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雜類型，亞洲新潮？──《明明》

導演：區雪兒演員：周迅、吳彥祖、楊佑寧 毋庸置疑，不少與電影相關的專業工作者，都在尋求一種「亞洲」論述，為跨國的電影發展，製造一份能對應西方電影世界的觀點；尤甚者，是學術圈的聲音，早已在校園學科、學術期刊及研討會議等等。縱未有一致的說法，比如是類近「新亞洲電影（New Asian Cinema）」、「跨亞洲電影（Trans-Asian Cinema）」、「泛亞洲電影（Pan-Asian Cinema）」、「跨國亞洲電影（Transnational Asian Cinema）」……，但諸餘此類的字彙，建構亞洲電影視窗，觀照電影發展。 其中一些值得延伸討論的課題，是電影的類型發展──究竟有沒有一種所謂「亞洲電影」類型，能放之於亞洲（尤其東亞）地區而有其共通性？另一方面，電影的文本互涉性（Intertextuality）又是一個有趣的討論──究竟有沒有一種「亞洲電影」色彩的文本互涉的可能，讓觀眾在看電影的同時，因為電影的互相觀照，而感到趣味，並生認同？ 後者其實是必然存在，亦未必要為著製造亞洲的想像，在電影觀影的過程刻意穿鑿附會，因為創作者必然承認有被各地電影影響的可能。至於前者是為電影類型的探討，可被聯想至電影及其地區性發展的轉型，所以在為「亞洲電影」鋪展新論述的當下，以上問題都甚有啟迪作用。 區雪兒的首部電影作品《明明》，正正是表述這一種類型轉化的好例子。電影其實是多類型的混合異種，由兩女子近乎兩生花的愛情故事，牽引到黑幫電影江湖恩仇的對立，然後更有武俠世界的女黑俠情意結，以及尋母故事卻竟然是「母已成父」的性別錯置倫理煽情劇（melodrama）為終結；這個故事用心將情愛、黑幫、武俠以及倫理類型的貫串，混合得雖非完美，卻燦爛獨特。 其實類型電影的討論，每每都能為一個地方的電影著墨，而帶出它的轉型與再生。二十年前王家衛的作品《旺角卡門》，便成功地將黑幫與愛情故事磨合，而被提出來作轉型的討論；整整廿載的討論，便曾有過「反英雄」的論調，為其時香港電影主流的英雄片，提升至另一個較寫實的空間，而因為其「離經叛道」而得來隨後的名聲 [1]。更新的近似討論，便是杜琪峰《放．逐》，導演為已經沒啥新意的幫派電影，注入了新鮮而富創意的類型突破 [2]；這當中的突破，離不開那幫派故事以外／內的家庭元素，並刻意在人物、佈局等來突出不平凡的電影風格。 《明明》不同於前述的例子，我們可以說《旺角卡門》是愛情或黑社會電影，又或說《放．逐》是幫派電影為主幹，但《明明》卻沒有以任何一個類型作為核心；相對地，《明明》那種未有指向特定類型的曖昧性，正好帶出其多面向的延伸，為觀眾／接收者提供不同的指涉。 區雪兒的手法也不可被低估，因為它亦令那類型的延伸性更有可圈可點的奇幻感。多年來作為MV的導演，區雪兒音樂影像的割裂感令電影的任何一個段落，似乎多出了不少可被想像的意境；而至於電影多次出現的反時間流動畫面，如彈出的珠粒返回周迅的手中，又或被推倒的一切返回完整無缺，更甚者是人物遇見後返回起點而不再觸碰，都是電影感對時間的玩弄，以返回、斷裂、（再）縫合……，讓人看到那其實可被不停重組置放的可能性，這亦隱隱暗示電影類型也可以被拼湊，從而生出新的電影圖像。 這個新的電影圖像，能否就此被提升至一個所謂新的「亞洲電影」討論，可能言之尚早；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區雪兒的首部作品，是香港主流電影少見，亦可能是亞洲地區小眾電影工作者在技法或故事上刻意尋新的一些實驗，從而導向一個與資深導演不同的（亞洲）新潮──這會不會是一個第N次，同時又具有亞洲色彩的新浪潮演進？相信《明明》是一個不錯的起點。   [1] 可參考潘國靈，李照興編，《王家衛的映畫世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及三聯書店出版，2004年；尤其可參考其中由劉嶔所撰文章，〈《旺角卡門》──鐵漢與柔情，江湖與愛情〉，頁90-95。 [2] 可參考http://www.twitchfilm.net/archives/0075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