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复旦历史副教授仇鹿鸣认为李世民影响初唐史料编撰？

仇鹿鸣水平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李世民影响了初唐史料编撰。

但我认为，这种影响程度相当有限。

举几个例子：

春秋时崔抒杀史官。汉武帝删改史记。符坚看起居注并想烧毁。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受“国史之狱”牵连，被夷灭九族，时年七十岁。

隋朝不许私自修史，隋文帝·杨坚亲自下召明令禁止。

后代修史，并非只根据前朝实录来写史书。

南宋李焘，元代史官，为何不采用宋太祖宋太宗实录的记载？他们又是怎么知道北宋开国发生的事的呢？他们如何知道赵光义篡改史书的？

司马光处在北宋，为何所写笔记里否认宋太宗赵光义是陈桥兵变的功臣这件事？司马光为何敢？不是说当朝不敢说话的嘛？

赵二一个彻头彻尾的文人，太祖实录修改了二十余年，依旧漏洞百出，

李世民这手段相比太高啊，现代学者们，大约从1984年质疑到2021年，37年还找不到唐太宗改史的实锤证据。

假如你推测：唐代的史官，节操不如司马光。

那么，在《资治通鉴》里，晋阳起兵部分，司马光为何不采信温大雅的说法？照理说，北宋能看到完整版本的“高祖、太宗兩朝實錄”，今天的我们全都看不到了。

司马光的一手史料，远远比1000年后的现代学者多得多。

仇鹿鸣教授原文：“這構成了後世認知唐開國史的基本史料。高祖、太宗兩朝實錄皆完整保存到了宋代^[1]，宋人纂修《新唐書》、司馬光編撰《通鑑》時仍多有參酌，兩書雖在資料上有增益之處，但總體上仍承襲實錄與《舊唐書》的敘事^[2]。”

改史会留下蛛丝马迹，会有证据。

而且查阅一些文献，部分学者对《大唐创业起居注》评价也不高。

比如说：谁是大唐王朝的真正缔造者 - 中国知网

《谁是大唐王朝的真正缔造者》.刘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高句丽研究室.《社会科学战线》. 2014,(07)

摘要：近年来,有一种观点逐渐占据了学界的主流地位:唐太宗并不像史书所载那样功高盖世,李渊为缔造大唐王朝和统一中原所建树的功勋不容置疑,史书有关李渊父子功过的记载存在着严重的倾向于唐太宗的曲笔。其论据主要有二:一是《大唐创业起居注》;……而文章认为,史书所载虽不无曲笔,但《大唐创业起居注》曲笔之处尤多。书中吹捧神化李渊之语随处可见,且多有不合逻辑与自相矛盾之处,其严谨程度与可信性远不如两唐书等正史。

《大唐创业起居注》校记 - 中国知网

《大唐创业起居注》校记.杨希义.西北大学

正文：《大唐创业起居注》(以下简称《创业注》)是隋唐时人温大雅于义宁、武德年间撰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该书主要记述了李渊从太原起兵到正式建唐期间三百五十七日的历史。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史书的点校本。点校者在“点校说明”中对该书作了如下评价：“因作者长期参与机务，其记李唐创建史，与新旧《唐书》、《通鉴》等书相比较，不但材料丰富详备，而且可靠得多。再者，该书撰成于义宁、武德年间，下距玄武门之变尚有八、九年，故还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李渊、太子建成等人在创建唐王朝过程中的活动及其所起的作用，没有后出的正史、《通鉴》那样的依据贞观史臣删定国史、实录，夸大李世民的作用、贬低李渊等人的倾向。从《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记述的历史事实来看，李渊不是无所作为的庸人，而是一个富有政治经验的、颇具韬略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个久经征战、老谋深算的军事家。这应当是较为可信的。”笔者经过对该书的认真披阅，并与有关的唐代文献相互参证，觉得《创业注》一书并不是如点校者所说的那样“详备、可靠”，其对历史事实的记述错舛、疏漏以及回护隐没之处，屡有所见。现校记如下：

一、李渊任职太原道安抚大使及太原留守的时间

《创业注》卷一有云：
初，帝(指李渊，以下均同)自卫尉卿转右骁卫将军，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隋大业十二年，炀帝之幸楼烦也。
按：据《隋书·炀帝纪》载：“大业十一年五月己酉，幸太原，避署汾阳宫。”又据《通鉴》卷182，炀帝大业十一年四月条载：“(炀帝)幸汾阳宫避署。……以卫尉少卿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司马光又在《考异》中对《创业注》的系年作了如下按语：“(大业)十二年帝未尝幸楼烦，今从《高祖实录》在幸汾阳宫时。余按隋志，汾阳宫正属楼烦郡，自可以言幸楼烦，但有十二年、十一年之差耳。”《旧唐书·高祖本纪》亦云：“(大业)十一年，炀帝幸汾阳宫，命高祖往山西、黜涉讨捕。……十二年，迁右骁卫将军。”由以上诸书记载可知：`李渊任职太原道安抚大使(或称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山西黜陟讨捕大使)的时间是在大业十一年隋场帝幸汾阳宫避署之时，第二年又迁右骁卫将军。《创业注》将李渊任使系于大业十二年，当误；其次，该书又将李渊于大业十二年迁右骁卫将军系于任安抚大使之前，又误。
《创业注》卷一又云：
炀帝后十三年，勅帝为太原留守，仍遣兽贲郎将王威、兽牙郎将高君雅为副。……既而历山飞众数不少，劫掠多年，巧于攻城，勇于力战。南侵上党，已破将军慕容、将军罗侯之兵；北寂太原，又斩将军潘长文首。
按：从上述记载可知：李渊任职太原留守当在历山飞南侵上党、北寇太原之时。但据《隋书·扬帝纪》云：“(大业十二年夏四月)癸亥，魏刁儿所部甄翟儿复号历山飞，众十万，转寇太原。将军潘长文讨之，反为所败，长文死之。”《通鉴》正是据此将李渊任职太原留守的时间系于大业十二年，当以《通鉴》为是。《创业注》与两唐书《高祖本纪》诸书系李渊任职太原留守的时间均误。

二、晋阳起兵的动因

据《创业注》卷一所载，大业十三年初，因为太原留守李渊和马邑太守王仁恭兵败于突厥，被隋场帝分别判为“囚系”与“处斩’之罪，不久又遣使者予以释放和赦免，山此使李渊萌生了晋阳起兵的动因。其文曰：

炀帝之幸江都也，所在路绝，兵马讨掩，来往不通，信使行人，无能自达。惟有使(者)自江都至于太原，不逢劫掠，依程而至，众咸异焉。初，使(者)以夜至太原，温颜将宿于城西门楼上，首先见之，喜其灵速，报兄彦弘，驰以启帝。帝时方卧，闻而惊起，执彦弘手而笑日：“此后余年，实为天假。’遂谓秦王日：“吾闻惟神也，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此使之行，可谓神也。天其以此使促吾，当见机而作。”雄断英谟，从此遂定。

按：据《通鉴》卷183，义宁元年三月条载：促使李渊举行晋阳起兵的动因是因为晋阳宫监裴寂以宫人“私侍”李渊，在“恐事觉并诛”的胁迫下，才最终接受了次子李世民和刘文静等人的建议。

其文曰：“先是，裴寂私以晋阳宫人侍渊，渊从寂饮，酒酣，寂从容言曰：‘二郎(指李世民)阴养士马，欲举大事，正为寂以宫人侍公，恐事觉并诛，为此急计耳。众情已协，公意如何?’渊曰：‘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又据两唐书有关纪传所载，在李渊任职太原留守前后，次子李世民和晋阳县令刘文静及唐俭、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曾为晋阳起兵作了大量的酝酿和准备工作，又通过结识的同李渊过从甚密的裴寂进行多次说项，均不得要领。即使在李渊兵败突厥，炀帝派人囚系，李世民劝他逃匿“芒砀山泽”时，李渊仍然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说：“今遇时来，逢兹锢系，虽覩机变，何能为也。然天命有在，吾应会昌，未必不以此相启。今吾励谨，当敬天之诫，以卜兴亡。自天佑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创业注》卷一)到了实在无计可施的最后时刻，世民文静诸人才采取了以***的方法，强迫李渊“从之”。笔者认为，上述诸书记载，符合情理，较为可信。正如吕思勉先生在他的《隋唐史》第二章第一节中所说：“其(晋阳)起兵也，实由裴寂以晋阳宫人私侍之。’《创业注》一书由于受到体裁的限制，疏漏了李世民和刘文静等人对晋阳起兵所作的大量准备工作；同著，又出于对李渊的回护有意删去了李渊被晋阳宫人“私侍”一事；又为了溢美李渊，竟将炀帝所遣“释帝而免仁恭”的使者“依程而至”，说成是李渊发动晋阳起兵的“雄断英谟，从此遂定”的动因，实在是牵强附会不足为信的。《通鉴》等书对《创业注》这个谬误记载不加采用，正是司马光等著名史家慧眼独具的表现，决不是“夸大李世民的作用，贬低李渊等人的倾向”。

三、关于连结突厥的问题

《创业注》卷一云：
(大业十三年五月)丙寅(十七日)，而突厥数万骑抄逼太原，入自罗郭北门，取东门而出。……己亥夜，潜遁。明旦，城外规入驰报，帝曰：“我知之矣。”文武官入贺，帝日：“且莫相贺，当为诸官召而使之。”即立自手疏与突厥书，曰“……”仍命封题，署云：“某启”。所司报请云：“突厥不识文字，惟重财货，愿加厚遗，改启为书。”帝笑而谓请者曰：“……且‘启’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尚欲与之，一字何容有吝。此非卿等所及”。迺遣使者驰释送启。
按：以上记载，证以有关文献，其误有四。
查陈坦先生所著《二十史朔闰表》，大业十三年五月无己亥日。又据《通鉴》卷183，大业十三年五月条云：突厥于五月丙寅(十七日)南侵太原，“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以此推断，突厥北遁的时间当为五月戊辰(十九日)，《创业注》系于五月己亥，其误一也。
其二，据《旧唐书·刘文静传》云：“文静劝改旂帜以彰义举，又请连突厥以益兵威，高祖并从之。”新书本传亦同。这说明李渊连结突厥之策，实为刘文静所建，并非李渊主动“为诸官召而使之”。故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说：“盖温大雅欲归功高祖耳。”
其三，又据《旧唐书·高祖本纪》云：大业十三年五月“甲戌(二十五日)，遣刘文静使于突厥始毕可汗，令率兵相应。”新书本纪亦同。这说明刘文静建连结突厥之策及李渊给始毕可汗作启均在大业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稍前，决非《创业注》所云：五月十九日突厥北遁以后，“即立自手疏与突厥书”。
其四，据《贞观政要》卷2：《论任贤》云：“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指李渊)
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颉利为始毕之误)，联未尝不痛心疾首”。《创业注》亦云李洲给始毕可汗的书信题封上署为“某启”字样。这说明唐太宗所谓太上皇“称臣于”突厥云云，当即指此。但《创业注》却在其后又增加了一段李渊的掩饰之词，而绝口不提“卑辞厚礼”。故《通鉴考异》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但温大雅讳之耳”。

四，关于李建成与李元吉北至太原的时间。

《创业注》卷一有云：
(大业十三年)六月己卯，太子(指李建成)与齐王(指李元吉)至自河东，帝欢甚。
按：查陈坦著《二十史朔闰表》一书，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六月无己卯日。又据《通鉴》卷183，大业十三年五月条云：“(丁丑，即二十八日李建成，李元吉弃其弟智云于河东而去”，按照河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距太原的里程计算，建成兄弟二、三日即可到达太原。由此可知，建成等人北至太原的盯间是五月己卯(三十日)无疑。《创业注》所系户月己卯当为五月己卯之误。

五、关于攻占霍邑之役

《创业注》卷二记载李渊率晋阳之兵于大业十三年七月壬戌(十四日)进驻距霍邑仅有五十余里的贾胡堡之后，有如下一段文字：

刘文静之使蕃也，来迟，而突厥兵马未至，时有流言云：突厥欲与武周南入，乘虚掩袭太原。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指李建成)、二郎(指李世民)等，而谓之日：

“以天赞我而言，应无此势；以人事见机而发，无有不为。此行遣吾当突厥、武周之地，何有不来之理。诸公意如何?”议者以“老生、突厥相去不遥，李密谲诳，奸谋难测，突承见利则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会，义兵家属在焉。愚夫所虑，伏听教旨。”帝顾大郎、二郎等曰：“尔辈如何?”对曰：“武周位极而意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内实相猜。突厥必欲远离太原，宁肯近亡马邑。武周悉其此势，必未同谋。又朝廷既闻唐国举兵，忧虞不暇，京都留守，特畏义旂，所以骁将精兵，鳞次在近。今若却还，诸军不知其故，更相恐动，必有变生，营之内外，皆为勍敌。于是突厥、武周，不谋同至，老生、屈突，追奔竞来。进阙图南，退穷自北。还无所入，往无所之。畏溺先沉，近于斯矣。且今来禾菽被野，人马无忧，坐足有粮，行即得众。李密恋于仓米，未遑远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决。诸人保家爱命，所谓言之者也。儿等捐躯力战，可谓行之者也。耕织自有其人，请无他问。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帝喜曰：“尔谋得之，吾其决矣。三占从二，何籍舆言。懦夫之徒，几败乃公事耳。”

按：据《通鉴》卷183，义宁元年七月条所载，与《创业注》所载有异。其文日：“雨久不至，渊军中粮乏；刘文静未返，或传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渊召将佐谋北还。裴寂等皆日：‘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未易猝下。李密虽云连和，奸谋难侧。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视。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会，且义兵家属在焉，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李世民曰：‘今禾欲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逞远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武周虽远利太原，岂可近忘马邑至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逮已班师，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为贼耳，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为然。渊不听，促令引发。世民将复入谏，会日暮，渊已寝；世民不得入，号哭于外，声闻帐中。渊召问之，世民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渊乃悟日：‘军已发，奈何?’世民日：‘右军严而未发，左军虽去，计亦未远，请自追之。’渊笑曰：‘吾之成败皆在尔，知复何言，唯尔所为。’世民乃与建成夜追左军复还。’接着，司马光又在《考异》中说：“《太宗实录》尽以为太宗之策，无建成名，盖没之耳。据建成同追左军，则是建成意亦不欲还也。今从《创业注》。”另据《旧唐书·太宗本纪》所载，又与以上二书稍异。其文曰：“大军西上贾胡堡，隋将守老生率精兵二万屯霍邑，以拒义师。会久雨粮尽，高祖与裴寂议，且还太原，以图后举。太宗曰：‘本兴大义以救苍生，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遇小敌却班师，此为贼耳，何以自全?’高祖不纳，促令引发。太宗遂号泣于外，声闻帐中。高祖石问其故，对日：‘今兵以义动，迸战则必克，返还则必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须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而至。”

由上述引文可知，旧书《太宗本纪》采用《太宗实录》，将攻占霍邑之策完全归于李世民一人，隐没了李建成之名，这显然带有贞观史臣的回护曲笔；但《创业注》却又删去了李渊和裴寂原来打算北还太原的主张，似乎李洲是在召集文武官人的会议上直接接受了李世民和李建成的建议后，立即决定进攻霍邑附。这显然是温大雅对李渊和裴寂的曲笔回护。

关于攻占霍邑之役的记载，当以《通鉴》为是，旧书本纪和《创业注》二书均不足为信。

六、关于围攻河东

《创业注》卷二对李渊围攻河东是这样一记载的：
(大业十三年九月)戊午(十日)，帝亲率诸军围河东郡，分遣大郎、二郎、长史裴寂，勒兵各守一面。帝登城东原上，西望城内所为，屈突通不敢出兵，闭门自守，城高甚峻，不易可攻。帝观义士等志，试遣登之，南面千余人应时而上。时值雨甚，帝命旋师。军人既得上城，遂不时速下。帝曰：“屈突通宿卫旧人，解安阵队，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捍御。我师常胜，人必轻之，骁锐先登，恐无还路。今且示威而已，未是攻城之时。杀人得城，如何可用。”乃还。
按： 据《旧唐书·高祖本纪》云：(大业十三年九月)戊午，高祖亲率众围河东，屈突通自守不出，乃命攻城，不利而还。”又据《通鉴》卷184，大业十三年九月条载：“戊午，(李)渊帅诸军围河东，屈突通婴城自守。’司马光又在此处《考异》中说：“《创业注》：`唐公亲率诸军围河东郡，……乃命还。’《唐高祖实录》云：‘骁勇千余人已登其南城，高祖在东原，不之见。会暴雨，高祖鸣角收众，由是不克。’温大雅因为虚美耳，今不取。”由此可知，围攻河东的失利，完全是由唐高祖的指挥失误和天降暴雨造成的。温大雅为了“虚美”李渊，不但隐没了这段事实，还把这次“失利”说成是李渊对河东城进行的一次试探性攻击，似乎对这次“失利”早已料及。这当是《创业注》的失实之辞。围攻河东当从《唐高祖实录》和旧书本纪为是。
又据《旧唐书·裴寂传》载：“从至河东，屈突通拒守，攻之不下，三辅豪杰归义者日有千数。高祖将先定京师，议者恐(屈突)通为后患，犹豫未决。寂进说日：`今(屈突)通据蒲关，若不先平，前有京城之守，后有屈突之援，此乃腹背受敌，败之道也。未若攻蒲州，下之而后入关。京师绝援，可不攻而定矣。’太宗曰：‘不然。兵法尚权，权在于速。宜乘机早渡，以骇共心。我若迟留，彼则生计。且关中群盗，所在屯结，未有定主，易以招怀，贼附兵强，何城不克?属突通自守贼耳，不足为虞。若失入关之心，则事未可知矣。’高祖两从之，留兵围河东，而引军入关。”新书本传与《通鉴》所载与此略同，这条材料当出自《唐高祖实录》，均为上引三书所录，当为可靠无疑。从后来的攻陷长安和逼降屈突通的事实分析，裴寂劝说李渊继续围攻河东，是他在晋阳起兵后唯一正确的一项建策；李渊同时采纳了裴寂和世民的建议，就为后来在东西两个战线同时获得胜利莫定了基础，这正是李渊见事深邃和老成持重的具体体现。否则，如果只采纳世民的建议，全军西进，势必会造成腹背受敌之势，或者屈突通东归洛阳，同王世充会合，亦会为后来唐朝的统一中原带来更大困难。按情理推断，专为李渊撰写起居注的《创业注》对这件事实应加重笔墨记述，但温大雅却对此无片言只语，这不能不是一个重大疏误。

七、关于隋恭帝禅让帝位的时间

《创业注》卷三云：
少帝(指隋恭帝)年未胜衣，不经师傅，长于妇人之手，时事茫然。既知炀帝不存，惟求潜逊。(义宁二年)夏四月，诏日：“……今遵故事，逊于旧邸。庶官群后，改事唐朝。……”
按：《旧唐书·高祖本纪》将隋恭帝禅位诏书系于义宁二年五月“戊午”，即五月十四日。《通鉴》卷185，武德元年五月条亦云：“戊午，隋恭帝禅位于唐，逊居代邸。”又在《考异》中说：“《创业注》此诏在四月，今从《实录》。由此可知，旧书本纪和《通鉴》根据《高祖实录》所系隋恭帝禅位诏书颁布时日，详细真实，而《创业注》系时疏误。另外，《创业注》同卷又将李渊遣淮安王李神通安抚山东(据《唐大诏令集》卷115载，李渊此诏颁于武德元年十月)、窦建德执斩宇文化及于聊城(据《通鉴》卷187、引旧唐书·窦建德传》等载，此为武德二年二月)等，均系于义宁二年三月，又大误。

由此可知，《创业注》在记述李渊从太原起兵到正式建唐称帝的历史事实中，不仅对晋起兵的动因、连结突厥、攻占霍邑以及围攻河东等重大事件存有疏误，而且对李渊任职太原道安抚大使和太原留守、李建成与李元吉北至太原及隋恭帝禅位等事的系时亦多有错舛。这一方面由于该书撰写于戎阵之间，修成于草创之际，作者对修史既非所长，又未徨详加修订所致，另方面温大雅又为了对李渊回护溢美，故造成了上述疏误舛。因此，笔者认为：在研究李唐建国前后的历史时，除要参考《创业注》外，还要证以后出的正史和《通鉴》等书。如果仅仅以为《创业注》撰成于义宁。武德年间，下距玄武门之变尚有八、九年时间，就得出该书比后出的正史和《通鉴》等“详备”、“可靠”的观点，就未免失之偏颇。

另引王素在《玄武门之真相》中的一段推测：

晋阳起兵首谋之一刘文静，于武德二年九月被杀，主要罪名是与裴寂争功。裴寂虽然也是晋阳起兵元勋之一，但由于没有参与首谋，在文静看来，论功显然无法与自己相比。然而，就因为裴寂与李渊私交很深，又属太子建成党，官爵封赏都远在文静之上。而《起居注》记创业诸事，也往往裴、刘并称，裴在刘上。同样，记李渊二子，也是建成、世民并称，建成在世民之上。明人胡震亨撰《起居注跋》，曾推测“大抵载笔时，建成方为太子”，故不得不如此。同样，当时裴寂作为太子建成党，《起居注》的记载也不得不如此。但从刘文静不服断定，文静作为晋阳起兵首谋之一，应该没有疑问，否则，也就没有必要冒死争功。而从文静争功被杀来看，晋阳起兵首谋之功的归属，在当时是一桩非常忌讳谈及的公案。在李渊、建成分别稳坐皇帝、太子宝座之时，任何争当晋阳起兵首谋的举措，都会被视为向他们的权威进行挑战，刘文静不能例外，李世民也不能例外。温大雅自然深知其中奥秘，因此，尽管他属于世民党，他的《起居注》，不管是完成于文静被杀前，还是完成于文静被杀后，也都必须对晋阳起兵首谋等事进行粉饰（据考证，温大雅写成此书并上表御进史馆的时间在武德三年到武德八年之间，当时刘文静已经被杀）。

仇鹿鸣教授开头部分：

生前便非常關注國史中對其事功形象的記述，曾以“亦欲以爲鑒誡，使得自修改耳”為由向史臣索閱實錄。在太宗的促迫下，貞觀十七年（643）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3]，

儘管太宗表面上強調實錄不妨秉筆直書，毋需曲筆隱諱，毫無疑問，貞觀十七年所上高祖、太宗實錄已是史官自我審查後的產物^[4]。

（房玄龄、许敬宗、敬播自己删改的吧……）

修国史：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元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太宗遣谏议大夫褚遂良读之。前始读太宗初生祥瑞。遂感动流涕曰。朕于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复得。因悲不自止。命收卷。仍遣编之秘阁。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

因此，太宗披覽之後，對實錄的敘事大致滿意，除編之秘閣外，“并賜皇太子及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慾寫者亦聽”^[5]，唐会要_·卷六十三·国学导航

（贞观17年，李世民把实录，发放给了：皇太子及诸王、京官三品以上。知情人士较多，查旧唐书：仅诸王就有23位，去掉已经去世的人，粗略一算，知情人士应该有30人以上。）

《旧唐书·卷六十· 列传第十》 宗室（太祖诸子、代祖诸子）：永安王李孝基、淮安王李神通、襄邑王李神符、长平王李叔良、襄武王李琛、河间王李孝恭、庐江王李瑗（王君廓附）、淮阳王李道玄、江夏王李道宗、陇西王李博乂
《旧唐书·卷七十六 列传第二十六》 太宗诸子：恒山王李承乾、楚王李宽、吴王李恪、濮王李泰、庶人李祐、蜀王李愔、蒋王李恽、越王李贞（子琅琊王李冲）、纪王李慎、江王李嚣、代王李简、赵王李福、曹王李明

稍廣流佈。儘管《太宗實錄》最終完成於永徽元年（650）閏五月，太尉長孫無忌修《貞觀實錄》畢，但這二十卷實錄，起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僅是貞觀十七年進呈本的續編^[6]。

可以相信關涉唐開國史的紀事，在太宗生前便已定型。至顯慶元年（656）七月，太尉長孫無忌等修國史成，起義寧，盡於貞觀末，凡八十一卷，藏其書於內府^[7]，

……

將編年體實錄改撰為紀傳體國史，之後雖有刪削訂補，大體仍沿襲舊文^[8]。

客觀而言，太宗確實是這場“歷史敘事”爭奪的勝利者，相當成功地將其父李淵塑造成一個性格懦弱、胸無大志的人物，而將自己描繪為太原起兵的主謀。

（总的来说，教授认为：李世民影响了历史编纂，主要在于太原起义，贬斥李渊，抬高太宗。和李建成无关系）

参考

1. ^《崇文總目》卷二，收入《中國歷代書目叢刊》（第一輯），現代出版社，1987年，40頁。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3頁；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214-215頁。
2. ^如《新唐書》顛倒了唐開國最重要兩位功臣裴寂、劉文靜的位次，無意識中受到太宗朝編纂實錄中呈現的裴寂奸佞形象的影響。
3. ^《唐會要》卷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89頁。按《冊府》卷五五六，《太宗實錄》進呈時本名“今上實錄”，中華書局，1961年，6681頁。《貞觀政要》繫其事於貞觀十四年，《通鑑》卷一九七繫其事於貞觀十七年七月癸巳，中華書局，1956年，6203頁。按是月戊寅朔，癸巳為十六日，與《唐會要》合，《貞觀政要》繫年有誤。
4. ^貞觀十七年上呈實錄的緣起是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問褚遂良“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索觀實錄，至七月八日，又謂遂良曰：“爾知起居，記何事善惡？朕今勤行三事，望爾史官不書吾惡”，頗見其對歷史記載的關切，《唐會要》卷六三，1301頁。
5. ^《唐會要》卷六三，1289頁
6. ^《唐會要》卷六三，1289頁。因此《舊唐書·經籍志》著錄有《太宗實錄》兩種，分別題為“《太宗實錄》二十卷 房玄齡撰，《太宗實錄》四十卷 長孫無忌撰”，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1998頁。此即貞觀十七年進呈本與永徽元年的全本。另參杜希德撰、黃寶華譯《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10-112頁。
7. ^《唐會要》卷六三，1289-1290頁。
8. ^此事記載略有分歧，《唐會要》卷六三：“顯慶元年七月三日，史官太尉無忌、左僕射于志寧、中書令崔敦禮、國子祭酒令狐德棻、中書侍郎李義府、崇賢學士劉胤之、著作郎楊仁卿、起居郎李延壽、秘書郎張文恭等，修國史成，起義寧，盡貞觀末，凡八十一卷。藏其書於內府。至四年二月五日，中書令許敬宗、中書侍郎許圉師、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楊仁卿、著作郎顧胤受詔撰貞觀二十三年已後至顯慶三年實錄，成二十卷，添成一百卷”，1289-1290頁。由於後文云顯慶四年許敬宗受詔撰“貞觀二十三年已後至顯慶三年實錄，添成一百卷”，似暗示先前長孫無忌進呈的亦是實錄。不過《冊府》卷五五六敘其事明言“依紀傳之例”，6682頁。《史通》卷一二：“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著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綴以後事，復爲五十卷。雖云繁雜，時有可觀。龍朔中，許敬宗又以太子少師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飾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劉知幾撰、浦起龍通釋《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73頁。因此《唐會要》所云“實錄”係泛稱，同樣《唐會要》卷六三云“房玄齡遂刪略國史”而成高祖、太宗實錄，亦非實指。關於唐前期國史的編纂另參李南暉《唐紀傳體國史修撰考略》，《文獻》2003年第1期，32-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