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香港电影《笼民》及其社会现象？

黄家驹生前最后一部电影，道出了坐牢才是香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

大多数人认识香港都是通过香港电影。

电影中的香港，流光溢彩、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既有无数靓女，又有灯红酒绿。

可真实的香港却不及电影的十分之一，《笼民》这部不是纪录片却胜似纪录片的电影便道出了这一真相。

《笼民》是黄家驹生前最后一部电影，这部电影上映不到一年，黄家驹就因意外去世。

电影以一种近乎白描的手法，为观众展现最真实、最赤裸的香港笼民，他们生来不独孤，却因生活变得寂寞。

片中有大量大师级的长镜头，运用了纪实性的拍摄手法，以及升华电影思想的内容，让《笼民》足以位列香港影史前十。

笼民即生活在铁笼里的人。

这类听起来像是猎奇新闻里的故事却在香港真实上演。

他们住的铁笼分为上中下三层，大小只能容纳成年人弯腰曲背，若没有床褥铺于底下，则要接受被铁丝硌出血痕的现实。

他们每日粗茶淡饭，吃了上顿没下顿， 夏天燥热难耐，受蚊虫叮咬，雨季潮湿无比，关节疼痛侵扰。

电影一开始就是一场生与死。

笼民陈十一正在过他的100岁生日，其他人都献上了祝福。

电视台也赶来沾沾喜气，不过他们的采访只是做做样子，嘴上说着帮陈十一实现生日愿望，实则想借陈十一之口给赞助商打广告。

至于他想去台湾见一见多年未曾谋面的兄长，电视台根本不理会，目的达到后便一走了之。

喜气刚过，晦气来临。

道友祥死在了笼房内，他就像一缕青烟，来时模糊不清，走时隐隐约约。

没有激起一丝波澜，似没有存在过一样，唯一证明他曾经活着的痕迹就是过期的回乡证和身份证。

虽然街坊与他并不是很熟，但是能够聚在一起就是缘分，他们从并不宽裕的生活中凑出一些钱，为道友祥办了头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笼房被规划拆迁，业主要收楼，可笼民不想搬。

因为他们没钱、没房，一旦楼被拆迁，他们将无处可去。

他们只能露宿街头成为衣衫褴褛的乞丐，终日忍受风吹日晒，所以他们一起赶走了前来当说客的业主代表。

只是每次都靠驱赶自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想到了找议员为他们理清烦恼。

议员们各怀鬼胎，根本没诚意为笼民们出头，带着大批记者来只是为在镜头前做秀，巩固他们的慈善人设。

他们甚至虚情假意地提出在笼房住三日，与笼民同吃同住，亲身体会笼民的疾苦，才能设身处地的为笼民出谋划策。

然而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出自真心，而是以装模作样换取更多的选票，让自己的仕途更顺畅。

除了使用怀柔政策安抚笼民，议员们还采取内部分裂让笼民们自愿搬走，不阻碍拆迁。

他们从中作梗，让毛仔（黄家驹饰演）收集大家的签名，然后给毛仔一笔好处费，没用多久毛仔便收集到超过一半的签名。

从监狱出来后，差佬一直对毛仔有偏见，但笼房的笼民却不计较他的过往，待他友善、热情。

这些举动感动了毛仔，为了不让议员的奸计得逞，他趁着夜深偷回了签名表，延缓了笼房被拆迁的时间。

可惜好景不长，拖延不是最终办法。

笼民们享受了最后一次中秋节的欢愉，纷纷进入笼房将门反锁，以此逼迫当局放弃拆迁的念头。

但是他们的强硬终究抵不过当局的手段，警察和工人用电锯将连体的笼房分解，连人带笼一起搬了出去。

笼民们声嘶力竭地哀怨着，哭天喊地地呻吟着，他们的可怜还是成了一堆堆残垣断壁，并由残垣断壁变成了供人游玩的动物园。

《笼民》以一种平和的视角审视笼民这种社会现象，导演并没有偏向任何一方。

笼民有错吗？他们找到便宜的栖身之所不易；业主有错吗？他们自己的房子需要拆迁收回来理所当然。

当局有错吗？他们为了经济发展，促进更多人富裕起来，将旧楼拆迁另起其他项目也是福泽大计。

既然都没有错，那到底是谁的错？也许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笼民》是在制造恐慌吗？并不是，它只是在讲述事实。

《反贪风暴4》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坐牢，才是香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

这句话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夸大其词，寸土寸金的香港，根本没有给年轻人一点生存的空间。

他们不敢有梦想，因为奋斗一辈子都不一定买得起一套房，所以他们才会自我堕落，得过且过。

香港的生活成本高得吓人，至少有20万人住着棺材房，他们负担不起可以直立行走的房间，只能卑躬屈膝地过日子。

他们住的隔断房，人均居住面积只有5.7平方米，只比监狱的牢房多27%，许多身材高大的人睡觉连脚都伸不直。

就是这样狭窄，阴暗的隔间，租金高达每月2500—4000人民币，北上广深这么高的租金，居住面积和环境可比香港好多了。

一部分人有棺材房住，已经算是烧高香了，大部分人连这一权利都没有。

他们生活铁丝隔起来的铁笼里，这种只有动物才肯定住的笼子租金却不便宜，前几年还是1200元/月，现在已经涨到了2400元/月。

生活在这种地方的普通人没有一点人权可言，更没有一点尊严，每处都是脚气、鼾声、吵闹和疾病。

他们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死的时候安详一点，因为他们就像井底之蛙，目之所及只有井口大小。

余文乐曾在访谈节目中透露，1000万只能在香港买到一室一厅的房子，像张智霖、张家辉等人也是在拍了很多电影之后才有钱买房。

TVB里那些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明星，其实很多拿的都是死工资，过万的不普遍，强如马国明到了42岁才买了自己的房，且是按揭。

大明星尚且如此拮据，普通人的生活可想而知，他们每天都在奔波，为一餐顶着烈日，扛着酷暑，可是他们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也许有人觉得既然在香港生活这么艰难，何不来内地谋出路。

不是他们不想，是他们来内地有许多限制和不适应，因为香港人到内地买房有一定的政策限制。

而且工作节奏、生活习惯、文化共情，以及社会制度的不同，让多数香港人难以接受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笼民》中的悲情是香港电影没落的写照，更是香港人被生活挤压得不快。

笼内看尽世间百态，笼外看遍现实冷暖，底层百姓的众生群像，狭窄空间一眼望穿。

北岛有一首一字诗《生活》，整篇内容只有一个字“网”。

笼民们被一张大网笼罩，限制了他们的所有想法，让他们别无所求。

人生是一列开往坟墓的春运列车，笼民们没钱买坐票，只能站着看人来人往，春去秋来，到家下站是他们的解脱，因为他们生命走到了终结。

以前不懂老電影的寶，還曾經口出狂言，說需要鼓起極大的勇氣，才能看得下2000年前的老片。但近些年來，漸漸開始欣賞老電影，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港產片。可能是那個年代的香港風起雲湧、變幻無常，一些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就如加鹽加醋的歷史紀錄片一般，於我有磁石般的吸引力。雖說電影不是呈現真實的歷史，始終添加了些許藝術效果，但那些看似光怪陸離的情節背後，隱藏的深意其實能落在你我每一個普通人身上。

最近有幸看到“豆瓣電影”的一篇微信推送，得知有部叫做《籠民》的電影，題材是我頗感興趣的香港住屋問題，於是就懷著不小的期望在油管上看完了。影片顯然對得住1993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的殊榮，無論是主題、故事結構，還是拍攝手法、演員表現，都位屬高分好片之列。最難得的是，電影還切切實實嘲諷了香港嚴峻的社會問題，將陰暗醜陋的社會百態無情袒露於人前。最令人五味雜陳的是，即便觀者想指責故事過於淒涼和扭曲，也只能骨鯁在喉，因為影片實在是真實得令人無法反駁，殘忍的現實的而且確曾經存在過，並且還在以新瓶裝舊酒的方式延續著。

籠屋是幾十年前香港住屋問題的一个极端剪影。在楼价高踞全球第一的香港，要做到“安居”是一个不小的希冀。大多数基层市民没有能力购买动辄數百萬甚至過千萬的私人房屋。香港現時大約有40%的人口居住在政府興建的廉租房，亦即是公屋。公屋的居住環境雖然已經相當侷促，但也不是人人都能夠入住，輪侯三五七年才能上車的表述完全沒有誇張成分。

於是，很多因種種原因無法入住公屋的貧苦大眾，就只能棲居在這個城市奇形怪狀的空間裡，例如電影所描繪的籠屋。籠屋是由碌架床所改造而成的，為了防止偷盜問題，將床上方的四面用鐵絲網罩住，形成相對封閉的私人空間。籠屋的居住環境非常惡劣，幾十平米的地方容納數十人，廚廁共用，老鼠蟑螂成為這裡的常客，住客們都見怪不怪。

《籠民》裏頭的籠屋住客大多是一些無家可歸的老人家，或者從大陸偷渡來港的新移民。與他們而言，只面臨兩種選擇，一是在鐵籠裡將就過活起碼有瓦遮頭，二是流落街頭風餐露宿。在昂貴的租金面前，一個安全而有尊嚴的居住環境成為弱勢社群遙不可及的追求。

為什麼一個如此繁華的城市會有如此不堪的角落？住屋問題顯然只是一個流於表面的解釋，背後的原因，無法跨過香港的政治制度而不談。一直以來，商界對於香港的政治走向都具備很大的話語權。就拿最具爭議性的香港特首選舉為例，在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中，數個龐大的商業集團憑藉其廣闊的業務範圍，於不同的功能組別中都攫取數目可觀的選票，左右著行政機構的最高領導人選。在香港，政治制度表面上是要照顧到不同的社會界別，但實際上卻明顯向商界傾斜。這個地方的問題癥結不在於不夠富裕，只是財富從來都未能公平分配罷了。

影片的諷刺感非常之強，幾乎每一幀都發出對社會啪啪的打臉聲。例如在金錢社會下，住在同一屋簷下的籠民平日會為了蠅頭小利而爭吵不休，在危機關頭大多數人往往都各顧各，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賣集體。還有秉公執法的幫辦林Sir，不偏不倚到將自己的兒子親手送進監獄，在他人看來卻是死硬頸不懂變通，服務警隊多年仕途仍停滯不前。

總之，《籠民》處處都能是對現實社會的毒舌吐槽，拳拳都到肺到肉。但我認為腰潤得最出彩的是影片中運用的政治元素。政治在這個故事中的角色是極其無能的，甚至是大資本家壓榨底層百姓的幫兇。《籠民》中兩個油頭粉面的“茂李”議員充分體現了政治卑鄙無恥的屬性。

徐議員和周議員表面上都在為受迫遷的籠民發聲，並主動提出要親自入住籠屋體驗惡劣的居住環境，看上去甚為貼地及親民。但事實上，一切都只是一場偽善的政治作秀，他們真正的目的是搏取傳媒的鏡頭和大眾的關注，獲取上位的政治資本。更為醜惡的是，徐議員事實上與收樓的大財團是同一夥人，他煞費苦心捲入事件、接近住客，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私心——在籠民間挑撥離間，用所謂可觀的賠償金誘騙大多數住客簽署搬遷同意書，加快業主收樓的進程。在香港這個金錢社會，政治和商業的關係一直都是如此糾纏不清。

不出所料，兩位政棍的“努力”未能阻止籠屋被強拆的命運。一場擾擾攘攘的大龍鳳過後，籠民們照樣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像動物一樣被警察連人帶籠搬出公寓。如此魔幻現實的情節當然在這座城市引起一陣迴響，兩位“茂李”議員紛紛受到傳媒的追訪。此時，他們當初誓神劈願要幫助社會底層的雄心壯志經已一去無蹤，字裡行間透露出的都是無能為力和無奈感，用社會不同階層間棘手的矛盾衝突去掩蓋自己不作為的事實。

他們其實很清楚，在現行制度下，資本的積累和擴張必然以犧牲小市民的利益為代價。在這套遊戲規則下，無權無勢的籠民只能是必輸無疑。但他們依然要裝模作樣地抗爭一番，因為只有戴上道德的假面，才能在政治圈中不斷上游，獲取更多的名利和特權。如果虛偽做作才是利益最大化的生存之道，那我們如何要求政客付出真心為市民發聲？畢竟這個制度，褒獎的是貪婪與自私，而不是正直與善良。我們不能以自己的切身利益為賭注，去祈求能撞上人品不錯的議員，因為弱小的我們從來都輸不起。脆弱的制度令人民生活在不安裡，隨便一個突如其來的變故都能將現有的生活擊潰。

這部電影使我無法不聯想起近來的“北京切除”事件。幾十萬蝸居在城市舊區的底層人民被強行迫遷，在冬日的寒風裡，在街頭流離浪蕩。

他們說，這些樓房都有嚴重的安全隱患，居民必須要儘快搬離。

他們說，一月內發生兩場致命火災，搬遷的理由難道還不夠充分嗎？

他們說，居民三天內就要撤出這些危房，不然他們將採取強制手段。

於是，他們大條道理地斷水斷電斷氣段暖，窮盡一切手段趕絕曾經為城市的勃起努力付出的人民。現在這裡不再需要這些低端的人們了，他們的存在阻礙著這個城市繼續向前發展，抹黑了它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形象。

在他們眼中，這些人就像黏在地上污黑的口香糖，必須用最強勢的手段才能徹底剷除。這些人的來去與他們的自由意志無關，一切都取決於一份文件的某幾行字。在煙塵滾滾的大時代中，其實所有人，都只是一個可有可無的粒子，被某些人肆意無情地擺弄，在服從與反抗間苟活。

我不信政治，不信我們終會達到何種理想的彼岸。在政治冷感的主流之中，我選擇低調地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