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妳從來沒有遇過日本人打電話來詢問公事，一聽到妳不是日本姓氏，就馬上要求換成日本人來接聽嗎？」一位在日本企業工作的女孩，無奈地問起了我。
她是我在 2021 年初夏疫情短暫緩和之際，在一場旅日台灣人的聚會認識的女孩。面對這個問題的當下，比起煩惱該如何回答，我內心更多的是無奈與難過，甚至心疼起她。
在日本生活的日子來到了第 8 年，類似這樣的事件從面對面到通話中，我都曾經歷過，我一直以為頂著「親日國」的名號，身為台灣人的我可以倖免，但其實歧視比我想像中的更無所不在。
周遭的台灣朋友因為被誤認是中國人而遭到歧視的也不在少數。近年來台灣熱潮在日本發酵，年輕一輩的日本人因為喜歡台灣，對台灣多少有些認知，對台灣人相對比較友善；即使如此，但現實是──搞不清楚中國與台灣這段糾葛歷史的日本人還是多數。
在來日本之前，我讀過一些文章、看過一些書，間接了解到日本人很排外，但我從來沒想過已經考過 N1、日文學業成績都是 A、對日本文化也有一定認識的我，一樣會面臨這些遭遇。我始料未及的是，原來即使具備良好的語言能力，仍與日本人是否會對自己排外無絕對相關。
會說流利英語，在日本較不會被歧視？
不過很奇妙的是，如果你是白人臉孔，那麼受到排外的機率反而會降低許多；如果是亞洲臉孔但說了一口流暢英語，日本人也會對你有所改觀。但往往很多時候，在我們開口前就被歧視了。
2015 年我還是一位留學生時，在某知名藥妝店打工。在店裡我除了服務日本人外，凡事使用中文或英語的客群也都是我的業務範圍。當時店長特別賞識我，凡是有新成員加入──不論是日本人還是外國人，都會請我指導他們。
此外，關西分社派來的區經理也經常請我協助核對日翻中的標語或海報，這對一名外國人來說，是一個無上的肯定，至今我仍然充滿無限感恩。我以為日本已經不像我過去讀的那些文獻所寫的那麼排外，但這個想法很快就破滅了。
人生第一次面對歧視，內心留下永久傷痕
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一天，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覺得自己受到無比的屈辱。
那一天，是中國大型連假的開始，綿延不絕的人龍擠滿日本各大百貨及藥妝店，而我所打工的店也如同舉辦演唱會般，人山人海。免稅櫃台前看不見盡頭的隊伍，是我那段期間的重大考驗，不過因對免稅服務已經非常熟練，所以我並不恐懼，即使面對提著 3 大籃商品的客人，我也總能在 15 分鐘之內完成結帳與退稅服務。
正當我忙碌於免稅手續時，一位約莫 60 歲的中年婦女走到櫃台一旁，一邊用手指著我、一邊以不是很客氣的關西話對我說：「妳拿一下櫃台後方的那個 XX 面霜給我！」面對這種客人我總是面不改色，並會用官方口吻冷靜回覆：「請您往後排隊，我稍後為您服務！若您很著急可以前往一樓櫃台，有其他專人將為您服務！」
通常這樣能解決一些問題，不料這位婦女卻有了不一樣的舉動。
她用鄙視的眼神看著我的名牌，站在綿延的排隊隊伍旁邊，手指向我並以關西話開始咆哮：「妳聽得懂我說什麼嗎？我叫妳拿個 XX 面霜很難嗎！妳懂日語嗎？我現在在說日語！」然後對著經過櫃台旁的日本人說：「這個外國人不會日語還敢在這裡上班，笑死人！也太不要臉！」對我做出許多人身攻擊。
由於當時整間店都特別忙碌，其他日本正職人員也在各自崗位上忙得不可開交，沒及時察覺這位婦女做出對我如此不禮貌的行為。而我將她的咆哮當作「鞭炮聲」，不但不敢流下淚水，反而更專心服務當前的客人，並且用對講機尋求其他日本人的協助。
最終是由其他日本人服務了這位婦女，事件也就此落幕，但這是我來日本後第一次真實地感受到自己被歧視了。那感受就像是被滾燙的開水燙到一樣，當下還不會感覺到痛，但當知覺神經反應過來後，那又燒又熱的傷痛就狠狠地留下印記。
即使我盡可能不讓這個傷留下疤痕，但是它依舊存在，至今仍時時刻刻提醒著我那段悲傷的故事。
害怕被認出是外國人，因此完全不敢使用中文
這個經歷之後，我開始害怕讓別人知道我是外國人，因此有了一些轉變。
為了不讓別人察覺我是外國人，我盡可能適時使用關西話和別人對談；在公共場所時，我也盡量不講中文，即使接到對方是說中文的電話，除非緊急，否則我會向對方表明我現在不方便通話，就是為了避免在大眾面前講中文。
而當時正處於留學階段，周圍同學以日本人為主，因此後來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都不使用中文。包括我上課的筆記、私下使用的行事曆，任何需要用到語言的大小事物，我都只使用日語。
有時甚至自己都一度懷疑：我是不是快要被日化了？偶爾和台灣朋友聯繫時，還會被揶揄：「唉唷！日本待久了，中文能力下滑不少喔！」但其實他們並不知道，我是因為有過那樣不愉快的經驗，而變成了如今這樣的自己。
後來出社會，我也在職場上遇過比較排斥外國人的廠商、客戶。到了 2020 年新冠病毒在日本大爆發後，日本社會對外國人的歧視則更推向高峰，並且大肆顯現在他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例如，我和台灣友人在開放空間等公車，交談著接下來要前往的地方時，坐在一旁長椅的日本人會馬上起身離開。我們雖然在交談，但有戴著醫療口罩、也非在密閉空間，卻仍受到這樣的對待。
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都會思考為什麼這樣的事情在日本層出不窮？除了教育以外，是不是媒體也要負很大的責任呢？
「媒體」是影響排外現象的關鍵？
許多研究都顯示除了教育以外，媒體所提供的內容是影響歧視的一大關鍵。結構性的媒體問題帶來歧視，甚而影響到人權。
大阪大學研究所特任教授、前《朝日新聞》記者脇阪紀行，曾於 2015 年 7 月所發行的第 122 期《國際人權廣場》（国際人権ひろば），寫了一篇關於日本媒體和人權問題的文章。
文章破題就寫到以下這段話：
這是當然的，在媒體圈工作的人沒有一個人是想著要侵犯人權的。然而，社會上的歧視並沒有消失，媒體侵犯人權的行為層出不窮。
文章內容提到目前日本幾個受到關注的歧視問題，包括在日朝鮮人問題（二戰時期被日本政府徵召來日本，從事勞役工作的朝鮮人及其後代）、LGBTQ 相關性別問題等。提出媒體的報導方式會影響大眾對該事件的見解及迴響。
而影響日本對外國人觀感的國際新聞，又是如何被呈現的呢？
在來日本求學之前，經常在台灣聽到民眾認為國內媒體缺乏國際新聞，因此台灣人普遍缺乏國際觀之說。而攻讀媒體相關科系的我，在聽聞這句話的當下，內心總是五味雜陳。
許多台灣媒體仰賴企業廣告維生，因此收視率、點閱率成了高層們關心的重點；而日本媒體圈即便和台灣一樣有政黨等意識形態籠罩、也經常需要廣告支撐，但彷彿堅持著所謂的媒體「第四權」社會責任，有更多的國際新聞（但相較美國，日本的國際新聞還是偏少）。
而在這樣的新聞環境之下，日本人應該更了解國外時事與文化才對，但現實卻非如此──造就這個結果的一大因素，來自日本報導國際新聞時，內容其實經常有所偏頗。
以「日本人是否參與其中」為報導重點的主流切角
大阪大學大學院國際公共政策研究研究科教授 HAWKINS, Virgil，針對日本的國際新聞報導做了一系列研究，其中有兩個觀點特別值得關注。
第一，日本媒體報導國際新聞僅佔整體新聞約 10%（美國電視台報導國際新聞的比例約整體的 15-20%）；第二，報導以「民族主義」與「國家中心主義」為基礎來傳達國際新聞。
簡單來說，日本媒體在報導國際新聞時，會以「日本人是否參與其中」作為新聞重點。具體舉例來說，像是在報導恐怖攻擊事件時，會以「日本人是否有遭受到攻擊」、「事件背後是否有日本人支持」等角度作為切入點。
長期關注日本媒體走向的我，除了和 HAWKINS 教授有相同的看法之外，還觀察到另一個同樣值得探討的現象──日美同盟與日本媒體之關係。
二戰之後的日本接受了《美日安保條約》允許美軍進駐，日本與美國從二戰敵對關係轉向同盟，這似乎也影響了整個社會對美國的意識形態，進而改變日本媒體在播報國際新聞的風格。舉例來說，日本媒體對美國媒體也呈現高度關注，最顯著的是美國關心的國際新聞都會成為日本媒體關注的焦點；更有趣的是，在日本的新聞中，會特意傳達美國對該事件的看法。
而這造成日本媒體在報導東亞或歐洲等國際新聞時，只顯現日本與美國對該事件的觀點，缺乏事件當事者在該事件的立場，讓新聞呈現偏頗。這樣的訊息傳遞，長期下來間接影響一般日本民眾對國際事件的思考，同時也影響對國際事件的認知，進而恐出現對他國的歧視。
此外，民族主義與國家中心為基礎所報導的新聞，容易激起民族意識，而在激起民族意識的同時，就是強化自我民族在整體社會重要性的過程，造成以「我」為主體來看待他國的文化及族群，當與「我」有所不同時，就會帶著異樣眼光甚至歧視。如何以中立角度網羅各方說法、平衡報導，無疑是各國媒體人永久的課題。
旅日外籍移工增多，解決排外問題成政策重點
除了媒體必須改革以外，執政者的決策及推動也成為關鍵。
過去聯合國不斷公開發表平權議題，甚至早在 1965 年 12 月 21 日聯合國大會中通過《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並於 1969 年 1 月 4 日生效。日本也在 1995 年加入成為公約國，至今已過去 26 個年頭，仍存在著在日朝鮮人、東南亞移工等歧視問題。
近年隨著日本少子化，政府為增加國內勞動力開始放寬外籍移工的限制，這會使得未來將有更多不同族群的人進入日本社會（關於外籍移工旅日狀況，可以參考〈旅日夢碎？撐起日本經濟的外籍能手們，如今正成為最先被捨棄的一群〉）。
日本政府在政策開放的同時，勢必也得思考如何化解本國人對外國人排外的問題，創造一個能讓不同族群共榮的社會環境。
執行編輯：劉芳瑜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