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夢魘 ──從電影文本看應試教育的麥當勞化

高三夢魘 ──從電影文本看應試教育的麥當勞化 第一部份：理論溯源 「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是美國當代社會學家喬治·裡茨爾（George Ritzer）在其1993年發表的著作《社會的麥當勞化》中提出的概念。它指涉的不是麥當勞快餐店，而是現代社會的各個領域被快餐店原則所主導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過程。 裡茨爾在書中提出了麥當勞化的四個基本方面，即效率（Efficiency）、可計算性（Calculability）、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和控制（Control）。以麥當勞快餐店作為範例：「效率」意味著從一點到另一點的最佳方法，即顧客可以用最短的時間填飽肚子，員工可以更快捷更簡便地完成任務，經營者可以賺取更多的利潤；「可計算性」指的是生產和銷售過程中一切過程和結果的量化，例如做一個漢堡所花費的時間、每日漢堡的銷售數量以及每個漢堡的大小；「可預測性」是指產品和服務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必須確保是一樣的，例如不同分店的同一款漢堡彼此間不會有差別；而「控制」則是通過一些非人類的技術或者機器來實現，例如用不舒服的座椅來控制顧客用餐的時間，以及用自動化的流水線來控制員工的工作速度等等。 裡茨爾首先肯定了麥當勞化的積極作用，比如它使現代社會的商品和服務對時間和空間的依賴性比以前大大降低，還讓無論是何種種族、性別以及階層的人都能得到公平的、均等的待遇。然而，裡茨爾還是將論述的筆墨集中在麥當勞化的負面影響上。他認為，首先，它使各種機構和過程單一化和機械化；其次，對於過程的控制反過來控制了人，將人非人化（dehumanize）；最重要的是，當麥當勞化發展到極端，整個社會被編織成一張無所不包的大網，沒有任何個體能夠逃離。 裡茨爾的麥當勞化理論是繼承了馬克思·韋伯（Max Weber）的形式理性理論（formal rationality），而韋伯認為形式理性的弊端是理性的非理性（irrationality of rationality），最後將築成一個理性鐵籠「iron cage」。裡茨爾在著作的最後提出了嘗試打破麥當勞化鐵籠的一些方法，這些方法非常具體、瑣碎，瑣碎到就像是一本個人生活指南，並未能在更宏觀的層面給出解決方案，而另一方面，這正是對麥當勞化進程的不可抗拒性的一種悲觀表達。 第二部份：現象分析 裡茨爾在論述麥當勞化的四個基本方面時，都選擇了高等教育作為其中一個例子來展開闡述，認為高等教育是已經被麥當勞化侵佔的領域。其實不僅僅是高等教育，一切形式和等級的教育都在經歷著不同程度、不同階段的麥當勞化。漢語中的「教育」一詞本身就具有這樣的特性。「教」字可以拆分為「孝」和「攴」兩個部份，「攴」為象形字，象以手執杖或執鞭之形，意為輕輕地擊打；「育」為母產子的象形。許慎（1981）在《說文解字》中解釋為：「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養子使作善也」。可見在漢語中，「教育」一詞原本就有上行下效的暴力控制和訓誡意味。 教育題材的電影在影史中屢見不鮮，比如1968年弗雷德裡克·懷斯曼（Federick Wiseman）的《高中》（High School），1989年彼得·威爾（Peter Weir）的《暴雨驕陽》（Dead Poets Society），1998年格斯·范·桑特（Gus Van Sant）的《驕陽似我》（Good Will Hunting），2004年克裡斯托伕·巴拉蒂（Christophe Barratier）的《歌聲伴我心》（Les Choristes）。2005年，周浩導演的大陸紀錄片《高三》，記錄了中國福建省武平縣一所普通中學的一個高三畢業班全體學生的真實生活。而武平一中高三（7）班這一個小小的班級，正是對每一個中國學生已經經歷的、正在進行的、或即將迎來的這一個特殊的人生階段最真實的縮影。2006年，尼古拉斯·希特納（Nicholas Hytner）導演的英國劇情片《歷史系男孩》（The History Boys）講述了八個優秀的高中男生在兩位教學風格迥然相異的老師的教導下準備牛津和劍橋招生考試的經歷。這兩種分別以統一考試和個性化發展為導向的教育理念，姑且可以被俗氣地成為「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 高中三年級是中國應試教育體制的極端發揮，其麥當勞化特質在紀錄片《高三》中有集中的體現，對裡茨爾提出的麥當勞化的四個基本方面均有所印證。 1.效率 麥當勞化的第一個方面即為效率。效率公式的分母上擺放的是時間，因而時間成為效率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尺度。時間的流逝在《高三》中不斷得到強調，影片中教室黑板上方牆壁掛著一面鐘，黑板右上角每天都會寫上新的日期和高考倒計時，配以一個女生林佳燕的日記獨白：「4月8號，離高考還剩58天。」而鏡頭一轉，學生們正以最快的速度記誦著各科課本上的考點條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強調時間的線性流逝，《高三》的時態幾乎永遠是現在時，人們拒絕談過去，對未來亦只有「考上大學」「改變命運」「辛苦這一年，開心一百年」這類空洞的揣測，鮮有人認真思考過去和未來的問題。在被過去時和將來時同時拒絕以後，影片只剩下漂浮的現時。一切高三的學生，眼前只有當下，當下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這一刻正在計算的一道數學題或是正在論述的一道政治題，它比一切都重要。面對考試，理科生被要求以最少的步驟解題，而文科生被要求以最精簡的字數答出要點。一切都像是速度的遊戲，跑得越快，才能在這個麥當勞化系統中得到越高的獎勵，所以林佳燕在日記裡對自己說：「只要你咬緊牙關，閉上眼睛，拼命往前跑，總有一天你會成功的。」 2.可計算性 麥當勞化社會的焦點集中在產品的數量而非質量，體現在創造出數量的幻覺的廣泛努力以及把生產過程和服務過程還原為數字的傾向（裡茨爾，1996）。應試教育的核心是考試，而考試的本質就是量化。對考試來說，一個人的智力和能力，只用一個數字便可下結論，並且只有這個數字是有效的。所以對於高三學生和老師來說，分數就是一切。《高三》中第一學期半期考試出成績后，班主任王錦春和對桌的老師在辦公室里比較自己班級的考試結果： 王錦春：「你的幾個？包括110的？」 對桌老師：「31個。」 王錦春：「你31個？比我們班多6個。我才25個。」 對桌老師：「我的班80分的更多啊。」 王錦春：「80分的我才兩個。」 老師之間對於教學結果的攀比最終是落實在數字上，在他們眼中，這些屬於群體的數字已經超越了每個學生作為獨特個體存在的意義。電影《歷史系男孩》中，校長有意開除以擅長自由的啓發式教學的老師赫克托（Hector），他說出的真正理由是，「但他的教法出人意料，難以評估」。他使用了unpredictable和unquantifiable這兩個詞，并緊接著說，「我如何量化他的教學成果呢？」（How do I quantify that?）在這個問題上，老師就好像是快餐店的僱員，而衡量他工作好壞的標準無非是在既定時間內做出了多少個合格的漢堡。 3.可預測性 可預測性強調紀律、系統化、常規，以使事情從一地到它地、從一時到它時均表現得一樣（裡茨爾，1996）。網路上流傳著這樣一則笑話：在「百度」搜索引擎的搜索欄打入「如果人生剩下八年該怎麼過？」，百度會自動提示「您是不是要找《五年高考三年模擬》」。而近日，央視新聞官方微博發起的微調查「對你影響最大的一本書」結果出爐，與《紅樓夢》《簡愛》《活著》一同上榜的，竟也是這本《五年高考三年模擬》。每一個高三考生，都經歷過研究近五年各地高考試卷和近三年各地模擬高考試卷的階段。而《高三》中，班主任王錦春由於得知今年試卷命題組較多為福州市的老師，建議以福州市的模擬卷為預測依據。高考語文開考前，他又突然向全班同學預言：「如果出現新題型，和試卷結構分值的變化，不必驚慌失措，因為這早在我們的預料之中。」之後的考試果然出現了題型的調整，老師的預測得以證實，同學紛紛表示受益。從以往的試題中找出規律，用以預測下一屆試題，這個行為的基礎就是高考試題的可預測性。 4.控制 控制即以非人的技術代替人，使他們成為麥當勞化過程中更為適應的參與者（裡茨爾，1996）。應試教育中的控制體現在考試對人的控制、老師對學生的控制、動物性對人性的控制等等方面。當麥當勞自動化機器的權力淩駕於員工和顧客至上，考試的權力也早已扼殺了學生某些最基本的生活權利。學生的作息時間不能自主安排，早操音樂響起就必須下樓，《中學生守則》規定不准談戀愛，去網吧上網更是需要半夜翻牆。學生的人權，早已被淹沒在規則和制度的權力中。不守規則的學生，在制度教育中永遠被看作異類、壞分子、問題少年。2004年的法國電影《歌聲伴我心》（大陸譯為《放牛班的春天》），中文標題就加入了「放牛」一詞，將影片的主人公們劃進了問題少年的群體，並在一開始就將這批學生集中在一起，最後以他們被感化、馴服而收尾。然而被控制的不僅是學生，甚至還有家長。《高三》中第一學期開學時就出現了一次家長會的場景，班主任王錦春向家長提出了一些要求：「一定要把你孩子明年的升學問題當成你一年當中的頭等大事來抓。」「你一定要在你孩子面前灌輸吃苦觀念。」「在這一年裡面，我希望各位家長能夠夫唱婦隨，夫妻之間關係要很和睦，家庭氣氛要很融洽，千萬不要去鬧離婚什麼的。你要離婚，等你孩子考出去后再離。」可見，這個龐大的應試教育體系涉及的所有人，都必須以考試為中心，一言一行都要受其制約。 第三部份：結果批判 高度麥當勞化的教育制度必然帶來兩個嚴重的後果，即均質化（homogenization）和非人化（dehumanization）。 1.均質化 均質化是現代社會無法逆轉的趨勢，從人們逐漸只使用蘋果和三星的手機開始，社會的差異性正在一步步不斷被縮小。2011年英劇《黑鏡》（Black Mirror）第一季第二集的場景頗具諷刺意味：一群衣著統一的人，生活在四面被黑色玻璃包圍的健身房里，每天踩著一樣的單車，吃著一樣的蘋果，消遣著一樣的節目。這是對現代社會合理化過程的最終後果的極端預測和警醒。個體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小，人們無限趨近於一個最合理的結果，最終變得一模一樣，這就是均質化。《高三》中王錦春感嘆說，「越往下、越往後，越不好教、越不好教育了，因為他們很多想法跟我們不一樣啊。」應試教育要求所有學生的想法都是一樣的，政治課期待「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樣千篇一律的答案，而高考作文則要求學生寫出結構標準、價值觀統一的八股文。可是，那些寫出價值觀正確的作文的學生，甚至連價值觀到底是什麼都並不清楚。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在2001年這樣評價過高考作文：「當一個人剛剛開始學著獨立體驗生活的時候，甚至當這還沒有開始的時候，就要簡化、甚至是取消他的複雜性感受了。」均質化意味著統一的取捨，也就是說，一定會出現個體難以自主的失去。「課程」的英文lesson，前半是less，已含減少之意。麥當勞快餐店最直接的後果即為顧客營養的缺失，一個麥當勞的漢堡只提供澱粉、脂肪、蛋白質這些最基本最廉價的營養，而減省了維生素、纖維素和微量元素這些不可或缺的成份；而應試教育所提供的是語法、計算、背誦、模擬這些基本技能和解題技巧，卻對個體的興趣、喜好、個性、價值和追求視而不見。 然而均質化並不意味著平等。相反，它正當化了不平等。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區隔：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中指出，文化資本標示了階級之間的差異（1984）。一個人的未來發展會由受教育時期的文化資本差異來決定。表面上，考試似乎象徵著絕對的公平，無論種族、性別、階層，每個人都將面臨同樣的試卷。其實不然。在面臨考試時所作的準備工作、所依賴的教育資源和成長環境，與種族、性別、階層都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高三》片尾字幕列出了所拍攝的武平一中高三（7）班的最終高考結果，成績最好的林佳燕不過只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學，而其餘學生大部份走不出福建省，更多選擇複讀的同學連區區一座武平一中也走不出去。片頭王錦春口中出現的考上北大、復旦的學生，對一個經濟落後的小縣城來說，只不過是鳳毛麟角。並非這裡的學生不聰明或者不勤奮，相反，他們比許多經濟發達地區的學生在為考試的準備上多付出了數倍的努力。而如果換作一所上海的中學，考上復旦的比率就大得多。在這樣的事實面前，堅持認為高考極度公平的說法是難以立足的。當然，這種不公平不能只歸咎於應試教育，它背後還有一系列複雜的原因。這裡的結論只是，裡茨爾所說的麥當勞化使人得到平等待遇的正面作用，在教育中並不成立，相反，正是由於麥當勞化帶來的統一標準，加劇了隨文化資本差異而與生俱來的不平等。 2.非人化 非人化是通過控制來實現的，而控制的手段就是監視和規訓。「學科」的英文discipline，與規訓同意。裡茨爾在論述麥當勞化的四個方面時，每個方面都分別使用了快餐業、高等教育、醫療、工作場所為例展開。有趣的是，這些領域所對應的建築載體諸如工廠、醫院、學校等等，都非常近似於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 1785）提出的「全景敞視監獄」或稱「圓形監獄」（Panopticon）。邊沁的這一設計想法是出於以人性、人道、經濟的名義反對酷刑，而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1975）在著作《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中提出酷刑的廢除與人性、人道無涉。傅柯認為圓形監獄作為一種推翻傳統牢獄原則的制約機制，其主要後果是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種有意識的和持續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權力自動地發揮作用。這種帶著人道主義假象的刑罰背後，是一種精心計算的懲罰權力經濟學。而麥當勞化從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中所沿襲的，正是傅柯所說的，總管可以暗中監視所有的下屬僱員：護士、醫生、工頭、教師、獄卒。他能不斷地評定他們，改變他們的行為，要求他們使用他認為最好的方法（1975）。圓形監獄並非人道主義和人性化的象徵，它減少了行使權力的人數，而增加了受權力支配的人數，是非人化的加強。傅柯將其視作凡爾賽動物園，人如同動物一樣，被圈養，被觀看，最終成為馴順的肉體。《高三》中，一對「早戀」的學生在樓下保持著一種微妙的距離漫步而過，而鏡頭搖向左上方，便是班主任洞悉一切的監視眼神。那些最聽話、最順從的學生往往能得到褒獎，而敢於挑戰規則、敢於破壞制度的學生，卻被歸入差生的等級並施以更為暴力的權力手段。片中唯一敢於翻越圍牆並自始至終堅持這種反抗精神的學生鐘生明，卻在班會上承認了這個制度強加於自己的等級劃分：「龍生九子，各個不同。我覺得既然有優等生、中等生和差等生的分別，那麼像我一樣的差生……」他是全片中唯一曾表現出獨立思考能力的學生，當優等生林佳燕還在計較著「今天做語文考卷，居然錯了6個，人家才錯兩個或者三個」的時候，鐘生明已經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學會了用網絡遊戲賺錢謀生，在自己喜歡和擅長的領域一步一步深入，他選擇效忠於自己的目標，而非別人給他製造的目標。可是，這個壯志激揚地說出「他年若遂淩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的勇士，在片尾字幕中卻被殘忍地宣判為「複讀」。 《高三》片尾有一段新聞數據：「今年全國高校招生計劃475萬人，其中本科230萬人，今年報名人數總計是867萬人……」王錦春在開學初就從這些數據中為學生歸納出了結論：「也就是說四個人考一個人，你要打贏三個人才能考上本二。」應試教育讓學生從小就被灌輸了戰勝別人以取得自身勝利的理念。都說高考是一場「無硝煙的戰爭」，但我分明看見學生被拿走的那「半條命」──個性、自尊、對同學的友愛、對於生活的基本認識和對世界的平衡感，全被當做了彈藥，燃燒成一股股敵意的黑煙，升騰在這個形式理性鐵籠的上空。影片中有一個非常猙獰的場面，為了鼓舞士氣，全班同學一起聽齊秦的《狼》，老師動員大家「會唱的一起跟著唱！」這一群還未走出象牙塔的少年，在還沒有面對這個世界真正的風雨之前，在還無法體會這首歌背後的現實隱痛之前，就已經被取消了人性，而只允許被留下狼性。 如果說高度麥當勞化的迪士尼樂園是提供美好社會的假象（王建元，2003），讓人誤以為現實的世界是真的，那麼高度麥當勞化的應試教育系統則是提供了一種美好前途的假象，讓人誤以為此刻的懸樑刺股和錙銖必較才是人生的真實。片中女生反覆哼唱著朴樹的《那些花兒》，與花兒一同隨風而去、散落天涯的，是這些少年一輩子只有一次的，本應被彌足珍惜、精心對待和認真體驗的青春。應試教育的非人化，在班主任開學時要求學生「給我拿出半條命來」之時就已註定。半條命已經走失在高考的路上，而剩下的半條，大約也不能被稱為完整的人了。 （結語略） 引用及參考文獻 Ritzer, G. (1996).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fe. Newbury Park. Smart, B. (Ed.). (1999). Resisting McDonaldization. Sage.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Random House LLC. Barker, C. (2012).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Sage.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顧建光. (1999). 社會的麥當勞化(原作者: 喬治·裡茨爾). 上海譯文出版社. 劉北城, 楊遠嬰. (2007). 規訓與懲罰(原作者: 傅柯).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王建元. (2003). 文化後人類：從人機複合到數位生活.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張新穎. (2005). 打開我們的文學理解. 山東文藝出版社. 許慎. (1981). 說文解字. 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