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錦輝《日蝕之後》：許多人看我是一個打假球的罪犯，但是我沒有對不起棒球

文：曹錦輝

那一年

在確定了每個周末先發的這個頻率之後，我每天的訓練和治療課表都可以固定下來，所以我整體作息都變得很規律，休息和空閒的時間也很固定，可以讓自己有一些社交的機會，我一直都是一個比較活潑外向的人，對於交朋友這件事也抱持著比較大方的態度，沒有給自己太多的限制；當時我剛剛從美國回來，除了以前的同學和一些一起打過球的前隊友之外，我並沒有太多的朋友，所以我對於一些社交活動的邀約都不排斥，都會盡量配合參加，想多認識一些朋友。

當時中華職棒正在從上一次的假球案風波中恢復，我知道有許多球員都非常小心，不跟不熟識的人見面吃飯，隊友之間也會互相提醒，要注意身邊不熟識的人，但是我並不清楚事情的嚴重性；同時我也覺得自己身為一位旅外回國的臺灣球員，在中華職棒比較低迷的這個時候，我有責任要盡量滿足球迷的需求，讓球迷重新再接受中華職棒，所以我對於這些邀約都樂意接受，也願意花時間和這些球迷和他們的朋友相處。

有時候會有一些已經退役的球員來參加這些餐敘聚會，他們會帶著其他的親友們來聚會，一個拉一個，什麼樣的人都有，我很快就感覺到有些人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目的，並不是真的只是大家一起吃飯而已；但是我的想法很簡單，就跟我一直以來在美國所遵守的原則一樣，只要我不去配合，實際上不去做對不起棒球的事，那就沒有什麼能夠影響我，這是我自己心目中的認知，我也完全沒有想到外界對這樣的聚會活動會有什麼負面的觀感。

現在回頭想想，我當時的想法確實是單純了一點，也沒有想到後來這些事情會被大家看得這麼嚴重，在我心目中，我認為那些都是簡單的社交聚會，對於一些朋友的朋友我也不不會抱持什麼太大的疑慮，大家一起吃吃飯、唱KTV、就算去酒店消費也沒有什麼關係；如果有人對我說了些什麼奇怪的話，要求我配合做什麼不道德的事，只要我不答應、沒有配合去做犯法的事，外面的人要怎麼看我，實在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在這些聚會場合裡，有時候企圖牽線的退役球員會直接帶著一整個提袋的現金擺在那邊，然後暗示我說如果我願意配合的話，錢就可以直接拿走；但是每一次不管他們是用暗示的還是直接明說，我都會明確告訴他們我沒有意願，也不會配合去做這樣的事。

我嚴詞拒絕過，也告訴過他們不要再提這樣的事，但是他們當然沒有那麼容易放棄，所以常常在聚會的時候、酒酣耳熱之際會再提起說，是不是能怎麼幫個忙、配合一下；我曾經聽說過以前職棒假球案有許多暴力威脅的例子，或是教練和選手被帶去旅館房間，桌上直接擺著刀擺著槍的情形，所以有時候為了避免場面變得太僵，我會不置可否、打哈哈帶過去，但是有時候還是必須直接拒絕。

我當然知道這些透過關係和我接觸到的都是些犯罪團體，但是在當時以我的理解和想像，他們算是很溫和的勸說，或是鼓勵你能配合他們做一些事，雖然我有時嚴詞拒絕了，他們也並沒有用任何暴力的方式來強迫我配合；或許也是因為這樣，才讓我在一開始的時候沒有什麼防備，只是把他們當成一起吃飯喝酒的朋友而已，如果一開始他們就來硬的甚至動用到暴力的方式，我一定馬上就被嚇跑了，不會再有後續的這些相處。

這些聚會一直到球季下半季都有持續，他們一直沒有放棄希望我能配合，但是幾次下來他們沒有辦法說服我，後來慢慢就不找我了，我不曉得他們是不是去找了別人，但是一直到球季結束整件事情爆發，我才知道這件事鬧得這麼大；現在這樣子說有點後知後覺，但是如果當時知道有這樣的嚴重性，我當然就會盡量避免這樣的聚會，不會再去跟這些人打交道。

我喜歡交朋友，也從不介意去認識各個階層的人，我覺得朋友交往就是有來有往，這是最基本的社交禮儀，所以即使是我知道這些人可能背景不是那麼單純，我還是會保持著合理的社交互動；我沒有接觸過那些幕後所謂的老大或是金主，但是對於這些中間聯繫的人，我還是把他們當成朋友，有時候吃飯喝酒會由我回請，不起訴書寫我佔盡便宜又吃又拿、還答應過要打假球，這些都不是事實。

不起訴書中說到有一場比賽是他們確切指定過的，希望我能夠配合做一些事，但是卻沒有寫到說我確實曾經有很明白的說我不可能會配合，而當那場比賽正在進行的時候，我在球場上感受到的壓力卻是沒有人可以理解的；我不知道除了我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的人被收買了要配合演出，我也不知道如果因為我沒有配合，而讓他們無法達到想要的比賽結果，在比賽結束之後我會不會有什麼危險？這些都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可以保證。

在那次比賽之後我擔心了很久，因為從小到大關於假球案的暴力事件我們都聽說過太多，有一段時間我甚至不敢單獨出門，盡量都自己一個人待在家裡；後來我輾轉問了中間聯繫的人，那場比賽我沒有配合，會不會惹上什麼麻煩，他們才告訴我，這位幕後的人士並不屬於那種暴力的類型，所以我應該會是安全的，我才稍微放心了一點。

不起訴書裡寫了很多細節，我不會說那些事情都沒有發生，因為法律上的事情是不可能憑空捏造出來的，但是有些關於我的細節卻被忽略掉了，像是不起訴書裡隻字未提我曾經明確拒絕了犯罪集團的要求，而寫出來的那些東西，也可能是為了某種目的，而用了比較有誤導性的陳述方式，這讓我雖然沒被起訴，卻在許多人的眼中成了一個罪犯，這是對我最大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