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龍為什麼從「平民功夫英雄」淪為華人世界的過街老鼠？

香港影星成龍，原名陳港生，祖籍中國安徽。成龍於香港出生，沒受過正統教育，六歲認知名戲曲武生于占元為義父，於于占元主辦的中國戲劇學院，學習京劇與武術，並參與七小福戲班演出，藝名元樓，為元家班的成員。

70年代，由於電視電影的普及，傳統戲曲式微，元家班成員紛紛投入電影武行的工作。香港出產的功夫電影，動作技術之經典，可說世界電影史首屈一指。如果要說香港動作電影的武行班底，即以元家班與袁家班影響最大。而元家班成員成龍與洪金寶發展出來的成家班與洪家班，影響8、90年代香港功夫片風格甚大。

洪金寶的個人成就，可說極為傑出。他集編、導、演為一身，所發展出來的功夫喜劇，奠定了8、90年代，香港動作電影的元素。1980年的影史經典《鬼打鬼》，結合社會奇情的靈異、鬼怪、殭屍、喜劇、功夫等諸多元素，也左右了其後近20年的香港電影類型。電影本身不說，但純論個人的片房與名氣，洪金寶卻還是差了師弟成龍一截。這其中也自有原因。

奠定成龍成為一代巨星的電影，是1978年袁家班指導的功夫電影《蛇形刁手》。本片有別於劉家輝那類傳統功夫片的英雄形象，讓主角以詼諧、逗趣的演出，與真功夫，造就了當年極盛的票房，也捧紅了成龍。而差不多在80年代初期，洪金寶的功夫喜劇，與成龍主演的一系列功夫喜劇，也帶動了香港功夫片紅遍亞洲的熱潮。

成龍主演的電影有兩大特色。一個是電影的主角只有兩個形象（改編自日本漫畫的《城市獵人》例外），不是軍人、警察等維持正義的角色（偶爾有俠盜之類的），就是市井小民。主角常常因故扯入了惡勢力的鬥爭，最後打敗壞人。

功夫片的核心，每每在於主角必須是個英雄。這個邏輯從最初的《火燒紅蓮寺》到李連杰（在《致命武器4》裡面只是配角）和甄子丹都沒變過。這邏輯大概就像武俠小說的主角沒幾個是壞人一樣，是一種片型設定。而成龍發揮了他個人形象的極限，論英雄氣概他遠不如無人能出其右的李小龍，而搞笑逗趣的表演與拳拳到肉的武打是他的才能。他在這兩個基礎上，做出了比師兄洪金寶更大的一步。

成龍的電影從1983年的《A計劃》開始，在動作設計的套路上，增加了武打的逗趣性。他將日常用品從木梯、燈具等隨手可得的物件，放到武打之中動作華麗具有美感，又有特技的趣味，這點可說是成家班的特長。而個人親身演出危險的動作，並放到片尾的花絮場面，也讓觀眾生出一種親近的投入感。個人演出飛車動作，《警察故事》從五層樓高躍下一鏡到底，《A計劃續集》裡被倒下的花牌砸頭，都是他的成名作。

成龍不像李小龍一般，可以靠著英雄氣魄與絕世武功，在鏡頭上痛打白人，讓全球第三世界人人崇拜。反而他在鏡頭前總是被壞人狠揍，痛得咬牙切齒，一點氣概都沒有。在他的《快餐車》、《紅番區》裡面，還被白人痛扁，最後靠努力與毅力擊敗對手。這種小人物的苦勁，反而讓觀眾感到貼近。「平民功夫英雄」可說是成龍為世界影史塑造出來的一大特性。

Photo Credit: 《A計畫續集》（'A' gai wak 2,1987)，IMDb

而這兩個特質，也讓他紅遍亞洲，成為一代巨星。連素來以為自己是亞洲中心的日本，在許多文化文本內隨處也可見成龍的形象，許多日本的影視作品皆有向他致敬的部分。成龍在通俗文化的影響上超越香港，是8、90年代的指標性人物。

如此一代巨星，應該要像他的師兄弟洪金寶、元奎（打入好萊塢）一般，憑自己的成就，受社會大眾景仰。成龍在電影界的位置幾乎已經蓋棺論定，甚至連美國奧斯卡金像獎都於2016年頒給他終身成就獎。華人影星當中，根本無人有此殊榮。但奇怪的是，成龍最近的聲望，卻像是過街老鼠一般，受到華人世界的普遍唾棄。

原因在於，成龍的個人形象牽動著華人心中的期待。許多人總是期待名望高的人，有比自己更高的道德表現，但成龍做不到。他在面對香港回歸中國的時候，犯了一個文化水平不足的錯。

怎麼說呢？香港人因為著商業的成就，向來在華人社會中有一種特別的優越感。一方面香港人是華人，卻也曾是英國殖民地下的子民。殖民地的被統治者缺乏自主權並想要尊嚴，而香港的影視娛樂在亞洲名列前茅，作品中呈現的種種香港庶民文化，受到全世界的肯定，這足以令他們自傲。

結果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後，英國統治下原本還有限度的自由，卻在中國的統治下越來越少。內地與香港的各種往來，更讓他們意識到香港文化與中國之間的差異。香港人回歸前隱隱有反英的態度，常在影視作品內，用嘲諷的方式抵抗（成龍的電影就很多，兩部A計劃最明顯）。但在回歸到「祖國」之後，那個不得不接受統治，又不想接受統治的窘境，就使香港人陷入困境。

成龍惹怒華人的點，就在於他對於回歸中國這件事保持著極大的熱情。雖然有不少香港人在政治立場上主張統一，問題在享受過英國有限度的民主統治後，面對一黨專政的中國政府統治，香港人普遍具有反動意識，只是一時無法發作。

而成龍在公開的發言中卻屢屢挑動香港人的敏感神經。他講出了不少世紀名言，例如2007年曾公開表示「中國人是需要管的」，2009年他出席海南博鰲亞洲論壇又表示：「香港和台灣因太自由而很亂，所以中國人一定是需要管的，否則便會為所欲為」，2012年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訪問時還特別重申，：「中國人一定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