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为什么自杀？

1998年，一个理性儒雅的女孩，在美国电视节目中与日本驻美大使对质，并要求对方就南京大屠杀事件在直播中道歉。

她全程列举大量事实，日本大使被怼得闪烁其词，不敢正面回应，只说了惯用的“后悔”和“遗憾”等字眼，就慌忙结束连线。

2004年11月9日，她在美国加州自己的车里用手枪自杀 ，很多年轻人没有听到过她的名字。

当时230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了她去世的消息，并向这位华裔女孩致敬，她不是明星，不是富豪，更不是政客。

她就是在1997年出版了详尽叙述二战期间日军罪行的历史著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的作者张纯如。

她在二战后掀开了尘封的往事，在如流星一般绚烂的一生中引起了华人和全世界对这段沉痛历史的关注。

她的祖父张乃藩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早年在国民政府工作，一生勤政为民、口碑甚佳。

她的外祖父张铁君是国军抗日将领，南京大屠杀时期其本人就在南京城，赴台湾后曾担任报刊总编辑。

她的父亲张绍进和母亲张盈盈在1949年从中国大陆迁移到台湾，后来前往美国升学，并双双成为哈佛大学博士。

1968年出生的她，从小生活在一个衣食无忧的精英家庭中，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会入读一所常青藤大学，然后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高富帅，成为一个美式中产家庭主妇。

可是慢慢长大的张纯如，经常会想起父母提起的外公外婆在南京大屠杀时的逃难经历，对那一年的那一座城，她始终念念不忘。

本来她在大学时是学理工的，可是与生俱来的正义感，渴望用文字影响世界的使命感，驱使她后来转读了新闻系。

1989年毕业后，她取得了学士学位，步入社会后，她有着一份令人艳羡的高薪工作。

1991年，她和初恋电气工程师布莱特·道格拉斯博士结婚，组成了一个富裕美满的家庭，看起来她的人生和大家预想中的一样。

1994年，她在加州看了一场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展，这次不同于长辈的口述，过于直接的杀戮现场照片，不经修饰地出现在她眼前。

所有的西方人都在谴责希特勒的罪行，却无人知晓二战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这让她更加愤懑。

照片展上大受震撼的她下定决心要为世人揭开南京大屠杀的史实细节，至此，她的人生出现转折。

当她一头扎向写作时，发现美国各地的图书馆很难找到关于此事的详尽资料，没错，这确实是一场被人遗忘的浩劫。

1995年，一筹莫展的她决定前往中国深入实地调查，与事件亲历者面谈掌握第一手资料。

当时的火炉南京正值酷暑天，这个从小在长辈呵护下长大的精英阶层女孩，一落地就因为水土不服染病，为了不耽误时间，每天拖着病体工作十个小时以上。

她带着翻译挨家挨户的走访幸存者，和遇到的每一个人探求历史细节，之后严谨地拿着中外资料相互印证。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了“中国的辛德勒”，找到了二战期间外国亲历者写下的《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

日军攻入南京城时，很多国际友人向平民伸出了援手：

如拉贝先生放弃了逃生的机会，与一批当时在南京的外国医生和传教士等，成立了一个安全区，拯救了20多万南京的难民；

魏特琳女士也曾在金陵女院自觉地承担了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

两人详尽地记录了1937年9月至1938年4月，日军在南京泯灭人性的暴行，是强有力的第三方证据。

张纯如还以书信的形式采访日本老兵，那些耄耋老人数十年来，在精神内耗中日夜煎熬，幡然醒悟的当事人们决定帮助她，并坦承了当年在那座城市的狂热恶行......

张纯如经常看着收集来的一手资料气到发抖、伤心大哭，写作时不得不每隔一段时间，强迫自己离开稿件，她失眠做噩梦，体重暴减，大把大把的脱发。

在中美日三国反战人士的倾力帮助下，经过三年的采访、整理、写作，以中国幸存者、日军老兵和欧美滞留人士三方视角叙述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终于在1997年12月出版。

本书以英文披露了大量之前无人知晓的历史事实，在欧美社会投下了震撼弹，让全世界人民了解到了日军在南京城犯下的罪行。

一经发布就登上全球最权威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停留长达十周之久，并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

销量近30万册，被翻译成15种语言，在全世界多次再版印刷，导致日本在国际上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遗憾的是，日本右翼和保守派拒不道歉，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来研究张纯如书中的错漏之处，曾拿着书里的照片大做文章。

他们根据照片光线、角度、服装等细节指控照片不真实，以此质疑书中内容的可信度。

张纯如经常接到骚扰电话，只能频繁更换电话号码，还在数不清的恐吓信中发现了子弹，这没有让她畏惧，那些不敢面对历史的挣扎，那些软暴力反而激起了她的斗志。

她母亲劝她不要再写了，她对母亲说：“我要拯救那些被遗忘的人，为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发声。”

可是在接触了太多无法挽回的人间悲剧后，她的精神大受打击，长时间无法从悲伤和愤怒的情绪中走出来，不得不去医院接受心理治疗。

2004年11月9日，严重的抑郁症还是夺去了她的生命，那一年，她36岁......

她在遗书中写道：“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

“我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我太软弱，无法承受未来那些痛苦和烦恼的岁月。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更加困难……就好像正在溺毙于汪洋大海之中。”

文人风骨，巾帼英雄，她生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却从未屈服于威胁，也从未想过放弃写作，她秉笔直书，践行良知，她的斗争精神永世长存。

张纯如去世后，她的父母还在致力于继续女儿的事业，他们说：“把历史真相公布于众，是她们的使命，也是纯如的遗志。”

长辈给她取名“纯如”，出自《论语》“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 其意为纯正，她的一生无愧于这个美好的名字。

2017.05 再次更新

我终于去了南京，第一站，江东门纪念馆

看了馆内的资料，不得不说，为了这段历史的真相，各方人士已经很努力了。纪念馆给每位能搜集到遇难同胞都做了厚厚的档案资料，三层楼高的搁架都被放满。

但隐隐觉得，还是不够。尤其是大屠杀幸存的老人一个又一个去世，而日本依然在信口雌黄地否认历史，篡改教科书。

以前上学，读书，潜然接受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历史自有真相。

我现在怀疑这种论述了，中国人历来的“避世”倾向，总是不错的逃脱借口。历史不是本来的真相，而是要靠人们主动争取的。比起日本疯狂地抹杀战争事实，我们就站在真正的事实面前，却做的远远不够。

正因为我们做的太不够，张纯如，作为一个作家，所付出的努力，才如此让人感慨。我们需要更多像张纯如这样做出事情的人。

我说过一定会来南京，给你的铜像献花，I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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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已关闭。尊重她，就不要吵醒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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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知友提醒，对于文中出现的纪念馆不正式的名称，已经订正。如有错误，请继续指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可以称南京江东门纪念馆，但不能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不能称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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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时有段日子，不知是生活太过清闲，还是久违的“上进心”使然，我突然对人物传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去图书馆翻，在一排排“大传”和“纪事”里，突然一本书名恍入眼前，灵光闪现，就它了。

这本书是《蚕丝——钱学森传》。

“蚕丝”，竟然用了如此简单别致的一个词作为人物传记的书名，饶有趣味。再看作者，于是第一次知道了这个美丽的名字——张纯如。

后来读完书我才知道，“蚕丝”可不仅仅是对钱学森为中国巨大奉献的比喻，还妙在钱学森的确指导研发了一款被西方媒体称为“春蚕”的导弹，后来被伊拉克用在海湾战争对抗美国舰队。

张纯如（Iris Chang），美籍华人作家，27岁出版成名作《蚕丝——钱学森传》，两年后出版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成为其生涯代表作，这是首部向西方世界介绍南京大屠杀的英文专著，在全世界引起巨大轰动。这本书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想象。

说实话，张纯如刷新了我对于“作家”这个词的原有认识。

在固有的印象里，提及“作家”，我的第一反应是“写过哪本小说”，好像只有小说家才是熟识的作家。我反思这种印象来源，事实就是这样，无数被我们颂之经典的伟大作家的作品，似乎都是小说。而类似于“文学评论”这样的非主流体裁作者，人们更愿意用“专家”去称呼。

但很显然，张纯如并不属于我传统印象里的任何一类。她是独立作家，但发表的不是文学创作，她一生只出版了三本书，《蚕丝》、《南京浩劫》和《美国华裔史录》，几乎全是严肃的具有现实性的历史题材。

原来一个作家，除了塑造无数个不存在的故事，还可以这样表达使命。

即便这份使命，过分沉重。

张纯如的父母，都是20世纪40年代离开大陆，经台湾移居美国的第一代人，凭借出色而努力的学术奋斗，在美国成功扎下了根。父亲张绍进和母亲张盈盈都任职于伊利诺伊大学，家庭的教育气质也让小纯如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纯如从小性格文静，酷爱读书，热爱自由写作，具有崇高的追求，认为写作并非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要传递出社会所需要的良知与思想。但她绝不是简简单单的文艺追求者，大学前两年就读的是难度很大的计算机系，因为她热爱科技，思维活跃，关心这个时代的脉搏。

但随着自我认识的清晰，为了追求越发强烈的写作理想，大学二年级几近拿到计算机学位的张纯如转入新闻系，毕业后又先后去“美联社”和“芝加哥论坛报”当记者。在芝加哥实习的日子，尽管困难重重，但纯如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努力，以及强大的韧性。

正是凭借这股韧性，张纯如在日后的写作生涯里，以一个瘦弱的女子之身，令人动容地扛起了历史的重担。

张纯如曾经两次来过中国大陆。

一次是为了积累《钱学森传》的素材，但未能采访到钱先生，张纯如去了钱学森的故里杭州；

第二次时间更长一些，1995年，张纯如为了搜寻南京大屠杀第一手资料，只身来到南京，在南京学者的协助下，采访和收集了诸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资料。

在南京最炎热的日子里，下榻在南京大学西苑宾馆的张纯如，几乎一天都没得空闲，25天的时间里，她几乎跑遍了南京所有与大屠杀有关的遗迹，采访了诸多幸存者的史料。每次采访完幸存者，张纯如都会留下100元慰问金。

作为一个在太平洋彼岸长大的华裔女子，从小也从父母口中听到一些关于二次大战的故事，她的英语流利的近乎脱口秀，但中文仅能简单的交谈。她的生命完全可以不与父辈的故土产生交集，她也不必一个人踏上征程。但她，还是来了。

因为在此之前的1994年，一次偶然的展览上，张纯如亲眼目睹了那些从小在父母嘴里听闻的关于南京的故事。她彻底被触动了。她不能接受南京的历史在西方世界里仅仅像地下故事一样被人忽视。

要想知道在南京的25天里，张纯如究竟经历了怎样心理触动，在《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这本书里，或许能窥见一二。

《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这本书之所以能引起轰动，最主要的当然是令人无法反驳的翔实证据。

数年间，张纯如为了搜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素材，跑遍了美国诸多档案馆，并且飞来中国，亲身探访南京，她的研究资料多的堆满了整间房子。

你能想象吗？一个女子每天要从堆积如山的海量资料里，从挂在墙上的每一幅挑战人类底线的残酷照片里，梳理出1937年到1938年的历史脉络。

这需要怎样的心理承受能力？

这需要多么强大的信念支撑？

这需要克服多少琐碎与矛盾？

作为一名具有新闻眼光的作家，一名追求历史真相的学者，一名具有天然母性的柔情女人，张纯如要怎样克制自己的情绪才能将一堆堆凌乱的史料一字字地清晰地流落在我们面前，才能将一个个灭绝人性的事件客观地历史归位？

我没法想象。

如果你认为这是一本教科书式的历史背书，那你未免太不尊重张纯如了。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猜测自己会以怎样的情绪进行到底，是愤慨？还是痛恨？还是悲情？

当然都有，但更多的却是沉甸甸的抹着悲痛的思考。

是的，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背后，都不仅仅是简单的几句印象派的标签话语。

是日本人的残暴吗？

但你知道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根本不想进军南京吗，在那些疯狂的刽子手里，又有多少人在杀害南京平民后愧疚了一辈子吗？……是的，在日本本来就有很多人不愿意战争。

是中国人无能吗？

如果是，那么凭什么在上海和日军僵持3个月之久？在双方军备差距明显的情况下，在南京，中华民国的首都，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长眠之地，备战的15万中国军队就真的只是酒足饭饱吗？

历史从来都不是直线型那么简单。谁也不敢保证如果自己置身于那个环境下会做何选择？拿70多年后今天的“上帝视角”去看历史漩涡里的平民，着实不太公平。

一个不得不提的事情，关于张纯如的努力。

正是在搜寻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中，张纯如无意中发现了约翰拉贝的事迹资料，这位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的德国人，但在他二战中离开南京之后，就再也没了消息。张纯如经过不懈的多方打听，终于获悉了欧洲的约翰后人的消息。约翰拉贝的孙女保留有爷爷当年的日记资料，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一直以来这些珍贵的资料都被匿声保管并未发表，张纯如鼓励拉贝孙女将这段历史公之于众，也才有了今天为世界所知的《拉贝日记》。

《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这本书，对张纯如意味着什么？

答案是，意味着全部。

1997年，在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这本书出版发行，一个月之内就打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并盘踞榜单数十周之久，累计发行销量超过100万册。

这本书，翔实的历史证据，严谨客观的历史辨析，让整个英语世界再也没法忽视发生在60年前东方大陆的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历史不仅应该只记住奥斯维辛，也应该留下南京的记述。不止是战后德国一任任的政府应该向受害国，向犹太人反思罪行，战后的日本也没有理由逃脱在历史责任之外。

张纯如从一个柔弱的女作家，成了目光坚定的女斗士。她在全美的图书巡签一轮接一轮，空前火爆。她为了每一场关于南京历史的主题活动尽可能多出席，在30岁之际，张纯如践行了她少年时的理想：为社会的良知和思想而写作，而奋斗。

但在这火爆的背后，阴影随之而来。

由于这本书引起的巨大反响，张纯如开始不止一次地收到来自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挑衅。她像个坚决的斗士，无视这些谬误的挑衅，继续着自己的巡讲活动。

但年复一年。终于在2003年，张纯如在为其新书巡签时，再次受到刺激，导致抑郁症发作。

2004年11月9日，被抑郁症折磨的近乎痛苦的张纯如，在偷偷开出自家汽车到达荒郊外，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仅仅36岁的生命。在给家人的遗言中这样说，希望他们记住她患病以前的样子：全心投入生活，献身她的事业、写作和家庭。

曾见过不少人说，五四运动、抗美援朝跟他有什么关系？……

那么南京大屠杀，又跟张纯如有什么关系呢？她大可以有一个美满富庶的美国生活，享受家庭的温暖。

是的，她是如此的知性、美丽，她在电视上魅力四射，完全不像一个扛着千斤历史重担的样子。

张纯如把她来之不易的研究资料，毫无保留地捐献给了母校伊利诺伊大学和中国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正是由于张纯如的存在，她的努力，被大陆人默认为常识，但国际社会却无比陌生的南京大屠杀才能真正载入人类史册；

在2015年9月，抗战胜利70周年，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先生、母亲张盈盈女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邀请，来京参加阅兵典礼活动；

而你知道，纯如本该一块来的……

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你可知道，这份档案里，张纯如付出了多少……

在今天中国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外，树立着张纯如女士的铜像，与残酷而肃穆的历史相比，她依然那样知性、美丽、动人。

在张盈盈女士所著的关于女儿的这本书《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里，结尾是这样写的：

“本书行将结束时，我本打算找一句名人名言收尾，最好是某个拥有与纯如同样人生哲学的人说的话，就在此时，我偶然从收音机里听到这句话，一下子就被打动了，它可以代表纯如的精神：有些人的一生便是专为别人而度过的。”

这篇文章其实是写在我自己的文章公众号【阿鱼探长】上的，是自己的情绪故事。既然有这么多人还不了解张纯如，我觉得不应该，你可以看到我写的很自我，也不可能一篇文章就让你了解张纯如，想回答这个问题，你需要自己去看完她写的书，理解是需要沉淀的。

2018年12月9日，再更。

在第5个国家公祭日 到来前，我在思考今天的我们，应该怎样铭记历史，记住南京大屠杀。

以下为思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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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如何才能不遗忘“南京大屠杀”？》

文：阿鱼探长

南京地铁2号线，有一站叫“云锦路”，非常美丽的名字。总让我想起那句“云中谁寄锦书来”。

从云锦路站地铁2号口出来，是一片与众不同的肃穆之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因地处江东门，也被称为“江东门纪念馆”。

这里没有让人憧憬的锦书传来，只有无言的、厚重的历史的证书。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我来南京的第一站。一年前，第一次来南京的我，从火车南站直奔江东门；一年后，我在南京工作，时常会再去，清明去过，偶尔路过也去过。

这一次，在12月13日第5次国家公祭日到来之前，我特意想去江东门纪念馆再看看。未走出地铁，便被眼前走廊里的“和平许愿墙”震撼到了，上面是满满当当的留言签名，我看愣了一会，寻求不远处的工作人员借了笔，思虑良久，写下自己的留言：

“铭记历史，那是鲜活的故事。”

之所以想写下这么一句话，并不是纯粹的抒情，而是真心话。

我与南京这座城市的缘分，得从三年前考研时候说起，我的目标院校是南京大学。有一天在图书馆无意翻到了一本书，知道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张纯如。我看完了能找到的所有与她相关的书，当然也包括，张纯如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历史浩劫》。

于是，当时还在北方读大三的我，就许下愿望——不久之后，我一定会来南京，来江东门纪念馆，亲手为你的铜像献花，Iris.

因为张纯如，我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也有了别样的感觉。

在来到南京的日子，我不止一次试问过南京的朋友对江东门纪念馆的看法，得到的反馈是大多数在南京的年轻人，其实并不愿意去谈及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对于江东门纪念馆也是敬而远之，因为觉得太压抑、太深沉。

这让我反思好久。

后来我留意到，免费开放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确游人如织，大多数是海内外游客，或者学校组织的爱国教育。

我开始反省，为什么我并不觉得纪念馆有多么压抑呢？仅从地表建筑风格上看，整个馆灰色主体，但造型相对比较前卫，总体扁平化的布局已经竭力避免了扑面而来的压抑感。只有在真正进入多个展馆内部，见到那些地坑和史像资料，才会让人震惊。

但对于我来说，在第一次亲身参观之前，早在张纯如的书里感受过这些残酷与愤懑，来到现场，于我更像是一件件史料认证。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但面对历史，理性向来是我的第一位。

事实上，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之所以南京大屠杀给我的印象，不只是“1937年12月13日起南京城被屠杀6周，超过30万同胞遇难”这样一句教科书般的描述，也不只是深沉肃穆的国耻，更多的，是一些鲜活的故事。

因为张纯如的介绍，我了解到南京大屠杀里，更多人真实而鲜活的命运。

比如，南京各路守军面对日军是怎样的慌不择路、怎样的不堪一击，怎样弃城而逃；

首都南京城里的各级权贵们，又是怎样闻风先撤；

被围困的数十万平民和散兵，是怎样被日军上演疯狂杀戮的；

以及，决意留在南京城的20多位国际友人，在存亡之际，成立“国际安全区”，在3.86万平方公里的小街巷区，怎样保护了25万中国难民。这些国际友人，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面对日军的暴行，又遭受了多大的身心压力。

“国际安全区”主席德国人约翰-拉贝，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为保护区内25万难民的生计呕心沥血；

美国人魏特琳，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主任，为保护中国难民，尤其是女性难民，与日军多次正面相对，在魏特琳的保护下，难民营里甚至还迎来了许多出生的婴儿。但魏特琳女士，因为南京大屠杀期间过度的身心疲劳与日军暴行的极大刺激，拯救了数十万中国民众的她患上抑郁症，1940年在众人劝说下返回美国疗养，一年后还是选择自己结束了生命。

……

我不止一次试想过，如果我身处1937年12月的南京，我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我不知道。我对我的勇气，正义感，能力，智慧……都信心不足。

我可能会落荒而逃，我可能也会与日军拼刺刀；我可能会在逃不过的时候试图装死在尸体堆里，我也可能会逃到国际安全区得到拉贝的庇护……

普通人在历史车轮下，是那么的渺小，那么的脆弱。

而这些，正是被我们一句带过的“南京之殇”。

如果我们写下“铭记历史”，那究竟是要铭记些什么？

是记住教科书上“1937年12月13日，日军在南京展开为期六周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南京城遇难同胞超过30万”这样的表述吗？

显然不够。

我理解了我之所以觉得江东门纪念馆并不是一派肃穆的沉重，那是因为我亲眼见证过每天都有来来往往的人们，有的是海外的华侨，有的是某个城市的旅行团，有的是南京的小学生们……他们会给纪念碑、给馆内张纯如的铜像献上灿烂的鲜花。

那些存在于历史长河里的，真实的、鲜活的血肉之躯，才是我们应该铭记的。

尤其走在南京的街道上，走在百年前的故居旧地，同样的街道名字，仿佛同样鲜活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每一天拉开窗帘，也期待着湿哒哒的冬日南京，能露出久违的太阳。

【如有更多想法或见解，可以来我的个人公众号“阿鱼探长”交流。登知乎的频率近来降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