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台演出的澳洲音樂家布萊特・狄恩（Brett Dean）在3月5日確診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震撼台灣藝文圈。國家交響樂團第一小提琴手卓曉青，在經歷了自主健康管理後，受訪分享這段期間身為「藝術工作者」、「母親」、「疫情關係人」種種角色的心路歷程。
228連假，國家交響樂團（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NSO）與澳洲中提琴家兼作曲家狄恩（Brett Dean）同台演出，希望透過音樂力量，陪伴樂迷度過COVID-19疫情的困難時刻，全場動容。但當狄恩返抵澳洲後於3月5日確診，一切都變了調。
狄恩在台9天，接觸者420人，其中147人包含NSO音樂成員、飯店人員、司機、記者等須居家隔離，其餘自主管理。所幸，30名採檢的NSO成員，結果皆為陰性。
在《傳染病防治法》規範下，確診或隔離觀察中的民眾個資受到保密，以免引起歧視或隱匿病情。但是，與狄恩的同台演出，讓總是迎向觀眾掌聲的NSO團員驟然面對迴避目光，種種猜疑與標籤，打亂團員的生活步調。
《報導者》採訪曾與狄恩同台、已完成自主健康管理的國家交響樂團第一小提琴手卓曉青。疫病蔓延時，她除了是一個在觀眾期待、樂團運作與演出者防疫需求間拉鋸的平凡勞工，同時，也是位揪心的母親。
以下為卓曉青的受訪紀要，以第一人稱口述方式呈現：
2月初，教育部宣布高中以下學生延長寒假兩週，我小學三年級的女兒聽了高興得不得了，小朋友嘛。
現在回想，整件事（國家交響樂團的COVID-19風波）就是在那時候開始的。當時NSO正在準備開工後的第一場音樂會，COVID-19的確診病例已經開始在不同國家出現，病毒特性和傳染途徑的消息每天都有更新，飛沫、接觸，甚至有無症狀患者。政府的防疫態度，從一開始就是高規格，我感覺這次的氛圍和以往的流行病很不一樣。
我感到不安，樂團的工作狀況特殊，觀眾群聚，團員也高密度群聚。NSO的團員將近100人，樂手們併肩坐在一起，在密閉音樂廳裡排練和演奏，這樣的職場安全嗎？
那時美國的波士頓交響樂團已經取消包括台灣的亞洲巡迴，但文化部、疾管署尚未宣布暫停國內藝文活動，所以我們的音樂會照常舉行。一名同事和我開了第一槍，呼籲樂團升高防疫規格，兩廳院開始為觀眾量體溫，上班前樂團也幫我們量體溫，但我們知道，發燒並不是COVID-19的必要指標，體溫正常不代表不會傳染，就算我們和觀眾席有距離，也擔心病毒會不會變異出更厲害的傳播方式？
不斷呼籲下，最後樂團與團員達成共識：大家能在排練時戴口罩，也有部分弦樂手戴著口罩正式演出，只是管樂手欠缺防護的問題還是無解。
這點出一個問題：無法戴口罩的管樂手、歌手，以及有大量肢體接觸的舞者、劇場演員，演出時都暴露在疫病傳播的風險中。人們討論表演藝術的防疫問題，似乎都把焦點放在觀眾的防疫措施，很少人探討表演藝術工作者能如何有效地保護自己。
我打電話、寫信問主管機關，希望能得到解答，回應就是依法行政。我也諮詢過律師，發現就算我們的工作型態特殊，樂團的開工機制，包括調查團員出入境資料，天天上班前為大家量體溫，都有符合法規的標準。
2月中旬，大甲鎮瀾宮媽祖繞境進香活動決定延期舉行，室內大型藝文活動的演出時間是否更動，依舊沒有得到社會太多的關注討論。當我戴著口罩排練，我沒有憤怒，只覺得有苦難言──為難的地方是，縱使表演藝術工作者有權要求安全工作，一旦活動延期或取消，卻代表立即的財務危機。在NSO工作是幸運的，我們的薪水不因演出行程改變受影響，換成民間的表演藝術工作者，這很可能意味喪失收入。員工在乎的是健康，老闆關切的是樂團生存，現在都說防疫要超前部署，但當決策牽動一個團體、一群工作者的存亡，我們能跑得多前面？
和狄恩排練那幾天，聽著他的咳嗽聲，我感到害怕，又暗暗希望是自己大驚小怪。228同台演出時，我們的指揮呂紹嘉老師在安可曲之前溫情喊話，希望音樂能在這個艱難時刻帶給大家力量。這段話很動人，我似乎聽到呂老師的哽咽，許多觀眾流著淚看完演出。這個疫情節骨眼，來聽音樂會的大都是愛樂者，音樂是他們生命的重要寄託，用音樂為聽眾服務，原本就是音樂家的職責，我想呂老師也是以這個角度詮釋音樂家的責任。我以前可能會和大家一起動容，這次卻覺得自己像鐵達尼號上的樂手，一面拉著琴，一面跟著船沉入海底。
我在NSO工作22年，經歷過SARS，那時的疫情與社會恐慌同樣嚴峻，當我看著樂迷戴口罩聽音樂會，心中沒有害怕，只覺得參與了歷史的特殊時刻。17年後，同樣面對一片口罩海，我卻無時無刻提心吊膽。
我向來是樂團事務的旁觀者，只想著專心拉琴，很少在群組裡說話。但這次疫情爆發，我不斷在群組扮黑臉，和同事建議樂團提高防疫措施、謹慎評估是否要依計畫出國巡演。這樣的轉變，讓我自己感到驚訝，我一直認為舞台和音樂就是我生命的熱情，但這次的疫情讓我動搖了。
我只能不爭氣地承認，SARS時我還年輕，只要顧好自己，現在身為人母，在我心中，病毒威脅已經強過音樂的偉大。為了女兒，我得積極發聲，自我保護，不能抱著樂器滅頂。
3月5日晚上，我在外面吃蚵仔煎，電視轉播指揮中心的臨時記者會，我看到文化部長鄭麗君出現在螢幕上，就有種感覺「完了」。
指揮中心公布狄恩確診那刻，好像有顆炸彈在我臉前引爆，連鎖反應般的問題在我腦裡炸開：我現在該隔離還是自主管理？女兒明天還要不要上學？該怎麼跟家人解釋？萬一我感染，會不會已經害了他們？
那當下，NSO上層還來不及告訴我們該怎麼做，整個群組已經叮叮咚咚響不停。大家都嚇壞了，每天關注的新聞，怎麼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記者會還沒開完，我手機已經湧進快100條私訊，幾天前一起吃飯的朋友問我，她需不需要自主隔離？我說我連現在自己要不要隔離都不知道。我是被炸到的人，還天旋地轉，怎麼一下子就要向好多人交代自己也不明白的事？
我告訴自己冷靜，先打電話把女兒例行的羽球課停掉，以免她成為同學的焦點。接著想，她正在爺爺奶奶家，我該去接她嗎？會不會反而害到她和兩位老人家？女兒之後會不會被同學排擠？我最近和那些人碰過面，該逐一告知我的情況嗎？排山倒海的恐懼把我壓垮，我想哭哭不出來，一回神，已經在那間蚵仔煎店呆坐2個小時，不知道該往哪裡去。
接著我收到自主健康管理14天的通知，決定先搬到之前為準備考試租的小套房，確定樂團平安後再回家。房東已經看到NSO的新聞，塞來紙條，建議我最近別跟大家共用衛浴。
我打電話給女兒，說媽媽工作的地方出了些跟疫情有關的狀況，保險起見，這幾天先不去接她，她立刻大哭。我之前帶她讀過COVID-19的教學繪本，她對防疫有概念，但現在就是無法理解媽媽為什麼不能回家。隔天上學，她在校門口打給我，哭著問我有發燒嗎？我說沒有。有生病嗎？我說沒有。那媽媽為什麼不能來？我說要等大家都OK，我才放心去見妳，她反覆問我什麼時候、什麼時候？我突然覺得這是世界最遙遠的距離，女兒的眼淚讓我心碎，我卻不能抱抱她。
幸好女兒沒有受到異樣眼光，倒是我有這樣的經驗。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我開始覺得全身不對勁，冬天常有的喉嚨乾癢症狀一下子放大，讓我害怕起來。去掛耳鼻喉科診所，醫師聽到我是NSO團員嚇一跳，幸好檢查沒異狀。
我詢問醫師，1922專線講到，若在自主管理階段突然有症狀，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到你這裡採檢？他建議我到大醫院，因為萬一我確診，診所就得關閉14天。
或許其他患者聽見我們的對話，臨走前，我聽到有病人緊張地問醫師怎麼有人在問自主管理的事，醫生說那位是國家交響樂團團員，患者著急地問：那我坐在她待過的診間裡有沒有關係？
說來諷刺，從前大家知道我在NSO工作，語氣都帶著欽羨，現在一聽就跑光了。檢疫結果還沒出來，我已經變成人形病毒。疫病不只影響我們的健康，還勾出人心的猜疑，分化彼此的信任。
當波士頓交響樂團決定取消亞洲巡演，他們在官網聲明用粗體字寫著，雖然做這個決定很不容易，「觀眾、音樂家以及所有巡演相關人士的安全，是樂團最首要的考量」。藝術再怎麼崇高，依舊比不上生命、比不上人，一個有高度的藝文團體，決策以人為本。觀察整個事件到現在，我給自己的提問是：藝文團體的主事者從什麼角度思考？營收與團員安全的比例怎麼拿捏？政府的介入支持，又會如何影響主事者的決策？
這是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大哉問，但這場疫病或許是個機會，促使我們叩問問題的核心──國家和社會如何定位藝術工作者？平日是否重視他們的生計？這工作性質特殊的群體，如何享有職場的安全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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