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強制力的「緊急事態宣言」與「防疫疲勞」，讓東奧後的日本疫情加速陷入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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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法律設計上的限制，日本政府無法對民眾行為進行具有強制力的約束，只能強烈請求民眾自主限制，然而，時間一旦拉長，民眾對於防疫的強度難以維持，加上奧運的舉辦使得日本整體進入了祭典狀態，使得民眾更加難以在家「自肅」。

全世界注目的東京奧運日前方畫下句點，與日本只有一個小時時差的臺灣，這次在全民的關注之下，獎牌數也大幅超越以往，拿下令人驕傲的好成績。而身為地主國的日本，本次也拿下了一共58面獎牌，大幅超越上屆里約奧運的41面，獲得日本在奧運中有史以來最好的成績。

然而在這樣光彩的奧運背後，卻隱藏了日本日漸難以控制的疫情。

過去一年半，日本一直無法有效控制疫情

在2021年舉辦的2020東京奧運，這樣「超現實」的劇情，源於2020年日本政府決定延後一年舉辦奧運，但沒有人都想得到，一年過後，疫情不僅沒有好轉，在日本反而隨著其他變異株的進入而變得越來越嚴重，甚至奧運會本身只能以不開放觀眾入場的方式進行。在筆者敲打鍵盤的同時，日本正面臨疫情爆發以來最嚴峻的挑戰。

8月13日當天，日本單日確診20293人，已經比過去一整年來臺灣所累積的感染人數要來得多，東京都確診人數當天也來到5773人，東京都醫師會會長尾崎治夫在會議中便表示，日本的感染狀況已經可以看作是「災害等級」，國立醫療國際研究中心國際感染中心長大曲貴夫也表示，目前已經是「無法控制」的狀況。

事實上，日本已是進入了第五波的感染，然而，為何過去一年半以來，日本一直無法有效控制疫情呢？筆者並非公共衛生專業，因此在此並不討論防疫的醫學問題，而是從兩個社會因素來看日本的疫情。

緊急事態宣言：憲法規範讓宣言幾乎沒有「強制力」

日本政府在2020年4月7日時以7個都道府縣為中心，發布了緊急事態宣言，隨後在4月16日將緊急事態擴展至全國，要求民眾「自肅」，也就是希望民眾能「自主性」地減少外出。

相對於臺灣在全國三級警戒時，採取餐廳禁止內用及關閉特定場所的措施來看，緊急事態宣言顯得「很不緊急」，而且就算不遵守規定，其實也不會有任何法律責任。那麼，日本政府為何不採取強硬一點的手段呢？事實上，是日本政府目前無法採取這樣的行動。

日本現行憲法當中並沒有國家緊急權的相關規定，也就是說，日本無法因為緊急危難等狀態，來頒布限制人民自由的相關命令。這樣的情況其實來自於二戰過後，為了防止日本再次陷入帝國主義，因此緊急權並未被列入日本憲法當中，以防當權者利用國家動亂之際來謀求私利。

同時，在駐軍盟軍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GHQ）所主導的日本戰後民主化之下，新憲法內大幅限縮了國家的權力，並強化地方政府權限以及人權保障，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日本政府並不具有在緊急情況下發布強制性命令的權力。

也因為這樣，目前日本面臨災害等緊急狀態時，都是另外設立專法來處理。

例如在這波疫情中，日本參議院便通過了「新冠對策特別措置法（新型コロナ対策の特別措置法）」來應對疫情，而緊急事態宣言也是在這條法律之下才得以頒布。因此，日本政府雖然發布發布了緊急事態宣言，但宣言本身也僅止於「要請」，也就是「強烈請求」，本身並不具任何的強制力，因此民眾的自肅也就變得相當重要。

這與本文的第二點，防疫疲勞有著深切的關係。

防疫疲勞：四次緊急事態宣言，民眾越來越「沒有感覺」

截至目前為止，日本政府已經發布了四次的緊急事態宣言，許多日本民眾都已經陷入了防疫疲勞的狀態，認為宣言本身根本無助於控制疫情。

事實上，根據日本資料分析公司Rei Frontier的調查顯示，第二次以後的緊急事態宣言對於控制人流方面效果相當有限，且外出人數都比第一次要來的高上許多。以澀谷中心街來說，第四次緊急事態宣言的人流比起第一次要多了88%，顯示出日本民眾對於緊急事態宣言已經感到相當程度的麻痺，同時也有不少日本民眾表示已經習慣緊急事態了。

除此之外，由於政府相關人士外出聚餐等相關新聞層出不窮，民眾對於政府「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行為日益不滿，再加上緊急事態強烈依賴民眾在行為上的自主限制，導致民眾對於政府單位有著強烈的不信任感。而上個月開幕的東京奧運，更是讓這樣的不信任感向上提升。

根據朝日新聞在7月17~18日之間所進行的的電話訪問調查，當時仍有55%的民眾反對舉行奧運，且有68%認為這次奧運不會是一次能讓人安心且安全的大會。且在舉辦奧運的同時，日本首都圈也正在緊急事態當中，與上述情況相同，要求民眾自主限制行動，卻舉辦奧運這樣的盛大祭典，使得日本民眾對日本政府的不滿更加高漲。

同時心理學家原田隆之也表示，在東京奧運時，想要為選手加油是人之常情，形成這樣的祭典氛圍，容易使人產生「樂觀偏誤（Optimistic bias）」，進而讓民眾錯估疫情形勢，認為疫情沒有那麼嚴重。這些因素都使得第四次緊急事態宣言的效果大打折扣。

本文從「緊急事態宣言的有限效力」與「民眾防疫疲勞」兩個社會因素來檢視當前日本所面臨的疫情挑戰。總的來說，由於法律設計上的限制，日本政府無法對民眾行為進行具有強制力的約束，只能強烈請求民眾自主限制，也就是說，民眾在這波疫情中擔起了防疫的重責大任。

然而，時間一旦拉長，民眾對於防疫的強度難以維持，各行各業在生計壓力之下，也難以一再接受政府的「要請」進行停業。再加上奧運的舉辦使得日本整體進入了祭典狀態，其所產生的樂觀偏誤再加上目前進入暑假，使得民眾更加難以在家「自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