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网传浙江大学赵鼎新教授辞职信，中国科研体系与欧美相比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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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信是真的，已通过系里年轻老师和一位学生得已确认。
首先我梳理下时间线。
时间点一：2016年时浙大想挖赵鼎新老师全职回国，赵老师也想在国内办一个弱行政、争取发表国际高水平期刊的社会学系。浙大曾许诺会给予充分支持，包括资金和筹建政治社会科学学院。
时间点二：学校之后并未给充足资金，需要系里自行继续教育收费和筹款，赵老师须经常外出化缘。
时间点三：几年发展之后赵老师招募到孙砚菲、李林倬、周陆洋、李昂然等极为优秀的青年老师 ，Kurtlus、Marine等有国际竞争力的外籍教师，QS社会学排名浙大连年上升，大陆第四。但赵老师的改革方案是老师不做项目，不申课题，所以在22年教育部学科评估里只拿到B+，浙大校方对此并不满意。同期的系党委书记陈素珊在系里没有话语权，被压制。
时间点四：赵老师临近70岁，浙大制度规定70岁以上不得担任行政职务，只在一届任期之后就勒令赵老师须卸任系主任。此时是2024年3月11日。
时间点五：3月19日和21日，陈素珊趁着赵老师外出上海化缘期间，突然发难，接连召开专职会议，批评赵老师原定的方案“站位不够高”，学科评估成绩很难看。她要求年轻老师多申项目，多拿课题，向学术圈传统路子靠齐。同时要剥离朱天飚掌管的行政和财权职务（朱是赵老师任下的常务副系主任）。赵老师身在上海，得知被行政口的书记偷家。于是就接续到了最新的时间线。
问题中问到，中国的科研体系真的比欧美有优势吗？
我自己也有疑问和思考，斗胆提下看法。
人文和社科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人文（文史哲）主要是解读（interpretation/hermeneutics）传统，社科主要是解释（explanation）。赵老师曾提过，【解读传统更贴近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自然的认知方法，它也是一个更为古老的传统。中国古代强调的“述而不作”，对四书五经进行了注疏式的解读。古代西方学者对圣经的解读性的研究也是这方面的例子。中国在五四以前可以说就没有解释传统，而只有解读传统。解释传统倒是一个更为近代的传统。由于进行解释的出发点往往是把部分从一个整体中割裂开来并进行分析，因此它是非自然的。】解释传统重在思想实验时有控制的意思，不停抽象提炼出现象运行的背后动力和机制。
解读传统的基础是语言和文本，欲了解一国一段时期的历史、文学、哲学思想，最重要的是懂它的语言文字，能进行一手文献的文本释读。所以，中国学者在处理中国史、古代汉语文学、中国哲学等自己的文献时具有天然的优势，只有日本学者在语言文字方面能和我们媲美，而西方汉学家的创新往往是在视角和解释方面，但在文献解读方面不如国内。以我熟悉的中古史领域来举例，葛兆光、魏斌、余欣、仇鹿鸣这些学者代表了中古史领域的顶尖解读水平，不仅在国内是顶尖的，在世界范围内的3-9世纪研究亦是顶尖水平，欧美汉学界的年轻洋人学者比不过他们。
可是，中国的人文研究一旦离开自己的汉语文献舒适区之后，水平直线划破。日本史、法国德国美国史、东南亚史这些在国内都归入世界史，受限于语言文字水平和可获得的档案，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在国际上是三四流水平，没有外国学者会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水平大概还不如以色列、伊朗、波兰、伊拉克。当然这也是咱们国家放弃闭关锁国，改开只有40多年的历史有关，中国十分匮乏了解当地民俗 当地历史 当地语言的研究人才，过去政府和学界也不重视。不过这种情况很可能随着一带一路发展，会得到好转。
说到社科领域，国内的社会学、政治学界有很多知名教授是以做人文的方式做社科，特别是以北大为首。渠、周等人力推的中国历史社会学，发掘民国社会学家，其实都是以解读的方式做解释。我认为渠、周的学问上个十年要明显好过最近十年。他们肯定不以为意。我认为赵老师评价的很妥当，有很多优秀的文人，但不是社会科学家。
中国的社科因为太受解读传统和横向课题（政府政策研究）纵向课题（教育部和社科基金红色课题容易上）的干扰，在基础上缺乏从现象中抽离，上升到机制分析的理论讨论。国内的社科研究在国际上只是二流水准，而且追赶看来遥遥无期。
总结说来，国内的汉语言文献材料研究，一流水准；国内的社科研究二三流水准；国内的世界史、外国文学、外国哲学研究，三四流水准。
我知道讨论中国科研体系还要讨论项目制、课题、师生关系、学生培养，但那些暂且按下不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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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理解你所说的项目制金融财政，这很结构性，也确实是近十年社会学、政府管理讨论的显学。自从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把财权上收，事权下移，以项目发包的形式，让下级的省市县整日以跑项目、申项目为务。中央握着财权指挥棒，号令地方，似乎莫敢不从。这套项目发包制的问题是也显而易见的，周飞舟、周黎安、渠敬东已经讨论蛮多。
项目发包制蔓延进学术圈之后，就形成了横向课题（来自省市县政府企业的块）和纵向课题（来自教育部、国自然和社科的条），项目申请发包还蔓生出另一种形式——帽子，青长、青千、杰青、长江，比较典型的如杰青其实是项目资助，但现在已经演变成人才帽子，即便资助结束也会自称或他称为国家杰青。学术项目发包的缺陷有明显几点，如申请门槛高结项门槛低，申请过程容易托人找关系，管理项目的顶层易出现外行指导内行，红色课题容易申上等问题。专长于研究项目制的渠敬东曾说，“大家都知道不依托项目做的研究比申请项目做的好”。
你认为赵老师与陈素珊之争是旧的小作坊生产制与项目制之争，并且你从所谓中国的金融政策、投资回报模式隐隐看好项目制。这和陈素珊书记所说的“政治站位不够高”有何异呢？
从周、渠、陈等人的研究能看到，围绕项目制的核心讨论仍然是有效性与合法性的矛盾，创新效率与官僚的矛盾。教育部以学科评估来宰制各个高校院系，国自然 国社科以项目来宰制高校老师，审核权力收的越加集中，越发筛选出他们和学术圈关系网所倾向的课题和帽子人才，近期甚至把国自然评选伸向了本科生。
学术项目制之弊之难改，赵老师完全知道，现实很残酷，但这并不是“站位更高者”以势压人的理由。
两年前，《浙江宣传》曾经写过这么一篇文章：社科强省应该强在哪里？
其中，提到了浙江有很多优秀的社科人才，但缺少一个能在关键时刻发声，在重大问题上引领大家的“社科优秀人才”。
看出来了“浙大缺的不是赵鼎新，而是张维为”
平时网友经常玩“维为老师”的梗，殊不知张维为才是最混的开，最懂学术圈的人。
赵老师属于是比较理想的人，想要按照国外学术界的建制和游戏规则处理国内，显然是不现实的。
毕竟要接受教育部学科评估，专业建设等等一些列复杂系统的评估，这种评估是量化导向。结果，搞学术的，败给了搞行政的，还是令人叹息的。
最后，浙大你要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