进而剥夺其占有耕田及房屋的权力。至于目的也非常明显，大抵就是为了有利于地主阶级兼并土地，进而促使地主阶级在战争时期过度动员基层兵力以创造更多丧失男丁的家庭。可以说，《魏户律》、《魏奔命律》应是秦廷“吏推从军”法令的终极版本，也是战国时期列国残暴统治的一个缩影。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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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56年，楚考烈王12年，魏安釐王26年，韩桓惠王22年，赵孝成王15年，齐王建14年，燕王喜4年。
9月，秦昭襄王逝世。安国君继位，是为秦孝文王。
韩桓惠王、楚相黄歇及其他诸侯国的将相均参加了秦昭襄王葬礼。
10月，也就是秦昭襄王逝世的1个月零3天以后，秦孝文王逝世。太子子楚继位，是为秦庄襄王。
大抵在这几年间，原秦相蔡泽赴燕，封刚成君。
同年，赵廷送帝太后及公子政归秦。
仍在这一年，燕相栗腹以“赵王壮者皆死于长平，其孤未壮”为由，鼓动燕廷发兵攻赵。
有关这一事件需要注意2个细节：
其一，即使在长平之战之后的第3年，赵将乐乘还曾击败过秦军的反扑，可见长平之战以后赵国仍有相对可观的军事力量；
其二，此时距离长平之战已经有9年，昔日6岁的儿童都已长到了15岁，赵国人口应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结合以上2点看，当时栗腹的言论应当只是随便找了一个理由。燕国之所以发兵攻赵，究其根本还应在于当时正值秦廷的权力交接时期，蔡泽等人在或许运作了某些外交活动。
大抵在这一年的秋收之后，燕相栗腹率兵400,000人攻鄗，燕将卿秦率兵200,000人攻代郡，另外还应有一支军队攻取了齐国的聊城。
赵廷则以廉颇率兵80,000人击栗腹，栗腹于是役阵亡；以乐乘率兵50,000人击卿秦，卿秦于是役被俘。燕臣昌国君乐间奔赵。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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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元年，楚考烈王13年，魏安釐王27年，韩桓惠王23年，赵孝成王16年，齐王建15年，燕王喜5年。
大抵在上一年年末到这一年年初，赵将廉颇追击500里，围蓟都。最终在燕将渠的斡旋下解围而去。
大抵在同一时期，魏军攻取了齐五都中的平陆，疑似顺势攻下了内长城西部的历下；楚军则攻取了齐国的南阳地区。
与此同时，齐相田单攻聊城，守城燕将在进退两难中自杀。
图为当时东方列国的混战情况。
如图所示：
上方3个白箭头为燕军攻赵、攻齐的大致情况；
黄箭头为赵军反燕的大致情况；
红箭头为魏军攻齐的大致情况；
紫尖头为楚军攻齐的大致情况；
下白箭头为之前楚国迁都巨阳的大致情况；
蓝箭头为齐国反击燕军的大致情况——从鲁仲连的言论中看，齐军对聊城的反攻应发生在魏、楚攻齐之后或之间；
蓝圈所示为阿都的大致位置，考虑到齐高唐、平陆均已失陷，阿都大概率在很早以前就被魏国或赵国攻取。
至目前为止，我们来看一下当前的局势：
图为列国同盟形势。
如图所示：
黄圈为横方，成员有秦、燕两国，呈远交近攻之势——前文已述，这样的联盟在战国时期并不怎么靠谱；
白圈为纵方，成员有楚、魏、赵三国，但三者的联盟关系并不稳固——当然，这是战国时期联盟国之间的常见情况；
其中，赵国虽为纵方，但似乎有意拉拢横方以摆脱魏国的羁绊，如上黄箭头所示；
此外，齐廷的态度略有诡异，或许当时齐廷已沦为楚国的半附庸，在楚廷的授意下表示出“事秦谨，与诸侯信”的姿态，以此牵制魏国，如紫尖头及下黄箭头所示。
此时，列国大致排名如下：
秦国依旧是超级强国，不过正处于一个低谷期；
次强为楚国，在楚考烈王继位以后，楚廷对秦国进行了多次凶狠的反击，还攻取了齐、鲁的大片领地——“横成则秦帝，纵合则楚王”的形势业已明朗；
再次强为魏国，当时魏国的领土应在600里以上，相比于魏惠王时期“拥地千里”虽有一定差距，但所占据的领地均为人口稠密地区，更兼《魏户律》等一系列法令的刺激，其军事动员力不容小觑——不过，考虑到魏国地缘上的尴尬，此时展现出自身的强大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最后一个强国应为赵国，此时的赵国仍处于恢复期，且朝堂内部存在有相当的不稳定因素，但本身依旧有比较强的军事实力；
韩、齐、燕三国在当时均为相对偏弱的诸侯国，随时有可能被列强瓜分。
毫无疑问，魏、楚两国有在东方坐大的趋势——秦廷在此时必须有所作为。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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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元年，楚考烈王14年，魏安釐王28年，韩桓惠王24年，赵孝成王17年，齐王建16年，燕王喜6年。
沉默了6年的秦国，终于展开了行动。
秦相吕不韦灭东周国。其后，秦将蒙骜出虎牢关，取韩之荥阳，并有兵压大梁之势。
是年，秦廷以蓝田十二县、雒阳十万户封于吕不韦，是为文信侯。
同年，秦廷尊孝文后为华阳太后，列国均割地作华阳太后的食邑。
大抵看到了秦、魏之间的紧张局势，赵国趁机攻燕。当时赵军包围了蓟都，迫使燕国贿赂重金求和。
仍在这一年，楚国废掉了鲁君的封君之位，鲁祀自此断绝。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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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48年，秦庄襄王2年，楚考烈王15年，魏安釐王29年，韩桓惠王25年，赵孝成王18年，齐王建17年，燕王喜7年。
应在这一年的年初，魏廷宣布要征伐燕国，赵谴廉颇、延陵钧助魏攻燕。
有关这一战的结果不见记录。考虑到当时魏、燕两国并不接壤，赵国“助魏攻燕”的举动并不正常。猜想一下的话，或许魏廷的目的只是想让燕国之后谁是赵国的后台，以此警告燕国——现在最好老老实实得待在纵方阵营。
是年，秦廷再度发兵，向赵国的太原地区及河内地区发起了进攻。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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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3年，楚考烈王16年，魏安釐王30年，韩桓惠王26年，赵孝成王19年，齐王建18年，燕王喜8年。
是年，秦将蒙骜成功占领了赵国太原地区，王龁也顺利攻取了韩上党地区。
3月，蒙骜部南下占领了高都一带的河内地区。
其后，秦军向黄河南岸进发，准备与魏国决战。
图为公元前249-前247年的列国攻势。
如图所示：
白箭头为秦军的第一轮攻势，灭东周国，后占领韩荥阳；
白圈所示即荥阳地区；
紫尖头为赵攻燕及魏、赵联合攻燕的大致情况；
黄箭头魏秦军的第二轮攻势，攻取赵太原及韩上党；
黄圈所示即太原及上党地区；
黑箭头为秦军的第三轮攻势，秦军攻取了上党南部的魏高都地区，基本扫除了黄河以北的三晋城邑，开始向黄河以南进发。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秦军的战略虽不见得有多高明，但相比于范雎时期明显严密了许多——可见，秦廷在当时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
也就在同一时期，魏无忌在赵廷开始了一系列运作，最终在魏国组织了五国联军。
大致在4月或5月左右，蒙骜与纵军在黄河以南决战，秦军败绩，退至函谷关。
5月，秦庄襄王逝世。太子政继位，是为始皇帝。
在追击到函谷关之后，魏将魏无忌忽然对韩发起进攻，攻取了管城，除此之外魏军可能还在淇水以南歼灭了韩国背上收复失地的军队，也有可能是攻取了荥阳地区。
根据魏无忌的说法，此时魏军突然攻韩是为了巩固大梁上游的防御——但只要你看一下管城在什么位置，就应该清楚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大抵在这段时期，楚廷应当意识到了魏国有吞韩的意向，也可能单纯是因为和魏国在泗上地区有摩擦，因此发兵攻魏。
当时，魏、楚两国在睢阳、蔡、召陵发生了火并，最终以楚军败退而告终。
在秦、韩、魏、楚四国混战的同时，赵、燕两国进行换地，赵廷以龙兑、汾门、临乐三城换取了燕国的葛、武阳、平舒。
注意！
葛可能是齐阿都，武阳即燕下都，平舒则为黄河入海口的重要城邑——这绝不是一场公平的交换。
图为是年东方混战的情况。
如图所示：
白箭头为魏无忌五国联军攻秦，之后携魏军攻管城的大致情况；
下白圈即韩都新郑，此时魏军的真实目的只能是要将韩国收为半附庸；
黄箭头所示为楚国攻魏的大致情况；
红圈所示为燕国给予赵国的燕下都、平舒、阿都（？）三城——其中阿都存疑，如果属实，大抵应为五国伐齐时期的遗留问题，或许是燕国拥有主权，但地方官实际依附于赵或魏；
黄圈所示为赵国给予燕国的龙兑、汾门、临乐三城；
上白圈即燕都蓟都，可见赵国其实是把之前攻燕都的通道还给了燕国——也就是说，燕国靠割让三座大邑换回了国都的安全。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场战役中，秦国虽是失败的一方，但它的失败直接促成了魏、楚联盟的火并，并间接诱使赵国产生了吞燕的胃口。
至此，秦灭六国之势已“水到渠成”。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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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46年，始皇帝元年，楚考烈王17年，魏安釐王31年，韩桓惠王27年，赵孝成王20年，齐王建19年，燕王喜9年。
秦太原郡的晋阳叛秦归赵，秦将蒙骜率军平叛。
另外，秦军可能在这一年顺势夺回了韩上党——当然，也有可能在上一年河外之战以后，列国因为急于火并而并没有收复韩上党。
同年，一个名为郑国的韩国水利专家入秦，为秦国筹划修建郑国渠。郑国的身份其实是韩国间谍，至秦国修建郑国渠也是为了“疲秦”，就是让秦国把大量的人物力消耗到修渠上面，这样就无力攻打韩国了。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
但在实际上，秦国在修建郑国渠期间并没变得有多“疲”，而是持续不断地向魏、燕等国发动战争。
在明确这一点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韩国往秦廷派“间谍”的真实目的想来不会是“疲秦”，而是用一种极为暧昧的态度向秦廷献上投名状。
在这里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韩王，你觉得魏国攻下了管城是个什么意思？
你觉得万一魏国缓过了力气，从管城向前走一步是什么结果？
在目睹了卫君惨死于大梁、鲁君绝祀于莒邑之后，你觉得你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再回头看一下秦国对周室的待遇——换了你，你会怎么做？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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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45年，始皇帝2年，楚考烈王18年，魏安釐王32年，韩桓惠王28年，赵孝成王21年，齐王建20年，燕王喜10年。
秦、赵联合攻魏。
秦将麂公取卷成，斩首30,000级——注意，这是秦国是秦国倒数第二次公布斩首数字。
赵将廉颇取繁阳。
是年，赵孝成王逝世。赵悼襄王继位，以乐乘代廉颇。廉颇率兵攻乐乘，而后转投奔魏。
图为秦、赵攻魏的大致情况。
如图所示：
左箭头为秦军的攻势，黄圈即卷的位置；
上箭头为赵军的攻势，黄圈即繁阳的位置；
如白箭头及白圈所示，从之后赵廷的表现来看，当时赵军的真实目的应在打通到中牟的通道，最终夺取上白圈所示的邺邑；同理，秦廷的真实目的应在切断魏长城的要塞，进而夺取魏国在黄河以北的安阳、朝歌等要镇。
有关秦、赵攻魏的结果：
就赵国方面，赵孝成王的逝世及廉颇的出走应该给赵军带来了很多麻烦——最终，赵国将目标转向了攻燕；
就秦国方面，麂公在攻卷之时也不是特别顺利，是役打到了跨年——最终在单单攻取了卷城以后收场。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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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44年，始皇帝3年，楚考烈王19年，魏安釐王33年，韩桓惠王29年，赵悼襄王元年，齐王建21年，燕王喜11年。
秦国转向攻韩，攻取了10余座城池，具体位置不详。
是年，王龁逝世。
10月，秦将蒙骜攻魏，围攻畼、有诡这两座城池，目前上述两地的具体位置不明。
也大致在同一时期，赵将李牧攻燕，包围了武遂、方城，已经进入了今天的环首都贫困带。
大抵因为赵军的攻势，燕遣太子丹入秦为质，以拉拢秦国。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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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43年，始皇帝4年，楚考烈王20年，魏安釐王34年，韩桓惠王30年，赵悼襄王2年，齐王建22年，燕王喜12年。
3月，秦军在攻破了魏国的畼、有诡以后撤兵。
也应在这一年年初，赵军攻陷了燕国的武遂、方城。
注意，此时秦、赵两国为同盟关系，秦军主要对付强大的魏国，让赵国能够放开手脚向燕国方向扩张。
也就是说：
赵孝成王末期，“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世之时赵几霸”，这一表象应为秦、赵两国共同对抗魏国的结果。
是年，魏安釐王逝世，魏无忌于同年逝世。魏景愍王继位。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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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42年，始皇帝5年，楚考烈王21年，魏景愍王元年，韩桓惠王31年，赵悼襄王3年，齐王建23年，燕王喜13年。
秦军向魏国发动进攻。秦将蒙骜攻取了20座魏国城邑，置东郡。
同年，燕、赵之间再度爆发大战，赵将庞煖大破燕军，俘虏了燕将剧辛。
图为是年列国的攻势。
如图所示：
黄箭头为赵军在武遂一带的攻势；
白箭头为秦军在魏境内的攻势。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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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41年，始皇帝6年，楚考烈王22年，魏景愍王元2年，韩桓惠王32年，赵悼襄王4年，齐王建24年，燕王喜14年。
此时，赵国忽然转向纵方，与楚、魏、韩、燕组成联军攻秦。
在当时，纵方应兵分两路：
赵将庞煖携五国精锐一路直扑蕞城；
楚相黄歇携另一只军队封锁函谷关。
其后，纵方退兵。具体的退兵之由，庞煖部为攻蕞不克，黄歇部为遭到了秦军的反攻。
同年，秦取魏朝歌及附庸卫国，赵取齐饶安。
是年，秦迁卫君于野王。
图为列国攻势。
如图所示：
上黄箭头为庞煖大致攻秦的情况；
白圈即秦都咸阳；
下黄箭头为黄歇攻函谷的情况；
上白箭头为战后赵军攻齐的情况；
下白箭头为战后秦军攻魏的情况；
其中，地图里的一部分地区略有争议，绿圈所示的高唐、阿都地区可能归赵，蓝圈所示的历下可能归魏。
从图中可以看到：
秦廷在被纵方攻打之时，应于赵国达成了某种协议，比如，秦国不干涉赵攻齐及魏国的邺邑，赵国则不干涉秦国攻取魏国的濮阳、朝歌。
同年，楚国迁都寿春，进一步与魏国拉开距离。
就在这一年，秦相吕不韦公布《吕氏春秋》，称如果有人能增加或缩减一字就予千金。从目前传世的《吕氏春秋》行文来看，这部著作在文学上的水平虽然较高但还达不到“一字千金”的程度，此举或许与吕不韦炫耀如日中天的权势有关。
这一年结束。
·
公元前240年，始皇帝7年，楚考烈王23年，魏景愍王元3年，韩桓惠王33年，赵悼襄王5年，齐王建25年，燕王喜15年。
秦将蒙骜攻取了魏国在黄河以北的汲，邺邑地区已经成为了魏国在黄河以北仅存的领地。
同年，蒙骜逝世。
这一年结束。
·
有关上述14年内的始末，我们需要特别注意3个点。
其一，魏国海市蜃楼一般的复霸和骤然崩塌：
魏国在公元前257年出现有反弹之势。在公元前250年到公元前247年的4年间，更是将战国七雄打了一圈，即“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到了公元前243年，即使在秦、赵两国的夹击下，魏国依旧显得十分难啃。
但是，这样的强魏为什么会在魏安釐王及信陵君的逝世后迅速崩盘呢？在这里，我们先要排除英雄主义史观的因素，切不能将魏国的强势视为魏安釐王或信陵君的个人行为。这种回光返照式的霸权究竟因何而起，又因何而终，其中的真实原因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其二，楚对秦的反攻及对南郡的态度；
在楚考烈王一朝时，楚军曾三次痛击秦国，且在每次战后都没有收复南郡的意向。需要注意，当时“江南”十五邑在楚国手里，秦巴郡与南郡是被切断的，当时楚国自淮河流域攻南郡应当是比较容易得手的。但是，楚廷从头到尾都没有表现出想要收复的兴趣，这又是为什么？
其三，秦国在扩张上的凶悍及在防守上的疲软：
在这段时期，秦军在扩张方面依旧凶悍，一次军事行动常有10-30余座城池的进账。不过，秦国在遭到列国攻打的时候，防守确实做得不尽如人意，尤其在公元前241年的战争中，赵将庞煖直接打穿了上党、河东、河西三郡，一口气打到了临近咸阳的地区；黄歇攻函谷也要穿过荥阳、成皋、雒阳地区。我们不禁要问，当时秦国在上述地区的地方长官究竟在做些什么？
上述问题，我们会在下面的一节中给出答案。
秦灭六国战争的前夜
在秦昭襄王逝世以后，秦国经历的大规模战争主要有两场。第一场是公元前249年-前247年的河外之战，第二场是公元前241年的蕞之战。秦国均为战败的一方。
图为公元前247年河外之战的大致情况。
如图所示：
黄箭头为纵军的大致攻势，将秦军追到了函谷关地区；
白圈为秦国于是役中占领的领土，包含有太原盆地、上党高地、洛阳盆地，三者均为战略要地。
有关河外之战有一点颇为有趣之处，就在于当时纵军虽然一直攻到了函谷关，但却并未对占领沿途秦国城邑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反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彼此的兼并当中。这样一来，秦国坐实了对在太原、上党、洛阳地区的占领。
图为公元前241年蕞之战的大致情况。
如图所示：
黄箭头为庞煖、黄歇两部可能采取的进军路线；
白圈为秦国之前占据的太原、上党、洛阳及新占领的东郡地区。
从纵军的攻击位置可以看到，当时秦国在东方显然经历了一系列战败。不过，即使如此，纵方依旧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夺回沿途秦国城邑的兴趣，而是选择了和秦国重新划分势力，转头去瓜分齐国的西部疆域。这样一来，秦国也就坐实了对东郡的占领。
如果此时剧透秦灭六国的结局的话，列国在上述战争中的表现着实颇具讽刺意味。但是，我们还是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六国击败了秦国以后并没有占领秦国领土的计划，反而把重点精力放在了彼此的兼并上呢？
难道，仅仅是因为列国君主的愚蠢？
就这一问题，我们先要注意这样一个客观事实——魏国在战国末期的体量。
图为魏安釐王后期魏国的大致疆域。
如图所示：
图中3个大黄圈为春秋卫、郑、宋顶峰时期的大致疆域——从图中可以直观看出，魏国在当时基本占据了春秋三大中原诸侯国各自的2/3，这一体量不可谓不可观；
图中2个红圈分别是历下和单父，当时应属魏邑，原图所标存在一定争议——再考虑到魏国对齐平陆、历下等地区的兼并，其真实体量应当是十分惊人的；
图中绿圈为齐阿都，大概率为赵国所据——从中可以看出赵、魏、楚三国之间犬牙交错的利益划分。
从上图中可以清晰地认识到：
魏国在战国晚期本身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强国，它之所以显弱更多是因为受到地缘上的限制，而它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必然能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秦国在东方的领地：
图为列国兼并秦国可能出现的情况。
如图所示：
黄圈为太原地区，本身为赵故地，赵国想收复这一地区的难度不大——不过如果秦国占领河东、上党，赵国想守住此地并不容易；
白圈为晋南阳地区，本身为韩、魏交界地带，魏襄王时期就在这一地区逐渐坐大，秦国在当时也有渗透——客观上讲，一旦秦国失势，魏国占据这一地区的机会是很大的；
白框为河东地区，本身为魏故地，之前秦、魏两国在此地曾有近30年的反复拉锯——假若魏国能夺取晋南阳地区的话，河东地区倒向魏国的可能性其实是比较高的；
白箭头为魏国占据晋南阳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在北方，由于太行对赵国的阻隔，上党俨然已经是魏国的囊中之物，而赵国的太原地区也变得岌岌可危；在南方，由于韩都新郑暴露在魏军的攻击范围之下，服软的韩廷很有可能沦为魏国的半附庸，进而影响南方宛城地区的归属问题。
这显然是赵、楚两强无法接受的。
现在，我们再回看上图：
如图所示：
白圈所示的晋南阳地区如果不能交予魏国，赵、楚又无法有效占领，那么只能继续让秦国占据；
黄圈所示，如果秦国依旧占据有晋南阳地区，那么它向北可以威胁上党及太原，向南可以靠压制韩、魏进而威胁宛城。这样，即使赵、楚夺回太原、宛城也很难守住。
也许，有些朋友会问：
秦国占领了这些领土，难道还不如魏国的威胁大吗？
事实上确实如此。
图为秦灭六国战争的大致进攻路线。
如图所示：
黄箭头为秦灭六国战争的实际进攻路线，正是以晋南阳及东郡为基地向赵、楚发动的进攻；
白箭头为理论上更为便利的进军路线，不过当时秦廷并未选择上述路线。
有关当时秦廷为何选择这一进攻路线，其实并不难理解：
究其根本，在于公元前3世纪的生产力制约之下，咸阳方面根本不可能对楚地及太原地区实现太有效的统治，因此它只能选择沿黄河河道进行进攻。
截止到现在，我们也就能顺利解答出之前的3个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魏国会突然出现海市蜃楼一般的复霸又骤然崩塌？
原因非常简单。魏国本身就是个强国，在外交因素能够化解其地缘劣势的情况下自然有强势的表现。不过，魏国并没有因一时的强势而改变地缘上的劣势，其官僚体系内的士人自然也不会看好魏廷的未来。一旦政治强人逝世，这批首鼠两端的地方官员也就会不可避免地倒向敌国。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楚考烈王一朝时楚国并无收复江汉故地的意思？
原因也非常简单。江汉地区为屈、景、昭三氏盘踞数个世纪的领域，秦廷固然不容易在当地建立十分有效的统治，楚廷其实也很难收拾楚地望族。对此，楚廷自然会将重点精力投入到对魏地、齐地的渗透中去。
第三个问题，秦军在扩张时如此凶悍，但为什么却在防守上表现十分疲软？
原因更简单。因为秦国的官僚系统也不可能太看好秦廷对远方领土的统治，对此他们自然会热衷于发动战争进行掠夺，也自然会在遭到攻打时和敌人大搞暧昧。
如果不够直观的话，我们可以结合地图来看：
图为蕞之战的纵方攻势及秦廷重臣的封国位置。
如图所示：
黄箭头为庞煖、黄歇的大致进攻路线；
左白圈为长信侯嫪毐的封国，右白圈为文信侯吕不韦的封国。
图中可见，秦廷中央重臣的封国都不大作为，其他地方长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可想而知。
相信很多朋友读到这里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结合实际历史事件来看，秦国在战国晚期也俨然是一个老迈且糜烂的封建王国，为什么这样一个王国居然能完成秦灭六国的伟大征服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其他诸侯国比它更腐朽吗？
未来的千古一帝，会用实际行动给出答案。
秦灭六国：公元前239年-前221年
公元前239年，始皇帝8年，楚考烈王24年，魏景愍王4年，韩桓惠王34年，赵悼襄王6年，齐王建26年，燕王喜16年。
秦王政之弟长安君成蟜攻赵，于屯留叛变归赵，被赵廷封于饶。
其后，秦廷派将军壁率兵平叛，处死了叛军中的一大批军官，还计划把当地民众迁到了临洮。
在这场平叛战争当中，秦将壁阵亡，秦国在屯留一带的军队也叛变了，并且肢解了将军壁的尸体。
这一记录来自《秦始皇本纪》始皇帝8年的相关记录，具体解读一定争议，此处采信《缉证》中的解释。
另补充一点，“将军壁”疑似正是麂公，也就是之前攻取卷城的秦廷高级将领。
图为公元前239年的攻势。
如图所示：
白箭头大致是公子成蟜攻赵及将军壁平叛的大致路线；
白圈既屯留；
黄箭头为秦廷在成蟜叛变以后，计划把屯留当地民众迁徙的大致位置——从这一点上看，当地民众确有理由再度叛秦；
右侧红圈为赵都邯郸；
右侧黄圈为魏国重镇邺邑——大抵在成蟜叛变之后，魏廷将此地割给了赵国。
有关公元前239年秦赵两国之间的战争，存在有3个疑点：
其一，秦国为什么突然要突然攻击盟国赵国？
其二，当时秦军的攻击目标又是哪里？
其三，成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叛离强大的秦国，反倒去投奔明显弱势的赵国？
就以上问题，我们先要注意秦赵联盟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秦赵联盟建立于公元前241年，大致是在蕞之战期间，秦廷与赵国方面达成了一些协议由此组成了联盟。从之后两国的行动来看，当时的协议内容极有可能是秦廷同意赵对齐的兼并，赵廷同意秦对魏的兼并。如果这一推断属实的话，魏廷与公元前239年把邺邑割给赵国，明显就是要拆散秦赵联盟。
有关邺邑的价值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图为邺邑的大致位置。
如图所示：
红箭头为邺邑对赵都邯郸的威胁——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无需任何解释；
黄箭头魏邺邑对重镇安阳的威胁，背后可能还会涉及到赵旧都中牟及秦东郡重镇朝歌、濮阳——有关安阳也需要做一处补充，该城为天下最负盛名的铁厂之一，对于秦军在黄河下游的行动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从图中可以看到，邺邑的归属一直是秦赵联盟头上悬着的大炸弹，赵廷不可能接受秦国占据该地，秦廷也同样不能接受赵国得手。
因此，在魏廷有意向把邺邑划给赵国的时候，秦廷必须要采取行动，于是向上党方面派出了一支军队，其目的大抵是威胁赵国在太行山一带的关卡，以达到牵制的目的。
图为秦军在屯留可能造成的军事威胁。
如图所示：
左白圈为屯留；
黄箭头为屯留方面的秦军可能存在的进攻路线，北路可攻武安，中路可攻伯阳，南路可攻中牟——客观上讲，上述三条路线都不能算特别好走；
右白圈既邯郸和邺邑。
从这一点上看，秦廷的目的应是迫使赵国在西线增加兵力，以阻挠其接收邺邑。
可是，成蟜又为什么因此而叛变投敌呢？
图为成蟜叛节以后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如图所示：
白圈为屯留的位置；
黄箭头为成蟜投赵后，被封于饶的大致位置——有说法称成蟜于是役兵败自尽，此说存疑，暂不采信；
红箭头及红圈为赵廷在失去西线威胁后接收邺邑的大致情况；
白箭头为赵廷可能存在的进一步攻势，北方为利用成蟜的秦公子身份攻击秦国的河间，南方为利用邺邑、中牟夹攻安阳；
紫圈为一些图中的一些争议内容——北方的燕下都及南方的齐高唐、阿都相对更有可能为赵邑。
从中可以看到，成蟜在叛逃赵国之后，赵廷确有可能在黄河下游坐大。
以上内容就是成蟜叛变的核心原因吗？
不尽然。
在秦廷当中，帝太后、文信侯吕不韦、长信侯嫪毐、长安君成蟜均有赵系背景。在这里，我们对比一下当年张仪的挟魏自重、樗里疾的挟韩自重、楼缓的挟赵自重、吕礼的挟齐自重，就能想象出上述秦国封君对赵国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接下来，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秦国顺利占领了邺邑，赵国方面会如何？
图为秦据邺邑可能引起的影响。
如图所示：
白圈为意义的大致位置；
白箭头为秦据邺邑以后下一步的攻势——此时，赵廷对中牟、繁阳一带已无以为继；
红箭头为邺邑对邯郸的威胁，足以让赵廷屈服；
黄箭头为秦军以东郡为基地，沿水路进攻的大致路线，可与东方的河间连成一线。
从图中可以直观的看到：
如果秦廷占领邺邑，可能出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一些和赵国地方势力关系密切的重臣会获利，因为秦廷需要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来坐实对赵地的占领；另一方面，一些利用赵国外交价值的重臣会失势，因为此时秦廷想让赵国就范太容易了。
至于成蟜叛变是否与第二个因素有关，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做武断判断的——不过，这一类重臣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在一番折腾过后，秦廷终于平息了屯留的动荡，遗憾的是，将军壁在是役中阵亡。注意，此时秦廷上层的三位将军王龁、蒙骜、麂公壁均已逝世。
现在，我们要想一个问题：
秦廷将由谁来填补上述三者的空缺？
同年，秦王政接见魏籍士人尉缭（即顿弱）。尉缭在言语间有意挑拨秦王与帝太后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构建间谍网的计划。
其后，秦王政拜其为国尉——大抵为大将军之位——并资助其在韩、魏、燕、赵、齐之间收买列国将相。
是年，韩桓惠王逝世，韩王安继位。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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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38年，始皇帝9年，楚考烈王25年，魏景愍王5年，韩王安元年，赵悼襄王7年，齐王建27年，燕王喜17年。
秦廷再度攻魏，攻取了垣、蒲阳、小黄等一系列城邑，又把蒲和厉割给了燕国，由此形成了“断齐、赵之腰，绝魏、楚之脊”的效果。
图为是年的攻势。
如图所示：
白箭头为秦攻魏的大致形式，魏国的领土可能有大面积的失陷；
黄圈大抵为秦国割给燕国的领土，由此切断齐国与赵国之间的联系。
这一年，秦王政至雍进行成人礼。
趁着秦王出行，帝太后联合长信侯嫪毐发起叛乱，负责皇宫卫戍的卫尉竭、负责守卫宫门的中大夫令齐、负责中央财物的内史肆、负责山海池泽税赋的左弋竭也参与了此事，此外秦国在地方上的军队也有参与，最后秦相吕不韦可能也与此事有一定关联。
特别澄清：
某纪录片称，嫪毐作乱时因为没有虎符所以不能调动正规军，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当时，秦廷的地方武装及中央军队均有人参与了这次叛乱。
从《秦始皇本纪》的记录看来，叛军的计划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占领咸阳，大抵要另立新君，第二个阶段是发兵攻击秦王政所在的蕲年宫，也就是雍城一带。
秦王政在雍得知叛乱一事以后，立即下令秦廷的楚系重臣昌平君、昌文君动员周边的军队及各级官吏进行平叛。双方在咸阳一带展开激战，叛军败绩，叛首嫪毐在逃跑中被杀，20位参与叛乱的重臣也在斩首后被车裂，家族被诛。
图为嫪毐叛乱的大致情况。
如图所示：
黄箭头为叛军从毐国出发攻击咸阳的大致路线——当然也有可能采取其他路径；
白箭头为秦王政的平叛路线——其中，主力部队可能在咸阳周边就地召集；
白圈为秦上郡的大致位置——该郡对秦国意义非凡，根据出土的武器铭文上看，樗里疾、司马错、向寿、白起等重臣均担任过上郡守——此时的上郡守确有可能对嫪毐叛乱持支持、默许或观望态度。
有关嫪毐叛乱一事，另有一个巨大争议，在于秦相吕不韦是否参与了平叛战争。
《秦始皇本纪》的原文为：
王知之命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官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
目前有两种断句的方式：
一是“王知之，命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官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即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共同进行平叛；
二是“王知之，命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即昌平君当时为副相，吕不韦并未参与平叛。
单就笔者个人认为，吕不韦并未参与叛乱的可能性比较大，此处的“相国”应指昌平君的副相身份。否则，“斩首数百，皆拜爵”的说法很难成立，因为当时吕不韦的文信侯爵位已经没有任何提升的空间了。但在这里也要指出，即使吕不韦参与了平叛，我们也不能认定吕不韦就一定与嫪毐叛乱一事无关联——因为，吕不韦既有可能怂恿嫪毐叛乱以借机除掉政敌，也有可能因事态的发展临时骑墙反正。
同年，楚考烈王逝世，楚幽王继位。
楚廷内部发生火并，外戚李园杀死了楚相黄歇。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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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37年，始皇帝10年，楚幽王元年，魏景愍王6年，韩王安2年，赵悼襄王8年，齐王建28年，燕王喜18年。
是年，秦廷对嫪毐叛乱一事开始清算。
当时涉及重臣有三：
一为帝太后本人，先是被驱逐到离宫，后来在齐人茅焦的游说下被请回了咸阳；
二为秦相吕不韦，被免除了相位并逐回封国雒阳；
三为负责修建运河的韩籍士人郑国，此人被发现是韩国间谍，之所以为秦国谋划修渠只是为了弱化秦国的力量来延缓攻韩，对此秦王政原谅了郑国，令其继续修建运河。
有关郑国间秦一事，秦廷称其修渠是为了延缓秦国对韩的攻势，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秦国在修建郑国渠时一直在攻打魏、赵，并未因修渠有过太大影响。至于当时秦廷为什么要拿郑国说事，其中的真实政治目的再明白不过。
除上述3人外，魏籍士人尉缭也突然出走，公开给出的理由主要针对于秦王本人，他认为秦王“得志亦轻食人”，指出一旦秦王取得了胜利，“天下皆为虏矣”，表示“不可与久游”。秦王得知尉缭出走后，马上派人把他请了回来。
有关这一年的尉缭出走事件，细究起来十分有趣。从公开的言论中可以看到，尉缭出走的原因在于不信任也不看好秦王本人。
那么，这是尉缭出走的真实原因吗？
在这里要注意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如果尉缭当时的年龄不满12周岁，情商处于儿童水准，那么他公开表示出的理由确有一定可能是出走的真实原因；
第二种可能性，如果尉缭有超过儿童的情商，那这一公开言论要么是推脱之语，要么只是诸多原因当中还算不伤和气的一个。
就笔者个人认为，第一种可能性可以被基本排除，尉缭在当时至少也应处于中年人的年龄。至于他离开秦廷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自然是无从得知的——但显然会比“得志亦轻食人”严重得多。
同年，秦廷下《逐客令》，勒令驱逐秦廷内部的客卿。对此，李斯上书劝谏，使秦廷废止了《逐客令》。
有关李斯《谏逐客书》一文中，有一些内容十分有趣。
李斯在文中提及了秦国历史上来自于他国的8位重臣，其中5位为秦穆公一朝时的大臣，另外3位重臣分别商鞅、张仪、范雎。他在重点介绍后3位重臣的功绩之后，设问“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
单从文字本身来看，李斯《谏逐客书》中的内容中规中矩，没什么问题。但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思考一个问题：
商鞅、张仪、范雎这三人真算得上好例子吗？
商鞅在叛逃未遂后起兵造反，张仪在秦魏两国间首鼠两端，范雎所规划的亲魏策略甚至给秦国带来了空前的失败——我们并不能否认上述三人都有相当的功绩，但在《逐客令》的背景之下，拿这三位重臣当正面例子无论如何也显得没事找事。
可是，李斯在《谏逐客书》中为什么还要拿上述三人举例呢？
也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李斯在写的时候脑子一时犯了昏，秦王在看的时候也昏了头，于是就接受了李斯的意见；
另一个是《逐客令》与《谏逐客书》本身就是一次政治表演，秦廷以此敲打向来那些不大老实的外籍士人，并借机放出一批士人投奔他国以实现尉缭的间谍网计划。
此外，这一事件可能也与尉缭出走事件有一定联系，秦廷或许在故意表明——当时尉缭并不在秦廷内部，以此撇清驱逐士人与间谍网一事的关联。
仍在这一年，赵悼襄王、齐王建入秦朝见，与秦王举行了一场酒宴。大抵在这次外交活动中，秦廷与赵、齐达成了联合攻燕的意向。
特别补充一点：
在吕不韦被驱回封国以后，秦廷的三位高级军事长官或为尉缭、桓齮、王翦三人。其中，尉缭系魏籍士人，桓齮背景不详，王翦疑出自魏国重臣王错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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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36年，始皇帝11年，楚幽王2年，魏景愍王7年，韩王安3年，赵悼襄王9年，齐王建29年，燕王喜19年。
赵攻燕。赵将庞煖攻取了燕国的貍、阳城，此外还有进一步攻击魏都大梁的计划。
对此，燕廷向秦国遣使求救。
趁着赵军主力攻燕之际，秦军突然从上党出兵去攻击赵国的邺邑、阙与、安阳等要镇，总共攻取了9座城邑。当时，负责这次军事行动的高级将领正是王翦和桓齮。
赵悼襄王在郁郁中病逝，赵廷立倡后所生的公子迁为王，是为赵幽缪王。
有关倡后需一点作补充：
此人与秦廷有勾结，并与赵相春平君为政治同盟，还应与郭开等人有一定联系，最后和李牧为政敌。
有关春平君需一点作补充：
根据目前考古工作来看，此人大致在赵孝成王晚期与廉颇、乐乘并为赵相，应与廉颇为政敌。
有关廉颇需作一点补充：
赵廷从魏国请回廉颇大抵就发生在这段期间，被郭开阻挠，其后廉颇在楚廷的邀请下奔楚。
图为是年的大致攻势。
如图所示：
黄箭头为赵将庞煖攻燕的大致范围；
白箭头为秦将王翦、桓齮攻赵的大致范围；
红圈为赵都邯郸；
紫圈为图中的一些争议内容，当时燕下都、高唐、阿都相对可能为赵国所据。
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赵廷似乎有吞并燕国的意向，但对吞齐并没有太大兴趣。
相信绝大多数朋友看到这里都会产生一个问题：
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是春秋时期的列国都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可赵廷为什么不懂？
难道，仅仅是赵悼襄王智力的问题吗？
对此，我们要看一下当时的形势：
图为公元前240年以来秦、赵的实际攻势，以及理论上楚国有机会发动的攻势。
如图所示：
上白箭头为赵攻燕地的大致范围；
下白箭头为秦攻魏地的大致范围；
图中绿线、蓝线、紫线可能是当时列国的实际界限；
黄箭头为这一阶段楚国比较容易夺取的地区——但事实上楚国在当时基本无任何动作。
有关楚廷在战国最末期的不作为，笔者曾以为与楚幽王时期宫廷火并有关，不过仔细一想不大对劲，因为楚考烈王在世时楚廷就已经陷入了沉默。
那么，在秦、赵两国大肆兼并之际，为什么强大的楚国却对扩张没有任何兴趣呢？
大致有三种可能性：
一为其实有扩张，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留下记录；
二为楚廷在楚考烈王后期突然因为某种特殊原因而崩盘，至于崩盘原因也失载；
三为楚廷可能认为此时扩张并不理智，也许从某种角度上看，秦、赵大肆扩张反倒是失控的举动。
客观上讲，赵廷在赵悼襄王时期的扩张显然是一种非理性的举动。在当时，赵国之所以不顾后方的威胁疯狂把仅存的真正资源投入到攻燕的黑洞当中，究其原因还在于赵廷本身的糜烂和倡后、郭开等变节重臣的推波助澜。至于秦国在此时的扩张是否理智，我们并不能做绝对的结论。但对比赵国的躁动，楚廷方面确有理由相信——此时并不适宜轻举妄动。
接下来分析，楚廷在面对大肆扩张的绝佳良机之时可能会担心哪些因素：
其一，是大肆扩张时可能遭到秦国的攻击——严格来说，这种因素的占比并不会太大，因为秦楚之间隔着魏国，且秦国对南郡的统治能力尚不足以威胁楚国的西线；
其二，削弱齐、魏是否对自身有利——进一步削弱魏国当然对楚国不利，因为这样会降低魏国的缓冲作用，但削弱齐国并非不可；
其三，由于当时楚廷已极度老朽糜烂，纵然能攻取了一些土地，但采取何种方式占领也是个问题——如果设置郡县的话，郡守是否安生；如果插设封国的话，封君是否可靠——假设两者均不可行，那么就不应该直接占领，而是以勒索当地政府的方式进行间接统治。
众所周知，楚廷是周代集权最早、统治大范围国土经验最丰富的诸侯国（注），它在当时应当完全可以看出秦国对统治远方领土的疲软，也不太可能认为自己就能比秦国做的更好。因此，楚廷在此时采取保守谨慎的态度应该还是合理的。
（注：再度重申，本文不采信网络上流传的“楚国为分封制”的错误观点。）
那么，这里就要抛出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秦廷是否看好自身对新占领地的统治？
分析这一问题要关注以下3点因素：
第一点，秦廷内部存在昌平君、昌文君等有楚系背景的重臣，按道理应当继承有不少楚国的集权经验；
第二点，秦廷此时的腐朽是显而易见的，长信侯叛乱之时，宫廷卫队的将官及中央财务长员都参与了叛乱，秦廷不可能不清楚自身的官僚系统有多糜烂；
第三点，南郡至今都未能转化为有效的军事基地，秦廷应当十分清楚咸阳方便很难驾驭远方的郡县。
从上述3个因素来看，秦廷按道理也应该选择保守的策略才是。
可是，秦廷在当时的表现十分积极，甚至可以说是激进。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许，在对比一下春秋前期晋国的处境，就能得到一些初步的答案。
图为周平王后期西北列国的形势。
如图所示：
中白圈为虢国，该国为周幽王一朝时宗周周边最具权势的诸侯国，从地理上可以看到与晋国存在天然不可调节的矛盾；
黄圈为晋、秦、郑三国，在晋文侯杀死周携王以后，正是晋、秦、郑三国的军队将周平王护送到了雒阳；
黄箭头为三国对虢国的挤压——在勤王阶段，晋、秦、郑三国与周平王曾进行过势力划分，秦国分得宗周之地，郑国分得朝中执政的权力及成周地区的势力，其目的显然就是要联合挤压强大的虢国；
红圈为当时晋国周边的强国，包括了尚强的苪国和虞国，也包括了千亩、白狄、赤狄这类较强的蛮夷方国。
现在我们想一下：
随着虢国的不断衰落，也随着曲沃一系成功取代了腐朽的晋公室，晋国应该怎么办？
在失去了强虢这一头号对手之后，晋国究竟应该保守地整顿内部事宜，还是应该立即通过武力手段消除周边的威胁？
如果是后者，以公元前8世纪的政治结构，晋廷当然不可能在当地设立太有效的统治机构，那么它应该怎么办？
是放任上述威胁，还是先将其消灭，然后暂且使用一些不太踏实的方式进行占领？
如果是后者，那唯一的方式就是让利给旁系及外姓重臣，通过武勋系统扶持一批卿族，以世袭或半世袭的方式对其拉拢，再通过多个卿族的牵制作用保障公室的权威。
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晋卿族在近3个世纪的兼并中最终缩减到了仅存三家，晋公室也由此走到了尽头。
说到这里，我们再看一下战国末期秦国的处境：
如图所示：
黄箭头为秦国东进的主要路线；
黄圈为魏国，既秦国东进之路上的最大对手，在公元前242年突然崩盘；
白箭头为赵、楚两国对秦国的反击，当时东方列国在客观上确有杀死秦国的力量。
整体，和晋国在春秋初期的处境还是有一定吻合之处的。
那么，秦廷又该怎么办呢？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特别澄清一点：
历史上的任何变革或政策都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无论多具创新性或颠覆性的政策都是建立在之前政治经验基础之上的改良修正结果。
考虑到秦国与晋（魏）人的渊源，在当时，秦廷沿袭昔日晋国的政治经验并不奇怪。接下来，秦廷后来出现了重臣的世袭化、家族化，地方武将的割据化、军阀化，也是这一政治惯性的必然结果。
截止到目前为止，题主的答案已经答出来了：
秦廷在战国末期的重臣世袭化、家族化，武将割据化、军阀化，本身就是郡县制大环境之下“分封化”的表现，此时如果再使用制度化的封君制，那就意味着中央集团的彻底崩盘。
下面，我们来看秦廷在秦灭六国战争最后的15年内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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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35年，始皇帝12年，楚幽王3年，魏景愍王8年，韩王安4年，赵王迁元年，齐王建30年，燕王喜20年。
秦廷转向联合魏国，集结了4个郡的兵力助魏攻楚。
与此同时，有人游说秦王政，称此时秦国应重点攻击韩、魏，以实现绝纵亲之腰。他还说，如果此时真的去帮助魏国击破了楚国，很有可能让魏、齐在东方坐大，这样是对秦国不利的。
单从助魏攻楚的举动来看，秦廷的计划当与助赵攻燕如出一辙，即先通过近交远攻打击目标的潜在盟友，而后在转过头收拾临近的目标。
至于上述说客为什么要游说秦王，秦国在发动四个郡的兵力以后是否真的攻击了楚国，如果攻击了战况又如何，这些我们是一概不知的。
需要说明，秦记在邯郸之战以后就不再讳败，此时发动如此庞大的兵力攻击楚国无论胜败总该记有结果，而目前史书上确无记录，似乎确有可能并未真的发动交战。从这一点上看，助魏攻楚之举的目的或为威慑性的，即通过大规模动员兵力威吓刚刚坐稳王位的楚幽王，由此分解可能出现的魏、楚联盟。
以上分析的可能性并不低，因为在楚考烈王一朝时，楚国正是利用魏国这一缓冲国不断打击秦国，最终在中原东南部坐大。
同年，天下诸侯的宾客使者依旧到雒阳拜访文信侯吕不韦。秦王政遂写信斥责吕不韦，令其迁往蜀郡，吕不韦在震恐中自杀。
吕不韦死后，门客们擅自为吕不韦举行了葬礼。对此，秦王政对吕不韦的门客治罪，将其中的魏（晋）籍士人驱逐出境，秦国本土士人被勒令迁徙，其中一部分被夺了爵位。
在被驱逐的魏籍士人当中，有一个人正是司空马，这一点需要进行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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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34年，始皇帝13年，楚幽王4年，魏景愍王9年，韩王安5年，赵王迁2年，齐王建31年，燕王喜21年。
在上一年消除了魏、楚方面可能存在的隐患以后，秦廷将视线重新转向了赵国。
10月，秦将桓齮率军攻赵国的平阳，击败了前来救援的赵将扈辄，其后向东推进一直攻取了武城。是役，秦军声称斩首赵军100,000级，扈辄被击毙。这是秦国最后一次公布斩首数字。
在上述战争期间，秦王政亲至河南，似乎有亲自监督东郡的意思。
图为是年秦攻赵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白箭头为秦军攻平阳、武城的大致情况；
黄箭头为秦王亲至河南的大致情况。
从秦国的攻势可以看出，这一次的战争规模不会太小。至于秦王政亲至东郡的原因，或许与秦廷控制东方郡县的疲软有关。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东郡距离咸阳的路途比较远，且四面与韩、赵、魏、齐接壤，郡守想要守好此地，一是需要较高的自助权限，二是需要和邻国边境官僚乃至中央拉拢关系，三是需要对魏地的大小地主进行拉拢，不可避免地引发地方和中央之间天平的倾斜。
对此，秦王政亲至东郡，自然有监督、压制、镇守的意思，这样才能给前线将士创造一个理想的后方。
始皇帝在秦王朝时期使用的流动朝廷，或许正是延续了这一次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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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33年，始皇帝14年，楚幽王5年，魏景愍王10年，韩王安6年，赵王迁3年，齐王建32年，燕王喜22年。
在攻取了武城之后，桓齮转向攻击赵国的宜安，有包围冀州之势。
赵国方面则令李牧攻击桓齮，于宜阳击败秦军。桓齮在兵败后叛逃燕国。
赵廷遂以李牧为相，封武安君，着手反攻太原。
同年，秦廷把视线转向了韩国。
图为是年秦赵交战的大致情况。图中红箭头略有争议，不做参考。
如图所示：
白箭头为秦军的大致攻势，即包抄冀州的后方；
黄箭头为赵军的大致攻势，李牧大抵从北方调集军队击败桓齮，而后对太原展开反攻。
至于秦国为何将目标转向韩国，应与攻赵受挫有关，从地理上可以看到，韩国的所在位置无论如何也会影响秦国在黄河流域的补给线，并影响到魏国及东郡、河内郡官僚的态度。
对此，韩廷向秦国派出公子非，表示出想要成为秦国附庸的意思。
秦廷则在一系列政治运作下杀死了公子非。有说法称是某些重臣嫉妒韩非所致，不过从当时的形势上看，秦廷更像是警告韩国不要乱搞小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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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32年，始皇帝15年，楚幽王6年，魏景愍王11年，韩王安7年，赵王迁4年，齐王建33年，燕王喜23年。
秦国再度攻赵。
当时秦军兵分两路，北路攻击太原一带的狼孟，东路攻击邺邑一带的鄱吾。其中，东路军被赵相李牧击败。
不过，需要说明两点：
一是赵军在数年的战争中损失较大，“赵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大致北方的郡县已经出现了失控的迹象；
二是秦军的失败另存在客观因素，这一年秦国发生了地震，多少影响到了秦军的表现。
图为是年秦攻赵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白箭头为秦军两路攻赵的大致情况；
黄箭头为李牧抗秦的大致情况。
在这一阶段，秦廷依旧不敢贸然兼并残破的韩、魏，而是要不断削弱赵国才敢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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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31年，始皇帝16年，楚幽王7年，魏景愍王12年，韩王安8年，赵王迁5年，齐王建34年，燕王喜24年。
韩国的南阳郡的副郡守腾带着治下的领地投降秦国。
从历史学家推测的内容来看，南阳守腾应在投降后被秦廷提拔为内史，属于中央的文官系统。
同年，赵代郡发生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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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30年，始皇帝17年，楚幽王8年，魏景愍王13年，韩灭当年，赵王迁6年，齐王建35年，燕王喜25年。
秦廷令内史腾率兵攻韩，韩廷举国投降。
秦廷派此人派兵灭韩，大抵与其熟悉韩廷的情况有关。至于灭韩为何如此顺利，尉缭的间谍网自然功不可没，不过韩廷本身的投降主义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同年，赵国发生饥荒。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魏、楚、齐没有干涉灭韩呢？
图为秦灭韩的形势。
如图所示：
白箭头为秦灭韩的大致范围；
黄圈为赵国，此时赵国由于发生饥荒，并无干涉的可能性；
红圈为可能干涉的魏、齐、楚三国。
从图中可以看到，在明知赵国不可能介入之后，齐、魏、楚三国只有均有介入的意思才有机会干涉，而齐廷在当时并无兴趣。
齐廷重臣国子公开称：
“故秦、赵、魏、楚得齐者重，失齐者轻。齐有此势，不能以重于天下者何也？其用者过也。”
由此可见，当时齐王建等齐国上层对当时的站队并无兴趣，魏、楚也就不可能介入了。
至于齐廷为什么没有动作，一者可能认为自身曾被魏、楚攻取了内长城以南的大片领土，因此不能让魏、楚失去了西方的威胁；二者可能是后胜等人的间谍工作让齐廷失去了抗秦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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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30年通常被视为秦灭六国战争总攻的开端。
在此之后，秦军在9年时间内迅速摧毁了六国的中央政治实体，最终结束了西周崩溃之后长达五个半世纪的大分裂。
公元前230年秦攻韩的行动实际更像是一次试探。此时的韩廷早已没有了抵抗的意志，郡守带着治下土地投奔他国，足以看出当时韩廷朝廷间充斥着多少糜烂、无力及投降主义气氛。
在内史腾接收韩国的这段时间，想来秦廷及部署的间谍网也在始终在高速运转着，他们密切地关注者五国的反应，通过各种运作手段化解可能出现的武力干涉。
灭韩的风平浪静，让秦廷试探出清楚了五国的态度。
公元前229年，秦国向着它的头号对手赵国发起了总攻。
在公元前229年的时间节点上，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天下的局势：
图为秦吞韩之后的列国形势。
如图所示：
右上两个绿圈为高唐地区及阿都地区，这一地区更有可能为赵地；
右侧两个蓝圈为历下地区及单父地区，这一地区更有可能为魏地；
左下紫圈为“江南”十五邑地区可能的范围，相对可能为楚地。
从图中可以看到，赵国是秦国的头号劲敌，魏国是秦国东进之路上最难缠的阻碍，而魏国背后的楚国则是秦国真正的对手。
具体分析的话；
秦国，为当时绝对意义的超级强国，这里我们既不能忽视秦国的国家机器在当时的老朽、糜烂和腐朽，但也不应忽视其对列国存在的绝对优势，更不应忽视列国同样存在着的更甚一步的老朽、糜烂和腐朽。
赵国，为秦国东进之路上的头号劲敌，也是抗秦意志最为坚决的国家。有关赵国的抗秦意志需要辩证来看，我们固然要肯定李牧、司马尚等重臣坚定意志，但也不应忽视郭开、韩仓等重臣的集体变节。至于这些变节重臣多少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抗秦——毕竟，只有让李牧把秦国打得够疼，秦廷才会认真对待上述变节重臣的间谍价值。
魏国，在此时已经失去了黄河沿线上百里的土地，沦为“五百里”之国。有关魏国需要注意两点，其一，魏国当时所据的五百里之地为中原的富庶之地，本身体量还算可观；其二，魏国的国土已经被秦军的攻势打散，魏廷方面很难整合现有的力量。从之后昌平君叛乱及再之后“楚王扶苏”叛乱的范围来看，魏国东南部的领土可能已经被楚廷渗透。不过，魏廷方面可能也在秦东郡、河东郡进行了一些渗透，由此解释了秦末魏王咎和魏王豹为何能在秦国早已占领的黄河沿线及汾河谷地混得风生水起。总体而言，魏国在当时的实力虽然不强，但依旧十分难缠。
燕国，当时虽有辽东地区及今河北省北部的广阔领土，但军事实力可能已经被消耗殆尽。燕国主要问题在于燕赵战争中的损失过大，当时赵国占领了燕下都还一度攻取了武遂，触角已经伸到了今环首都贫困带，蓟都方面的燕廷早已是风雨飘摇。就之后秦灭燕战争中燕军的表现来看，燕国此时的实力着实不强。
齐国，当时仅保有临淄、即墨两都，领土大致在今济南市以东，内长城以北。相比于燕国而言，齐国的实力或许会强一些，毕竟在魏、楚攻齐的战争之后，齐国就再没有遭到攻打，说来总能积累不少的战争资源。特别说明，齐国在这一时间节点拥有一项特别重要的优势——外交环境。由于秦、楚持东西对峙，齐国的态度就变得十分重要。或许也是受到了后胜等间谍的影响，齐王建本身更倾向于投降秦国以索取“五百里之封”——大抵就是目前的齐国全境，只是把王号降为了封君，如卫君故事——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楚国在占领莒都以后不可避免地会向齐国内地进行渗透。
楚国，是秦国当时真正意义上的唯一对手。不过，楚国着实沉默了太久。在楚考烈王与魏国火并以后，楚廷从此陷入了死寂一般的沉默，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并不知道，可能与楚廷本身的糜烂有关，也可能与某些政治原因的突然崩盘有关，还可能与楚廷采取的保守政策有关。从楚幽王这一寒碜的谥号来看，当时楚廷内部应当存在有激烈的矛盾，想来比秦国的内部问题更甚。另从最终秦楚两国的战争来看，楚国即使在内部矛盾十分激烈的情况下还有相当强悍的军事实力，可见“秦帝楚王”之说不虚。
对于楚国的事务，秦廷方面自然无法完全洞悉其沉默至今的具体原因。但只要秦廷的当权者智力还算正常的话，就不可能排除楚国正暗自积攒实力的可能性。至于秦国为何在之后的战争中优先攻击赵国，其原因固然与赵国抵抗意志更为强烈有关，但也和优先解决北方威胁以便于与楚国决战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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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9年，始皇帝18年，楚幽王9年，魏景愍王14年，赵王迁7年，齐王建36年，燕王喜26年。
秦国向赵国发起总攻。
有关这一事件节点秦廷在军事领域上的人事安排需要说明。杨宽先生研究认为，秦国在战国时期通常设有三位将军，在始皇帝初年，秦廷的三位武将为王龁、蒙骜、麂公壁。在王龁等人死后，秦廷在军事上的主要人物为尉缭、桓齮、王翦，至于上述三人是否为秦廷常设的三个将军不太清楚，也有可能是桓齮、王翦、杨端和，再或者当时的环境已经突破了三人的设置。
在桓齮叛逃以后，王翦的活动愈发频繁，同时期出现的武将名字有羌瘣、端和，之后出现了蒙武、李信等人，其中王氏、蒙氏武将有明显世袭化的倾向，另外还有一个以将军冯劫、冯毋择为首的冯氏家族。
就上述武将的出身，蒙武一系源自齐国；王翦一系源自河西郡，《琅琊王氏族谱》称其为魏国重臣王错的子嗣，与之前王稽、王龁、王陵等人是何关系不明；李信据《新唐书》称其为赵国权相李兑的子嗣；冯劫等人据《汉书》称其为韩国重臣冯亭的子嗣。在秦廷均有外籍背景。
大抵在公元前229年的这段时间内，之前因为吕不韦事件被驱逐的司空马成为了赵国的众相之一。他向赵王迁提出了这样一个计划，要把一半的领土割给秦国，这样来刺激列国从而组织合纵。
就是在这一年，秦军大规模攻赵，王翦以上党为基地攻取了井陉，端和以河内为基地包围了邯郸，羌瘣攻击赵国的其他地区，李信则以太原为基地大抵向代郡挺进。其中，王翦为整个行动的统帅。
图为是年秦攻赵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白箭头从上向下分别为为秦将李信、王翦、杨端和的大致攻势；
黄箭头为羌瘣可能的攻势——不出意外的话，他应清扫邯郸的周边地区以创造杨端和对邯郸的围攻之势。
其中，李信部或为牵制作用，只是说了出兵，并没有具体攻击了什么位置，大抵也和路况不理想及太原地区不稳定有关。
同一时期，赵相李牧、赵将司马尚等人带兵进行抵抗，此时赵军主力应在邯郸周边一带。或许李牧等人所对抗的正是羌瘣的军队，由此导致了羌瘣部在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攻略记录。
现在，我们回看一下司空马对赵王迁的劝谏：
公平来说，我们必须承认司空马的方案本身有一定的可行性。大家可以看一下李信自太原攻击代郡的大致路径——如果秦军能在代郡得手，那么就能打通直抵燕国的道路。不出意外的话，司空马建议割出的这一半领土正是赵国的北部地区，此举确实能刺激燕国与之联盟，进而联动齐国，再联动魏、楚。
但也是公平来说，司空马的方案成本确实过于高昂。虽然秦廷未必能一口能咽下赵国北部的广袤领土，但此举无疑会动摇赵国地方系统的根本，几乎是在饮鸩止渴。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下司空马的真实立场，大致有三种可能性：
其一，司空马就是站在赵国的立场上想出来的奇谋，这种谋略或许能解决一时，但绝对不可能真正解决赵国的安全问题——当然，后者本来也不在司空马的考虑范围之内，毕竟这是一个“士无定主”的时代；
其二，司空马也是秦国派去的间谍，他的目的和郭开等人一样都是为了实现秦灭赵的结局，至于为什么他和李牧之间有什么关系不清楚——但考虑到李牧与郭开为政敌，司空马支持李牧以加剧赵廷的火并也并不奇怪；
其三，司空马或为身份半公开的“间谍”，类似于张仪在魏、公孙衍在韩、楼缓在秦，他向赵王提出割让一半领土的建议其实是秦廷给赵王开出的价码，即保留赵国一半领土做封地，类似于许诺齐王的“五百里之封”——就李牧而言，结交司空马自然就有了和秦廷更大的斡旋空间，这对保卫赵国是有帮助的。
至于司空马的真实立场不清楚，具体如何判断全看个人。这里只说一点：
在司空马向赵王提出这一方案以后，赵王给予了回绝，于是司空马立即辞了相位出走，并向平原令明确表示赵用李牧则能支持一年，不用则最多支持半年。
应在这一年年底，郭开、韩仓等人通过一系列政治运作使赵王诛杀李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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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8年，始皇帝19年，楚幽王10年，魏景愍王15年，秦灭赵当年，齐王建37年，燕王喜27年。
秦军攻克了邯郸，赵王迁逃往东阳后被俘虏，后被迁往汉中房龄。在亡国后，赵王迁常以山水有关的歌曲抒发自己思念故乡的感情——从这一点上看，赵王迁在俘虏后并没有遇害。
是年，秦王政亲至邯郸，进行了一场血腥的政治清洗，把死者的尸体堆成了小山，至于清洗的理由是这些人曾和秦王的外祖父家有仇——不过，考虑到帝太后母家作为“赵豪家”竟连姓氏都未没能在史书中留下，秦王政本人是否真的那么在乎外祖父家的恩仇着实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至于这次清洗的真实原因，说到底应与压制赵国的地方势力有关。
同年，秦王政的生母及曾经的头号政敌帝太后逝世。
也在这一年，赵悼襄王前太子——即公子嘉——于代郡自立，是为代王嘉，并与燕国进行联合，双方在上谷（今怀来县一带，位于北京市西北方）一带集结军队。
特别注意：
这一年秦南郡各地进入“备警”状态，结合始皇帝在公元前221年提及的“（楚国）击我南郡”，或许当时楚国趁秦国灭赵时对南郡发起过一次攻势，或者在这段时期表现出要攻击南郡的意思以威慑秦国。
至于当时楚军为何没有具体行动，当与楚廷的内部变动有关。这一年楚幽王逝世，楚哀王继位，3个月后被公子负刍所杀，负刍自立为楚王。外戚李园家族被清洗。
另外，魏景愍王也于这一年逝世，魏王假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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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7年，始皇帝20年，楚王负刍元年，魏王假元年，齐王建38年，燕王喜28年。
这一年，秦国的南郡守腾向治下的大小官吏发布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中称，秦国的法律在南郡地区的贯彻相当不理想，对此他重申了秦法的重要性，并公布了一系列的奖惩措施。
有关上文中的南郡守腾，很多学者认为与韩南阳守腾、秦内史腾系一人。至于此时为何出现在南郡，或许和他解决韩国事务表现出的才干有关，也或许和秦灭韩后将韩王安迁到陈邑（并非指郢陈）有关。
这道命令细究起来颇为有趣，我们都知道，秦国在鄢郢之战就攻取了江汉平原，到现在已经有半个世纪左右。
在这里我们需要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秦法到现在还没有被南郡的地方系统认真执行；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秦廷要在此时特别强调秦法要认真执行。
第一个问题比较好解答，南郡距离咸阳过远，且本地为屈、景、昭三氏盘踞数个世纪之地，秦廷派遣的官员确实很难在此地推行秦法，因此秦廷方面也只能一直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第二个问题，秦廷在此时突然认真起来，大概与连续吞并了韩国及赵国南部地区有关。由于秦国此时在南郡、韩地、赵地均有较大的军事压力，而法律不统一自然会影响行政及备战的效果，那么从南郡下手整顿统一法律的工作也就必能再回避了。
注意，后者或许就是秦朝时期“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政策的早期原型。
有关整顿南郡一事需要做一个补充说明：
当时秦廷之所以要整顿南郡，未必一定是真的要彻底贯彻秦法，也存在有做做样子的意思，目的是让新占领的韩地、赵地老老实实地接受秦法——此后，南郡依旧不作为，还曾出现过镇压苍梧叛乱时军队哗变的情况，可见这次整顿的效果不是太好。
同年，燕卿荆轲入秦，携桓齮（樊於期）首级及督亢地图求和。
与会期间，荆轲从地图中拔出匕首刺击秦王，在一击不中后双方围绕柱子追逐。在这段时间内，殿内重臣、内侍无一人尝试舍身制止刺客，殿外卫士也以未接到命令为由始终不进殿护驾。为数不多的支援只有宫廷医生向刺客投掷药箱，以及某个不知名的人提醒秦王从背后拔出佩剑。一直到秦王亲手砍倒刺客以后，卫兵才进殿将刺客格杀。
在荆轲刺秦一事当中，刺客隐藏匕首的方式着实不高明，甚至远逊于春秋时期在鱼腹中藏匕首的手段。至于当时秦廷的安检是如何安排的，卫队的军官是如何安排的，内侍的首领又是如何安排的，想来颇为可疑。从文献来看，秦王政本身的近臣蒙嘉收取了燕国的贿赂，为荆轲入朝打通了路子，倒没说他参与了刺杀秦王的谋划。至于其中是否有秦廷的人员变节并不好说，也不排除无一人变节的可能性。不过，即使确无人参与一事，负责相关环节的官员也明显存在有严重的渎职和不作为，可见当时的秦廷已经糜烂到了什么程度。
在刺秦一事失败以后，燕代联军向秦国发起进攻，被王翦、辛胜击破于易水以西。
图为秦、燕、代交战的大致情况。
如图所示：
黄箭头为燕、代联军的大致攻势；
白箭头为秦军的大致攻势。
从地点上看，燕、代联军有夺取燕下都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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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6年，始皇帝21年，楚王负刍2年，魏王假2年，齐王建39年，燕王喜29年。
秦将王翦、李信趁势攻燕。
王翦攻取了蓟都，燕王喜逃至辽东。李信率数千人追击燕太子丹的军队一直深入到辽东，将太子丹的军队追到了衍水一带。燕王喜被迫献太子丹之首向秦国求和。
同年，秦将王奔率兵攻楚，击败了楚国的军队，并攻取了楚国的十余座城邑，随后回师攻击魏都大梁。
有关秦国攻取楚国的城邑，大抵在郢陈一带，于是年封给了昌平君。昌平君携一批死士至郢陈临封。
注意，这是秦国有记录的最后一次封君，有说法称秦国在之后另保留了魏国的安陵君，不过此说存疑。
这一年，原韩都新郑叛乱。韩王安因与此时有牵连被诛杀。
注意，这也是秦灭六国战争当中秦国首次杀死亡国的君主。
图为秦攻燕及攻楚的大致形式。
如图所示：
白箭头为王翦、李信攻燕的大致情况；
黄箭头为王贲攻楚再回攻魏的大致情况。
从图中可以看到，秦廷在当时对消灭魏国做了完全的准备。它几乎铲除了北方地区的全部威胁，再专门攻击南方的楚国以避免楚军救魏，这才放心大胆地对魏国发起进攻。
至于秦国为什么要对并不强大的魏国作如此周密的部署，想来原因有二：
一是大梁城的规模较大，可容纳的军队较多且城防坚固，更兼秦国此前曾多次攻击大梁，深知攻城不易，因此专门做了十足的准备；
二是魏国作为最大的中原诸侯国，它的士人遍及列国朝堂，其在政治运作领域的能量不可估量，因此秦军必须扫除周边的威胁才能放心展开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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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5年，始皇帝22年，楚王负刍3年，秦灭魏当年，齐王建40年，燕王喜30年。
秦国在包围大梁后，从黄河引水灌向大梁。
3个月后，大梁城的城墙不堪水浸崩塌，秦军攻入大梁城俘获了魏王假。
是役，大梁城沦为废墟。考虑到该地的地理位置及经济价值，单纯水灾的可能性较小，否则秦廷为了经济利益总该进行重建工作。可以说，大梁城的毁灭人为摧毁有很大关系。
在攻取大梁之后，秦廷下令捕杀魏国群公子，魏王假也被格杀。
注意，此时秦国在灭国后开始杀死亡国之君了，或许与之前新郑叛乱的因素有关。另外，秦廷为什么要专门补杀魏公子，我们并不清楚。或许，秦廷在之后也捕杀了其他国的公子，只是没有记下来，也可能因为魏公子因为与遍布天下的魏籍士人存在有天然纽带所以含有相当的政治能量，因此必须要特别捕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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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4年，始皇帝23年，楚王负刍4年，齐王建41年，燕王喜31年。
在清扫了北方的全部敌人以后，秦廷已然做好了与楚国决战的准备。
这一年，秦王政就伐楚事务咨询了朝中的两位将军，李信认为伐楚调动200,000人的兵力即可，王翦则认为需要至少调动600,000人以上的兵力。
有关此时需要特别注意一点：
前文提到过，秦廷通常会设有3位将军，从之前的情况来看此时秦廷所设的3位将军应为王翦、李信、杨端和，也可能是蒙武再或羌瘣再或其他将领。其中，王翦的地位应相对较高，所以多次担任最高统帅的位置。至于秦王政为何要就伐楚一事分别咨询王翦和李信，似乎有扶李信上位的意思。当然，李信与王翦之间未必是一定是政敌，但也多少存在一些竞争的关系。
在咨询过李信、王翦之后，秦王政选择了李信为统帅，令其与蒙武（一说蒙恬）伐楚，秦廷对外声称这次一共调集了200,000人的集团军。
在秦廷以李信为将以后，王翦以生病为由辞掉了官，到频阳养老。
当时，秦军兵分两路。李信率兵攻击平舆，蒙武攻击寝邑，双方大概计划在城父会师，再集中力量攻击楚都寿春。
图为李信伐楚的大致规划。注意，本图使用了灭魏前的地图，为了可以清晰看到哪些是秦国的新占领地。
如图所示：
黄圈所示即楚都寿春；
白圈所示即原楚都郢陈，大抵在秦灭魏之前为王贲攻取。
黄箭头为李信部计划的进攻路线，应以宛城为基地，先攻破平舆，之后与蒙武部扫荡黄河以北，以为之后攻打寿春创造条件；
灰箭头为睡虎地2个从军的青年黑夫和惊至李信部的路线，从这次征召看来，李信部的基地不大可能在中原地区，不出意外应以宛城为基地；
白箭头为蒙武部计划的进攻路线，考虑到有会师因素，这支军队的出发地点应于李信部不在一个地方，大抵以中原为基地。
特别指出，在计划阶段，李信、蒙武是否有城父会师计划并不好说，就这一问题我们在后文中会进行详细讨论。
不过，接下来的一场叛乱完全打乱了李信的计划。
在李信攻取平舆之后，“鄢郢”方面发生了叛乱，这一叛乱与秦廷重臣昌平君有关，迫使李信回头攻取后方的鄢和郢，完后向城父方面的蒙武部移动以汇合。
就在此时，楚将项燕尾随李信部进行了为期3天的强行军，一举击破了这支秦军。是役，秦军有7个都尉阵亡，军队被迫撤退。
上文中的“鄢郢”位置有所争议。
在《编年纪》中有这样一段：
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士）属。
从这一记录来看，《秦始皇本纪》中21年“昌平君徙于郢”的“郢”应指原楚都郢都一带，也就是临近郢都的陈邑，而非楚顷襄王迁都后的郢陈。“鄢”则指郢都北部的鄢城。
至于昌平君为何被迁往郢都，杨宽先生在《缉证》中认为秦廷当时或许是担心昌平君干扰灭楚一事而将其监禁在了之前韩王安所在的地方，还派了死士对其监视。
客观来讲，杨老的推测相当有道理，但也存在一些疑问，即在于《睡虎地秦简》中黑夫和惊提及的淮阳“反城”一事。
图为昌平君叛乱范围的两种可能性及李信平叛的大致路线。
如图所示：
灰箭头为蒙武部的大致进攻路线，这一路线并无争议；
黄圈为杨说中昌平君叛乱的大致范围，黄箭头即李信部的在攻楚后平叛再至城父会师的大致路线，这一路线看上去着实诡异，当然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白圈为胡三省认为的昌平君叛乱范围，“郢”指郢陈，“鄢”指鄢陵，范围涉及原楚地北部及原魏国南部的领土，白箭头为胡说中李信部的进攻路线，相对于前者较为合理；
红圈为淮阳的大致位置，睡虎地秦简中称黑夫在此地参与了对“反城”的攻击，其后黑夫与惊在与楚军或叛军的战争中阵亡。
客观角度来讲，胡三省之说也存在相当的合理之处，我们很难判断胡三省、杨宽的说法哪个更有道理。
如果从杨宽之说的话，当时秦国的叛乱范围着实庞大了一些，李信的动向也着实怪异；
如果从胡三省之说的话， 整体上解释得通，就《编年纪》而言也未提及南郡一带有大规模战事，不过韩王安被监禁的地方应在郢陈地区，这一点和通常的观点有所出入。
这里特别要说一点：
假若胡三省之说成立的话， 可以解释为什么始皇帝在统一六国后只说楚国“击我南郡”而非
“反我南郡”，且与陈胜在大泽乡起事以后的叛乱范围基本吻合。
最后进行分类讨论：
假若是南郡的郢都、鄢城一带发生了叛乱，还波及到了淮阳一带，大概率会波及两者之间的宛城一带，那么这一次叛乱规模应当是十分惊人的，秦廷在南郡、原魏国南部淮阳一带及原楚系外戚封地上设立的地方系统究竟糜烂到了什么程度着实让人心悸；
假若是淮阳、鄢陵、郢陈一带发生了叛乱，范围上倒还可以，不过秦廷迁徙昌平君于此的目的显然不是监禁，而是令其以楚公子的身份镇守郢陈一带的新占领地——这不得不说是个大肥差——那么，昌平君为什么又要造反呢？
这个问题要放到后面解答。
秦国的伐楚计划并没有因为李信战败而终止。在战败的消息传到咸阳方面以后，秦王政亲自到频阳要求王翦挂帅， 并听从王翦的建议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动员。
与此同时，楚廷方面则也派出军队向西进行反击，大致夺取了平舆及郢陈南部的大片领土。从之后的内容来看，当时楚军的统帅正是楚王负刍本人，至于亲征的原因或与自身的篡位者身份有关，目的是要通过收复失地来赢得政治威望。
至于项燕当时的动向，可能正向宛城的方向移动，也有可能正在楚国的寿春地区集结更多的军队，具体在后文中我们会进行具体的讨论。
另一方面，身在楚境的蒙武可能在固守城父、寝邑等地区，也可能在楚军的攻势下退回国境，具体动向不明。
应在这一年的秋收之后，始皇帝集结了一支空前庞大的集团军交予王翦指挥。在秦廷的公开信息中，这支军团的规模为600,000人，估计包括了前线的蒙武部及李信残部。从“空秦国甲士”一句来看，当时征兵的主要范围在秦地，黄河沿线的中原地区也应有征召。
秦王政送王翦至灞上。此时，王翦向秦王索要大量的田地、房屋、庄园、池塘，给予的理由是“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在出关以后，王翦又频繁向秦王索取更多的良田。据王翦本人公开表示，这是为了不让秦王怀疑他。
在抵达前线以后，王翦取代了李信的指挥权，与蒙武先攻取了郢陈的南部地区，又南下攻取了平舆。在攻击平舆或周边的战斗中，秦军俘虏了楚王负刍。
在楚王负刍被俘之后，项燕立昌平君为楚王，在“淮南”继续进行反秦斗争。
·
公元前223年，始皇帝24年，楚王（昌平君）元年，齐王建41年，燕王喜31年。
是年4月，王翦的军队在蕲南击败了楚国的军队，昌平君被杀，项燕自尽。
秦灭楚战争基本结束。
有关秦灭楚战争的始末，就《秦始皇本纪》的说法：
先是在公元前224年，王翦大抵在秋收以后伐楚，攻到平舆就俘虏了楚王负刍，其后项燕、昌平君在“淮南”反秦，到了公元前223，王翦继续攻楚，消灭了昌平君和项燕。
此外，《楚世家》中称楚王负刍死于公元前224年，《编年纪》中昌平君死于公元前223年4月。
可见，《秦始皇本纪》、《楚世家》、《编年纪》中的内容全部吻合。
不过，结合《王翦列传》来看，有一处细节有推敲之处：
《王翦列传》称，楚廷听说王翦增兵伐楚以后，集结了大量的军队进行抵抗，之后双方在某个地方进行对峙。期间，秦军坚壁不出，楚军在数次挑战不成以后转入对峙，之后因无法持久对峙而向东撤退，王翦趁机进行追击，派出了一支精锐的突击队击破了楚军。之后，秦军攻到了蕲南，在这里消灭了项燕。
那么，上文中王翦与楚军对峙的时候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
具体是王翦攻击楚王负刍所部的时候，还是王翦攻击昌平君与项燕所部的时候？
这里我们认真看一下：
秦廷为王翦集结军队最起码也得在秋收之后，即从公元前224年农历9月开始，主要征兵地点就在秦地，在集结完毕到抵达前线最起码也得在10月左右，攻至平舆也需要一些时间。由于楚王负刍是在公元前224年被俘，由此可知王翦与楚王负刍的交战时间不会太长，那么《王翦列传》中所提及的对峙只有可能发生在与项燕的战斗当中。
如果以上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具体的情况应该是：
公元前224年，楚王负刍趁李信兵败之机率兵北伐，令项燕镇守本国。在听闻秦军要再度派兵攻楚以后，项燕赶紧在楚地集结更多的军队，楚王负刍则在北方进行固守。约在公元前224年底，楚王负刍在平舆兵败被俘，项燕立昌平君在“淮南”反秦，与王翦的军队从公元前224年年底一直对峙到了公元前223年4月，最终因无法维持而被迫撤退。
图为王翦灭楚的大致攻势。
如图所示：
黄箭头为王翦的大致进军路线，秦军自灞上出函谷关，沿黄河转荥阳至大梁一带，而后先压制了郢陈，之后在平舆俘虏了楚王负刍；
黄圈为平舆，即秦军俘虏楚王的位置；
白箭头为项燕在楚国也就是寿春一带集结军队后抗击的大致情况，与王翦军在某个位置进行对峙，比如在楚考烈王时的临时都城巨阳沿河而拒，再或者是其他位置，最终因坚持不住而向东撤退；
之后的黄箭头为王翦攻项燕的大致路线，王翦最终在蕲南消灭了昌平君与项燕。
特别澄清，杨宽先生在《缉证》中的观点与我们上述推断相悖。他认为，项燕反秦的“淮南”应为“淮北”之误，项燕应是在淮阳地区进行反叛，其间与黑夫、惊的所在军队发生了战斗，黑夫、惊可能属于当地的某支部队，也可能被规划为王翦的部队。之后，项燕因无法继续对峙而向东撤退。
按照杨宽先生的观点，秦楚两军的交战情况如下：
图为杨说中秦楚交战的形势。
如图所示：
第一个黄箭头为项燕攻李信的大致行动，在公元前223年尾随李信的军队，在某个地点击破该部；
黄圈为结合城父的方向模糊标出项燕击破李信的位置，比较随意，这里特别声明；
灰箭头为楚王负刍在反攻路线，大致在李信被击败后，楚王负刍亲率军队收复北方的失地，之后因为一些原因退至平舆；
第二个黄箭头是项燕可能之后的动向，即收复楚国在淮河西北部的领土，因此使其错过了王翦与楚王负刍的交战；
第三个黄箭头项燕在楚王负刍被俘之后转向淮阳发动叛乱的大致路线；
白圈即淮阳的位置；
白箭头为王翦攻楚王负刍之后又攻项燕的路线，之后项燕逃向蕲南，王翦追至此地将其消灭。
杨老认为项燕的反秦地点在淮阳，理由是睡虎地秦简中黑夫与惊的两封家书时间分别写于公元前224年及公元前223年2月，因此认为项燕更有可能在此反秦。
对比来看，杨宽的推测确有相当的道理。不过，项燕在淮阳被王翦咬住以后是如何突破已为秦据的郢陈以南、平舆以北这些地区的，实在让人琢磨不透。如果杨说属实，或许仍与秦国在地方上的糜烂或者王翦本人的某种政治诉求有关。黑夫与惊兄弟二人应在阻击或追击楚军中阵亡。
回看我们在上文中推断的内容。如果这一推测属实，那么淮阳方面的“反城”应在李信攻楚之时已随昌平君反叛，只不过该处并不像郢陈、鄢郢、平舆这些地区要紧，所以秦军只是派兵钉住其中的叛军，并未急于将其歼灭。那么，黑夫与惊应是在攻防战中阵亡。
有关秦灭楚战争的始末具体是哪种情况，笔者本人也很难做出判断，具体倾向还要看读者个人。
当然，无论持哪一种观点，我们都可以确定以下3点：
其一，楚国在当时对秦邑有过一系列成功的策反工作，具体可能是秦国已经占领半个世纪的楚地，也可能是秦国新占领的魏地；
其二，楚军虽因楚幽王死后的动荡而影响了战斗力，但整体上还不容小觑，甚至需要秦国调动全部力量；
其三，秦楚两国在此战中表现的糜烂程度着实不相仲伯，只不过秦国的体量更大，内部在当时并未出现动荡，所以实力更强。
在介绍完秦灭楚战争的始末以后，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李信的行动会失败，王翦的行动会成功？
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最直观的原因在于王翦手中的兵力是李信的3倍，想打赢自然会容易不少。
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李信为什么一定要逞这个能，只用王翦预算兵力的1/3呢？
直接原因应当是为了上位，也就用更少的资源完成任务，以此获取更高的政治威望。
那么，李信这样做是否会得罪一些人呢？
第一个得罪的正是王翦，导致了王翦立即告老还乡，不过从之后李信随同王贲行动的记录来看，两者的关系倒不算太差；
第二个得罪的某些可以发战争财的重臣，在前文中已经说过，《魏户律》等法令在过度征兵时有助于地主阶级兼并土地，除此之外战争本身也能给各级官员带来巨大利润，因此从官僚系统到基层地主自然希望战争的规模越大越好，李信把预算节俭至1/3自然会让上述人等失望。
讲到这里，我们也就知道为什么王翦一直向秦王索取大量的田宅。王翦说是为了防止秦王怀疑他，这个理由当然是不成立的，因为他掌握的土地越多，蕴含的政治风险越大，秦王不可能单凭王翦很贪就消除这种顾虑。王翦先说自己无论立多少战功都没有机会封侯，然后索取大量的田宅，其目的应是做出一个参考标准，表示出自己作为主将可以兼并有多少资产，至于其他各级酌情操作。在这种情况下，涉及的地主及各级官员也就会支持王翦的军事行动。
说完李信和王翦以后，再说一下昌平君为什么会叛乱？
有些读物认为，昌平君叛秦单纯是因为对故国的感情。这一因素或许存在，但在战国时期“士无定主”的大环境之下未必是主要原因。
可是，又能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有可能是政治迫害因素，也有可能是政治野心因素，还有可能是政治利益捆绑下的胁迫因素，除此之外可能的因素还有很多。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
昌平君和那些叛乱的地方长官都不可能太看好秦国的未来——当然，这不代表他们就看好楚国的未来。
不过，之后的结果并不像上述人员预估的那样悲观。秦军顺利地消灭了楚廷中央的反抗力量，转向接收楚国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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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2年，始皇帝25年，齐王建43年，燕王喜33年。
王翦继续向南攻略，平定了楚国的“江南”地区，楚国的封君越君投降。此处的“江南”指的是长江下游的南岸地区，并非指今重庆市东部的巴东地区，楚地全境已被基本接收。而后，王翦开始向南攻击福建地区的百越势力。
在北方，王翦之子王贲与李信攻同攻燕，在辽东俘虏了燕王喜，之后回师攻打代国又俘虏了代王嘉。燕、赵两国被彻底消灭。
大抵在这一时期，齐廷方面放出了公开信息，称齐王建本身想去朝秦，被一些重臣劝住。此外，还有消息称齐廷内部有重臣建议齐王派军队进入原楚、魏、赵、燕的领土，勾结当地望族组成反秦武装，这样就能和秦国争夺天下——不过这一建议被齐王拒绝。
齐廷在此时放出这一信息的原因，大抵是催促秦王方面尽快兑现承诺的五百里之封。从这一内容中可以看出，当时天下士人都十分清楚秦国在东方的统治就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大火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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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始皇帝26年，齐王建44年。
齐廷在是年中断了和秦国的沟通。齐相后胜派遣军队到西界守备，似乎有对抗秦国的意思。
需要说明，后胜亦为秦国的间谍。
秦廷方面则命令王贲从燕国南部地区绕看齐军的部署，直扑齐国内地，齐国的士民没有人敢阻挡秦军，齐王建因此投降。
蒙武之子蒙恬参与了灭齐的行动，因此被提拔为内使。
至此，秦灭六国战争正式结束。
图为秦灭燕、代、齐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黄箭头为王翦继续攻楚的大致情况；
白箭头为王贲灭燕、灭代、灭齐的大致情况；
绿箭头是后胜封锁西界的大致情况；
红箭头是王贲迂回的另一种可能，即从燕南走海路攻击齐国——这种可能性应该比较低。
截至到目前为止：
魏（晋）系背景的王氏家族已经掌控了南方与北方两个战区的总指挥权；
齐系背景的蒙氏家族在两个战区均掌控副将的位置；
赵系背景的李信在北方战区占据有一席之地，但并没有类似的世袭化情况，或许与李信之前战败有关，再或许相与此人年轻、子嗣尚幼有关；
最迟到此时，韩系背景的冯氏家族登上了秦廷的政治舞台，并在数年后占据了丞相、御史、将军这一系列要职。
有关冯氏家族需要补充：
《汉书》的说法是冯氏家族是在秦灭六国之后才进入秦廷。如果此说属实，冯氏在10年内占据丞相、御史、将军三职完全可以说是坐火箭一般的攀升速度，原因可能与该家族在韩境、上党、代地均有势力有关。
此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秦廷会允许实权重臣的家族化和世袭化？
这个现象有点不可思议，但一些认真阅读了前文的朋友应该并不会感到奇怪。核心原因在于，战国末期的特殊环境致使秦国走上了一条和昔日晋国十分相似的道路，在巨大的政治惯性之下必然会出现类似晋卿世袭的现象。
我们回看一下：
在秦庄襄王逝世以后，秦国内有封君飞扬跋扈，外有强敌虎视眈眈。而后，秦王成功清扫了国内的封君势力，自然要着手解决外部的威胁，再找机会着手内部的一系列问题——就像曲沃代翼后的晋国，它必须向外系重臣让利来及早解决外部的威胁，并没有太多时间整顿晋公室留下来的腐朽之气。当然，由于有晋国的前车之鉴，秦廷在此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全走晋国的老路，所以秦廷所设置的重臣牵制更为复杂，比如利用王氏、蒙氏在军队上相互牵制，利用冯氏在中央上进行牵制等。
说到这里，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之后公子扶苏会被秦始皇发配到蒙恬部作监军：
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明确指出，这是晋国处理没有继承权的公子的方法，秦国正是延续的这一政治惯性。至于其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当时的军队主要为临时服役的自耕农武装，边塞武将与所部军队的关系并不紧密还高度依赖内地兵源地的支持，因此在失去中央支持以后并不能闹出太大动静。
除此之外，还解释了为什么陈胜、吴广起事之时为何要选择秦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组合：
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中提到此事有些奇怪。不过，考虑到东周时期的实际环境，外国武将支持他国公子到母国索取君位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扶苏”在起兵后虽取得的是楚王之位，但一直号召天下摧毁胡亥的政权，此举正是春秋时期及战国初期群公子争位的表现。
到此为止，本文也就进入了尾声阶段。
重新审题：
假如秦国没有统一六国而是六国中的其他国家统一的，那么会继续采用郡县制吗？
答案是：
如果面临的情况一样，任何一个政权都只有可能使用单一的郡县制，因为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封君的操作空间。
事实上，秦廷在最后一刻还尝试保留有昌平君的封地，不过现实却彻底摧毁了秦廷对封君制的最后一丝幻想。
试想：
在全天下士人都不看好秦朝的统治之时，秦廷真的把群公子分封到远方，他们究竟会成为远方坚定的镇守者，还是会成为世袭重臣的同盟、野心家们的帮凶、本土士人的头子？
如果是后者，始皇帝连自己的子嗣都不能相信的话，又能相信谁？
六国原本的地方官？昔日秦国安置的间谍？再或是空降过去的郡守？
唯一的答案，就是皇帝本人。
于是，一个流动的朝廷以巡游的形势监视着帝国的各个角落。在这个流动的朝廷面前，是帝国的千秋基业和铁打江山，仿佛与天地等寿，与始皇帝等寿。
（全文完）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秦国有着一种“集权神话”的想象，似乎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就走上了一条与六国截然不同的道路。
然而如果认真检视战国时期各国的基本状况，那么秦国与六国的区别其实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巨大。诸如军功爵制、郡县制、官僚体制等集权化改革措施在六国均有实施，甚至要早于秦国。我们不应该忘记，商鞅变法只是战国中期诸多变法运动中的一个，尽管可能是最成功的那个。
当然，我并不是想说公元前221年的形势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如果比照战国末年的情况，那么统一后的秦朝的确存在一种突变。我真正想要强调的是，这种突变并不是空间意义上、横向的秦国与六国的对立，而是时间意义上、纵向的秦王政与战国传统的对立。战国时期的秦国与六国并不存在本质区别，而秦王政的征服，不仅是对六国的征服，也是对秦国自身传统的一种革命。
在此前的回答中，我讨论了天下秩序层面上“并天下”观念在秦王政时代的创造，（具体请参见这个回答，不再赘述了战国时期，六国都知道秦国想灭掉他们，为何不进行有效联合来反击？）在本篇回答中，我想聚焦于内部秩序的郡县制问题，以此强调秦王政所作出的变革，并在最后回过头整体性的回顾秦朝在内外两个层面上的变化。
有一种观念认为，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便确立了以郡县制为代表的集权体制，摆脱了封建制残余，从而与六国形成了不同的政治体制。但是这种说法在两个方面都是存在问题的：
第一，商鞅变法后秦国并没有摆脱封君制，相反封君在昭襄王晚期到秦王政初期甚至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第二，郡县制的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郡长期作为军事区存在，我们所熟知的作为上级行政区的郡可能直到秦王政统一前期才真正出现。以下将分别叙述。
在传统认知中，人们常常依据《韩非子·定法》中的“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认为商鞅之死并没有影响秦国的改革步伐。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伴随着商鞅之死，秦惠文王时期出现了宗室势力的抬头，缉拿商鞅的正是与其有怨的公子虔：
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
在某种想象中，军功爵制在秦国创造了一种“平等”的新社会，贵族与平民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然而这种说法也只能是一种想象。如果说商鞅本人尚且算是因功受封的话，那么在惠文王时期的“公子通封於蜀”说明因亲受封的传统开始在秦国恢复，最典型的便是樗里疾：
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将而伐曲沃。
秦惠文王八年时，惠文王本人也不过26岁，作为其异母弟的樗里疾便直接获得了14级的高爵，并获得了领兵出征的机会，秦国宗室在惠文王时代所拥有的优势，显然不是普通人可以比拟的。
证明秦国封君传统最为有力的证据则是出土的秦宗邑瓦书：
（秦惠文王）四年，周天子使卿大夫辰来致文武之胙，冬十壹月辛酉，大良造庶长游出命曰：去杜在酆邱到潏水，以为右庶长歜宗邑。乃为瓦书。卑司御不更顝封之，曰：子子孙孙以为宗邑。
这片瓦书记录了秦国为右庶长歜封邑的事件，“子子孙孙以为宗邑”的表述说明该封邑确为实封，而右庶长在二十等爵制中排在第11级，只属于中上级爵位，这说明在商鞅变法之后，实封的封君在秦国仍然十分普遍，就此而言秦国与此时的六国并不存在本质区别，均属于郡县制和封君制的混合。
在武王突然去世造成的动荡背景下，秦国的封君再次爆发了严重的危机：
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
尽管史记中对于此事的叙述十分简略，但是从其涉及的成员和后果来看，其叛乱规模及影响之大甚至远远超过商鞅，值得关注的是，樗里疾也成为秦国唯一一位任相的宗室，秦国宗室的衰落可能与这次叛乱有关。这进一步说明，封君对于秦国政治的影响，要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进入昭襄王时期，秦国的封君变得更加多元化，除了此前的宗室以外，外戚、客卿、将领纷纷占据了重要位置：
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邓，魏冉陶，为诸侯。
秦封范睢以应，号为应侯。
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为武安君。
魏公子劲、韩公子长为诸侯。
如果说我们对于此前秦国封君的了解仍十分有限的话，那么昭襄王时期以穰侯魏冉为代表的权臣，则为我们清晰的展现了封君是怎样深刻的影响秦国政治：
穰侯，华阳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泾阳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将，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
《韩非子·定法》概括性的评价了此一阶段秦国的政治状况：
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无主术以知奸也。
有学者根据对于考古的研究，发现秦国国君的墓地规模远远超过贵族，说明君权的强大，这种观点不能说错，但是在推论中仍存在可商谈之处。正如此处“富强也资人臣”“益地则私封立”所揭示的，如魏冉、嫪毐、吕不韦等真正威胁朝政的封君，其封地往往不在关中故地，而在新征服的山东地区，就此而言，秦昭襄王的伟业并没有使得秦距离统一更进一步。
而在昭襄王去世后，封君对于秦国政治的影响并未消除，反而愈演愈烈：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襃厚亲戚，弛苑囿。
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
孝文王和庄襄王时期类似的表述说明，在昭襄王时代有所削弱的宗室再次抬头。《史记》中如此描述逐客令事件的背景：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於秦耳，请一切逐客。
就此而言，逐客令的实质或许是在昭襄王时代被客卿压制的宗室大臣，借着嫪毐、吕不韦的失势发动反攻，本质仍为秦国不同封君派别之间的争端。
当然，在秦国历史上势力最大的封君，无疑是嫪毐和吕不韦，二人的封地甚至到了可以称“国”的级别：
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小大皆决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
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
出文信侯就国河南。
有一种观点认为，战国四公子未出现于秦国，说明秦国君主集权程度更高，这种说法恐怕是有问题的，秦国未出现闻名战国的公子，仅仅是因为经历了昭襄王，秦国的宗室被外戚、客卿压制，封君本身的影响并不弱于其他诸国，尤其是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的举动，实质与战国四公子无异。就此而言，不同于与传统认知中的集权神话，这一时期秦国的封君势力已经膨胀到了极为危险的地步。
然而到了秦王政二十三年，却发生了这样一副与此前的图景截然不同的对话：
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乡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
结合上述梳理，我们发现王翦所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恰恰不符合秦国的传统，不说武将出身的白起，诸如商鞅、魏冉、范雎也均需要生硬的“拼凑”出军功，才能够得到封地，为何王翦在此却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呢？
其中的关键或许就在于：为【大王】将，而非为【秦】将。
在秦王政时代，秦国的封君政策或许出现了巨大转折，从而一举扭转了封君膨胀的趋势，以至于王翦有“终不得封侯”之叹，甚至昌平君于淮南的叛乱或许也与此有关。这一变化，或许正发生于嫪毐、吕不韦失势之时：
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
在秦王政对吕不韦的责问中，格外强调了“何功于秦”，这无疑是对惠文王以来因亲封王的拨乱反正。从商鞅之死算起，在经过了一百年后，封君势力终于在秦国被彻底压制。这一新的趋势，继续延续到统一时代：
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後无战攻之患。
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
这两段与李斯有关的材料有助于我们理解秦国统一后的封君政策，从整体政策层面，统一后的秦国“无尺土之封”，但是在具体的实施层面，“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换句话说，此时秦国的封君只具有经济上的利益，而彻底丧失了政治上的影响力。琅琊石刻后附的武城侯王离、通武侯王贲同样应当置于此种语境中理解。
说过了秦国封君的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秦国郡县制的发展。尽管自惠文王时期秦国便已置郡，但是长期以来郡都是作为军事区存在，其转变为后世郡县制意义上的上级行政区，同样可能发生于秦王政统一前夕，游逸飞通过对郡司法权的扩张剖析了这种变化：
根据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案例十一，秦王政元年南郡当阳县的乞鞠案件也不由南郡覆审，而是直接交由廷尉覆审，这说明彼时郡尚无针对县一级案件的覆审权力，司法权仍为中央直接统辖。而在《法律答问》95简中则记载了这样一句话：
今郡守为廷不为？为也。
根据游逸飞的解读，所谓“郡守为廷”意为郡守担任廷尉的职责，这说明对于司法权的分配已经发生了变化，郡守可以获取原本为中央直接行使的司法权，其性质也从纯粹的军事区向上级行政区转变。此种规定并未见于睡虎地秦律，也侧面说明了这种转变发生的较晚。
基于这一视角，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一下南郡守腾的《语书》：
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之民不止，是以废主之明法也，而长邪避淫泆之民，甚害于邦，不便于民。故腾为是而修法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知之，毋巨距于罪。
陈苏镇老师认为，《语书》说明了秦国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仍未能有效统治南郡，这种说法十分精妙，而游逸飞则补充了另一视角：南郡守腾在统一前夕向秦王政上书，或许恰恰说明了，随着征服事业的逐步展开，仅凭中央内史无法有效掌控广大新征服地区，因此原本由其专属的权力被逐步转让给郡一级，《语书》这是这一转变背景的产物。
简单进行一下总结：在战国时代，集权化改革是各国的普遍措施，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与六国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区别，各国在内部均为郡县制与封君制的混合，只不过混合的比例不同。而到了秦王政初期，秦国的封君甚至到了威胁君权的地步。直到秦王政时代，伴随着嫪毐、吕不韦的先后失势，秦国的封君政策出现了巨大变化，以至于王翦有“有功终不得封侯”之叹，而李斯的功绩中则加上了一条“使秦无寸土之封”，战胜封君的郡县制也真正变为现实。
最后回到这个问题本身，正如我最近一直想要强调的，在秦汉时代，大一统的皇权社会的确是一种趋势，但是这种趋势并不是商鞅变法或是长平之战开始的，而是在秦王政时代才真正出现，并在十五年间留下不可抹去的遗产。秦朝的征服不是秦国对六国的征服，而是秦王政对战国旧制的征服。
我们不应该忘记，秦国的统一进程不是惠文王灭韩魏、昭襄王灭齐楚，而是在秦王政时代一举扫灭诸国，秦王政在十年间征服的土地比六世之余烈加起来还要多。如果在另一个时空里，统一的并不是秦国，那么首先统一的速度一定会大大降低，或许会慢上将近一百年。
而在公元前221年的节点，我们所看到的天下很可能不是我们看到的样子，那个国家或许会成为其他六国朝拜的“天子”，但是列国秩序仍将存在，在各国内部我们依然会看到强大的封君，而齐整的郡县制仍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