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隐诛了，是因为李典在逍遥津之战中有可能是受了重伤不治而亡。

李典战功虽然不如五子良将，但是他生前破虏将军和都亭侯的爵位至少不在徐晃和张郃之下，陈寿作传时把李典列入《三国志-魏书十八-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中的第一位，如果按排序来看，也是仅在《三国志-魏书十七-张乐于张徐传》之后，可以说如果李典不是死得早的话，五子良将很有可能会变成六子良将，只是李典的死因成谜：他是病死，还是身负重伤不治而亡？

《三国志》对李典之死的记载是“年三十六薨”一笔带过，36岁正是壮年，史书中没有交代他死于哪一年和因何而死，只是提到他在215年逍遥津之战中公而忘私（因为李乾死于吕布部将之手，所以李典和吕布旧部张辽的关系并不和睦），和张辽、乐进通力合作配合默契大破孙权，那么李典之死是否和逍遥津之战有关？看了他的谥号之后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分析一下。

第一，215年逍遥津之战张辽、乐进、李典三人以区区七千多守军大破孙权十万大军，功劳相当大，所以战后曹操不吝奖赏，功劳最大的张辽由荡寇将军升为征东将军，乐进也在不久后升为右将军（乐进的右将军应该是和于禁的左将军一起在216年曹操称魏王之后所封），唯独李典职位并未得到提升，曹操断不至于厚此薄彼，所以很大的可能就是逍遥津之战后还没等到曹操封赏下来李典就去世了。

第二，《三国志》记载：“文帝践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祯邑百户，赐典一子爵关内侯，邑百户；谥典曰愍侯”，这里有两点要留意：首先曹丕是“追念合肥之功”也就是逍遥津之战中李典的功劳，除此之外正史中并无逍遥津之战后李典的相关事迹，所以李典应该就是死于逍遥津之战后。

其次，曹丕追谥李典为愍侯，这个可就大有深意了，古人的谥号很讲究的，愍是个平谥：在国逢难曰愍（逢兵寇之事）；使民折伤曰愍（苛政贼害）；在国连忧曰愍（仍多大丧）；祸乱方作曰愍（国无政动多乱），很显然只有“在国逢难”和李典挨得上边。

三国除了李典之外还有没有人谥号也是愍侯的？起码有两个：一个是夏侯渊，219年的定军山之战中夏侯渊被黄忠斩杀后，“谥曰愍侯”；另外一个就是乐进之子乐綝，三国名将第二代中乐綝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位，在曹魏官至扬州刺史，257年诸葛诞反叛时乐綝被杀，《三国志》记载：“诏悼惜之，追赠卫尉，谥曰愍侯”。

夏侯渊和乐綝都是“在国逢难”死于兵寇之事，所以同样是谥号愍侯的李典应该也和兵寇之事有关，逍遥津之战后李典等不到曹操的正式封赏下来就死了，而且年仅36岁，结合种种迹象几乎可以判定李典在逍遥津之战中有可能是受了重伤不治而亡。

那么李典是在何时负的伤？突袭孙权大营的是张辽，孙权是因为攻不破合肥加上军中有流行疫病的趋势才撤的军，所以李典一定是在他和张辽出城追击殿后的孙权时遭遇到激烈抵挡时负的伤，因为当时战况极为惨烈，为了保护孙权东吴将士拼死抵抗，凌统三百死士全部阵亡只有凌统只身逃脱，大将陈武战死，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所以李典遇到拼命的东吴将士受伤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魏书 卷十八》中，李典高居卷首，排在臧霸、李通、许褚、庞德等一众曹魏名宿之前。

然而梳理《典传》，可以发现传主的历史地位虽高，但始终未能进入曹魏集团的核心圈层，且长期受到曹操的猜忌提防。

李典功勋卓著，却并未获得与军功相匹配的政治身份，终其一生官位不过杂号将军，爵位不过都亭侯。建安中后期，他甚至被迫将宗族男女迁徙至邺县（等同于充当质任），以减轻曹操的提防之心。

同时代中，类似李典般豪强出身、拥兵甚众的军官，在曹魏集团中并不罕见，臧霸、孙观、文聘、吕虔等人皆属此类，他们居外任时往往雄踞地方，位尊爵厚，甚至可以形成世袭性质的任官制度（如臧霸、孙观家族）；而像李典这般受到猜忌打压者，却并不多见。

（臧霸）薨，谥曰威侯。子（臧）艾嗣。艾官至青州刺史……而孙观亦至青州刺史，假节，从太祖讨孙权，战被创，薨。子（孙）毓嗣，亦至青州刺史。--《魏书 臧霸传》
（吕）虔在泰山十数年，甚有威惠。--《魏书 吕虔传》

究其原因，其一是李典的宗族势力过于强大，达到“万二千余口”的恐怖规模，已对曹魏的统治构成威胁；其二则是李氏宗族在兖州之乱时出现立场分化，并未与曹操同心一意，因历史问题而致嫌隙。

想要理解李典的处境，需要先认识这一宗族的体量规模与独立地位。

李典出身兖州山阳（郡）钜野（县），属于地方豪强。这一宗族最初由李典从父李乾、从兄李整相继统率，李整死后，李典又代为领兵。

李典字曼成，山阳钜野人也。典从父（李）乾，有雄气，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太祖使乾子（李）整将乾兵……整卒，（李）典徙颍阴令，为中郎将，将（李）整军。--《魏书 李典传》

这一记载充分反映出李氏家族在曹操集团中的独立地位。短短数年，竟先后出现“父死子继”（李乾、李整）与“兄终弟及”（李整、李典）的案例，而曹操亦只得听之任之，还需要授官以做笼络。

虽然《魏书》讳称李整、李典等人领兵，是出于“太祖”（曹操）的任命，但实际这不过是魏晋史官的专美之词。按照李氏宗族“万二千余口”的规模而论，彼时的曹操，最多仅能够影响到继承人选，却绝不可能令外姓之人代替李氏子弟领兵。

太祖使（李）乾子（李）整将乾兵。--《魏书 李典传》
（李典）遂徙部曲宗族万二千馀口居邺。--《魏书 李典传》

需要注意，在三国君主中，曹操比较注意中央集权，集团中并未出现东吴一般的“领兵制”（即宗族部曲在领兵者家族内部世袭），除臧霸、孙观等常居外任的武官具备军阀化倾向，大多数士卒部曲在旧主死后便会被收归中央，重新分配；在特殊情况下，甚至出现过原主未死，其麾下部曲便被强行褫夺的案例，如“于禁夺朱灵兵”。

太祖常恨朱灵，欲夺其营。以（于）禁有威重，遣禁将数十骑，赍令书，径诣灵营夺其军，灵及其部众莫敢动；乃以（朱）灵为（于）禁部下督，众皆震服。--《魏书 于禁传》

有鉴于此，像李氏家族一般，在曹操集团内部奉行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原则，以至前后相属、绵延不绝，必然引起君主的憎恶与提防。

更有甚者，乃是李氏私兵的战斗力极为强悍，甚至令吕布吃过苦头。兴平元年（194）吕布兵进兖州，与曹操大战；结果当年九月吕布进驻至乘氏（县）时，遭到“县人李进”的顽强阻击，被迫“东屯山阳”。

秋九月，太祖还鄄城。（吕）布到乘氏，为其县人李进所破，东屯山阳。--《魏书 武帝纪》

按李典家族“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可知李进亦属这一集团。换言之，李氏不仅在（山阳郡）钜野县雄霸一方，在临近的县邑（如济阴郡乘氏县）中亦拥有大量部曲，且极富战斗力。这种规模的武装力量，不可能不引起君主的畏惧。

（李）典从父（李）乾，有雄气，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魏书 李典传》

按《崔琰传》，曹操“性忌”，娄圭、许攸、刘勋等人屡建功勋，最终不免遭到杀戮；李典虽然颇识时务，通过委质宗族而侥幸免于斧锧，但终归难以避免遭到打压、猜忌的宿命。

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魏书 崔琰传》
（刘）勋以不轨诛，交关者皆获罪。--《魏书 司马芝传》

李乾之死与山阳李氏的立场问题

李乾（李典从父、李整之父）的相关记载极少，《魏书》仅云此人追随曹操平定黄巾，又从征袁术、陶谦，在兖州之乱时（194）奉命“慰劳诸县”，不幸遭到吕布部将诱杀，死于国事。

初平中，以众随太祖，破黄巾于寿张……吕布之乱，太祖遣乾还乘氏，慰劳诸县。布别驾薛兰、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听，遂杀乾。--《魏书 李典传》

应该说，李乾之死的记载是值得推敲的。按《续汉书 郡国志》，乘氏属济阴郡，曹操遣李乾赴乘氏“慰劳诸县”，便说明济阴郡下辖县邑已经大量叛乱，曹操家属又皆在济阴鄄城，因此不得不救。

张邈叛迎吕布，太祖家在鄄城，（夏侯）惇轻军往赴，適与布会，交战。--《魏书 夏侯惇传》

而招降李乾的薛兰、李封是吕布所署的别驾从事、治中从事，他们很可能是跟随张邈、陈宫等人共同叛变的兖州故吏，换言之，二人可能是李乾的旧日同僚。

张邈、陈宫以兖州反，潜迎吕布。--《魏书 荀彧传》

按吕布使“治中李封”劝说李乾归降，可知二人应存在往来基础。以姓氏而论，籍贯失考的李封，很可能是李乾的同宗。治中从事属于高级州吏，一般由本州的实力派豪强出任。以山阳李氏的宗族规模而论，李封与李乾确有可能出自同宗。

另外需要注意，在兖州之乱中，李乾的老家钜野县倒向了吕布，成为吕布集团阻击曹操的桥头堡，这与李乾“不欲俱叛”的记载相互矛盾。

二年间，太祖乃尽复收诸城，击破（吕）布于钜野。布东奔刘备。--《魏书 吕布传》

按《程昱传》，兴平元年（194）兖州大乱，“郡县响应，唯鄄城、范、东阿不动”。可知兖州境内仅有鄄城县（属济阴郡）、范县（属东郡）、东阿县（属东郡）三县尚未叛变。

张邈等叛迎吕布，郡县响应，唯鄄城、范、东阿不动。--《魏书 程昱传》

山阳郡亦属兖州，却不在“不动（未叛变）”的郡县之列，可知山阳地方的将领无疑已经变节，其中必然包括李乾的老家山阳钜野。

按《武帝纪》，杀害李乾的元凶李封、薛兰，在钜野县竟一直留守到兴平二年（195）才被曹操击溃，可知他们在当地已经建立起相对稳固的统治。若无李氏族人的支持，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李典字曼成，山阳钜野人也。--《魏书 李典传》
（兴平）二年春，袭定陶……夏，（吕）布将薛兰、李封屯钜野，太祖攻之。--《魏书 武帝纪》

换言之，无论李乾是否真的遭到吕布部将所杀，均证明山阳钜野的其余李氏族人，确实参与了吕布之乱。因此李封、薛兰才能在当地组织武装对抗曹操，前后一年有余（194-195）。

彼时（194）的曹操“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甚至一度打算将家属送至邺县以向袁绍换取救兵，可知他的处境实在很不妙。按李氏宗族“万二千余口”、“宾客三千余家”的武装规模，如果李氏的宗族主力彼时依附于曹操，那曹操的平叛过程应不至如此艰难。

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曹操）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为袁绍檄豫州》
袁绍使人说太祖连和，欲使太祖迁家居邺。太祖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魏书 程昱传》

因此，李乾的死因究竟为何，是否真的因为“不欲俱叛”遭到毒手，实难定论；而籍贯记载不详、参与吕布之乱的“治中从事李封”，是否出自山阳钜野李氏，亦未可知。历朝修史均有“为尊者讳”的传统，作为李典的宗族长辈，李乾的记载如此矛盾，大约背后亦有隐情。

好在镇守济阴乘氏的李进等人，拒绝参与叛乱，坚决抵抗吕布，总算扳回一城，维护了这一宗族在曹操集团中的地位。李整、李典在李乾死后可以相继出仕，大约也得益于此。

李典的军功性质、宗族迁徙及原因探讨

李典虽以武官的形象被录入史书，但他在军旅中参与的事务，却集中在提供辎重给养一类的后勤方面。

《魏书》称李典为“长者”，按前后文语境而论，似在呼应李典“敬贤士大夫”的行为。不过按“长者”存在德高望重的隐喻，那么“年三十六薨”的李典，又不大符合这一标准。

（李典）敬贤士大夫，恂恂若不及，军中称其长者。年三十六薨，子（李）祯嗣。--《魏书 李典传》

其实“长者”在东汉的语境下还存在另一重含义，即富室。这与李典的豪强身份完美契合。按其豢养私兵（宾客三千余家）的规模而论，此人富甲一方是确定无疑的。

郑泰说他（张邈）是“东平长者，坐不窥堂”，“长者”汉代通常指富人。--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
（李）典宗族部曲三千馀家，居乘氏。--《魏书 李典传》

以同时代富室为例，糜竺“僮客万人，赀产钜亿”，向刘备贡献“奴客二千以助军资”；李典宗族“万二千余口”、宾客“三千余家”，论规模与糜竺不相伯仲。推此而论，李典同样是“赀产钜亿”的巨富应无疑问。

（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蜀书 糜竺传》

因此，李典在早期的军旅生涯中主要负责后勤事务，发挥富室的优势。官渡之战时，李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袁绍死后，他又“与程昱等以船运军粮”，破家舍业，以给军用。

时太祖与袁绍相拒官渡，（李）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绍破，以典为裨将军，屯安民。太祖击（袁）谭、（袁）尚于黎阳，使典与程昱等以船运军粮。--《魏书 李典传》

李典首次临阵交锋的记载，已晚在建安七年（202），是年他协助夏侯惇抵御刘备，充当军事后援。按“（夏侯）惇率诸军追击之，李典留守”的记载看，彼时的李典很可能依旧充当后勤一类的辎重官，因此才能在夏侯惇战败时率军“往救”。

（刘）备一旦烧屯去，惇率诸军追击之……（李）典留守。惇等果入贼伏里，战不利，典往救。--《魏书 李典传》

按《魏书》，彼时的李典，战功多为辅助性质，或“与程昱运军粮”、或“从夏侯惇拒刘备”、或“与乐进围高干”，从未出现独当一面的记载。这无疑反映出曹操对李典的不信任。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山阳李氏的宗族势力过强，且彼时的李典尚未迁徙宗族至邺县（边将家属入国都充当质任，属于曹魏传统），令曹操难以安心；另一方面则是因兖州之乱时诸李氏并未与曹操同心一意（钜野县参与吕布之乱），李典受累于历史遗留问题，因此遭到曹操敲打。

太祖破袁谭于南皮，（臧）霸等会贺。霸因求遣子弟及诸将父兄家属诣邺。--《魏书 臧霸传》
（王观）遂言（涿郡）为外剧郡，后送任子诣邺。--《魏书 王观传》

直到李典率领“宗族部曲三千余家，自请愿徙诣魏郡（作人质）”之后，曹操才终于放下心来，不仅极力夸奖李典忠诚，还笑称“卿欲慕耿纯邪”以资鼓励。

（李）典宗族部曲三千馀家，居乘氏，自请愿徙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纯邪？”--《魏书 李典传》

曹操这番比喻，暗藏玄机。因为昔日耿纯追随刘秀时，曾表示他之所以在“举族归命”时“烧其庐舍”（以示身无退路），是因为“恐宗人宾客半有不同心者”。

世祖（刘秀）问（耿）纯故，对曰：“纯虽举族归命，老弱在行，犹恐宗人宾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烧屋室，绝其反顾之望。”--《后汉书 耿纯传》

换言之，曹操将李典比作耿纯，其实是在揶揄李典宗族中存在“不同心者”，即暗示昔日兖州之乱时（194）诸李当中出现叛徒，导致钜野县成为吕布集团的桥头堡。

李典“少好学，博观群书”，当然听懂了曹操的弦外之音，他立刻识趣地表示自己“驽怯功微，而爵宠过厚”，遂将“宗族部曲三千余家”迁徙至邺县，迁徙总人数达到“万二千余口”，曹操闻讯大悦。

（李）典少好学，不乐兵事，乃就师读《春秋左氏传》，博观群书。--王沈《魏书》
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纯邪？”……（李典）遂徙部曲宗族万二千馀口居邺。太祖嘉之，迁破虏将军。--《魏书 李典传》

宗族迁徙事毕，李典即刻“迁破虏将军”，与乐进、张辽进驻合肥，既改善了尴尬的境遇，也获得了在前线建立殊勋的机会。

李典在合肥之战时的角色定位

从合肥之战的人员安排上看，李典终究没能摆脱曹操的猜忌，一代名将，最终殁于权谋之下。

合肥之战时，曹魏方面的军事主官有四：张辽、乐进、李典、薛悌。而曹操的安排是令张辽、李典出战，令乐进、薛悌守城。

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俄而（孙）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薛悌）勿得与战。”诸将皆疑。--《魏书 张辽传》

应该说，曹操这一安排严重违背了客观情况，因此“诸将皆疑”。按记载，乐进“以胆烈从太祖”，临阵之际“奋强突固，无坚不陷”，属于典型的先锋武官，却被留镇后方；而李典长期负责后勤事务，“贵儒雅，不与诸将争功”，根本不适合作为军队先锋，却被迫与张辽率兵出击。

（乐进）武力既弘，计略周备，质忠性一，守执节义，每临战攻，常为督率，奋强突固，无坚不陷。--《魏书 乐进传》
（李）典好学问，贵儒雅，不与诸将争功。--《魏书 李典传》

如果从人员特点出发，合理的安排应该是张辽、乐进临阵，李典、薛悌守城，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究其根源，还是在于曹操的私心作祟。

如果考察张、乐、李、薛四人的任官履历，便会发现被勒令出击的军官，皆受曹操猜忌；而被留置城中的军官，皆是曹操心腹。

张辽是吕布旧将，直至吕布败殁才“将其众降”，政治上十分不可靠，因此他早期在曹操集团中时常领衔攻坚任务，角色定位近似现代之“惩戒营”；而李典不仅宗族势力强大，其宗族还存在历史遗留问题（见前文），均属于污点人物。

太祖破吕布于下邳，（张）辽将其众降。--《魏书 张辽传》
灊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馀里，道险狭，步径裁通，（陈）兰等壁其上。（张）辽欲进，诸将曰：“兵少道险，难用深入。”--《魏书 张辽传》
（曹）公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公登高，望虏陈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魏书 武帝纪》

太祖破吕布于下邳，张辽将其众降

相较而论，乐进、薛悌与张、李的身份则完全不同。乐进是曹操在兖州网罗的故吏，且未曾参与吕布之乱，政治上十分可靠；薛悌不仅是兖州故吏，还在吕布之乱时挺身而出，协助程昱“卒完三城，以待太祖”，深受曹操信赖。

（乐进）从击吕布于濮阳，张超于雍丘，桥蕤于苦，皆先登有功。--《魏书 乐进传》
兖州从事薛悌与（程）昱协谋，卒完（保全）三城，以待太祖。--《魏书 程昱传》

因此，在孙权围攻合肥时，曹操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城池的得失，而是后方的稳定（曹操彼时正在亲征汉中）。令政治上可靠的人物留守，令政治上可疑的人物出战，属于典型的帝王权术。战争胜利则削弱孙权，战争失败则削弱张、李，无论如何曹操均立于不败之地。

张辽、李典久随曹操，对这番安排的背后隐喻自是心知肚明，遂帅厉将士，浴血死战，终于大败孙权，威震江左。

（曹操）使（张）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馀人屯合肥……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魏书 张辽传》

张辽因此发迹，迁征东将军，一跃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员；李典则无此好运，战争结束未久便黯然离世，时年三十六。按其谥曰“愍侯”（在国逢难曰愍），可知其在合肥之战中应负重伤，因此才获此谥号。一代名将，终不免沦为帝王权谋之下的牺牲品。

文帝（曹丕）践阼，追念合肥之功，增（李）祯邑百户，赐（李）典一子爵关内侯，邑百户；谥典曰愍侯。--《魏书 李典传》

历代居处嫌疑之地者，终难得善果。

以同时代人物而论，刘封身处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卫”，最终不免于刀斧；李典博览经史，通晓治乱兴衰，虽屡屡化险为夷，却仍不免死于兵事，令人扼腕叹息。

刘封处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卫。--《蜀书 刘封传》

作为拥兵甚众的大族领袖，李典天生处于树大招风的局面中；而兖州之乱时钜野县参与叛乱的历史遗留问题，又为李典的仕宦之路平添了许多荆棘。

无论是倾家破财以助军资，还是迁徙宗族以充质任，皆属李典对曹操的自剖心迹；然而这几次三番的示忠之举，并未换来真正的信任，仅仅延缓了厄运到来的时间。

至合肥之战时，在八千魏甲对阵十万吴军的绝境之下，面对“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的荒诞敕令，任何挣扎皆属徒劳，李典亦被迫踏上了宿命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