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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城市」 by 新井一二三

──一個嫁給香港的日本女子：羽仁未央

「我嫁給了香港──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城市。我父親經常跟我講：『我早就有心理準備，有一天一個男人要把你搶走，卻沒想到把你搶走的竟是一個城市。』」

這是二十世紀末，在一個很特殊的日本女子和一個很特殊的城市之間發生的「愛情」故事。女主角叫羽仁未央，是現年三十歲的紀錄片導演；「男主角」大家都認識，曾經有過「東方之珠」之稱。這是很特殊而又很傳統的愛情故事：有預感，有相逢，有蜜月；經過挫折得到新的認識，感情變得更深，也使人成長。

說羽仁未央很特殊，相信她自己也不介意，畢竟她的背景和經歷都是獨一無二的。未央說，她的祖先約二百年前從上海到日本九州附近的羽根島做漁民，明治維新前夕花錢買了武士地位，如今還有收據。之後，羽仁家人才輩出，光是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日本人物辭典》裡就有五個例子。對未央影響最深的是祖父羽仁五郎，他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家，是戰時坐過牢的政治犯，他的著作《都市的論理》是一九六○年代「全共鬥」學生運動的聖經。她的父親羽仁進則是以動物紀錄片聞名的電影導演，母親左幸子是演員，未央是他們的獨生女（父母在她十三歲時離婚）。

未央的特殊經歷跟她的家庭背景直接有關。她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出生，五歲時跟父母去歐洲，在法國、義大利生活了兩年。當時父親在拍日法合作的影片，就叫《未央》，片中未央扮演一個在歐洲生活的越南孤兒角色。回日本後，未央很不習慣日本的學校，便宣布從此不上學了。她父親是自由主義者，經過幾次談判接受了九歲女兒的意願。這在日本是破天荒的事，未央成了新聞人物，接受電視台訪問，有條有理地批評日本的教育制度。

從九歲到十五歲，未央跟父親住在非洲肯亞。因為父親要拍動物影片，多年的時間在草原上搭帳篷住，除了十來個攝影組人員外，她的朋友便是獅子、鬣狗、鱷魚。在那裡，看書是唯一的娛樂活動，未央看她父親的書，自己學會看英文書，她第一次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是這個時候。另外，她給日本雜誌寫在非洲的生活，後來還當了她父親的助手。「要離開肯亞時，我很難過。我從來沒有喜歡過日本，每次回到羽田機場，我一定要哭。」

在日本，十五歲的未央已經是小有名氣的文化人，她寫散文、小說、影評，主持電台節目，十六歲開始拍自己的電影。之後，一九八五年，「我二十一歲了，在日本待了六年，夠了。那時中英兩國就香港問題達成協議不久，出現了一批很有衝擊力的港產電影。於是我來香港逛一逛，發現香港社會比香港電影還要厲害。」

在這之前，未央早就對香港感到興趣了。「我從小就聽說香港是借來的土地，過了九十九年要還給中國。我在巴黎時見過從殖民地回來的人，肯亞又是原來英國的殖民地，我本來就對殖民地很有興趣。另外，我祖父曾在二○年代的上海待過，我父親五○年代則在紐約，都是黃金時代。我也要經歷一個城市的高峰期。」

我問未央對香港的第一印象。她想了一會兒才開口說：「我在生活感非常淡薄的環境裡長大。別人的生活，我總覺得很遙遠。如今還有香港朋友說我是沒有親切感的人，這改不了。香港跟我正相反，他的血很熱，在這麼擁擠的地方，香港人精神飽滿地生活。當時看香港人那麼密切的人際關係在我眼前展開，我像是仰天看煙火的小孩子。第一次來香港，我知道找到了對象，要搬過來住。」

很多人愛上一個城市，包括香港，但是跟一個城市能發生戀愛，甚至婚姻關係，卻使人覺得難以理解。「我倒覺得很正常，因為在我家，有人格的不僅是人。比方說，我祖父愛共產主義，正如他愛一個人。沒人挨餓，大家都能發揮自己的能力而得到公正的評價。他一輩子追求那樣美好的社會，雖然他的理想在這世界上沒有實現，他死時還抱著共產主義這個戀人。所以我從小知道戀愛的對象不限於人。」

一九八七年秋天，未央正式搬到她一見鍾情的香港。「我喜歡當時香港人的達觀，他們很積極地認命∣∣熱愛自己的命，接受自己的命，保護自己的命。當然，我也不是一下子就喜歡上香港的一切的。可是，了解到他的身世，我能明白他的人格是怎樣形成的，包括我不喜歡的一面。我在日本出生，在很多國家成長，但真正開始懂事是來香港以後。在我長大的環境裡，嚴厲的批評比溫暖的言辭受重視，香港卻教會了我理性不是一切。」

那時未央在嘉禾製片公司拍電影，作品是倪匡「衛斯理系列」的《老貓》。「我來香港後認識嘉禾的蔡瀾先生。他六○年代在日本看過我父親拍的電影，記得片中的小孩，那是我。通過他介紹，我開始在嘉禾做事。天天跟香港人在一起，慢慢了解他們的生活和思想。有一天，我看到兩個半裸體的男人在黑暗裡互相擁抱，嚇了一跳。其實不是，他們是電影組的工作人員，在別人看不到的地方在談工作。這樣子可以不傷害別人的自尊，誰也不用覺得低人一等，大家仍然挺著胸膛工作。有時候別人的感情比作品還重要，這跟我受的教育正相反。香港教我尊重別人的感情。」這個早熟而有潔癖的少女開始接受人性不合理的一面。

「比如說迷信。我祖父是唯物主義者，連葬禮都拒絕了。可是在香港，不能不承認迷信對社會的安定起的作用。鬼佬建築師不高興風水影響他們的設計。我覺得，如果風水是香港人的定心丸，作品美觀上差了一點也無所謂。反正有風水先生的社會，比有很多心理醫生的社會健康、可愛。」未央開始感覺到她屋子裡有鬼，其中一個是男鬼，對她很不錯。她對此描述的生動程度竟迷惑不少香港人。「八成真，二成假，這是人生的祕訣。」她說。

未央從來沒有覺得自己屬於日本。來香港三年後，她開始想：「我不回日本去了，那是外國。我是不會離開香港的了。」正好那個時候，她對香港的感情受到一次嚴重的考驗，那是八九年民運和接著發生的信心危機。

「我原來以為香港人是不會夢想的，有點像父母親離了婚的孩子，他們傷過心，受不了爭吵，受不了再傷心。在長時間裡，香港人的心靈無緣無故地受傷害，不僅是中國大陸的政治動亂，也有殖民統治，這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體制。所以，為了保護自己，香港人故意不去夢想。

「那年春天的大示威，使我很吃驚。香港人終於開始夢想，我覺得非常美。我祖父六○年代是學生運動的煽動者，我看過很多人的夢想最後破滅。由於我的家庭環境，我知道夢想很難實現。假如有夢想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在夢想，結果往往是很狂暴的；日本的全共鬥運動就是那樣結束的。八九年的香港人卻一開始就知道自己在夢想，同時覺得很幸福：自己能夢想得那麼美，那是個多麼和平的夢想。

「我看到有人在牆上寫：『我不用移民到加拿大了。』香港人對北京的學生運動這麼有切身的感受，所以能付出那麼大的力量。那是大陸的中國人和香港的中國人第一次這麼團結。我六九年在巴黎，見過很多示威、流血事件，可是從來沒有看見過八九年香港人那幸福的表情。以前沒想過參加政治活動的普通老百姓，都拉著小孩子的手上街，路邊有人從窗戶探出身來揮手，簡直是慶祝的遊行。在香港，連政治示威都成為節日，我非常非常感動。」

然而，接著發生了「六四」的慘劇。「香港人的夢想被殘酷地扼殺了，社會充滿了凶險的氣氛。香港人的心深深地受創傷。我原來喜歡香港人的樂觀和自信，但現在他們完全悲觀了。我愛上的香港，他在給我看他的弱點，這對我的打擊非常大。我還要不要留在香港？因為我真心愛過他，如果不能再愛他的話，不應該勉強留在他身邊。那個時候，我看到了他雖然覺得很痛苦，但卻為復元而掙扎。現在還有人要求平反『六四』，對他們來說是多痛苦的事，要忘卻就容易得多了。我想：假如我現在離開香港，好像我當初只看上了他開朗的外表而已。當他努力恢復的時候，我還要陪著他。」

未央開始拍關於香港的紀錄片，成立了「大頭貓製作有限公司」（「大頭貓」是在電影《老貓》中的一群貓裡面未央最疼愛的一隻）。「『六四』後，香港的價值觀念一下子崩潰，社會上出現了很多問題。我不想做冷冷的觀察者，我要接受：這也是我所愛的香港在人生道路上要經過的一個階段，要不然，我不能繼續愛他。我決定，用我的雙手，把香港這一段經歷拍成紀錄片，哪怕是再悲慘的故事。這是我愛他的方式。

「『六四』傷心後，香港在長時間裡相當自暴自棄，大家一方面覺得自己變得很骯髒，另一方面卻瘋狂地、拚命地賺錢，說『這就是我們活的時代』。三級片流行，之後是人肉這個人肉那個，都不是偶然的。有一次我採訪了黑社會學生，小的才十一、二歲，但說要盡快『出位』、要盡快發財，多了錢，賣毒品也不在乎。這些孩子很有緊迫感，就像大人要盡快賺錢、要做老闆一樣。我跟那些學生交了朋友，沒有一個是真正壞透的。十一、二歲，本來還需要家庭的保護，心裡難過時要向父母訴苦，可是，他們的父母沒有時間跟孩子在心靈上交流、沒有時間通過愛去教孩子分辨是非。為什麼那麼忙？因為九七快要來了，『現在』『馬上』要賺錢，顧不得用什麼手段，結果很多家庭不和。尤其是中下階層，他們看到機會抓不住，錯過了一次機會就痛苦得要命。『六四』令香港人清楚地看到：除了賺錢以外，沒有別的事可做，而且時間很有限。」

未央每個月給日本朝日電視台拍一部關於香港的紀錄片，自己採訪，自己上鏡。「以前我曾想，如果有一天香港變了，我要走，再找另一個地方。現在我已經不考慮離開了，除非將來的特區政府要把我趕走。」

經過了「六四」的考驗，未央和香港的關係更加鞏固了，同時她也為香港的現狀和未來擔憂。

「我最怕的是香港變成只是要拉著中國大陸不停地往前走、往上走的引擎。有人用曼哈頓做比喻。假如是這樣，跟不上潮流的人就沒辦法在香港住了。最簡單的例子是房價，假如再上升，恐怕很多人以後只好搬到大陸去了。但是，別忘記，這些人本來是香港的主人翁。年輕的雅痞心裡看不起窮人和沒有教育的人。我認為不應該放棄社會的弱者，不僅出於人道主義，而且因為香港社會的生活感和親切感實際上是靠他們的。少了這些人，香港會變成無情的大都會，沒有生活，只有交易。其實，香港的可愛之處，或者說他和普通大都會的區別是：在大城市裡仍保留小地方或街坊的生活，所以香港人有平衡的小宇宙。在那些地方，表面上看來沒有經濟價值的老人，對治安起著很大的作用：他們看到陌生人會毫不猶豫地問：『你是誰？』

「我擔心，因為我親眼看到過東京失去人情味，失去味道，成為沒樂趣的大都會。現在不管是英國還是中國，好像只關心香港的經濟效果，好比要離婚的夫妻，在孩子面前不停地爭吵養育費是多大的負擔，根本不考慮對孩子心理上的影響。這樣一來，他會以為自己只是別人的負擔！大家關心香港經濟上的繁榮，卻忽視精神上的繁榮。真正的繁榮應該是保護目前在香港存在的生活空間和生活方式。」

來香港八年，未央也很清楚地看到香港的缺點。「英國人的統治手法很高明，一直沒讓香港人學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東西。前些時，我跟一個香港朋友談選舉，他說：『那是喜歡港英政府的人才去管的事，跟我無關。』我反駁說：『不對！你有沒有考慮過中國政府為什麼反對香港直選？因為選票意味著公民有權力，包括推翻政府的權力。所以英國人現在才敢實行直選嘛！你為什麼不懂？』他沈默了一陣子，然後很小聲說：『因為沒人教給我這種事。』很長很長時間，香港人的現實是：除非發財做老闆，否則沒人願意聽他的意見。突然引進選舉，當然不可能一下子改變他們。香港是個高度發達的國際城市，然而，香港人得到完整知識的權利一直被剝奪，結果他們的腦海裡有一些空白的地方。可悲的是，特區政府好像也不準備改變這個情況。」

未央為香港抱不平，卻擔心說：「我把這種話太直接地說出來，也許會傷害香港人的心。我覺得我屬於香港，不是冷淡的旁觀者，所以為他擔憂。我祖父教了我這個世界沒有絕對的東西，只有人才是最重要的，是不可侵犯的。我父親教了我任何生命都一樣寶貴。我的對象是一個城市，我認為他的一切都是美的。在香港發生的任何事情，我都不想錯過，包括他的弱點和缺點。假如我愛上的是一個人，大概不會在香港這麼久，他走了我也可以走。但我當初遇上的卻是一個極有魅力的城市，我不能離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