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向愷

◆ 學歷:臺灣大學經濟系學士、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經濟學博士

◆ 專長:總體經濟學、財務經濟

◆ 經歷:
1. 悠遊卡投資控股公司董事長
2. 臺北市政府廉政委員
3. 中央研究院經濟所副研究員
4. 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自2019年於大陸湖北省武漢市現蹤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無人可以料想到後來竟演變成肆虐2020年一整年,造成逾7,600萬人確診、169萬人死亡的全球性災害,不僅至今疫情在相當多國家尚未趨緩,甚至嚴重衝擊全球經濟,造成的影響既深且廣。

在1年之前,人類對於新冠肺炎的瞭解還所知甚少,而想要加速瞭解陌生的事件,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過去曾經歷過相類似的事件來做對比,因而,各界往往會將現在正經歷的疫情與2008年發生的全球金融海嘯(Global Financial Crisis),以及2003年發生的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疫情)對比。

一來是與今相距不會太遠,經濟型態差異不大,二來各有相類似之處,如與金融海嘯同屬全球性及同樣造成經濟衝擊,也與SARS同屬傳染性疾病引起的事件,也同樣引起聯合國與世界衛生組織高度關注。

 

新冠疫情之下,緩解需求面的政策僅能治標

「事實上,新冠疫情恐怕是自1930年代經濟大恐慌之後,除了戰爭之外對全球經濟影響最大的事件。」林向愷表示,新冠疫情雖然與2008年金融海嘯皆對全球經濟造成衝擊,但從總體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其中成因卻大不相同。

從代表總體經濟的總合供需模型(AS-AD模型)觀之,2008年金融海嘯的成因最初來自次級房貸市場崩壞,對銀行資本侵蝕造成資本投資下降,引起失業率提高、消費下降,進而影響商品市場,是屬於需求面(AD)的衝擊。

而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衝擊,則是來自供給(AS)與需求面的雙重衝擊,且是先對供給面造成衝擊,而後才是需求面。雖說為了防止疫情擴散而實施隔離的舉措,但造成勞工無法工作,導致生產停擺,使供應鏈中斷,進而衝擊到供給面。

爾後也因為勞工收入中斷及減少外出的狀況,造成消費機會減少,同時也由於疫情遲遲沒有趨緩,勞工復工無期,因而導致投資意願下降,形成全面的衰疲,若處理不當,甚至有可能再度形成金融危機。

自有人類活動以來,世界各國的經濟活動從來不曾像現在這般如此互動頻繁與密切,各地區重要市場彼此緊密相連,牽一髮動全身,因此總合需求問題可以透過各國實施寬鬆貨幣政策,以及刺激性財政政策使經濟問題得到緩解。然而,面對到同時影響到供給面與需求面的新冠疫情,儘管各國的反應速度比2008年金融危機時來得更快,但也只能從需求面進行調整。

另一方面,若要從根本解決供給面衝擊,只能待疫情趨緩,使停擺的供應鏈恢復,而若是供給面沒有恢復的跡象,從總體經濟來看,僅能影響需求面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效用亦會大打折扣,因此無論施行貨幣或財政政策,對全球經濟狀態只能治標。

從臺灣的角度來看,疫情控制得宜,因隔離而使得生產停擺的狀況並不嚴重,但由於臺灣屬於高度仰賴貿易的島國經濟,所以曝險程度高,若全球疫情狀況未有緩解或者有捲土重來形成更多的疫情高峰,長期處境仍是堪憂。

 

疫情為雙面刃,有負面也有正面效應

然則,疫情雖對總體經濟有相當深遠的影響,但疫情所帶來的效應也不盡然只有負面,拜科技所賜,許多商業行為仍可轉為數位線上,而不致受到太大影響,對於部分科技產業來說甚至更加獲利,因而更加重視數位科技,加快了科技發展的腳步。

事實上,許多國家都視這波疫情的衝擊為經濟脫胎換骨的契機,疫情不只加速科技的應用,同時也使各國更加正視氣候與環境的變遷,紛紛推出「綠色新政」,冀望將經濟基礎做結構性的調整,得以在疫情趨緩的「後疫情時代」,全球供應鏈重組的時刻能夠脫穎而出,把握突破性成長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