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新加坡李显龙总理的关于新加坡新冠应对方案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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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中写这个答案的时候，因为不少人认为新加坡是在佛系防控毫无作为再不“抄作业”肯定要出大问题，于是将李显龙的方案背后具体的措施详细展开。然后现在又有一群人来说这是“坡吹”。
随着复工复产的开始（也别问我为啥要复工复产，谁下的文件去问谁），很多地方需要破除对把人关在家里和全民戴口罩这两个措施的过度依赖。原因很简单，这两个措施和复工不兼容。而且说实话有些地方除了这两个措施以外，很多环节都还有漏洞被掩盖在这两个极端措施带来的效果里。新加坡是在排除全民戴口罩和封门闭户这两个选项之后，开始布局的防控措施。所以对于要复工的地方是有参考意义的。
当然你要一口咬定新加坡是赌赢的话，那只能祝福复工复产的各地赌运昌隆了。
==以下为原答案==
防疫的目的一是救治病人，二是维持社会秩序。如果防疫弄得礼崩乐坏，成了社会失序的源头，就是本末倒置了。
平日新加坡用仅占GDP 4%的医疗开支（比中国还要低，只有美国四分之一），达到了世界第三的人均预期寿命，构筑了全球第三的医疗体系。财政也只用2%多的预算，维持全套公立保健系统的运转。
这次新加坡也是以很小的经济成本，配合高效的分级防控和强大的追踪体系，在不停工停业停课的情况下得以控制疫情，是值得研究和借鉴的。
来看看新加坡从1月下旬开始的措施：
共存假设：这个应该是新加坡整个防控思路的核心。自李显龙2月8日讲话就透露，新加坡是按照人类会和COVID长期共存的假设来布局的。
毕竟新加坡是世界的十字路口，只要还有主流国家有疫情，新加坡就不可能独善其身。等疫情全部过去是不现实的，所以新加坡的思路是一边将传播速度控制在医疗系统能接受的范围（而不会追求完全围堵），其余的资源用来提高治愈率。
新加坡的“共存假设”也是为什么下面这些措施，对于国内已经或者准备要复工的地区是有参考意义的。
入境管制：新加坡其实早在1月2日开始就对武汉入境的航班测体温，之后在月中扩张到全部国内航班。1月29日禁湖北护照，1月31日扩至全国，绿卡和长期签证（工作签，学生签等）除外。同时酷航内地航线全部取消，新航减班来配合。
# 2月27日更新：新加坡已经把入境管制扩张到韩国的部分地区
# 2月28日更新：新加坡卫生部长颜金勇表示，如果未来发生全球大流行，新加坡反而可能会移除现有的部分入境管制措施。这个第一眼看上去又是反直觉的防控措施，但是仔细想，如果真的是全球大流行的话，那么对个别国家的入境管制就没有意义，因为从任何国家来的人都有可能是携带者。这时只剩下对全世界封关和保持开放这两个选项，其中前者目前大概只有东北亚那个国家能做到。全球沦陷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是与其到真的发生的时候再来和被恐慌情绪笼罩的国民讲道理，不如现在就把最坏的情况说清楚。
隔离：新加坡的隔离是很精细的分级的，没有全部送去挤兑医疗资源。
风险最低的，针对从中国返回的学生和劳工，是14天缺席假（LOA）政策。后来升级成居家隔离（Stay Home Notice），区别在于前者可以短暂出门买食物和日用品，后者完全不可以出门。卫生部也在官网公布了给隔离同居者的建议，一些操作规范发给了住宅和写字楼的物业。
风险高一些的，比如从武汉撤侨回来的，或者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要到检疫中心隔离（Quarantine Centre）。1月24日开始就征用了公立机构（比如SAF的疗养院、公立大学带独立卫生间的宿舍房间）上千间的房间做预备检疫中心，这个时候新加坡还只有个位数确诊。
已经出现症状的就送国立传染病中心(NCID)的病房隔离。NCID其实只有300多张隔离病床，因为有精细的分级隔离，所以才没有被迅速挤兑至瘫痪。
并且这些隔离措施执行起来非常严。对于缺席假和居家隔离，政府每天随机两到四次视频电话检查，同时还通过所在机构（主要是雇主或者学校）和社区两条线来辅助执行。而为了减轻企业人力的损失，鼓励用人单位配合，在居家隔离或者缺席假期间每位员工每天政府补助给企业100新元。但一旦违反，可以判刑半年，外国人取消签证遣返，企业取消给外国人申请工作签证的资格。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了。
# 2月27日更新：目前新加坡已经吊销了6名违反缺席假（LOA）的外籍工作人士的工作签证并遣返，所在公司也被暂停雇佣外国人资格，也剥夺1名违反居家隔离（SHN）的永久居民的绿卡
追踪接触者：新加坡这次截止到2月23日的86例当中只有10多例来来源不明，25例输入，剩下的都查明了传染途径。每个案例确诊后，都会隔离密切接触者（并且不止听口述，还会通过信用卡、公交卡、电信记录这些来辅助筛选密切接触的人）。
新加坡目前才确诊90多宗，但是最高峰的时候曾有800多人待检测出结果，几千密切接触者隔离，追踪力度不可谓不大。
# 2月25日更新：通过接近一个月的流行病学调查，新加坡终于将早期的第8、9例和后来的两个教堂传染群联系了起来
# 2月26日更新：新加坡首创通过血清追踪，2月25日从一名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体内发现了抗体。这个人被发现时其实已经自愈了，血清调查前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曾经感染过
公共预防门诊：类似于国内发热门诊的制度。平日里新加坡就是诊所-专科中心-医院这样的分级转诊制。这次新加坡动员了600多家公立和私立诊所作为公共预防门诊（PHPC）。
对于有类流感症状的，政府补贴门诊费用来提高就诊意愿。这个政策适用于公民和绿卡，一律10新元，老人小孩5新元（平时公立诊所挂号15-25新元，私立大概50新元左右）。政府也优先协调口罩、防护服等物资给这些诊所。并且600家遍布全岛，大部分居民步行范围内就能找到，分流了大医院和综合门诊的压力，也避免了患者像武汉初期那样在几大医院来回跑导致交叉感染。
分配防疫物资：新加坡很清楚口罩是不够全民用的。如果560万常住人口每人每天一个医用口罩的话，可以用中国去年年产量的一半，这显然不现实。
所以新加坡采取的是 “将口罩留在仓库里以便日后调配给医护人员，而不是流到市面上被恐慌性抢购的人囤在家中” 的策略。再说形象点就是以国家为单位囤口罩，而不是以个人或者家庭为单位，这样分配效率、生产规划、议价能力都会更高。
一面不鼓励市民带，一面给诊所医院还有公共交通和出租车司机派发。同时为了避免恐慌，也每个家庭发了四个口罩，并强调生病就医时才需要用到。
# 2月25日更新：新加坡军工国企ST Engg准备从海外回援两条生产线，用于本土口罩生产
劳工错峰返工：新加坡在节后有3万工作人士在华滞留。人力部与各公司协调，每日设限额，分批次错峰返回复工，保证防疫体系不会被大规模返工潮击垮，又不至于让企业完全停摆，没有搞一刀切。
# 2月27日更新：错峰返工的措施扩展到在韩国的工作签证持有者
网课：NUS里50人以上的大lecture都改视频教学。这套系统就是17年前被重创后开始由教育部牵头让每个学校弄的。同时正常的学年里也会偶尔使用，大学每隔一两个学年就会有网课演习周（在NUS叫eLearning Week），确保师生都对系统熟悉，突发状况时不会乱成一团。
BCP: BCP全称是business continuity plan，即企业面对重大灾难时维持运转的预案。新加坡大部分骨干企业都有两个以上的办公区（不少就是2003年之后开始筹划的）。现在包括金融业在内都开始split ops ，即每个组不能全员在同一个办公区。这样即使有写字楼被疏散或者整栋隔离，业务也不会因此中断。
沟通：毫不夸张的说新加坡对病例的信息发布是全球最详细的，每个病例的基本情况和病例之间的联系都会发布在卫生部网站上。同时李显龙，部长和议员们也都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把政府决策的背后逻辑告诉给公众。
这次除了李显龙的危机公关讲话外，还有两段视频在国内广传，一个是卫生部长颜金勇在国会关于为什么新加坡不提倡戴口罩的作答，另一个是贸工部长陈振声在中华商会的闭门讲话。从这三段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官员毫不避讳把最坏的可能提前告诉国民。当实际情况发展得比预期好的时候，大家才会不恐慌。
救市：即便新加坡应该算是把防控的经济成本拉倒最低了，防控还没结束的时候救市计划就同步出台了。
李显龙2月14日视察樟宜机场的时候提到，新加坡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收到影响，所以今年可能会陷入衰退。
人力部也开始帮助收入受到严重影响的（主要是旅游从业者）的人转岗。交通部在2月13日宣布了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的7700万新元的补贴计划（其中政府出4500万，企业出2200万）。财政部长王瑞杰在2月18日出台了40亿新元的稳定经济政策，努力让企业不降薪不裁员。
# 2月28日更新：财政部长王瑞杰宣布前线医护人员和前线公务员发放特殊津贴，总统，总理，部长和议员减薪一个月。
在很多地方用了这个比喻：买同样一件东西，不能因为别人买得更便宜就先一口咬定别人买的是假货，正确的态度是赶紧去问“你怎么做到的？”
这次如果有国家以更小的经济成本实现了防控，对国内也应该有启发意义。
我很敬佩的是，他们的国家领导人或者代表政府形象的人，在媒体上的公开表态时，能如此真诚地告知公众不好的可能性，告知现有消息的坏的一面，告知目前信息有限，策略可能要调整，告诉人们疫情可能会扩散，告诉人们政府的能力是有上限的，告诉人们还有另外一套策略。
If the numbers keep growing, at some point we will have to reconsider our strategy. If the virus is widespread, it is futile to try to trace every contact. If we still hospitalize and isolate every suspect case, our hospitals will be overwhelmed. At that point, provided that the fatality rate stays low like flu, we should shift our approach. Encourage those who only have mild symptoms to see their family GP, and rest at home instead of going to the hospital, and let hospitals and healthcare workers focus on the most vulnerable patients – the elderly, young children, and those with medical complications.
这种态度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国家的领导选择这样的态度，而不是所谓的报喜不报忧，或者给人们一种现有干预措施无所不能的错觉。面对传染病，各地都报真实结果，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真实情况，知道干预措施的能力有限是很重要的。就和医生告诉患者本人真实病情，告诉患者医疗服务的能力有极限一样。长期来看，坦诚相告一定是最符合伦理和受益最大的策略。你不能让人们全靠虚假信息或者有偏倚的信息去行动，尤其是不能让人们盲目乐观或者无视风险，病毒可不会理会什么宣传政策。
进一步说，知道一个地方有问题，人们才能解决问题。知道床位不够，大家才乐意建设临时医院。知道医护人员物资不足，大家才会调动物资捐款捐物。知道遗体解剖做不了，政府才会想办法找层流手术室给专家创造条件。知道一个疾病在某些地方病例清零，但是仍然可能长期流行或者潜伏，大家才能少出门，避免不必要的人群聚集。这些都需要政府的信息透明，以及足够的舆论监督。暴露问题听起来不是好事，示弱听起来令人失望，但是长远来看，传染病听不懂人话，靠谎言很难对付传染病。比如，如果都按宣传的应收尽收去工作，宣称床位充足，结果床不够用，让患者在医院外面干着急，保不准就会和医生打起来。空头支票是很危险的。
我们总怕人惊慌失措，强调说话的技巧。但是现在看来，盲目乐观才是我们在重大事故后最容易回溯到的问题。只有说实话，让人们面对现实，了解真实的处理策略，真实的问题，人们才能建立信任，相互配合。这是个经验，也是个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