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现阶段疫情如何？

之前我们曾经和大家聊过一个有趣的谣言：用加粗加大的标准谣言字体来“科普”，说这几个月比前些年同期多死了很多人，所以这一定都是因为奥密克戎变种太可怕，国外疫情死亡数据不高肯定是作假之类的。

当时我们用新西兰、以色列等国家的数据来跟大家说明，即便在疫情中，超额死亡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都是染疫造成的，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因为很多国家，包括我们自己，老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所以对比过去死亡人数算出来的超额死亡率，就是逐年升高的。今年比去年高，去年比前年高，这是正常的。

比如下图是新西兰2019-2022年的超额死亡率曲线：从疫情前开始到现在，除了刚开始严格防疫的时候压低了几个月的死亡率外，绝大部分时间，超额死亡率都是保持稳定而缓慢增长的趋势。所以这样的变化趋势，今年到目前为止的超额死亡率变化，当然不可能是来自谣言中吓人的“奥密克戎爆发”。所谓“新西兰超额死亡率17%”，主要是新西兰老龄人口增长等自然原因一年年累积导致。

当然这并不是说疫情没有造成超额死亡，或者奥密克戎不需要担心。也不是说每个国家情况都一样。像这样把每个国家的数据堆成一堆，然后就宣传找到了根本问题所在，只能证明没常识。每个国家的问题不一样，社会、自然环境也不同，对数据的分析和理解，当然也要不同。

从2020年开始，我们就具体跟大家介绍过多个不同国家在抗疫过程中所面临的独特问题：美国的社会两翼撕裂，英国的长期反疫苗反智主义，以色列反防疫反疫苗的原教旨主义群体等等......

比如美国2019-2022的死亡曲线：在2019年的时候，超额死亡率很低，这是因为美国人口受到新移民等影响，总体老龄化的情况不明显。但进入疫情之后，超额死亡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几次高峰都是和疫情爆发的时间段相符合。这说明美国的超额死亡率的确和疫情有很大的关系，这也和美国混乱的防疫，以及大量反疫苗反智主义人群有较强的相关性。

但绝大多数国家，是在新西兰和美国这两个极端之间：疫情成为死亡率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只是之一。

比如在上次文章中，一些留言中提到的新加坡，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混合型”案例。

我们从新加坡政府官网上，可以查到在过去几年中的死亡人数情况。基本上每年都会增加200-500人左右，粗死亡率（死亡/总人口）从2010年的4.4稳定增加到疫情前的5.0，但根据年龄情况重新调整后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则从3.5逐步下降到2.8。

这些变化综合来看，可以了解新加坡疫情前的正常情况：死亡人数和死亡率逐年增加，主要是因为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导致的，所以根据年龄调整后，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反而下降 —— 社会整体死亡风险是下降的。

而2020年疫情开始后，新加坡的死亡情况也发生了变化：2020年因新冠死亡29人，但总死亡人数上升了608人（21446人→22054人），超过2018和2019两年的上升幅度之和；而2021年因新冠死亡了799人，但总死亡人数更是大幅度上升了2166人（22054人→24220人），是之前2020年升幅的近4倍，2019年升幅的近14倍。

还好谣言号没有查到这个数据，否则估计会把这个完全归咎于新加坡隐匿死亡人数，是因疫情而“死伤惨重”吧。

事实上，去年8-9月开始新加坡逐渐走向共存路线后，的确带来了因新冠死亡人数的快速上升，这影响了整体死亡率的上升，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尤其是年龄标准化死亡率的反弹，说明了还有其他原因引起了更多年龄段的死亡人数上升，并不仅仅是新冠这种“老年人杀手”带来的变化。

那是什么问题导致了这么严重的结果呢？超额死亡人数和新冠疫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新加坡的《海峡时报》上周针对这个问题，咨询了当地的几位专家：

其中传染病专家，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黄英勇(Ooi Eng Eong)教授认为：在过去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推迟了包括癌症手术在内的非紧急手术而延迟了对其他疾病的治疗，这也可能导致疾病变得更加严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变得致命。

而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健康转型领导力研究所所长林方源(Jeremy Lim)说，新增死亡可能是多因素的。采访中他举了因为防疫措施社会孤立导致抑郁症的例子，以及糖尿病患者没有按规定服药，加速并发症等等。

林方源补充说：“这表明 Covid-19 已经产生了真正的影响，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通过延迟诊断其他疾病、由于公立医院能力不足而延迟治疗。部署到 Covid-19 的资源被从其他基本功能转移这导致了更长的等待时间。”

当然，防疫措施也导致其他呼吸道传染病的患病、死亡人数的减少，比如新加坡这两年流感的发病率就非常低。但整体来说疫情为全社会带来的其他负面影响，比如疫情爆发后，国境封闭让新加坡缺少外来劳工，没人喷洒灭蚊农药，导致史上最严重的登革热爆发。

《海峡时报》在文章中所报道的新加坡数据显示：2020 年是大流行的第一年，死于肺部和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数明显下降：从 2019 年的 4,952 人降至 4,610 人。但当年死于癌症、心脏病和中风的人数均有所上升。特别是与心脏有关的死亡人数上升了 12%，占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

通过新加坡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疫情的确导致很多国家的死亡率大幅上升，但这不能简单的视为“感染病毒死亡”，更不能一看到超额死亡数>染疫死亡人数，就阴谋论附体，说全世界都在数据作假。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心理问题都会对人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也会导致很多其他疾病。患者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及时发现、就诊和治疗，这些都可以显著增加总死亡人数。

相比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新加坡在这方面做得已经算很好了：一个只有500多万人口的发达都市国家，在过去2年中，没有经历完全封城，封医院、医疗崩溃等情况，虽然实体经济、尤其是服务餐饮旅游这些也受到冲击，但整体经济形势至少还是稳定。

但这样一个相对疫情稳定，经济良好的国家，疫情带来的其他负面影响造成的健康损害和死亡，都超过了直接的感染死亡。那些其他经济情况和社会向心力都远不如新加坡的国家，这些因素造成的超额死亡情况肯定更为严重。而把那些国家的超额死亡率直接想象成“疫情死亡黑数”，这就更和科学无关，只是在恐吓民众了。

新加坡在新冠疫情中，也犯过不少错误，但作为和中国文化、社会背景最为相似的国家（没有之一），新加坡的很多经验都值得我们思考。

比如防疫政策制定和修订时，和民众进行提前的告知。在去年9月份开始从清零改为共存模式前，提前很久就跟民众进行细致和耐心的沟通，告诉民众为什么要这么转变，可能会遇到怎样的风险，应该做哪些准备。而在逐步开放的过程中，虽然随着疫情变化有多次的调整，但大方向一直能坚持下去，从而逐步建立民众对于新模式的信心。

同时新加坡政府很明确的说明共存不等于躺平，让民众知道政府都会做好哪些准备来应对上升的感染数字，比如努力扩充ICU病床数量，全力推进接种，并且每天公布ICU空床数等情况，缓和民众的焦虑感。

再加上新加坡政府的执行力以及民众的信任度远超过其他国家，出台了各种强制政策，比如从今年2月开始，不接种加强针的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就会受到很多限制。这让新加坡成为全世界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全人口93%已完成2针，72%完成加强针）。

因为这样的工作，让新加坡在今年面对奥密克戎变种传播时，病死率为万分之5.4，而同期面对奥密克戎变种的香港，病死率是万分之70.6。

病毒是一样，人种也是大体相同的，香港的死亡率却是新加坡的13倍。这样的结果只是说明了一点：

• 真正可怕的不是奥密克戎病毒，而是我们没有积极去做好准备。
  

新加坡的路线是：努力做好准备，提升医疗能力，提高接种尤其是加强针的接种率，做好药品储备，然后坚定地用大半年的时间，一步步逐步放开，从而实现共存。

香港的路线则是：口头喊清零，但医疗能力和接种率都没有有效的提升，清零喊到民众心理疲惫，经济压力过大，最终被攻破防线，无力回天，干脆直接躺平。

新加坡当然是个小国家，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新加坡的政策和措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新加坡的成功或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让人无语的是，很多人一面用“几百万人的小国没有参考意义”来拒绝任何来自新加坡的经验和数据，一方面却天天盯着同样几百万人的香港的失败来吓唬自己或者恐吓他人。

当然，我们不需要从这两个路线中选一个，我们要走适合自己的路。就像40年前，我们参考新加坡走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但无论我们的路如何走，它肯定不是靠谣言吓人，鼓吹内斗，或者梦想睡一觉后，病毒就从全球全部消失了。

1月10日，新加坡卫生部通报初步统计：今天新增确诊42例，累计58907例。新增病例当中，全为境外输入病例。今天没有本土感染病例。这是境外输入病例自3月23日以来的单日新高。

1月1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伊丽莎白诺维娜医院传染病专科医生梁浩楠说，“我们正步入疫情严冬。（新加坡）本地每日新增一两起社区病例的情况将不再继续，看一看中国，控制得那么严，病毒仍在扩散，新加坡绝对无法幸免。下一场仗将到来，病例数恐怕会增加，我们能做的准备就是接种疫苗。”

梁浩楠是在1月9日接受冠病疫苗注射之后受访时，发表以上看法。

1月9日，新加坡的私立医院与诊所医疗人员开始接受疫苗注射，包括本地规模最大的私人医疗集团百汇班台（Parkway Pantai）和斐瑞医院（Farrer Park Hospital）。

最近确实不管哪里的疫情都是突然之间又开始严重的，尽量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不出市就不出市，不聚集，不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