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最難的不是答案，而是理解

文／王曉玟

出自金鐘編劇呂蒔媛之手、年輕導演林君陽執導，這是台灣第一齣以隨機殺人案為主題的電視劇，為動輒高舉正義旗幟、喊打喊殺的台灣社會，提供了多一點點理解的可能，多一點點寬恕的機會。因為，看過《我們與惡的距離》後就會明白，我們與惡，並不遙遠。

（※本文與影片可能有劇透，請斟酌觀看）

《報導者》邀請《我們與惡的距離》導演林君陽，解釋吳慷仁飾演的律師與殺人犯家屬的關鍵對手戲。

平常滴酒不沾的金鐘影帝吳慷仁，這次難得破例。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裡，吳慷仁飾演為隨機殺人犯辯護的人權律師王赦。最重的戲，落在第五集，劇本上只有兩頁，台詞又少。在這場戲，王赦可能會失去無法接受他工作性質、有孕在身的太太美媚（周采詩飾演），他必須又笑又哭，向岳父捍衛自己的理想。如果繼續堅持為殺人犯辯護，他會失去家庭；若要維繫家庭，他必須拋棄人權律師的工作。為了讓角色有說服力，吳慷仁說，他是喝了一點小酒才上戲。這段對白，字裡行間透著奮不顧身的天真、理想與家庭難兩全的苦澀：

「『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你有標準答案嗎？』這不是很幼稚、拿來說嘴的一句話，也不是很兇、自以為正義的一句話，這是王赦這個角色最難講的一句話，」吳慷仁回想。

為了飾演這個角色，吳慷仁拜訪了廢死聯盟、法扶律師、人權律師，嘗試去理解王赦這個角色的動機。「對我來講，最難的不是詮釋，而是理解，」他坦承，當他第一次看完《我們與惡的距離》劇本時，實在不知道怎麼演。

一個演員的道德兩難，也折射出台灣社會面對隨機殺人犯的道德兩難：你理解了就沒辦法譴責，你譴責了就沒辦法理解。

平庸的惡，不遠的惡

這是第一次，台灣有了以高度爭議性、隨機殺人案為主題的電視劇。

由林君陽執導、金鐘編劇呂蒔媛執筆、大慕影藝製作，這部10集的電視劇從一場無差別殺人事件為起點，延伸出加害者家庭、受害者家庭，各自在巨大的黑暗創傷中蹣跚前進、追尋稀微希望之光的故事。

第一集，賈靜雯、溫昇豪飾演的受害者家屬，和陳妤飾演的加害者家屬，在電視新聞台狹路相逢，把立場對立的兩方拋入慣於製造立場的新聞場域中。《我們與惡的距離》像是一把鋒銳的手術刀，在所謂正義的表面劃出一道又一道的縫隙來，每個人心中竄流不息的小奸小惡如膿血汩汩流出。

我們與惡，若即若離。

即時媒體氾濫、鄉民正義當道，當我們轉開電視收看劣質新聞、或在臉書留言辱罵的那一刻，我們與惡沒有距離。法庭上是否總是鐵證如山？死刑判決是否沒有瑕疵？槍響的那一刻，我們與惡沒有距離。把危害社會秩序的想像烙印在精神疾病患者身上，用《精神衛生法》強制患者就醫時，我們與惡，可能也沒有距離。

在人人都是正義使者、急於標籤他者的時代，《我們與惡的距離》取材橫跨新聞、法律、醫療、社福領域，寫實又同理，在盲動的台灣社會中拉扯出一片友善而寬闊的思考空間，讓大家流淚過後，停下來，撕下身上穿戴的意識形態和立場，互相聽一聽，靜下想一想。

犀利的選題，強悍的編、導、演陣容，讓這齣戲未播先轟動，已被HBO Asia相中，將同步在公視、HBO Asia、CatchPlay串流平台播出。《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台劇一片低迷中，似乎有闊步走出台灣、走向國際的希望。

「這是我們給自己的期許，有了這麼好的劇本，我們能不能匯聚所有能量、做到接近想像的樣子，」大慕影藝製作人林昱伶第一次做戲，就拉高企圖，即使超支公視的4千萬台幣預算，也甘之如飴。

「要走出同溫層，」林昱伶希望，戲劇可以形塑多元思考，讓觀眾可以感受到，真正的對話，是與自己有不同信念的人交談。

這也是台灣影視製作史上，難得編劇先行、極度尊重編劇的案例。

金鐘編劇呂蒔媛應公視之邀、完成劇本後，公視邀請數個製作團隊競標。她主動旁聽競標過程，發現有些製作團隊會針對為什麼會發生無差別殺人事件，急著給一個毫無懸念的答案。

不給答案，不貼標籤

「但我就是很堅持不要，因為你給了答案，就是貼上一種標籤，」呂蒔媛說。

後來她參與合作的團隊，包括38歲的導演林君陽，是一群懷抱夢想、文藝氣息濃厚的年輕製作團隊。「我是社教派嘛，阿嬸編劇的邏輯是，誰想看到世界末日呀？君陽導演的團隊就是給了一個比較療癒的結局，」她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

林君陽回想，當他拿到12頁的分集大綱時，他就被預料之外的共鳴撼動得紅了眼眶。「我知道自己遇到了一個非拍不可的故事，」他說。

12頁的分集大綱，白紙黑字間依稀有著他的青春在翻飛。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畢業的林君陽，自己就是轉戰電影、戲劇的媒體人。他沒忘記，大學第一堂課媒體識讀，上的就是比報，從厚厚的傳播社會學課本上，他讀到，媒體作為守門人的職責與使命、第四權、無冕王⋯⋯。

「畢業多年，我當然知道，那些只是象牙塔裡的學問。只是，美劇《新聞編輯室》（News Room）裡的理想主義仍然深深打動我，人類集體可以為了對現實的不滿、追求更美好的未來，而產生利他的行為。我很愛看戲劇中為了信念而戰、奔波折磨的角色，那也給予了我們在生活裡往前邁進的勇氣。我第一次看到蒔媛姐的分集大綱時，就想起當年看《新聞編輯室》的省思和感動，」林君陽歷歷在目。

那一抹理想主義的天真，混雜著想要開啟公共對話的企圖，在編、導、演第一線激盪和討論時，就已經展開。

吳慷仁回憶起和法扶律師會談時，有些律師談到殺人犯、想起被害者那血肉模糊的照片，仍然氣到手在發抖，餘怒未消，卻要替眼前的「冷血殺人魔」辯護。

「並不是不在乎表面的恐懼和憤怒，只是要去思考，如果不去理解，好，開槍以後呢，處理掉一個個案，還會有千千萬萬個個案，」吳慷仁不諱言，這角色也讓他再度審視自己支持死刑的立場，思考國家的權限和刑罰的有限性。

罕見呈現加害者家屬心境

追劇的觀眾會發現，這部劇更大膽地工筆描繪加害者家屬心境，讓觀眾赤裸裸看見，亟欲隱姓埋名、背負罪責的加害者家屬，也是司法系統、媒體亂象的受害者。

有一幕，新聞播出隨機殺人犯李曉明被槍決的新聞，任職品味新聞台編輯、殺人犯的妹妹李大芝（陳妤飾），對新聞部主管、受害者家屬宋喬安（賈靜雯飾）傷心大喊：「你們（媒體）殺的人，不會比我哥少。」每一場衝突，都激起同理心。

自從鄭捷案後，整個社會都在探問：究竟，普通人是怎麼變成惡人的？什麼樣的家庭，會養出隨機殺人犯？

對呂蒔媛來說，想要理解的動機非常強大。

自稱中了華人文化系統「好媽媽魔咒」的呂蒔媛，非常害怕，如果不去理解隨機殺人犯的心理機制，自己的兒子會不會哪一天也變成這社會千夫所指的「惡人」。

這是每一個媽媽心底最難以言說的恐懼：我不是一個好媽媽，我沒把兒子教好。更多內容請看報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