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竹君先生传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兴1人，字美叔，又字竹君，与其弟石君珪2，少皆以经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进士3，授编修4，进至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5，督安徽学政6，以过降级，复为编修。
先生初为诸城刘正分所知7 ，以为疏俊奇士8。及在安徽，会上下诏求遗书9，先生奏言翰林院贮有《永乐大典》10，内多有古书世未见者，请开局使寻阅，且言搜辑之道甚备。时文正在军机处11，顾不喜12，谓非政之要而徒为烦，欲议寝之13，而金坛于文襄公独善先生奏14，与文正固争执，卒用先生说上之，四库全书馆自是启矣。先生入京师，居馆中，纂修《日下旧闻》15。未几16，文正卒，文襄总裁馆事，尤重先生。先生顾不造谒17，又时以持馆中事与意迕，文襄大憾。一日见上18，语及先生，上遽称许朱筠学问文章殊过人，文襄默不得发，先生以是获安。其后督福建学政，逾年19，上使其弟珪代之，归数月，遂卒。
先生为人，内友于兄弟20，而外好交游。称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过，辄复掩之。后进之士21，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尝无客，与客饮酒谈笑穷日夜，而博学强识不衰22，时于其间属文23。其文才气奇纵24，于义理、事物、情态无不备，所欲言者无不尽。尤喜小学25，为学政时，遇诸生贤者26，与言论若同辈，劝人为学先识字，语意谆勤，去而人爱思之。所欲著书皆未就，有诗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识竹君先生，因昌平陈伯思27。是时皆年二十馀，相聚慷慨论事，摩厉讲学28，其志诚伟矣，岂第欲为文士已哉29！先生与伯思，皆高才耽酒30。伯思中年致酒疾31，不能极其才32。先生以文名海内，豪逸过伯思，而伯思持论稍中焉。先生暮年，宾客转盛，入其门者，皆与交密，然亦劳矣。余南归数年，闻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殁年才逾五十33，惜哉！当其使安徽、福建，每携宾客饮酒赋诗，游山水，幽险皆至。余间至山中崖谷，辄遇先生题名，为想见之焉。 [1]
3.中：考中。乾隆十九年：即公元1754年。
4.编修：明、清为翰林院属官，以一甲二三名进士及庶吉士之留馆者充任，无定员，亦无实际职务。
6.督安徽学政：即任安徽省的提督学政官职，掌管全省考试童生及生员的事宜。
8.疏俊：俊伟杰出。
9.会：适逢。上下诏求遗书：皇上下诏书（发布文告）搜求遗存的书籍。
11.军机处：清代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始称军机房，建于雍正七年（1729）用兵西北之需。雍正十年（1732）正式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充任军机大臣，每日晋见皇帝，职掌商承处理军国要务，用“面奉谕旨”的名义向各地方、各部门官员发布指示。
12.顾：却。
13.寝之：即压而不予上报。寝，此处用其“止息”之义。
14.于文襄（1714—1779）：名敏中，字叔子，号耐圃，江苏金坛县人。乾隆进士，历官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卒谥文襄。著有《临清纪略》。
16.未几：不久。
17.造谒：拜访晋见。
18.上：皇上，皇帝。
19.逾年：过了一年。
20.友于兄弟：与兄弟非常友爱。
21.后进：后辈。
22.彊识（zhì）：强于记忆。彊通强。识，记。
23.属（zhǔ）文：撰著文辞。
25.小学：即包括音韵、训诘在内的语言文字学。因儿童入学先学文字，故名。
26.诸生：明清时经各省各级考试录取入府、州、县学的生员，有增生、附生、察生、例生等名目，统称诸生。
27.陈伯思：名本忠，字伯思，昌平（今属北京）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历任户部郎中、提督贵州学政。
28.摩厉：磨炼，切磋。
29.第：只。已：止。全句意谓：岂但只想作文士就算了呢！
30.耽：酷嗜。
31.致：招致。
32.极：用作动词，意谓尽量发挥。
33.殁（mò）：死。 [1]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兴人，字美叔，又字竹君，和他的弟弟石君珪，年少时都以会写文章而出名。先生乾隆十九年中进士，授官编修，后升至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督安徽学政，因过降级，又重为编修。
先生起初受到诸城刘文正公赏识，被认为是疏朗俊伟奇特之士。后来到安徽，遇到皇上下诏搜求散佚的书籍，先生上奏说翰林院储存有《永乐大典》，里面有很多当世见不着的古书，请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搜寻校阅，并且陈述的搜集方法也十分完备。当时刘文正在军机处，却不高兴，认为不是紧要的政事而徒增烦恼，打算建议让这事停下来，而唯独金坛文襄公认为先生的奏议很好，跟刘文正坚决争执，最终采用先生的意见上奏给了皇上，四库全书馆从此启动了。先生进入京城，住在馆中，纂修《日下旧闻》。不久，文正去世，文襄任四库馆事务总裁，特别看重先生。先生却不去拜访，还不时因主持馆中事跟他的意见抵触，文襄感到十分遗憾。一天见到皇上，谈及先生，皇上便称许朱筠学问文章远超别人，文襄默然不能发话，先生因此而安然无事。其后督理福建学政，过了一年，皇上派他弟弟珪接替他，回来几个月，就去世了。
先生为人，在家与兄弟友善，而在外喜好交游。称赞别人的好处，唯恐没有说到极致；若有过错，就总是掩饰。后进之士多因他的称许而得名。先生房中从早到晚不曾没有客人，整日整夜跟客人饮酒谈笑，博学强记却不衰减，还时常在这期间写文章。他的文章才气新奇豪放，对于义理、事务、情态，无不具备，想要说的话无不穷尽，尤其喜爱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当学政时，遇到贤能的生员，跟他们说话谈论就好像同辈人一样，劝别人为学要先从识字开始，语意诚恳殷勤，离去之后人们都爱戴思念他。他想要写的书都没有写成，有诗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说：我开始认识竹君先生，是靠了昌平陈伯思的关系。当时都二十几岁，聚在一起慷慨激扬纵论时事，相互磨练探讨学问，志向实在伟大啊，哪里只是要作一个文人学士而已呢！先生与伯思，都是卓越人才而沉溺饮酒。伯思中年因酒致病，不能完全发挥他的才华。先生以文章名扬海内，豪放俊逸超过伯思，而伯思持论稍微中和一些。先生晚年，来访宾客更为繁盛，入了他门的，都跟他密切交往，这样也就很劳累了。我回到南方这几年，听说伯思也衰老病重了，而先生去世时年纪才过五十，令人痛惜啊！他在安徽、福建任上时，常常带领宾客饮酒赋诗，游玩山水，幽深险要处都到过。我间或来到山中崖谷，便遇见先生题名，是可推想而知的啊。
朱筠，是清乾隆年间的名士，字美叔，又字竹君，曾先后出任安徽、福建学政。博闻宏览好奖掖后进，承学之士望为依归。清中叶的许多著名文士，如汪中、戴震、王念孙、章学诚、黄景仁等，或出其门，或入其幕。这样多的名家、大家成就的取得，都与朱筠有关，足见朱筠在当时的名气和地位。乾隆皇帝决定《四库全书》开馆编纂，就是采纳了朱筠等人的提议而开始的。此文作者姚鼐和朱筠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正是因为《四库全书》开馆，姚鼐才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荐入馆充纂修官。两年间与朱筠朝夕相处，彼此之间有了更多的交往和了解，此文就是作者为朱筠写的一篇传记。 [2]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按照传记文体例，第一段简要介绍朱筠生平。话虽不多，却已达到目的。
第二段记叙朱筠建议开四库全书馆，及其在馆中刚直耿介的性格。建议开四库全书馆，是朱筠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贡献，可写的自然很多，然而作者对此并没有刻意去加以表现而是选择了两件最能体现他个性的逸事去加以描写。一件是当他提出开四库全书馆时，却遭到当时的朝廷大员、东阁大学士刘统勋的极力反对。朱筠和刘统勋此前曾有过交往，刘对朱的才能极为赞赏，按照为官之道，朱应该对刘的意见曲意逢迎才对，这对他的前程自然只有好处。然而这不是朱筠的作为，面对当时身居相位的一品大员，他是据理力争，绝不退让后来在另一位朝廷重臣于敏中的有力支持下，他的奏议才得以上奏乾隆，自此四库全书馆才正式开始启动。另一件是刘统勋死后，于敏中总裁四库全书馆事，由于经历前面提到的那件事，于敏中对朱筠特别器重。本来这对朱筠来讲自然又是一次机遇，但他却做出了一些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来:对四库全书馆的总裁于敏中本人，作为下级他非但不拜访进见，以保持这种关系，反而时时持馆中事来顶撞于敏中，与于敏中意见相左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此于敏中感到非常遗憾，要不是乾隆皇帝“称许”他的“学问文章殊过人”，可能他的下场会非常悲哀。通过以上两件事，可见朱筠是一个性情耿直的封建官吏，他与龌龊的封建官场，始终格格不入，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他的正直和倔强，另一方面也是他出污泥而不染的“性情中人”的个性所决定的。
第三段主要写他的为人。“内友于兄弟，而外好交游”，这主要写他对亲友；对学生后辈，他又往往“称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过，辄复掩之，后进之士多因以得名”因此他的“室中自晨至夕未尝无客，与客饮酒谈笑穷日夜”；“为学政时，遇诸生贤者，与言论若同辈，劝人为学先识字，语意谆勤，去而人爱思之”。这些描写，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位循循善诱的忠厚长者的形象，与第二段里所刻划的官场中的朱筠形象，简直判若两人：一个似乎不随流俗，不懂人情事故；一个却礼贤下士，和蔼可亲。
第四段写作者自己与朱筠相识交往的情景，这主要是一段回忆性的文字。作者回忆到，“余初识竹君先生，因昌平陈伯思”很自然地引出了陈伯思其人其事，以陈伯思来陪衬朱竹君。当时他们年皆二十馀，其志甚伟摩厉讲学，慷慨论事，意色扬扬，不屑为区区文人的豪情跃然纸上。陈伯思也是一个才华出众而不愿随波逐流的人物，因此他和朱筠一样，人到中年才得到一个边远省份的学政的官职又都高才耽酒，故中年致酒疾。接下来作者又以极为沉重的心情，为伯思衰病，朱筠五十而亡而感到叹息不已。这既是为师友的早逝，更是为封建社会大才未能尽其用而感到的悲哀最后作者笔锋一转，用抒情的文笔写到，朱筠当年任安徽、福建学政时，“每携宾客饮酒赋诗游山水，幽险皆至”，自己“间至山中崖谷，辄遇先生题名，为相见之矣”。题名尚在而哲人已殁，使人悲哀痛心行文至此，已到结束的时候了，然思绪绵绵，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师友朱筠无限缅怀之情。 [3]
此文作为传记，在写作中也有许多成功之处。
其一，精心构思，精心剪裁。此文是一篇人物传记。关于传主朱筠的一生，可写的东西肯定很多，但作者却只选取了最能表现他性格的典型事例来写，不搞面面俱到的罗列堆砌。人格之正大，气节之高迈，是朱筠性格中最为闪光的东西。围绕这一点，作者一方面紧紧抓住他和两位大学士一——刘统勋、于敏中之间的交往来表现，从而成功地揭示了朱筠正直无私，对长官也不阿谀奉承的个性；另一方面又集中笔墨展现了他同亲朋友生之间的交往，刻划了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忠厚长者的形象。
其二，叙事简洁，以“神韵为宗”。作为一篇以叙事为主的传记文，要做到“简洁”二字，是相当不容易的。仔细玩味此文，作者刻划传主的性格特点，往往寥寥数语，便情趣韵味和盘托出而又绝不雷同于小说中的人物塑造。 [2]
此文中常事不书，仅选择了朱筠一生中最具神采的两个片断加以描述：先叙其奏言开设四库全书馆以及在馆中事迹，重点突出朱筠远见卓识和不阿私情、耿介正直的可贵品格。再叙其为人，“内友于兄弟，而外好交游”，“遇诸生贤者，与言论若同辈”，“后进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尝无客，与客饮酒谈笑穷日夜”。这又分明是一位谦谦君子、忠厚长者。两个片断合一，人物个性鲜明、神采飞扬。最后作者又将自己与朱筠三十年交往款款道来，结尾一句尤为精妙：“余间至山中崖谷，辄遇先生题名，为想见之焉。”山崖见手迹，其人神韵见矣，作者神韵现矣，文章神韵亦具矣，确乎神来之笔。 [4]
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周中明《姚鼐文选》“桐城派写人物传记，要求所记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所载之事不杂；要使千百世后，其事之表里可按，而如见其人，足以使所写的人物性资风采可想见矣。此文即完全体现了这个要求。” [1]
姚鼐（nài）（1732～1815年），中国清代散文家。安徽桐城人，字姬传，又字梦谷，因其居室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乾隆18年（1763年）进士及第、官至刑部郎中，记名御史，《四库全书》修纂官等职，历任会试同考官。中年托病辞官，先后在扬州、江宁等地主讲于钟山、紫阳书院达40余年。他继承了方苞，刘大魁的古文理论，并加以发展和补充，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主张义理、考据、辞章合而为一，以宣传阐发程朱理学为旨归，将文章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辞赋等13类，以“阳刚”、“阴柔”论文章风格，他认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应该做到“终则御其精者精者而遗其粗者”，即文章的内容要寓于形式，要从文章的形式来了解其内容。姚鼐所作多为序书、碑传，文章简洁雅正，章法结构严谨。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