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上朝时间为什么那么早?不能下午上朝吗?

以清代为例,大臣3点就得起床,5点上朝,家里半夜吃的是早饭。 改成下午上朝有什么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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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上早朝其实也非常早,基本上是黎明、破晓之时早朝。至于为何早朝时间被定得这么早,明武宗正德年间的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就曾明白地说过:

正德二年二月己卯(二月初五日),大学士李东阳等请早朝,言:自古圣帝明王必以克敬克勤为德,早朝者,勤政之第一事也。皇上即位之始,常以昧爽视朝,中外欣欣,想望至治。顷来或多至巳时方出,人心疑恐,伏望自今早朝仍依旧期。
一则圣躬志虑清明,二则朝廷气象严肃,三则侍从宿卫得免疲倦,可以整饰朝仪,四则文武百官不致懈弛,可以理办政务,五则钟声有节(鐘聲有節:廣本抱本聲作鼓。),可以一都市之听闻,六则引奏有期,可以耸外夷之瞻仰。一举而众羙咸具,天下必将称颂圣明。此其事易行而其效甚大,只在圣心一转移之顷耳。
上曰:卿等言切治道,朕已知之矣。

据李东阳所说,明武宗朱厚照在登基之初,是“昧爽视朝”,所谓“昧爽”,也就是拂晓、黎明、天刚刚亮的时候,确实是早晨五点左右。

但到了正德二年初,朱厚照就开始懈怠了,经常到巳时才出来上朝,巳时,也就是上午的9点—11点。

瞧瞧朱厚照这懒货,他也起不来啊!

于是,以李东阳为首的大臣们就有意见了,上疏提醒皇帝要按时上早朝。

至于为什么早朝要那么早,李东阳说了这样的六个好处:“一则圣躬志虑清明,二则朝廷气象严肃,三则侍从宿卫得免疲倦,可以整饰朝仪,四则文武百官不致懈弛,可以理办政务,五则钟声有节,可以一都市之听闻,六则引奏有期,可以耸外夷之瞻仰。

说明白点,其实就是大早上的脑子比较清晰,氛围比较庄重肃穆,刚早起大家的精力还比较充沛,侍卫正精神振奋,文武百官也可以趁早处理政务,到下午就开始疲倦懈怠了。

古时候没什么夜生活,睡得早,起得也早,跟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不一样,熬夜党夜猫子太多了,大早上醒来个个哈欠连天。而古代的社会确实应了一句话,一日之际在于晨,大清早的集市街道上也最是热闹的时候,生气勃勃,充满朝气。

很显然,朱寿大将军也是个夜生活多姿多彩的主儿,他就是起不来,做不到像他的老祖宗朱元璋那样“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他则是一觉睡到自然醒,然后姗姗来迟,九点多才来上早朝,让满朝文武好等。

与朱厚照登基不到两年就懒散了不同,他的堂弟明世宗朱厚熜可就不一样了!

朱厚熜是从藩王入继大统,坐稳这个位置还是颇为不易的。嘉靖中期以前,世宗一直是一副励精图治的形象,上早朝勤勉得让内阁大学士杨一清等人都感动了,甚至还反过来劝皇帝要注意身体,也不要起得太早啊,日出以后上早朝就得了!(泪目~~~)

嘉靖六年十二月壬申(十二月二十九日),大学士杨一清等言:人主视朝,当有常期,古礼,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之。今陛下常于昧爽以前视朝,或设烛以登宝座,虽大风寒无间,是固励精图治之心,而圣躬得无因之以过劳乎?伏愿于新岁履端更始之时,仿古礼而行,命鸿胪寺官传示内外,每以日出为度,或遇大风寒日暂免,遂著为令,庶圣躬不致过劳,实宗庙生灵之幸也。
上曰:卿等所言,真师保爱君至意,迩来内外百官偷闲怠惰,不能勤事,故朕以身先之,庶足以警化云耳。古礼谓辨色入朝,日出而视之,不独为息餋之计,是亦防微之一道也。

瞧瞧朱厚熜,他上早朝经常在“昧爽以前”,也就是天都还没亮!点着蜡烛登上龙椅上早朝的,即使是大风雪,亦不停歇。这就让百官们难受了!

杨一清:“皇上,天还没亮呢!您起这么早,点着蜡烛来上早朝,就不觉得太过操劳了么!我们建议您不如从新年以后就效法古礼,日出天亮了再上早朝吧!要是遇到大风寒,不如就取消了吧!”

我估计杨一清等官员的内心是崩溃的,估计是想说:“皇上你年轻受得了,我们这一帮糟老头子可受不了啊!”嘉靖六年(1527),世宗朱厚熜才20岁,而杨一清(1454-1530)是73岁!

明朝的时候,预朝官员称朝参官 、京朝官 。为便于上早朝,他们多在城南择屋而居,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 。每晨星月未散,即须赶到皇城,由东、西长安门步行入内。为方便官员候朝“待漏” ,皇城内建有多处朝房,各官在此按品级坐立。

想想,大风大雪、天寒地冻的腊月底的北京城,几乎是滴水成冰了,一群六七十多的老头子冒着风雪,天还没亮,顶着星星月亮,赶到皇城前等着入朝,冻得瑟瑟发抖......

于是他们再也忍不下去了,纷纷上疏建议皇帝“您要注意龙体啊!”


其实中国古代各王朝也并非都是这么早上朝的,也不必天天早朝,比如汉宣帝始实行的五日一常朝的制度。而明清这种每天黎明时分即早朝的常朝制度,大约是朱元璋所设计的,其后祖制难变,于是一直延续了下去。

而朱元璋一手所设计的明代朝会制度的初衷,是直接受到元代朝会接见面过窄的反面启示的。

元代朝会极其简略,“每日则宰执入延春阁及别殿奏事而已”,因此有学者认为元代没有朝会,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御前奏闻是一种特殊的视朝,但范围极小,时间地点都不固定。

元代的御前会议,“得奏事者”只有中书省、御史台、宣政院、枢密院等“二三大臣”以及怯薛近侍“数人而已”。

朱元璋认为这样的朝会很不利于扩大皇帝的信息来源,他认为元朝失天下的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权臣蒙蔽、威柄下移,他自然将其视做弊政而予以彻底改造。

于是,朱元璋就一反蒙元不重朝会的旧制,开始极其重视上朝。而明朝对朝会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朝仪之盛堪称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

这里就要说题主所说的另一个问题了,“不能下午上朝吗?

当然不能啊,因为明初一天不只是上了早朝就没事了,除了早朝以外,还有午朝和晚朝啊!

这个问题就和有人问“为什么早自习这么早,就不能下午再上早自习吗?

答案是当然不能了,因为下午有下午的课,晚上还有晚自习呢!

同理,你把早朝挪下午去了,那早晨干啥?午朝和晚朝又什么时候上?

现在先简单说一下明朝的朝会制度。

一、明代朝会制度

明代朝会,分为大朝、朔望朝和常朝。其中以正旦、冬至和万寿圣节三日举行的大朝最重,皆大会朝班,百官四夷上表称贺。每月初一( 朔) 、十五( 望) , 百官公服行礼,为朔、望朝。以上二朝均御正殿(即奉天殿, 后改名皇极殿, 今太和殿)属礼仪性质,止行朝贺之礼,不引见奏事。而真正处理政事在常朝。

常朝又分早朝和晚朝,由于后来晚朝久废,故明朝大多数时候的常朝一般径指早朝,又称日朝。

常朝除了必要的礼仪,以处理政事为主。但晚朝初无定制,以致不少人误以为国初一日三朝,明朝中期名臣丘浚就说:“早朝后,至午复出朝,晚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

其实晚朝与午朝实为一事,称谓不同而已。朱元璋时,晚朝或于奉天门,或于右顺门(后改名归极门, 今熙和门);永乐时在右顺门,宣德后在左顺门(后改名会极门, 今协和门)。

早朝与晚朝的政事安排是这样的:百司皆于早朝奏事,非警急事当奏者不须赴晚朝,听在司理职务,惟通政司达四方奏牍,早晚须朝。

也就是说,晚朝以奏警急事为主,不需要百司都来赴朝;早、晚必朝的,只是掌管章奏进呈的通政司官。

永乐四年( 1406年) , 以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间不得尽所言,午后事简,可从容陈论, 命自今凡有事当商略者,皆于晚朝来,庶得尽委曲 。

晚朝仅奏重事,参加者有限,礼仪较简,君臣可从容展论,因此它是早朝的重要补充。但晚朝(景泰间定仪注后, 乃定称午朝)自英宗即位后长期停废,景泰及弘治初曾试图复兴,但都维持未久。所以君主听政之所,实只有正门早朝,早朝乃等于常朝。这是明代朝会与前朝最大的不同。

二、明代常朝(早朝)的具体内容

虽然常朝不像大朝和朔望朝那样属于纯礼仪性质的,但即使是明初的朝会,其主要内容也不是由皇帝面授机宜、讨论制定重大政策方针或者给各部门布置任务。

可能与绝大多数人想象的不一样,朱元璋制定大明朝会制度之初,其目的就是为了当场解决细致具体的事务,所以他实际上主要干的是丞相、各衙门长官乃至是知府、知县、提刑官的事。

也即早朝所理之事实际上异常繁杂琐碎,涵盖方方面面的事务。据《明仁宗实录》记载:

上谕鸿胪寺臣曰:故事,视朝后,诸司有急切机务不淂面陈者,许具题本于宫门投进,冀得速达。今诉私事丐私恩者,亦进题本,掩奸欺众,以图侥幸,坏法乱政,莫甚于斯。今后惟警急机务不得即面陈者,许封进题本,其余大小公私之事,并令公朝陈奏,违者论以重罪。仍令三法司知之。

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八年所定各府部衙门“合奏启事目”达184 款,除了选举、盘粮、建言、决囚、开设衙门等大事以及灾异、雨泽、囚数等类奏事项,还有许多像“收买牛支农具”、 “追赃不足家属”、“受理民间词讼”之类的杂事。

凡涉及“军中机密事情及守卫门禁关防”等事,许官旗军人径奏;民间词讼,也往往实封闻奏。有司所守之事,亦须一一面请,就连守卫皇城官军搜检出被盗内府财物,也要引到朝门,由皇帝亲自发落,可谓烦渎至极。

像明代皇帝这样,亲坐朝门,一切庶政,不分轻重大小,样样过目亲理,这是前所未有的。如此肯定难以持久。

而祖制又不准变,这实际上已埋下了后世朝会走向虚应故事、名存而实亡的隐机。特别是宣德以后,早朝决政方面的内容不断萎缩,上朝不过趋拜行礼,其性质已与大朝、朔望朝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最后,因为凡事都要请旨,旨不发则政不行,因此皇帝必须日日上朝。

虽然明朝的常朝制度跳过蒙元,直接借鉴于唐宋制度。但唐朝的“常参”除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日参 ( 每日入朝) , 号常参官 ,其他官员由九参( 一月朝九次) 、六参 ( 朝六次) 降及四时参( 一年仅四朝) ,而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后,则朝朔、望而已。

也就是说,明代以前的汉唐宋等朝,“朝臣”与“非朝臣”是有清晰界定的。但在明代,常朝是绝大多数京官的义务,从宰辅到九品小吏 ,乃至一个京仓场卫分小官,甚至是不入流杂职,也是每天都要上朝。

实际上明朝每天的常朝,来上朝的官员大约在数百至数千之间,数量非常庞大。所以我以前点校《明宪宗实录》的时候,经常发现有大量官员失朝不到的例子,有一次竟达1118人!

上朝的人少了一千多,皇上能看不出来吗?就和你们现在上全院的专业大课一样,两三百人的大课,就来了二三十人,把老师当傻子糊弄呢?

成化二十三年七月乙卯(七月十八日),上以朝官少,命锦衣卫、鸿胪寺按门籍点阅之,文武官不至者一千一百一十八员。
奏上。
得旨:此辈不畏礼法,懒惰朝参,当治以罪。姑从轻处之,三品以上者运灰五千斤,四品以下者三千斤,九品以下者一千五百斤。有病者仍查验以闻。独英国公张懋以自请罪免罚。
已而,锦衣卫、鸿胪寺以患病、病痊及无病者名上。
上以注病者多不实,姑宥之,病痊及无病者俱运灰如例。

所以宪宗大清早上完朝就怒了,执意命锦衣卫、鸿胪寺按名册点人头,结果缺员1118人,这TM是人干的事?于是全部罚做工“运灰”,这些官员事后大多找理由说是因为“患病”,这谁能信?

三、明代朝会相对前代汉唐宋的独特之处——主尊臣卑、皇权专制巅峰、皇帝独揽大权

为什么明朝的朝会内容繁杂琐碎,参与人数极多,与汉唐宋等王朝大不一样呢?

原因就出在朱元璋身上,他要利用朝会加强皇权 、强化主尊臣卑的君臣关系。

朱元璋忌相,一人独揽大权,是造成早朝之变的首要原因。汉唐宋时代,宰相在朝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即使是在明初废相之前,丞相也是威名赫赫。当丞相在出现在朝参之时,即是百官迎候,堪称风光无限。

比如高启《候早朝》诗云:“驺吏忽传丞相至, 火城如昼晓寒销。” 这与后来阁臣入朝仅二灯前引 形成极大反差。

有宰相辅佐,中外之事,先经甄别权衡,小事自决,大者奏请,故早朝事不繁累。

但相权过大正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因此也就造成中国政治史上一次大变革:废除宰相。

废相后,政事散于六部,无人总其纲,凡事必面君请旨而后行,于是事无大小便如潮水一般涌到朝会上来了。朱元璋最担心的就是臣下蒙蔽,如今他朝堂高坐,事事过目,人人皆至御前,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做到不被欺弊。

洪武时,除了朝参官员,凡奉召来的耆老、人才、学官、儒者等, 皆令随朝观政 , 将官子弟年纪稍长也令随班朝参, 以观礼仪。

当时四方来者云拥而林布 , 早朝的场面极为壮观。朱元璋坐在门上,亲试文辞,询问经史及民间政事得失,往往一语相得,即予优擢,用人面选者多。官员犯法,也常面责而处之。朱元璋还将朝会作为宣化的场所,每日早朝、晚朝,对百官当面训诫。这些都是前代难以想象的奇特景观。

四、明代朝会的演变及奏事程序、内容的固化

明初洪武朝的早朝,几乎就是朱元璋一人强行支撑起来的,完全按照他独特的个性及行为方式创造,其实真的很难被后世皇帝所执行,当它作为祖制被继承下来时,只可能是形似而神非,蜕变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即便在朱元璋生前,这种朝会也难以长期维持。如每日朝罢后的百官赐食,即以职事众多,供亿为难,不得不于洪武二十八年停止。朱元璋晚年上朝也颇为随便,随驾所在,甚至于右顺门、西宫举行早朝,过去的盛大场景不复再见。

总的来说,明朝早朝有三次大变:

1、洪武十三年废相,原有政体彻底改变,早朝的性质及功用也因之而变;

2、宣德十年,英宗幼年即位,以太后、三杨为首的掌权者规定早朝奏事必须预进事目,并限制每朝奏事件数,也就是说早朝上具体奏什么事、奏几件事已经提前安排好了,而且这些事内阁早就有了处置意见,皇帝只需要答是就行,所谓早朝纯粹就是一场君臣共演的场面大戏,你在早朝上不按套路出牌胡乱奏事是不行的,扰乱朝会是要治罪的,自此以后,早朝政治功能大为弱化;

3、隆庆六年,神宗同样是幼君继位,内阁于是奏请改为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从此早朝一月只举行九次,不可再称日朝了。

另外,明后期长期停朝,也使朝仪不能如旧。比如穆宗刚登极之时恢复常朝,但因为停朝三十年,鸿胪寺都不知道具体的礼仪制度了,不得不到处查资料,看能否恢复至嘉靖初年的样子。

其实除了具体的形式,明代早朝最根本的变化是逐渐失去行政功能,朝会内容变得无足轻重,真有点意义的反而是作为国家仪式的场面,毕竟对古代王朝来说,礼制仪式也是非常重要的。

宣德以前,百司皆于早朝奏事,奏事是早朝最重要的内容。那时,皇帝亲裁万机,在早朝上发挥着主动作用。但这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国有长君 。

宣德十年正月,宣宗驾崩,继位的英宗还是个九龄稚童,完全不具有当朝处断政事的能力,甚至朝堂久坐都成问题,制度的缺陷顿时暴露出来。

为此辅政大臣提出折中方案:规定每一早朝,止许言八事;所奏事目,通政司先一日进呈面帖 , 由内阁预先处分,皇帝只须照答即可。

比如事关吏部,皇帝就说:“吏部知道。”其他各部院一样,都是“X部知道”、“都察院知道”、“该衙门知道”,以后一直沿袭。

成化二十一年,又诏盛暑、祁寒日,奏事毋得过五件。经过如此删省,公朝决政的早朝遭到釜底抽薪的打击,基本上就被架空了。明朝中晚期,与国初相比,奏事大省,相反引奏、谢恩等例行公事却占据了早朝的大部分时间。

对于循例奏请之事,日久已形成一套固定的答旨模式,各衙门堂上官奏事完毕后,皇帝只需要答“是”就行了。

比如宪宗有口吃的毛病,说话不方便,尤其答“是”非常为难。时任鸿胪寺卿施纯就托宪宗亲信太监献计,建议改“是”为“照例”, 宪宗大为高兴,不久施纯就接连升官。由此可知,这种固化答旨程序在成化时已形成定制。

除了“是”或“照例”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例言。

比如官员面辞皇帝有需要领敕的(比如巡抚、兵备等),叩头毕,皇帝说:“与他敕”, 捧敕官以敕授之。有该赐酒饭的,受敕叩头毕,皇帝说:“与他酒饭吃” 。又有该赐银两表里的,谢酒饭叩头毕,皇帝说:“与他赏赐。”

又如吏科进旨意题本、兵科进守卫官军揭帖,皇帝即说:“接来。” 司礼监官承旨接上。

年终各衙门总结类奏差错,皇帝就说:“你每说的是,且都饶这遭,在外的还行文与他每知道。” 等等,诸如此类。

皇帝说话就是圣旨,天语一下,该衙门官立即出班承旨,习惯上都拉长声音大声说“阿! ”。

各官员不分大小,凡在御前奏事、承旨必跪。但明代有个特殊情况,朝会之时, 一般由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衙门的堂上官(即尚书、左都御史、大理寺卿等掌事正官)出班领旨,阁臣即便兼领部务,也例免廷跪承旨,这显示了对辅臣的一种优待。

五、明代早朝入朝程序及奏对礼仪:

朝官由紫禁城正门——午门按次序鱼贯而入,午门前辟有三阙,中为御道,不常启,左、右二阙供当直将军及宿卫执杖旗校人等出入,又左右两掖各开一门,称为左、右掖门,为百官入朝之门。

午门上楼名“五凤”,设朝钟、朝鼓,由钟鼓司宦官掌管。门上“鼓三严”,即第三通鼓响,先开二门,放官军旗校先入摆列,百官赴掖门前排队,候钟鸣开门入内。

文武分两班入朝,文由左掖门,武由右掖门。入内后,先于金水桥南依品级序立,候鸣鞭,各依次过桥,诣奉天门丹墀,文为左班( 东班) ,武为右班( 西班) ,在御道两侧相向立候,称为“起居” 。

奉天门上廊内正中设御座,谓之“金台”。丹陛左右钟鼓司设乐,殿陛门楯间列“大汉将军”,皆着明铁甲胄;御道左右及文武官班后各有校尉相向握刀布列。

乐起,皇帝御门,等皇帝安座后,再鸣鞭,鸿胪寺唱入班,左右两班齐进御道,再排班。此时文官北向西上,武官北向东上,行一拜三叩头礼,是为大班 。公、侯、驸马、伯自成一班,居武官班前而稍离。

行礼毕,鸿胪寺官对御座宣念谢恩、见辞员数,这些人已于前日在寺具本报名,此时在庭下或午门外遥行五拜三叩头礼。若边方奏有捷音,大者宣露布,小者具奏本,俱于早朝未奏事之先宣布,所以张国威而昭武功也 。然后,进入早朝最重要的环节——奏事。

鸿胪寺官唱奏事, 各衙门以次进奏。俗例,各官奏事之先,皆预咳一声,文武班中,不约而同,声震如雷,俗私谓之“打扫”。然后从班末行至御前跪奏,毕即复位。奏事不用口语,而是大声朗读本章。

通政司、鸿胪寺官除了“唱”引奏外,有时还代读宣读奏疏,主要是为了达到美观瞻的目的,在该衙门任职者一般都是身材高大、声音宏亮的帅哥,一般北方人居多。

奏对之际,班列中有礼节失当者,御史、序班即予举劾。若无失仪,御史、序班一躬而退,鸿胪寺官唱奏事毕,鸣鞭驾兴,待圣驾退后,百官亦退,各回衙门办事。

从上面的入朝、奏对的程序可以看到,早朝礼法极严。一般稍有不谨,就可能遭到弹劾。小官登时面劾,三品以上官具本请旨。若过错不大,皇帝就说“饶他”,否则会直接命锦衣卫拿了。等到奏事完毕,即可以传宣退朝了。

由于早朝所行皆循成规,空文太多,礼体又极严,君臣双方的主动性都因此受到制约,到最后,早朝奏事,就完全成了一种礼仪仪式。

总之,虽然明朝中后期的早朝成了一种走过场、不办实事的礼仪制度,皇帝厌烦,大臣们也不甚在意,但祖制难变,早朝制度总体上仍保持着,一直就是那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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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没有电灯。

油灯、蜡烛那个照明效果,绝对不会让人有任何夜生活的欲望,不信的话咱们坚持一个月烛光晚餐试试?

所以古人的习惯是太阳下山人上床,一年大部分时间晚上7、8点就睡觉了。

古人务农,讲的是一个勤字,睡懒觉是要被鄙视的。而且早上太阳没那么晒,干农活还比较舒服。所以那时候的习惯是,睡六七个小时,天刚泛白鸡叫了,人就要起床,这大概就是凌晨3、4点。

起床之后烧水做饭,吃完饭,天光渐亮,就要扛着锄头下地干活了。

古时候叫做“士农工商”,农民的地位可不算低了,就算做了官,大家喜欢标榜的仍然是“耕读传家”。所以,皇帝与官僚们是不会把自己和广大农民割裂开的,农民什么作息,他们也什么作息。

官僚们上朝时间虽然也算早,但是在那个年代可不算稀奇,农民们跟他们一样早起的不在少数。

为什么我知道的这么清楚呢?

因为小时候一放假就喜欢回农村老家玩,因为有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早起,起的早就可以多玩一阵子。

那时候农村虽然已经有电灯了,但没有电视,大家仍然习惯于太阳下山就睡觉,全村都是黑的,没事谁家也不开灯。

而且,早睡早起确实有个好处,就是上午精神头特别足,这样上朝也就有精气神了,对吧?

不过缺点也有,一是中午必须睡个午觉,否则下午困得受不了。

二是一天只吃两顿饭,过午不食,我想可能是因为晚上睡得早,没时间吃晚饭吧。以至于我们城里孩子不习惯,到了晚上就像饿死鬼一样逮到什么都往嘴里划拉。

这么看来,如果下午上朝,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庙堂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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