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为什么信仰黄老，强调无为而治？又为什么在国家高层崇尚黄老的氛围下，能逐渐积累出后来足够的儒学土壤？

举例，看看曹参担任齐国国相时候，召集儒生的结果：

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於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史记》）

译文：

孝惠帝元年(前194)，废除诸侯国设置相国的法规，改曹参为齐国丞相。 曹参作齐国丞相时，齐国有七十座城邑。 当时天下刚刚平定，悼惠王年少，曹参全部招来长老诸生，征询安定聚合百姓的方法，而齐国故旧儒生有数百人，言人人殊，曹参不知如何定夺。

听说胶西有位盖公，精研黄老学说，就派人用厚礼请他来。 曹参见到盖公后，盖公对他说，治理国家的办法最好清静无为，让百姓自然安定，推阐这类道理，详尽加以陈述。

曹参于是让出正堂，让盖公居住在那里，他的治理方法主要采用黄老学术，所以当齐国丞相九年，齐国安定和睦，人们大为称赞他是贤明的丞相。

汉初丞相是萧何，萧何之后是曹参，萧规曹随，可以继续继承前朝制度。而之后丞相武夫灌婴不说，名相张仓也是秦的御史出身。自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所以调子早定好了，哪能随便更改。但是开国功臣也有陆贾、叔孙通这号儒家异类，叔孙通走的阿谀奉承曲线救儒的路子，陆贾却能直接和刘邦顶牛，楞叫刘邦等学习期诗书来。而随着这些儒家学者的不懈努力，最后儒家还是翻盘了。司马迁在《史记》里说的很清楚，上个白话版：

高祖皇帝杀死项籍，率军包围鲁国时，鲁中的儒生仍在讲诵经书，演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这难道不是古圣人遗风教化，深爱礼乐的国家吗？所以孔子出游到陈国后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乡里的青年，志向高远，文采锦绣，我不知如何教导他们才好。”自古齐鲁人爱好文化仪典已是自然风尚。

汉朝兴建，儒生们重新获得研究经学的机会，又演习起大射和乡饮的礼仪。

叔孙通制定汉廷礼仪后做了太常官，和他共同参与判定的儒生弟子，也都被选为朝官。

于是人们喟然感叹，对儒学产生了兴趣。

但由于当时天下战乱尚未止息，皇帝忙于平定四海，无暇顾及兴办学校之事。

孝惠帝、吕后当政时，公卿大臣都是武艺高强、战功卓著的人，孝文帝时略微起用儒生为官，但他原本只爱刑名学说。

到孝景帝当政，不用儒生，且窦太后又喜好道家思想，因而列位博士的官职闲置待诏，无人受重用。

直到当今皇上即位，赵绾、王臧等人深明儒学，而皇上也心向往之，于是朝廷下令举荐品德贤良方正而通晓经学的文士学者。

从此，讲《诗》的在鲁地有申培公，在齐地有辕固生，燕地有韩太傅。

讲《尚书》的有济南伏生。

讲《礼》的有鲁地高堂生。

讲《易》的有来自川的田生。

讲《春秋》的在齐鲁之地有胡毋生，赵地史记有董仲舒。

到窦太后去世，武安侯田虫分做了丞相，他废弃道家、刑、名家等百家学说，延请治经学的儒生数百人入朝为官，而公孙弘竟以精通《春秋》从一介平民荣居天子左右的三公尊位，封为平津侯。

从此天下学子莫不心驰神往，潜心钻研儒学了。（《白话史记、儒林列传》）

從排除法看漢初黃老治國

漢初，黃老之所以盛行，因漢本來就是要承秦制，但是法家那一套太不得人心，因為剛推翻了暴秦，法家那一套說不出口，首先被剔除。而儒家所嚮往的周制是不可能恢復的，道理很簡單，不利於加強所謂中央集權，弄不好就又搞出一個戰國出來，項羽不就是要恢復周制，只做天下共主，結果又弄了一個戰國出來嗎。

所以，柿子挑軟的捏，黃老之學是最佳選擇，好了，你道家不是講究生死都一樣嗎，既然連老婆死了生了都一樣，那當牛做馬就更應該擊鼓相慶了。況且，道又是土生土長楚國本地文化，只需要加一個帽子——不是道可道非常道嗎——搖身一變就成了：我們不走秦的老路，不走周的邪路，走有大漢特色的黃老主義道路。

對老百姓講無為，說白了就是倡導順從之道，看到胳膊擰不過大腿，你就看到了道。順從啊順從，順成了法家的一條狗，俗稱犬儒。秦制在武帝時終於完成了絕對意義上的復辟。至此，在漢初形成兩汩意識形態的合流，道法合流與儒法合流。儒法合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