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傳慶丨韓國詞體畛域考察:以詞在韓國文集中的文體歸屬為例_百科TA说
楊傳慶丨韓國詞體畛域考察:以詞在韓國文集中的文體歸屬為例
作者  书目文献|发布:2021-06-10 01:39:15    更新:2021-02-19 07: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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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詞體畛域考察:

以詞在韓國文集中的文體歸屬為例

楊傳慶

楊傳慶,1981年生,安徽六安人。文學博士,南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主要從事詞學研究。

內容提要:作為來自異域的文體,詞在韓國文人文集中的文體屬性較為複雜。韓國文人將詞與文集中的“詩”“樂府”“歌詞”等混為一體,不同文人對詞的文體歸屬有著不同認定,其中將詞歸於“詩”者佔據絕大部分,另有歸入“樂府”“詞”“歌詞”等文類者。這體現了韓國文人始終未能明確詞體的畛域,也沒有形成如中國文體中獨立的詞體觀念。詞體畛域的模糊影響了韓國文人對詞體風格特質及體式的認識,不過這對考察詞體在韓國的發展和新變亦有其意義。

關鍵字:韓國詞 畛域 詩 樂府 詞

中韓地緣相近,高麗(918—1392年)、朝鮮(1392—1910年)時期,兩國文化交流頻繁且深入,就文學而言,朝鮮半島漢文學文體大多受到中國文學的深刻影響。朝鮮時期學者李德懋(1741—1793)曾云:

大抵東國文教較中國大抵每退計數百年後始少進。東國始初之所嗜,即中國衰晚之始厭也。如岱峰觀日,雞初鳴,日輪已騰躍,而下界之人尚在夢中;又如峨眉山雪,五月始消。〔一〕

其言有其合理之處,但就詞體而言,高麗朝對曲子詞的喜愛並不比宋朝人晚太多。學者們據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宋史·樂志》及《高麗史·樂志》等文獻對詞傳入高麗的時間進行了推斷,如車柱環認為高麗文宗(1047—1082)後半期作為唐樂歌詞的“詞”已傳入高麗〔二〕;吳熊和指出宋人晏殊、柳永、歐陽修的詞曲應是在北宋神宗時期(1067—1085)傳入高麗〔三〕,這些論斷今已被廣為接受。

對於朝鮮半島而言,詞來自異域,又是自上而下進行擴散,由於它沒有民間與市井土壤的滋養,儘管創作上不絕如縷,卻也未成為引人注目的文體,八百餘年的時間裏所存也只兩千多首詞作,與漢詩相比,數量相差懸殊。車柱環曾云高麗文人創作的古、近體齊言詩有不比中國人遜色的作品,但是“長短句之詞不多,而且想作詞的人亦不多”,他說:“由於句調與韻律互不相同之詞調非常多”,“因為言語系統不同,這對高麗知識份子是件極其困難之事”。〔四〕語言上的差異與隔膜的確是韓國文人難以作“詞”之因,另外滋生土壤缺失、傳播途徑不足、時調等文體功用替代等對詞體不興均有影響。〔五〕高麗、朝鮮時代未見文人將“詞”獨立編集者,文集中獨立成卷者也僅李齊賢《益齋亂稿》卷十之“長短句”、趙冕鎬《玉垂集》卷二十七之“詩餘”等。初步考察高麗、朝鮮文人“詞”在文集中的文體歸屬,我們發現在315位作詞文人中,有獨立文集者292位。其中將詞編入“詩”者為192位,有的統納入“詩”中,有的將其納入某類詩體如“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七言古風”“七言律詩”“絕句”“五言古詩”等,有的則以之為“雜體”;將詞作歸入“樂府”“詞”“歌詞”“詩餘”“長短句”等文體者共80人,其中歸入“樂府”者22人,歸入“詞”者39人,歸入“歌詞”者7人,歸入“詩餘”者7人,歸入“長短句”者2人,其餘則入“小詞”“詞令”“詞賦”“詞操”“樂章”“樂府詞”。在292部文集中,其中10人的詞作既分佈在“詩”中,又分佈在“詞”“樂府”“歌詞”等體類中,而“詞”“樂府”“歌詞”“詞令”等文類中的作品也不一定都是詞作。〔六〕此外,同一詞牌之詞也會有不同歸類,最典型的莫如《巫山一段雲》,據《全高麗朝鮮詞》統計,共有60位文人創作《巫山一段雲》478首,佔據了詞作總數的23%,這是非常高的比例。從《巫山一段雲》在文集中的歸屬看,60位文人中有51人將其歸入“詩”,僅9人歸入“詞”“樂府”,就《巫山一段雲》八景組詞而言,僅有6人將其歸為“長短句”“樂府”或“詞”。由上不難得知,韓國文人在詞之體性認識上的駁雜之處,他們並未在八百餘年的歷史中形成對詞體畛域的明確認知。

一、以詞歸屬“詩”“雜體詩”

首先來看詞作被歸於“詩”者,今見存詞的韓國文集中,絕大多數詞作都被編入“詩”中,毫無疑問,是將詞當作“詩”體來看待,但這其中又有複雜之處,詞作會因為其不同形態而被歸入不同詩體之中。下面按照古詩、律詩、雜體分類舉例說明。

將詞作歸入“古詩”者,如洪迪(1549—1591)《荷衣遺稿》詩體分類為五絕、七絕、五律、七律、五排、七排、古詩,其中“古詩”中包含五七言古詩,《鷓鴣天》(麥秋詞)、《念奴嬌》(北窗清風)正在其中。將這兩首詞視作“古詩”當是因為其長短句形式與古體詩有相近處。另,鄭基安(1695—1775)《效朱文公小詞體》1首見《晚慕遺稿》卷之一“古詩”;李漢龍(1862—1926)《釣臺詞<水調歌頭>體》1首見《唐川集》卷一“古詩”,這兩首詞都是效朱熹《水調歌頭》,二人各自僅有1首詞,歸於“古詩”當亦是權宜安排。

除統歸入“古詩”外,有的文集將詞作或歸為“五言古詩”,或歸為“七言古詩”。如權暐(1552—1630)僅有一首詞,題為《鄭景任令公次晦庵<水調歌頭>一闋,題金士悅岩亭,余亦效顰》,見《玉峰集》“五言古詩”,將《水調歌頭》視為“五言古詩”,當是據詞調首句為五言來認定的。與將詞作歸入“五言古詩”相比,歸入“七言古詩”者更多一些。如徐居正(1420—1488)編選《東文選》將崔執鈞改易范仲淹之《剔銀燈》(昨夜細看蜀志)詞編入卷八“七言古詩”中,從詞作看僅末句“問白髮、如何回避”可以視作七言句,或是無法安排此類體裁,勉強歸入“七言古詩”之中。俞好仁(1445—1494)《潯陽江頭送客詞,<虞美人>》《金庾信墓,<虞美人>》二首收入《溪集》卷四“七言古風”,在該卷中還包括《教坊謠》《永川教坊謠》《花山教坊謠》等作品,首句均是七言的雜言長短句形式。如《教坊謠》:

霢霂催花條風起,墊城東景物微茫。塵清黃道,寶輦麗靑陽。玉色親祈田租撫,供縻敎我耕桑。三韓福,黃童白叟,鼇涕滂滂。煕二皆帝力,康衢扣腹,歌頌虞唐。緬華山積翠,漢水湯湯。中有明光宮裏坐,垂衣萬壽無彊。蓮花隊雲輧霞佩,拜獻滿庭芳。〔七〕

《虞美人》詞調首句也是七言,則編者將其與這些“教坊謠”視為一類作品。另有金麟厚(1510—1560)《<滿江紅>一闋,贈洪太虛曇》1首收入《河西先生全集》卷四“七言古詩”;李德馨(1561—1613)《又賦<長相思>一闋,送張好古兼奉上使金守伯令公》1首收入《漢陰先生文稿》卷二“七言古詩”;陳景文(1561—1642)《<憶秦娥>一闋》1首收入《剡湖詩集》卷下之上“七言古詩”;石之珩(1610—?)《法駕道引》1首收入《壽峴集》卷上“七言古詩”;文德龜(1667—?)《浣溪沙》《巫山一段雲》《水調歌頭》《望海潮》《鷓鴣天》《滿江紅》《西江月》《好事近》《南鄉子》諸詞均收入《藏六齋文集》卷二“七言古詩”;金夏九(1676—1762)《憶秦娥》詞也收入《楸庵集》卷一“七言古詩”,等等。被收入“七言古詩”的詞作都有數量不等的七言句式,這應是歸屬的依據,但是這也因人而異,體現出隨意性。如石之珩(1610—?)《法駕道引》改變了單調形式,疊加為雙調詞,被歸入“七言古詩”,而申吉暉(1604—?)《效簡齋<無住詞>五首》5首《法駕道引》單調詞則收入《幽軒文集》卷一“五言長篇”,所據又是詞中的五言句式,凡此均可見對待詞作歸屬的隨機之處。有意思的是,李婷(1454—1488)《風月亭集補遺》“七言古詩”中包括《巫山一段雲》2首、《畫堂春》2首、《虞美人》1首,其中《巫山一段雲》題下小字注“以下四首詩餘體”,可見在創作時作者以諸作為“詩餘體”是明確的,但是編集時卻將其歸入“七言古詩”,可見並無對於“詞”體獨立的嚴格意識。

“古詩”之外,還有將詞作歸作“律詩”者。如樸應衡(1605—1658),《題寂滅庵》《詠暮春》《開湖台獨坐》《朗吟》4首《巫山一段雲》收入《南皋先生文集》卷二“五言律”;而丁希孟(1536—1596)《龍山精舍八景,長短四律》8首《巫山一段雲》則收入《善養亭集》卷之二“長短四律”,在五律、七律之外又有“長短四律”之稱,當指長短句和四韻體式,這都反映了作者在《巫山一段雲》文體認定上的隨意之處。還有將詞歸於“七言律詩”者,如李婷《風月亭集》卷二“七言律詩”中有《奉賡御制賦<獻仙桃>曲宴》一首;金夏九(1676—1762)《楸庵集》卷二“七言律詩”中有《玉樓春》(崎嶇世路如登嶺)一首。《獻仙桃》和《玉樓春》均是七言八句,外表與七律非常接近,編者將之歸入“七言律詩”便不難理解了。

在將詞歸屬“詩”體的考察中,有“三五七言”一類值得關注。“三五七言”是韓國古代獨特詩體,由中國傳入之後,其在韓國經歷了較複雜的流變。〔八〕韓國文人將效李白《三五七言》之“三五七言”置於“詩”中,理所當然。如詩題標明“效李白”“次青蓮”者皆是。有的即便不標效李白,從叶韻看,也知是學李白者,如南龍翼(1628—1692)《和秋潭三五七言》:

海潮生,山月明。帶月來還去,隨潮缺又盈。潮能有信書無信,月自無情客有情。〔九〕

當是受到詩體“三五七言”體式的影響,韓國文人將效寇准之《江南春》(波渺渺)者也視作“三五七言”,以之為“詩”。如具崟(1614—1683)《江南春》(三五七言,效寇平仲體,用其韻)見《明谷先生文集》卷二“詩”;洪柱國(1623—1680)《江南春》(三五七言,效寇平仲體)收入《泛翁集》卷五“雜體詩”,金載顯(1627—1700)《江南春》(三五七言,效寇平仲體)收入《蘆溪集》卷二“詩”。諸詞與其他文人所作“三五七言”不同,都標列“江南春”詞牌,並注明“效寇平仲體”。也有將“三五七言”歸入文集“詞”類者,如徐藍田(1849—1894)《藍田詩稿》“詞”類中有《三五七言》一首:

手調桐,聲不空。鳳舞來明月,凰歌生晚風。鳳凰合翼珊瑚架,五色翩翩樂未窮。〔一○〕

聯繫“詞”類中《古意奉寄良人》《金井梧桐歌》《古松》《山丹花》來看,並不是詞,應該是詞體長短句形式影響了作者在詩集中單獨列“詞”一類。另外,梁進永(1788—1860)《晚羲集》卷二“詩”中有“三五七言”體,包括《擬古》一首,《望江南》四首,《擬古》云:

江邊樹,岸上沙。沙明一路直,樹碧兩眼遮。眼迷路在心不忘,難忘易知是君家。

《望江南》其一:

君不來,虛言望幾。海榴花盡殘炎薄,庭梧葉飄早涼生。孤枕夢難成。〔一一〕

《擬古》遵照了“三五七言”的格式,但以《望江南》為“三五七言”,又是該詩體的拓展了。

上述之外,將詞歸於“雜著”“雜體”者也不鮮見。如徐渻(1558—1631)將《差宗廟獻官,致齋閭舍,看壁上所粘唐人刊傳三疊<行香子>詞,感而和之》一首與墓文、書、辭同視為“雜著”收入《藥峰遺稿》卷二“雜著”之中。李光胤(1564—1637)所作《仿李相國體》之《臨江仙》、《效金克己<采桑子>樂府體,村興》等都收入《瀼西先生文集》卷三《詩·雜體》。權韠(1569—1612)效白居易《憶江南》及《臨江仙》《憶秦娥》等詞作與辭、回文、建除體、聯句被歸於《石州集》卷八“雜體”,與之相仿的還有樸泰淳(1653—1704)《戲作<滿庭芳>一闋,詠菊》與演雅體、回文、數詩、聯句、玉連環體等都是具有遊戲性質的雜體詩一同收於《東溪集》卷五“雜體”。

通過以上列示,可見韓國文人將詞作歸於各類“詩體”並沒有統一的標準與依據,具有明顯的隨意性。梳理韓國文人文集我們還注意到,儘管將詞混入“詩”中,但陳列的方式時有差異,很多文集中詞作是零散分佈見各卷的,但某些文集中詞作在“詩”中是匯為一處連續呈現的,這表明作者(編者)還是注意到詞體的類屬性,如惠藏《兒庵遺集》在編排上即將六首詞作連續編列。

為何韓國文人普遍地將詞作歸於“詩”?既有客觀的原因,也受到觀念的影響。從客觀創作看,大部分文人作詞甚少,無法獨立成卷,故混編入“詩”。再有即是觀念上的原因,將詞當作“詩”進行創作,如洪貴達(1438—1504)《臨江仙》(獨松百尺寒如玉)題云:“三月十五日,玉堂群賢邀我於獨松亭,因病不赴,詩以寄之。”〔一二〕崔演(1503—1549)《臨江仙》“雪”、《虞美人》“月”、《玉樓春》“梅”三詞題為“次遠接使蘇公三清詩韻,香奩”。〔一三〕在作者心目中,這些作品就是“詩”而不是詞。並且,“詞”為“詩”之變的觀念也深入人心,如樸來吾(1713—1785)云:

噫!詩本性情,發之吟詠之間。而世有升降,詩隨以變,自然有音、調、聲、格之不同,則詩之體,一變再變而轉以至於三等者,蓋由於風氣時,而人亦無如之何矣。是故《葩》之三百篇,蔽之以“無邪”,而猶有風、雅、頌、正、變、大、小之別焉。降而兩京之俳諧瀰漫,派別百川;六朝之綺麗啁哳,氣像日耗。則所謂五七言歌行、詞、曲之體,亦豈非詩之變乎?〔一四〕

“詩”之體隨著時代風氣轉變不斷改變著面貌,儘管會有音、調、聲、格上的不同,但其根本一致,詞只是“詩”變化形體的一種,將其歸入“詩”中自無不可。所以安鼎福(1721—1791)選詩時即云:

余素昧詩學,且僻陋窮居,雖欲教授家塾童子,而患無以應之。遂取諸家所選五七言,分長篇、短篇、律詩、絕句,而無論往體、近體皆止於百首,名曰《百選詩》。又以古短歌三言、四言、六言、騷體、琴操之屬以及於詩餘,謂之雜體,附於篇末。〔一五〕

所謂“往體”應是指“古體”詩,《百詩選》以長短篇古詩和近體律詩、絕句為主體,而將並非創作主流的三言、四言、六言詩歌和騷體、琴操、詩餘作為雜體附末,從其所列次序看,“詩餘”地位最低,所以在文集中“詞”體與諸多遊戲雜體混於一處也就不難理解了。

除此之外,重要文人文集中詞作的編列方式應該也會對後人產生示範作用,一是被認為韓國詞開山祖的李奎報(1164—1241)之詞就是零散見於《東國李相國集》前集、後集不同卷第的“古律詩”之中的,所以韓國“詞”體被模糊對待在詞史開篇時就決定了。而受韓國文人膜拜的大儒朱熹的《雪梅二闋,懷張敬夫》詞即見於《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詩”中,且不標《憶秦娥》詞調。這應是朝鮮文人文集中《憶秦娥》不標詞調的原因,如趙宜陽(1719—1808)次韻朱熹的《雪梅二闋,奉懷敬夫》就歸入《梧竹齋文集》卷三“詩”,而次韻朱熹的兩首《水調歌》則歸入“樂府”,與朱熹詞編排完全一致。另有琴佑烈(1824—1906)《次晦庵先生雪、梅二闋原韻,寄懷洪景敷》之《憶秦娥》也被歸於《紫山遺稿》卷一“詩”。於此,均可見朱熹之影響。

二、以詞歸屬“樂府”“詞”

“詩”之外,韓國文人多把“詞”作歸於文集中的“樂府”和“詞”之中,不過“樂府”“詞”中的作品往往又不只是詞作。由於韓國古代“樂府”文體較為繁雜,這也影響了韓國文人對“詞”體獨立性的認識。

“樂府”之名,高麗時期的文人即有記載,如元天錫(1330—?)《耘谷詩史》卷五《贊鄭二相所制四歌》一詩題解即云:“二相制開言路,保相功臣,正經界,定禮樂四曲,付於樂府,被於管弦。”〔一六〕這裏的“樂府”明顯指宮廷的音樂機構。隨著時間的發展,“樂府”也成為詩歌文體的一種,並且內涵越來越複雜。關於韓國“樂府”文體,王小盾先生分析了韓國三種樂府觀:其一以宮廷樂署為“樂府”,其二以樂府詩體為“樂府”,其三以仿民謠的作品為“樂府”。〔一七〕前一種是音樂意義或制度意義上的“樂府”,後兩種則是文體意義上的“樂府”,朝鮮半島的樂府觀念史,可以看作這三種樂府觀次第演進的過程。王先生進一步分析說:

在朝鮮朝的幾百年間,有三個文學要素一直被理解為“樂府”文體的標誌。這三個要素是:(一)《竹枝》體,也就是七言四句體;(二)依宮廷樂曲之文體和主題所制之辭,也就是擬歌辭;(三)自新羅以來的民歌,也就用漢字翻譯的歌謠。〔一八〕

在朝鮮王朝數百年時間裏,文人創作了豐富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樂府”作品,這其中有“非謂音與事備”,而可為“傷世之一端”〔一九〕眾多樂府詩。如申欽(1566—1628)、沈光世(1577—1624)、林昌澤(1680—1721)、李匡師(1705—1777)、李學逵(1770—1834)、李裕元(1814—1888)等人都作有《海東樂府》,另如李瀷(1681—1763)有《星湖樂府》、申光洙(1712—1775)有《關西樂府》等等。還有就是受李齊賢影響翻成絕句形式的“小樂府”,涉及內容廣泛,“東國忠臣志士、哲輔鴻匠、高明幽逸、才子佳人”〔二○〕皆可詠歎。我們可以通過李裕元《嘉梧稿略》冊一“樂府”所做分類一窺韓國“樂府”之所包,其《樂府》有:《山居樂四章》、《古樂府》31首、《海東樂府》100首、《補制散樂》16首、《訓民正音》5首、《俗樂十六歌詞》,《觀劇八令》、《靈山先聲五章》、《小樂府》45首、《四時詞》13首、《異域竹枝詞》30首、《金石索》59首、《詩餘》26調54首。可見“樂府”文體範圍的廣闊,並且時調興起後,以時調為“樂府”者也很常見,如《海東歌謠》在金裕器時調後評論云:“金君大哉!以善歌名。余於丙申一造其門,叩其篋得一篇,開卷而閱之,乃自家所為新翻也,仍要余訂正。余觀其詞,說盡情境,諧合音律,信乎樂府之絕調也。”〔二一〕

在韓國文人文集中,詞作被歸入“樂府”,詞體被視為“樂府”詩的一種,在性質上也與“樂府”詩相同。如李衡祥(1653—1733)《瓶窩先生文集》卷四“樂府”中除了詞作外,還包括《浩皤謳》之《望太平》《陋巷樂》《漁父約》《樵翁怨》《邀仙檄》《節操祝》等。李瀷(1681—1763)《星湖先生全集》卷八《海東樂府》中有《孤青吟》一首,借用了《水調歌頭》的形式,實際上作者是明確將其作為樂府來創作的,其文體屬性與《海東樂府》中的《瓜亭曲》《立龍謠》《舞鼓樂》《楊花詞》《臨江曲》等完全一致。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在樂府詩創作衰落的背景下,進入二十世紀之後的文人文集中,“樂府”中多是純粹的詞作。如郭锺錫(1846—1919)《俛宇先生文集》卷九之“樂府”(16首),崔正模(1858—1915)《雲溪集》卷一之“樂府”(2首),崔東翼(1868—1912)《晴溪集》卷二之“樂府”(7首),李垕(1870—1934)《朗山先生文集》卷四“樂府”(13首),芮漢基(1872—1939)《恒齋先生文集》卷一之“樂府”(5首),李锺弘(1879—1936)《毅齋集》卷二“樂府”(3首),安壎(1881—1958)《憤庵先生文集》卷二“樂府”(1首),樸膺锺(1893—1919)《易堂稿》卷一之“樂府”(6首)等。

韓國文人將詞稱作“樂府”,在觀念上也是淵源有自,宋元以來,中國文人以“樂府”稱曲子詞常見,如對韓國文人詞創作影響深刻的朱熹之詞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即題作“樂府”。另外,中國文人在觀念上也常將詞作為“樂府”之延續,如元代王博文(1223—1288)《天籟集序》說:

樂府始於漢,著於唐,盛於宋,大概以情致為主。秦、晁、賀、晏,雖得其體,然哇淫靡曼之聲勝。東坡、稼軒,矯之以雄詞英氣,天下之趨向始明。〔二二〕

王氏明顯是將宋詞作為“樂府”,從“盛於宋”可知宋詞又為“樂府”的重要成果。這些觀念無疑會對高麗、朝鮮時代的文人產生影響,如徐居正(1420—1488)《東人詩話》云:

樂府句句字字皆協音律,古之能詩者尚難之。陳後山、楊齋皆以謂蘇子瞻樂詞雖工,要非本色語。況不及東坡者乎?〔二三〕

徐居正是直接將宋詞稱作“樂府”,而申欽(1566—1628) 和李裕元(1814—1888)云:

樂府,詩之類而歌之祖,亦風雅之餘也。唐宋以後為詞曲者皆從樂府而演之。〔二四〕

詩餘者,古樂府之流別,而後世歌曲之濫觴也,始於《清平調》。〔二五〕

二人都將詞視作“樂府”演變之體,至曹兢燮(1873—1933)借填詞演說《朱子語類》中《大學》讀法時云:

《大學》讀法,腔子是樂府曲名,如《滿江紅》《水調歌頭》等調,其長短高低,皆有假格,臨時乃為詞以填之,故樂府亦謂之填詞。下文填教他實,即填詞之填。〔二六〕

以詞調為樂府曲名,以填詞稱樂府,這種認識到二十世紀也幾無變化,當代韓國學者仍然以詞為“樂府”分支,如李家源在《韓國漢文學史》中仍說:“高麗後期樂府,‘俗樂’、‘詞’兩類均包括在內。因為‘詞’發展到這個時期,足可理直氣壯地佔有一席之地。”〔二七〕明乎此,則韓國學者在撰寫文學史、詩歌史時略詞不談則不難理解了,畢竟詞創作數量頗少,且只是“樂府”的一小類。

“樂府”之外,韓國文人還多將詞作歸入文集“詞”之中,文集“詞”中作品可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是“詞”中無詞作,第二種是“詞”中均是詞作,第三種是“詞”中既有詞作,也有其他性質作品。

第一種情況如金漢祿(1722—1790)《寒澗先生文集》卷一中“詞”與古詩、絕句、律詩並列,但“詞”中的作品為《重陽攜酒折菊飲楓林中舉杯屬楓而問曰》《楓答曰》《又舉杯屬菊而問曰》《菊答曰》《皋蘭寺續山有花歌》《次朱先生<招隱操>》,若依照中國詞體衡之,均非詞作。還有的文集列“詞”類,但詞作卻在“樂府”或“詩餘”之中,如李垕(1870—1934)《朗山先生文集》卷一之“詞”中僅《無弦琴詞》“琴兮琴兮,弦以音兮”一首,詞作都見於卷四“樂府”。另有任憲晦(1811—1876)《鼓山先生文集》卷之一包括賦、詞、詩、詩餘四種文體,“詞”中只《次朱子<反招隱操>》一首,詞作歸入“詩餘”;柳大源(1834—1903)《自慊窩文集》卷一包括賦、詞、詩餘、詩,“詞”中作品為《次朱夫子<反招隱操>》。

第二種是文集“詞”中全為詞作的情況,如權好文(1532—1587)《松岩先生文集》卷四之“詞”(3首),申欽(1566—1628)《象村集》卷二十之“詞”(6首),李明漢(1595—1645)《白洲別稿》卷一之“詞”(2首),都慶俞(1596—1636)《洛陰先生文集》卷二之“詞”(4首),尹炳模(1859—1934)《弦齋集》卷二之“詞”(5首)等。由第二種情況,我們發現部分文人對詞體獨立性是有認知的,如申欽《象村集》卷三、卷四為“樂府體”,卷二十包括“七言絕句”“雜體詩”“詞”,詞作只歸於“詞”之中,而沒有混入“樂府”或“雜體詩”中。

第三種是文集“詞”中包括詞作與其他作品,這種情況最普遍。如柳東淵(1613—1681)《南磵集》卷一之“詞”中有《秋風歎》“秋風起兮一夕”一首,是受騷體影響的作品;類似的還有李春英(1563—1606)《體素集》下“詞”中《次書山石辭》“水縈回兮百折”、《送李希龍還春川辭》“秋霖連日兮雲冥冥”,均是“辭”。還有吳尚濂(1656—?)《燕超齋遺稿》卷四之“詞”中還包括《北風四章》《白露六章》《次嵇康二章》《次陶淵明時四章》,則全是四言詩。另有一些文人集中“詞”也將“曲”“歌”等納入其中。如安命夏(1682—1752)《松窩先生文集》卷二之“詞”中的《白雪曲》三章:

若有人,在澗阿。佩明月,被芰荷。餐白雪,歌白雪,歲雲暮,吾誰適。

詠白雪,雪漫漫。明花萼,皎霜紈。斡天機,應水德。物附物,玅不測。

雪乎雪,奚取雪。質其素,色不涅。進以漸,退以潔。君子以歌一闋。〔二八〕

李熚(1729—1788)《農隱集》卷一之“詞”中的《老閨女詞》(擬古樂府)有句云:

有女有女年已晚,年已晚可奈何。十五二十芳華時,容顏淡淡芙蓉花。一日織成一匹絹,才貌不曾向人誇。家貧少良媒,佳期忽蹉跎。〔二九〕

再如張錫藎(1841—1923)《果齋先生文集》卷二“詞”中除了《海東樂府十八曲》外,還有《天王峰歌》《夷齊采薇歌》《田橫客薤露歌》《嚴陵釣臺詞》《張翰秋風歌》等。不難看出,韓國文人將“樂府”性質的作品也歸入“詞”之中,在他們的觀念中,詞與此類作品當然是同類。

韓國文人文集“詞”中的作品性質駁雜,這一特徵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所以,韓國文人不僅沒有嚴守“詞”體本位,反而在“詞”體特徵的影響下,反向擴大了文集中“詞”所涵蓋作品的範圍,從文體發展看,這無疑具有韓國特色。不過,這也導致了對詞體本色、特質認識的愈加模糊。

三、以詞歸屬“歌詞”“詩餘”“長短句”等

韓國詞作還被歸入文集中的“歌詞”“詩餘”“長短句”“小詞”“詞令”“詞賦”“詞歌”“樂章”“詞操”等文體之中,以下分別述論之。

就“歌詞”而言,韓國古代本土歌曲如鄉歌、景幾體歌等歌曲的文辭皆可稱“歌詞”,如《動動》《西京別曲》《青山別曲》《鄭瓜亭曲》《飛龍禦天歌》等都見載於《樂章歌詞》之中。“歌詞”還可以指朝鮮時期獨特的韻文“歌辭”,如李睟光《芝峰類說》云:

我國歌詞,雜以方言,故不能與中朝樂府比並。如近世宋純、鄭澈所作最善,而不過膾炙口頭而止,惜哉。長歌則《感君恩》、《翰林別曲》、《漁父詞》最久,而近世退溪歌、南冥歌、宋純《俛仰亭歌》、白光弘《關西別曲》、鄭澈《關東別曲》《思美人曲》《續思美人曲》《將進酒詞》盛行於世。他如《水月亭歌》《歷代歌》《關山別曲》《古別離曲》《南征歌》之類甚多。余亦有《朝天》前後二曲,亦戲耳。〔三○〕

李氏所列諸多作品皆屬“歌辭”,趙潤濟指出:“歌辭這種文學形式是完全的韻文四四調連續體。它雖是韻文,但不是單純的詩歌”,“它表現的內容更為複雜和悠長,具有散文的性質”。〔三一〕另外,時調也可稱“歌詞”,如徐大善為姜復中(1563—1639)《清溪歌詞》所撰《歌詞後敘》中說:

嗚呼,以公之忠孝之資,竟未蒙聖朝之大為展用,晦跡於林泉之間,以妄自號而終世焉,斯與箕聖佯狂之意相似,而豈其公之實情也。惟其歌詞無非出於忠孝,而當時名流多以敬重焉。〔三二〕

不過,韓國文人又確以“歌詞”稱唐宋詞,如鄭潤卿(黑窩)《青丘永言序》中云:

古之歌者必用詩,歌而文之者為詩,詩而被之管弦者為歌,歌與詩固一道也。自《三百篇》變而為古詩,古詩變而為近體,歌與詩分而為二。漢魏以下,詩之中律者號為樂府,然未必用之於鄉人邦國。陳隋以後,又有歌詞別體,而其傳於世不若詩歌之盛。蓋歌詞之作,非有文章而精聲律則不能,故能詩者未必有歌,為歌者未必有詩。至若國朝,代不乏人,而歌詞之作絕無而僅有,有亦不能久傳,豈以國家專尚文學而簡於音樂故然耶?〔三三〕

序中梳理了“歌”之發展脈絡,其中“歌詞別體”指唐宋新興的“詞”,且稱朝鮮朝罕有人能作“歌詞”,可見序中“歌詞”指“詞”體,而不是本土歌曲之歌詞。另如申光漢(1484—1555)有云:

十八年己亥,又拜大司成,知制教。華、薛兩使之來,特遣公為都司宣慰使。長篇短章歌詞諸作,皆出公手。天使以本國文人不解樂府,作歌詞一闋,故落一字紿之。公語譯官曰:“此句下當有字,疑其無也,請質焉。”天使笑曰:“果是。”改書示之,人皆服公之老於詞也。〔三四〕

所言“歌詞”正是指明朝使者華察和薛廷寵所作之詞作。又宋相琦(1657—1723)評論蘇軾曾云:

世傳東坡自言有三恨:不飲酒、不解碁、不能作歌詞也。……“大江東流去”詞固已膾炙一世,而又有一書與人曰:“近獵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云云。以此言之,歌詞亦何可謂之不能乎?蓋此三者,比他事自視猶不足,故為此言,而實則未必然也。我東人自古不尚歌詞,前輩文集中亦絕無作者。況余於平生未嘗窺一闋、道一句,豈有能不能之可言?〔三五〕

非常明顯,宋氏所言“歌詞”指的是詞。從韓國文人文集中“歌詞”所屬作品看,有的純為詞作,如申光漢(1484—1555)《企齋別集》卷七之“歌詞”,宋寅(1517—1584)《頤庵先生遺稿》卷二之“歌詞”,梁弘澍(1550—1610)《龍城世稿》卷二之“歌詞”,曹友仁(1561—1621)《頤齋集》卷一之“歌詞”等。當然,“歌詞”中雜有其他作品者也不少見。如柳宜健(1687—1760)《花溪先生文集》卷七之“詩”中包括五言長篇、七言長篇、六言、長短句、歌詞,其中“長短句”並非詞作,如《石冰庫》《貧老歎》,而“歌詞”中除了詞作之外,還有《鼓盆歌》《羽扇歌》《佛殿四角金鈴歌》《哀金秀才孟壽詞》等,仍然是將詞作與其他文體混為一類。

“詩餘”之稱最早見於南宋初期,詞作被編於詩集之後稱為“詩餘”以示與詩為不同類別,但在詞學史上其成為“詞”的一個專名則要到明代張綖《詩餘圖譜》的出現。點檢所見韓國古代文獻,韓國文人使用“詩餘”之名比較晚,應該是受到了《詩餘圖譜》《草堂詩餘》和明代文人的影響。〔三六〕韓國文人以“詩餘”稱詞者,如許筠即借袁宏道《觴政》之語云:

詩餘則柳舍人、辛稼軒等,樂府則董解元、王實甫、馬東籬、高則等,傳奇則《水滸傳》《金瓶梅》等為逸傳,不熟此傳者保面甕腸,非飲徒也。〔三七〕

金鑢(1766—1822)有云:

古人以填詞為詩餘,蓋以詩而非詩,其實詩之餘也。〔三八〕

二人所稱“詩餘”皆為詞體。〔三九〕

梳理韓國文人文集,我們發現將詞作歸入“詩餘”者,時間都較晚,並且“詩餘”中的作品都是詞作。如趙冕鎬(1803—1887)《玉垂集》卷二七“詩餘”,任憲晦(1811—1876)《鼓山先生文集》卷一之“詩餘”,姜瑋(1820—1884)《古歡堂收草》卷十七“詩餘”,柳大源(1834—1903)《自慊窩文集》卷一之“詩餘”,金允植(1835—1922)《雲養集》卷六《詩餘學步》,河謙鎮(1870—1946)《晦峰先生遺書》卷八之“詩餘”。其中,任憲晦《鼓山先生文集》卷一包括賦、詞、詩、詩餘;柳大源《自慊窩文集》卷一包括賦、詞、詩餘、詩,二人將“詞”“詩餘”分列,體現了以詞作為“詩餘”的明確觀念。另外,姜瑋《古歡堂收草》由其門客鄭萬朝編,將“詩餘”單獨成卷,獨立於諸詩集之外;金允植《詩餘學步》也與《雲養集》卷六所收《東芚稿》《還朝後詩稿》《東槎謾吟》《己庚詩草》並列,由此可見,他們對於詞體認識在觀念上的進步。

“長短句”是韓國漢詩創作中常見的稱謂,只是據參差不齊句式做出的認定。李奎報詩中即有稱“長短句”者,如《示子侄長短句》、《四月十一日,與客行園中,得薔薇於叢薄間……於是因物有感,作長短句,以示全履之》。韓國文人詞題中也不乏標明“長短句”者,如金榮祖(1577—1648)《忘窩先生文集》卷一“詩”中有《清和黃梅之交,余自山寺到青岩亭,池邊海棠、芍藥盛開,巡簷竟日,作長短句詠之》一首,可據其體式知為《臨江仙》,但作者並不標詞牌,其觀念中應未將其作為“詞”看待。類似的還有吳守盈(1521—1606)《春塘集》卷一“詩”中的《昨夜酒醒無寐,得長短句,錄示諸侄,兼呈景亮、汝》,卷三“詩”中《攜裴景受登劍岩得亭基,詩以志喜,長短句》,二者也均未標《巫山一段雲》詞牌。儘管李齊賢《益齋亂稿》卷十“長短句”中均為詞作,但其後文人集中“長短句”卻不純粹。如盧景任(1569—1620《敬庵集》卷一之“長短句”中包括三首作品,除《次晦庵辭,贈金士悅二首》外,《次張仲順》《別黃參知是》兩首均是長短句詩,不是詞。而李健(1614—1662)《葵窗遺稿》卷九之“長短句”包括作品有《三五七言,次舍兄韻》《南流水》《江之燕》《次用汝效古體韻》等,無一是詞,也均是長短句詩。

韓國文人以“小詞”來稱謂詞體當是受到朱熹的影響,朝鮮時期著名學者宋時烈(1607—1689)在論著中即引用朱熹《答廖子晦》中“小詞”之語,其錄云:

(朱熹)與廖子晦書有云:“坡公海外意況,深可歎息,近見其小詞,有‘新恩雖可冀,舊學終難改’之句,每諷詠之,亦足令人慨然也。”〔四○〕

在創作上點明“小詞”者,如權韠(1569—1612)《題尹晴詩卷》二首小序云:

晴,龍灣娼也。五峰公鍾愛甚,自敘奇遇首末,繼以五絕句,東槎諸學士皆和之。余作小詞二闋,題於卷尾。晴初見五峰時,以荷花一朵為信。〔四一〕

另如鄭基安(1695—1775)《晩慕遺稿》卷之一“詩”《效朱文公小詞體》;丁範祖(1723—1801)《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五“詩”《戲為宋人小詞,倣其詞,不仿其意》;郭鍾錫(1846—1919)《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九“樂府”《小詞三疊,寄姜公溥》。以上詞序及題目中的“小詞”都指詞,不過也有例外,如李南珪(1855—1907)之《小詞,牧叟》云:

下澗人洗耳,上坪禾麻藝。駈牛何所之,暮向山中繫。但吃山中青青草,慎勿礪角山中桂。〔四二〕

將詞作歸入文集“小詞”者很少,如金烋(1597—1638)《敬窩先生文集》卷四包括古樂府體、小詞、書三類,其中“古樂府體”中有《贈金叔時敏及樸弟,<臨江仙>》一詞,而“小詞”還有《獲麟操》《秋風三疊》,《秋風三疊》其一云:

秋風嫋嫋兮白露團團。蟲鳴金井兮宇宙寒朗。月垂光兮夜漫漫,所謂伊人,在水中洲。豈不爾思兮路阻且休。愛而不見兮中心悠悠。〔四三〕

此二首作品並非詞作。可見,文集中的“小詞”並非都是詞,從金烋文集中詞作分佈看,其詞體觀念也很混亂。

韓國文人也有稱“詞”為“樂章”者。“樂章”早即宮廷祭祀、宴會樂曲所用之文辭,如《高麗史·世家》卷十九記高麗毅宗:“庚寅,御大觀殿,受朝賀,仍宴文武常參官以上。王親制樂章五首,命工歌之。結彩棚,陳百戲,至夜乃罷。”〔四四〕另如《尹誧墓誌》:

癸丑秋(1133)八月,奉王旨撰集古詞三百首,名《唐宋樂章》一部。……仍命左承宣金存中,諮問樂譜。其遭遇之盛,千載一時歟?公平生倜儻有大節,敏於文學,達於政事,該通音律,尤工歌詞。〔四五〕

所言“樂章”“歌詞”並不一定都是詞作,只是配合樂舞的歌詞。不過隨著宋詞傳入高麗,“樂章”中很快就含括了詞體。如“海東七賢”之一林椿(1152—1220)《與皇甫若水書》中說:

昨於梁君之廬,得足下所撰樂章六篇,手披目睹,反覆成誦,且欣且慶,輒用嘆服。非有厚也,公義之然也。僕觀近古已來本朝製作之體,與皇宋相為甲乙,而未聞有以善為樂章名於世者,以為六律之不可辨,而疾舒長短清濁曲折之未能諧也。〔四六〕

信中的“樂章”就是指高麗文人學習宋詞所寫的詞作。今見金永壽(1829—1899)《荷亭集》卷四《內制集》有《樂章文》,其中被視作詞的只是宴會儀式中的歌詞,如《先唱樂章·<青玉案>一疊》,《後唱樂章·<醉桃源>一疊》,《夜會宴,先唱樂章·<柳梢青>》,《後唱樂章·<喜遷鶯>一疊》,仍然保持了“樂章”最初的含意。

韓國文集還有將詞作歸於“詞操”者,“操”為琴曲之名,“詞操”之名當也是考慮到“詞”為歌曲之辭這一特點。樸光遠(1838—1900)《鶴山文集》卷一之“詞操”有《浪淘沙》詞一首,另有《和猗蘭操》(含《和古琴操》《和琴操》),後者明顯不是詞作。不過李道樞(1847—1922)《月淵集》卷四之“詞操”中《臘月二十三日,見雪中梅欲吐萼,敢效朱夫子雪梅二闋》(按:不標詞牌,次韻朱熹《憶秦娥》調)和《甲寅仲秋,臥病不得,玩月作<玉漏遲>一闋以遣懷》均為詞。

上述之外,韓國文集還有將詞作歸於文集中之“詞令”“詞賦”“詞歌”“詞調”者,數量極少不再瑣述。值得注意的是南有容(1698—1773)《雷淵集》卷八之“詞令”,卷八包括詩、雜詩,雜詩又包括樂府、詞令、雜體、聯句、四言、六言。雜詩分類極為細緻,“詞令”共18首,但柳己洙《全高麗朝鮮詞》以《望江南》(梅已發)、《江城子》《水調歌頭》《浣溪沙》《臨江仙》6首為“詞”,列入正文,而其餘沒有詞牌的則以之為“失調名”,這些“詞令”性質為何?可否認為是南有容基於詞體啟發創制的新詞?需要我們進一步考察認識。

四、“詞”體畛域模糊的影響

1916 年, 張志淵(1864—1921)等據《東文選》《青丘風雅》《東詩選》《昭代風謠》等增補編選並刊行《大東詩選》,編輯者之一權純九在《大東詩選跋》中說:

我東人不喜讀我東人詩,詩期乎取法中國也。……夫我東有聲詩久矣,自新羅崔孤雲以下,如本朝穆陵盛際諸公皆善鳴一代,雖置之中土作者之列,可頡頏上下,下此者亦不失為我東聲調,自成一邦, 何必嘐嘐然曰唐曰宋曰元明之為可法, 是見其自小而已。〔四七〕

《大東詩選》中詩歌諸體皆備,但無一首詞作,從弘揚本民族文學立場出發,捨棄來自異邦的詞體是自然之事。當然,這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輕視詞體或云詞地位低下。通過上文分析,可知韓國詞作品與多種文體攪雜,韓國文人始終未能形成對詞體特質的明確認識,所以韓國詞體畛域非常模糊,這無疑影響了編選者對待詞作的態度。也正因為未能實現詞體獨立,所以韓國文人對詞體風格特質缺乏深入探討,對詞之體式也並不看重,且認識上有淆誤處。

與論詩之豐富相比,韓國文人對詞風格特質的揭示極少見,目之所及有李學逵(1770—1835)《七療》云:

亦有聲詩之餘,曲子填詞。聽之者魂,道之者情癡。或慢聲度曲,或減字摛辭。或銅將鐵綽,大江東去;或江南賀公,梅雨風絮。〔四八〕

另如李圭炳與金信榮《古歡堂收草·詩餘》之題辭云:

詞者詩餘,金粉替墨。委曲纖秾,有不可測。維我先生,宋明嗣響 。一回一吟,天風浪浪。

餘波綺麗出天工,一味悲涼掩抑中。記得鵲橋詞裏語,詩人原合是英雄。〔四九〕

以上所論,涉及詞體深情、婉曲、綺麗風格特徵的揭示,但都流於簡略,也無法產生較大影響。此外,韓國詞體觀念模糊也導致了韓國文人在創作時對詞體認識的忽視,這體現在忽略詞牌、誤用詞牌及詞體稱謂的淆亂上。

詞牌是詞體明顯的標誌,韓國文人詞作多不獨立標列詞牌,而是混於詞題之中。還有頗多詞作只有題目而無任何詞牌信息。如吳守盈(1521—1606)有《遣興長短句三首》,僅一首詞末標明《臨江仙》,另二首不標詞牌,分別為《虞美人》《憶秦娥》。不標詞牌並非是作者疏失,而是在他們的觀念中詞與詩一樣有題目即可,並沒有認識到詞牌是詞體的獨特標誌。此外,韓國文人作詞詞牌誤用情況也很常見,如申命顯(1776—1820)僅《萍湖遺稿》卷下“詞”中《蝶戀花》(殘鴉啼送夕陽好)詞1首,詞牌“蝶戀花”實為“虞美人”之誤。另有鄭球(1490—?)作《雜興效仿陳簡齋無住詞十八首》,效仿的當是陳與義《法駕道引》,但鄭球詞中卻作《望江南》。《法駕道引》與《望江南》體式相近,但起句下多一疊句,鄭球不查,故有淆亂。

從韓國文人詞題看,他們對“詞”體制上的稱謂有“疊”“調”“章”“闋”“首”等,現略作考察。先看“疊”,如南龍翼(1628—1692)《效<望江南>詞三疊》,“三疊”指“長安好”“南州好”“維揚好”三首詞;金始(1684—1729)作有《明原詞》三首:一疊《玉樓春》、二疊《清平樂》、三疊《南柯子》;都漢基(1836—1902)《聞設餞春會,戲贈雜詞七疊於會中諸友》,“七疊”指《蝶戀花》《滿庭芳》《菩薩蠻》《系裙腰》《一剪梅》《浣溪沙》《憶少年》七首詞。以上一“疊”就是一首詞之意,可以是同詞牌,也可以是不同詞牌。不過李裕元(1814—1888)《十二時》(三疊長調,數目題)詞中的“三疊”指上中下三片,一疊指一片,而非三首詞。

“調”,如權煒(1708—1786)《憶秦娥》(《陽關曲》三調)、《長相思》(三調)、《憶江南》(三調)、《桃園憶故人》(四調);金箕瑛(1864—1923)《長相思》(六調)、《憶秦娥》(六調,和贈美洞澹翁),一“調”就是指一首詞,稱“調”必須是同詞牌。

“章”,如金榥(1896—1978)《奉壽外姑曹夫人六十一生朝三章》,指《望梅花》《謁金門》《定風波》三首詞。

“首”,如趙裕壽(1663—1741)《三宿之戀,多在壽春,依樂天<憶江南>,戲成三首》,指三首《憶江南》詞;而盧景任(1569—1620)《次晦庵辭,贈金士悅二首》卻並非指二首詞,而是以上片、下片為“二首”,只是一首詞。

“闋”,關於“闋”的稱謂,有不同含意,或指上、下闋之一“闋”意,或指一首完整的詞。如鄭胤永(1833—1898)《利城雪夜,共朱曰龍謹次朱子梅詞二闋》,此詞次韻朱熹《念奴嬌》朱希真梅詞韻,題中的“二闋”指上、下闋,而非兩首詞;還有《謹次朱子雪梅詞四闋》,此為次韻朱熹《憶秦娥》二詞,題中的“四闋”也不是指四首詞,而是指兩首詞。這種以“二闋”指一首詞的上下闋在韓國詞中常見。“闋”指一首詞者如金榥(1896—1978)《奉壽靈川金丈鬥鉉回甲生朝三闋》,指《酒泉子》《荷葉杯》《相見歡》三首詞;姜永祉(1857—1916)《五月五日,戲題<臨江仙>一闋,相與一笑》,“一闋”就是指一首詞。可以說,韓國文人對“詞”體制稱謂的不確定性,也是“詞”體畛域未明的結果。

對於韓國詞的研究,中韓學界多以中國詞為參照系考察之,而眾多韓國學者在強調民族文學獨立發展的觀念指導下,韓國的文學史、詩歌史論著對於“詞”體基本不提及。張伯偉在談及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時指出要“打通中心與邊緣”,“不只是揭示中國對周邊國家、民族的文化傳入,而是呈現漢文化圈在內外接觸中‘受容’和‘變容’,強調不同地區人們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建構。”〔五○〕此論對我們認識韓國詞體頗有啟發意義。儘管韓國文人在觀念上始終未能確立詞體的畛域,將其與詩、樂府、歌詞等混淆一體,也沒有實現詞體獨立,但梳理詞體在韓國的發展及文體認定,對於認識文學交流、文章變體均有意義。特別是詞體與韓國語言、文學交觸之後出現的新樣相,體現了其在韓國的生命延展。關於這一點,我們將撰文另加詳論。

〔一〕李德懋《清莊館全書》卷之六十八《寒竹堂涉筆》(上)“孤雲論儒釋”條,首爾大學校古典刊行會1966年影印本,第573頁。

〔二〕車柱環《唐樂研究·<高麗史·樂志>》,泛學圖書1976年,第86頁。

〔三〕吳熊和《<高麗史·樂志>中宋人詞曲的傳入時間與兩國的文化交流》,沈善洪主編《韓國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年4月。

〔四〕車柱環《高麗與中國詞學的比較研究》,《詞學》第九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21頁。

〔五〕參李寶龍《韓國高麗詞文學研究》“高麗詞文學創作低迷原因透析”,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六〕此據柳己洙編《全高麗朝鮮詞》(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所錄詞人並結合《韓國文集叢刊》《韓國文集叢刊(續)》《韓國歷代文集叢書》考察,以著有獨立文集者統計。按:《全高麗朝鮮詞》嚴格按照詞體格式整理,規範了詞牌、上片、下片等,也有改詞題、改詞調、補詞調之舉;不過就保留詞作在文集中的面貌而言,不加改動更有助於認識高麗、朝鮮文人的詞文體意識與觀念。

〔七〕俞好仁《溪集》卷四“七言古風”,《韓國文集叢刊》第15集,韓國學DB。

〔八〕關於“三五七言體”的流衍,可參看張伯偉《“文化圈”視野下的文體學研究——以“三五七言體”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7期。

〔九〕南龍翼《壺谷集》卷十一《扶桑錄》,《韓國文集叢刊》第131集,韓國學DB。

〔一○〕徐藍田《藍田詩稿》,張伯偉主編《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1337頁。

〔一一〕梁進永《晚羲集》卷二“詩”,《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622集,景仁文化社影印本,第58頁。

〔一二〕洪貴達《虛白先生續集》卷二“詩”,《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823集,第135頁。

〔一三〕崔演《艮齋集》卷六“詩”,《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330集,第434頁。

〔一四〕樸來吾《尼溪集》卷六《三等體序》,《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029集,第335頁。

〔一五〕安鼎福《百選詩序》,《順庵先生文集》卷十八,《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954集,第22—23頁。

〔一六〕元天錫《耘谷詩史》卷五“詩”,《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201集,第410頁。

〔一七〕〔一八〕王小盾《朝鮮半島的樂府和雅樂》,《中國音樂》2016年第4期。

〔一九〕申欽《樂府體四十九首序》,《象村集》卷三,景文社1981年影印本,第21頁。

〔二○〕李裕元《嘉梧樂府·小樂府·後記》,《嘉梧稿略》,《韓國文集叢刊》第315集,韓國學DB。

〔二一〕金壽長編撰、金三不校注《海東歌謠》,韓國時調學會1987年,第81頁。

〔二二〕王博文《天籟集序》,施蟄存主編《詞集序跋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463頁。

〔二三〕徐居正《東人詩話》,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一卷,太學社1996年,第440—441頁。

〔二四〕申欽《樂府體四十九首序》,《象村集》卷三,景文社1981年影印本,第21頁。

〔二五〕李裕元《嘉梧樂府·詩餘·後記》,《嘉梧稿略》,《韓國文集叢刊》第315集,韓國學DB。

〔二六〕《巖棲先生文集》卷三十六《雜識上》,《韓國文集叢刊》第350集,韓國學DB。

〔二七〕李家源著,趙季、劉暢譯《韓國漢文學史》,鳳凰出版社2012年,第150頁。

〔二八〕《松窩集》卷二,《韓國文集叢刊》(續)第64集,韓國學DB。

〔二九〕《農隱集》卷一,《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1721集,第70頁。

〔三○〕《芝峰類說》卷十四,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二卷,第393頁。

〔三一〕趙潤濟著、張璉瑰譯《韓國文學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72頁。

〔三二〕樸乙洙編著《韓國時調大事典·別冊補遺》,亞細亞文化社2007年,第214頁。

〔三三〕《青丘永言》珍本,國立韓古爾博物館2017年影印本,第7頁。

〔三四〕《企齋集》卷十四附錄《文簡公行狀》,《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1754集,第145頁。

〔三五〕《玉吾齋集》卷十七《南遷錄》下,《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535集,第347—348頁。

〔三六〕據張海濤考證,《詩餘圖譜》在朝鮮時期鈔本三種、刻本一種。鈔本之一為隆慶四年(1570)庚午仲秋,樸惺請“青流”在尚州(今屬韓國慶尚北道)的商山館謄錄的,所用底本為明嘉靖十五年(1536)《詩餘圖譜》初刻本。刻本也出現在1567—1584之間。感謝張海濤賜知未刊稿成果。

〔三七〕許筠《閑情錄》卷十七《瓶花引》,《許筠全集》,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1981年影印本,第339頁。

〔三八〕金鑢《題鳳城文餘卷後》,《藫庭遺稿》卷十《叢書題後》,《韓國文集叢刊》第289集,韓國學DB。

〔三九〕韓國文人以“詩餘”稱時調者僅見於申欽《放翁詩餘序》,以時調為“詩章之餘”,但此說並未流行。此序見《青丘永言》珍本,國立韓古爾博物館2017年影印本,第45頁。

〔四○〕《朱子言論同異考》,《尤庵先生文集》卷八十六《雜著》,《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1541集,第319—320頁。

〔四一〕《石洲集》卷八《雜體》,《韓國文集叢刊》第75集,韓國學DB。

〔四二〕《修堂遺集》冊一《寒棲問答》,《韓國文集叢刊》第349集,韓國學DB。

〔四三〕《敬窩先生文集》卷四,《韓國文集叢刊》第100集,韓國學DB。

〔四四〕《高麗史·世家》卷十九“毅宗三”,《高麗史》,亞細亞文化社1972年影印本,第386頁。

〔四五〕《尹誧墓誌》,《朝鮮金石總覽》上冊,朝鮮總督府大正八年(1919)九月,第371頁。

〔四六〕林椿《與皇甫若水書》,《西河先生集》卷四《書》,《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集,第376頁。

〔四七〕張志淵等編《大東詩選》,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韓國漢詩選集》VI,亞細亞文化社1980年,第651頁。

〔四八〕《洛下生集》冊十四《文漪堂集》,《韓國文集叢刊》第290集,韓國學DB。

〔四九〕《古歡堂收草》卷十七《詩餘題詞》,《韓國文集叢刊》第318集,韓國學DB。

〔五○〕張伯偉《再談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文學遺產》2014年第2期。

注:本文发表于《词学》第44辑,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杨传庆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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