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國內賀歲檔王者，無疑是屬於中國當代科幻作家劉慈欣。他不僅參與兩齣賣座電影《流浪地球》和《瘋狂的外星人》的創作，其成功更引發大眾對中國原創科幻片的新階段想像。根據其同名中篇小說改編的《流浪地球》破盡紀錄， 上映十天就突破30 億元人民幣（下同）票房，向着傳說中的「50 億俱樂部」邁進。這齣熱議作品引來的文化討論，更值得大眾關注。《流浪地球》真的帶來「中國科幻元年」嗎？這是中國觀眾的集體狂歡？還是中國真正開始向全世界宣示科技話語權？
爭議背後，追溯這段相對隱晦的中國科幻創作簡史，才能闡明其脈絡，科幻、歷史與國情盤根錯節，來到這爆發的一刻，「恰好」碰上官方推崇中華文化復興的宏大敘事加持。《流浪地球》這現象級作品，已經超越《戰狼》 系列那簡化空洞的民族激情，輸出中國科技軟實力，向全球文化霸權角力進發，而它僅僅是一個開始……《流浪地球》主要改編自劉慈欣2000年同名小說中《逃逸時代》一節：近未來太陽爆炸影響地球生存條件，人類得居於地下城，聯合政府決定在地球興建上萬個推進器，在太空站領航下，地球像巨大太空船駛離原屬太陽系的軌道，用2500年時光航行到星際他鄉安頓。
電影節取的劇情重點是，當地球路過木星時，需擺脫木星引力，以免星體撞擊毀於一旦（電影版刪去叛軍設定）。但在劇情上，影片所演繹的其實是一個看來更為普世的單純故事，關於犧牲和拯救。不管原著或電影，與《星空奇遇記》系列（《Star Trek》，內地譯《星際迷航》）及《星際啟示錄》（《Interstellar》，內地譯《星際穿越》）等西方科幻片在故事設定上最大分別在於，它並未放棄地球，而是帶着地球去流浪，並強化「回家」的溫情主題。
科幻片如何體現中國價值《流浪地球》上映後，票房迅速超越同期推出的《瘋狂的外星人》和《飛馳人生》等國產賀歲片，躍居票房首位，按照院線高達38% 的排片比率，它最終有可能打破《戰狼2》保持的紀錄（56.79億元人民幣）。根據主要出品方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披露的數據，其投資成本為3.2億元—相對於傳聞《復仇者聯盟3》的成本高達10億美元，可算科幻片中的「低成本」作品；口碑方面，IMDb 和豆瓣評分難得一致，都保持在7.9分（滿分為10分）。電影不算獲得特別好的口碑，但觀察內地微信朋友圈的刷屏，在一片爭議聲中，它的確挑起現象級的討論。《環球時報》「大嘴巴」總編胡錫進說，這是正能量電影成功之道（他更提到《戰狼2》、《紅海行動》和《我不是藥神》），誇獎這類作品才是符合當前中國大部分群眾趣味的電影，而非批判性作品。
那《流浪地球》的中國特色體現在哪？客觀地說，它看來做到了和外國出品平起平坐，但又不失中國特色—這聽起來是如何切合當前社會氣候宣揚的堅持「中國特色」，以至「中國已然再次崛起」的大故事。荷里活編劇們可能大惑不解，在能源危機以至地球資源匱乏的背景下，不放棄地球的意義何在？如果從賀歲檔的角度來看，影片呼應了中國人春節家庭團圓的傳統（故事設定在過年期間發生）；另一方面，視地球為家，在此基礎上演繹倫理和情感，更可引伸為中國科幻片的獨有情懷。
《流浪地球》製片人兼主要編劇龔格爾說：「中國農耕文化的烙印和對土地的眷戀，與大航海時代留下的殖民文化有着很大的區別。」該片導演郭帆在訪談中也深入剖析，電影在宏大世界觀的基礎上，尋找到符合中國人的精神內核，找到對應的情感，親情、愛情或友情，並集中在親情上，呈現中國式的父子關係。影片中「父親」角色由吳京扮演，這位稱得上「新愛國者勞模」的當今首席國產巨星，也算是這時代的特色，他自信又勇猛，不再含蓄低調，切合現今的中國國民形象。吳京在片中不需打殺顯功夫，在戲外更是聰明地帶進資金來投資，在愛國商品化的過程中，得到最大的個人利益化。
關於影片的爭論持續發酵，話題漸漸偏離電影本身，而是指向其中暗示的「民族主義」情緒。《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上發布的一則評論，標題是：《果然，能拯救地球的，只有中國人》。持相反意見的觀眾則認為，電影簡化原著的價值觀，弱化「人類命運共同體」，只是在客觀上加強民族主義戲份。電影確有部分情節帶有此暗示，但並不是全部指向民族主義，而是蘊含對國際政治態勢的影射。如在聯合政府主導的空間站，中俄宇航員緊密合作，其他國家人員走走過場，卻不見美國人的影子。輿論漩渦形成推力，讓影片變成漂浮的「能指」（signifier）載體，任何人都可以為它注入不同的解讀含義。
僅及荷里活入門水準但觀眾不會絕對盲從，在愛國「自high」之前，你得滿足基本的娛樂性。對認真的科幻迷而言，可能會產生困惑：這究竟是「硬科幻」、「軟科幻」，還是「災難片」？在物理知識、科幻想像層面，電影版《流浪地球》都有所欠缺，它更像一部帶有特技效果的災難片。
但就電影製作而言，其特技效果可說無可爭議—特效部分由中外團隊聯合設計，來自新西蘭的維塔工作室（Weta Workshop）負責物理特效，即太空人的機械鎧甲和其他服裝造型等（約佔三成工作），風格配合情節設定；場景營造和CG特效則主要由中方團隊完成。其中冰凍中的上海、杭州等城市場景，以及地下城的「中國風」造型，看來非常「接地氣」—儘管這些形態對科幻片迷而言相當眼熟，可在過往荷里活電影中找到影子。但就隱喻而言，那的確符合當前民族復興大故事的標準：中國自主研發的成功，再聯同早前登陸月球背面的新聞、中國5G技術等，可串連成一個更具體的中國輸出科技軟實力的象徵。
此外，《流浪地球》引來爭議的枝節不少。
例如在科技知識方面，首先被質疑的是地球必須脫離太陽系的假設，然後是違背常識的離子發動機，還有缺乏水分卻飄落雪花的情節等；其災難場景則像向荷里活災難片《明日之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內地譯《後天》）致敬；情節推進則令人感到突兀，如影片中兒子的前後態度轉變，後來成功號召救援時作全球廣播亦流於煽情。在豆瓣平台上贏得最多認可的短評寫道：「好的科幻片應該首先承認人類的無知，並跳出人類的視角去看待人與宇宙的關係，而不是一頭扎入狹隘的家庭糾紛與大國情懷中自作聰明自我感動。」這可能是至今第二精準的評語，「先把自己感動」確是當今大國小民自我滿足之源 ，至於最精準的調侃則可能是，「在北京剛買了房子，怎都得帶它一起跑路！」可以說，除了民情滿足，回到電影本身，拯救的劇情足夠緊湊，視覺刺激有餘。就如無數中國製造的出品一樣，外形模仿得似模似樣。但以科幻想像、場景設計、敘事風格、節奏掌控而言，《流浪地球》只及荷里活科幻片的入門水平。
國產科幻創作簡史這水平能表明中國電影已正式進入「科幻元年」嗎？在承先啟後及樹立起點的作用上，客觀地說，《流浪地球》起碼是做到了為科幻電影元年立碑的角色。《紐約時報》的評價是，「在太空探索領域，中國人是後來者，科幻電影方面同樣如此，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中國第一部科幻大製作《流浪地球》顯露端倪，代表中國電影進入嶄新紀元。」起碼足以把它放進世界電影發展地圖上。不要忘記，今年還有像《上海堡壘》、《明日戰記》和《拓星者》等多部中國科幻電影輪番登場。
這些後來者可能引發的中國科幻電影潮，都只是表象，更重要是建立產業。原著作者劉慈欣無疑是《流浪地球》的最大賣點之一，他近年在國內外科幻文學界聲名鵲起，使人們對中國科幻作品有了廣泛的關注。值得期待的科幻電影作品，還有劉慈欣早期的長篇科幻小說《三體》和郝景芳的中篇科幻小說《北京折疊》。自晚清的跟風創作到帶中國特色的科幻，這條創作路歷經逾百年。
1 9 0 2 年， 幻想科幻救國的梁啓超將法國作家兼天文學家佛琳瑪利安（Camille Flammarion）的科幻小說《世界末日記》（法文原名：《La Fin du Monde》）和凡爾納（Jules Verne）的《兩年假期》（法文原名：《Deux ans de vacances》）由英文版翻譯成中文，並向國內讀者推介。此後魯迅接過這項使命，先後翻譯《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和《北極探險記》等西方科幻作品。在1949 年之後，中國推崇前蘇聯風格的社會主義文學，科幻創作一度停滯，直到「文革」結束。
及至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國科幻文學迎來短暫的春天，享有「中國科幻小說之父」稱譽的鄭文光的《飛向人馬座》和葉永烈的《小靈通漫遊未來》相繼問世；童恩正的《珊瑚島上的死光》更在1980年被改編為內地第一部科幻電影—在中國當代科幻作家韓松看來，以小說而言，「中國科幻元年」即1980年，他認為：「《珊瑚島上的死光》是一部標誌性作品，各方面符合我們想像中的科幻概念：奇觀、科幻的核心技術元素、想像力和情節衝突。」從翻譯到原創，從文本到電影，現在處於路前端的《流浪地球》及往後來者，都可說是歷史的受益者。但必須強調，移植的幻想並不代表自有，要逐步拓展中國式異想和奇觀世界（文學評論界曾把古代誌怪小說，如穿越劇情作為中式科幻先驅作討論），當然不能只依靠煽情與感性。
所有人都說要打造IP 在科幻創作的新時代轉型下，劉慈欣可說成為當今中國科幻創作的最大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識產權）創造者，他還合夥共同研發科幻作品及版權合作的產業，目的是鼓勵更多作品，並有系統地發展成小說電影電視等文化產品。
除了大IP 的影響力，《流浪地球》這部中國科幻電影「票王」，也依賴資本推動。它有一億多資金來自投資公司「北京文化」，該公司前身為國有企業，依託的是旅遊經濟，此後轉向影視行業，自然是因為看到了業界巨大的前景和利潤。
近年來，由於創業市場疲軟，在嚴打稅收前，國內眾多投資人開始將目光瞄準影視行業。圍繞大IP 創作則是最常見的出品模式，例如與《流浪地球》同期上映的《瘋狂的外星人》。這種影視投資模式參照佐治魯卡斯創建的光影魔幻公司（Industrial Light & Magic，簡稱ILM），以及推出星球大戰系列和漫威英雄系列的博偉影視公司(Buena Vista Home Entertainment）。看來這些深層次的結構運營，才是真正從外到內不能缺失的基礎。
或許這些荷里活頂級公司為中國投資者帶來的不止是參照楷模，還有數十年來培養出的科幻電影觀眾群——這群體不乏80 後和90 後，受西方科幻文化影響，對於本土科幻作品有着和球迷一樣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對本土創作失望，另一方面又渴望驚喜。
《流浪地球》問世後，產生截然不同的評價，某種程度上是這兩種心態的極端投射。擁有成熟的商業模式和足夠龐大的市場支撐，中國影視產業才漸成規模，並鼓足膽量邁進全新領域。
相對於其他類型，科幻電影堪稱難度高，涉及原創文學、編劇、表演、視覺特效等諸多產業鏈支撐。以此全面考量，中國推出一部成熟的科幻電影，實屬困難。去年影視業曝光的陰陽合同、天價片酬和流量吸金等醜聞，使得廣電總局頒布更嚴厲的監管政策，業界更雪上加霜。不過，當某種名義上升到國家高度，自然獲得更雄厚的支持。因為太空電影本身意味着文化層面的國力、資本和軟實力的綜合博弈，這就是為何冷戰時期，前蘇聯不遺餘力推出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星球梭那里斯》（《Solaris》，內地譯《飛向太空》），以回應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的《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
因此，從中美貿易戰的背景去看《流浪地球》，又多了一個宏大的解讀維度。中共十七大報告寫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然伴隨着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強調中國文化以新的姿態和形式走向世界，並形成自己的產品體系。
動作片後，科幻片無疑是一個嶄新、絕佳的流行突破口。儘管《流浪地球》有聯合政府，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精誠合作才會贏得生機，但其核心仍是表達中國式價值觀。影片在大背景中隸屬於國策復興文化的一部分，客觀而言，亦反映中國希望參與國際事務，並渴望走在前沿。
在資本、市場、政策，乃至人民情緒的支持下，以量而言，這幾年國產科幻電影必會迎來集體大爆發，風險就如當年流行古裝軍甲電影。如果一窩蜂出現，反而引致審美疲勞。長路漫漫，真正成熟佳作得經過沉澱。正如對劉慈欣影響深遠的科幻作家亞瑟克拉克（Arthur Clarke）所言：「我從來沒有長大，但從來沒有停止成長。」在資本、市場、政策，乃至人民情緒的支持下國產科幻電影必會迎來集體大爆發正如科幻作家亞瑟克拉克所言我從來沒有長大，但從來沒有停止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