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都城为何设在临安而不设在建康？

谢瑶，你好！

老规矩，先放结论，以南宋的内外环境来说，定都建康预示着要进取，定都临安标志着要偏安，由于南宋名义上仍以开封为名义上的京师，所以无论皇帝常驻还是短驻在哪里，都称呼为行在，以建议建炎、绍兴时期来说，宋高宗和他的草台班子“巡行”所至，且被官方称为“行在”的地方有很多，临安府是其中时间最长的一个，其他的有哪些呢，不妨看看赵构在这个阶段的活动轨迹。

南京应天府：建炎元年五月～十月（约五个月）

扬州：建炎元年十月～建炎三年二月（约一年五个月）

杭州：建炎三年三月～四月（约一个月，期间发生苗刘兵变）

江宁府：建炎三年五月～八月（约四个月，期间江宁府改为建康府，杭州升为临安府，后被搜山检海的金军赶出大陆，流亡海上）

越州：建炎四年三月～绍兴二年正月（约两年，期间越州升为绍兴府）

临安府：绍兴二年正月～绍兴六年九月（约四年）

平江府：绍兴六年九月～绍兴七年二月（约五个月）

建康府：绍兴七年三月～绍兴八年二月（约一年）

临安府：绍兴八年三月～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近二十四年）

建康府：绍兴三十二年一月～二月

临安府：绍兴三十二年三月~

（建炎三年五月）乙酉，上至江宁府......御笔建康之地，古称名都，其以江宁府为建康府。
（建炎三年七月）辛卯，升杭州为临安府。
（绍兴元年十月）己丑，升越州为绍兴府，以守臣陈汝锡有请也。

很多人说赵构自扬州南渡就坚定了定都杭州的想法，这个说法比较缺乏说服力，给他沉重一击的搜山检海是苗刘兵变结束后驻跸建康几个月以后才会到来，建康府是当时朝野上下认可的迁都选择之一，其他还有襄、邓、长安、汉中等地，唯独没有人提到远在宋朝边疆临海，地理位置犄角旮旯的杭州。

（建炎元年六月）庚申，诏李纲立新班奏事，执政退，纲留身上十议，且言：“......二曰议巡幸，大略谓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宫室、积糗粮，以备巡幸......”
（建炎元年七月）丙午，纲及潜善等议于上前，纲曰：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势难复还，夫中原安，则东南安，失中原则东南岂能必其无事？一失几会，形势削弱，将士之心离散，变故不测，且有后艰，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诚不敢任此责。上乃许幸南阳，以观文殿学士范致虚知邓州，修城池、治宫室......
(建炎三年三月)庚辰......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马扩应诏上书言前日之事，其误有四，其失有六......愿陛下幸巴蜀之地,用陕右之兵，留重臣使镇江南，委健吏以抚淮甸，破敌人之计，回天下之心，是为上策；都守武昌，襟带荆湖，控引川广，招集义兵，屯布上流，扼据形势，密约河南诸路豪杰，许以得地世守，用为屏翰，是为中策；驻跸金陵，备御江口，通达漕运，亟制战舰，精习水军，厚激将士，以幸一胜，观敌事势，预备迁徙，是为下策......
建炎三年五月戊寅朔，上次常州，诏知枢密院事、兼御营副使张浚为宣抚处置使，以川、陕、京西、湖南、北路为所部。初，上问浚以方今大计，浚请身任陕、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别委大臣与韩世忠镇淮东，令吕颐浩扈驾来武昌，张俊、刘光世从行，庶与秦川首尾相应，上许之......

好的不好的提议一堆，但有识之士基本都认为建康就已经是偏安的底线，就没有一个人提到杭州的。哪怕是张浚，也是主张驻跸长江中流，也是南宋版图中部的鄂州，这样才能使全局的调度更加高效，可惜张浚刚离开建康赴任川陕，赵构就在金军的追赶下出海了。

绍兴二年到绍兴六年，内外环境大为改善，国势上升阶段，赵构在张浚北伐大饼的诱惑下，短暂驻跸过平江府和建康府，随后淮西兵变一盆冷水直接浇灭了他可怜的一点进取心，彻底决心事实上定都临安。

绍兴十年宋金再战，哪怕是拿出了自靖康以来对金的最严厉措辞，南宋朝廷也再没有转而迁往建康，哪怕是象征性的，说明此战名为吊民伐罪实则是和议失败，下不来台勉强做出打的姿态。

至于绍兴三十一年末离开临安北上，明显就是做做样子了。

如果说南渡是偏安，那龟缩在版图的犄角旮旯，就属于把偏安的棺材板钉实了。

谢邀。这个问题在宋史学界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了，1947年著名学者陈乐素就发表了《南宋定都临安的原因》，对于南宋为什么不选择建康而选在临安作了详细的说明。下面我简单说下我的看法，如果图方便的话就直接看我说的吧，如果觉得意犹未尽的话不妨看看学者论文，毕竟我说的只是我嚼出来的渣渣而已。

谈论历史话题不能脱离史实，所以这里从历史的动态把握下驻跸临安的过程（注意这里是驻跸，不是建都，南宋的都城在开封，临安只是行在）。

宋高宗登极于应天（商丘），驻跸于扬州，1129年金兵袭击扬州时仓皇南逃，在建康待了一段时间后跑到杭州，升格为临安府，其后兀术渡江，宋高宗逃亡越州，升格为绍兴府，临安一度被金兵占领。金兵撤退后，宋高宗并未马上返回临安，而是在1132年以绍兴府“漕运不济”为由移跸临安。其后由于岳、吴、韩诸将的努力，抗金局势大为好转。1136年，宰相张浚策划北伐，要求宋高宗驻跸建康，另一宰相赵鼎则主张驻跸平江（苏州），宋高宗采纳后者意见，1137年，以宋徽宗死讯传来为契机，张浚再次请求驻跸建康，宋高宗从平江驻跸建康，其后张浚因淮西兵变引咎辞职。以淮西兵变为契机，在赵鼎和秦桧的怂恿下，宋高宗于1138年回跸临安，此后到1276年元军占领临安，南宋再未改变行在所。然而要求定都建康之声到孝宗朝还不绝于耳，再加上孝宗即位后再次起用张浚主持北伐，张浚原本就是主张定都建康的，所以孝宗在和议破裂后一度扬言驻跸建康，但在太上皇高宗和主和派的压力下放弃，张浚也被赶出朝廷。此外陈亮、胡铨等著名主战派人士也力主宋孝宗移跸建康，但不见采纳。胡铨曾质问孝宗：“昔陛下曾许臣以誓不与虏和，何为中变？又谓臣决移跸建康，何为中辍？”孝宗无奈地搪塞道：“以民之不易。”这个对话道破了驻跸临安还是建康跟是否“与虏和”直接挂钩。

总而言之，从历史来看，宋高宗最终决策从建康驻跸临安直接契机是南宋的内乱——淮西兵变，但更深层次的因素则是取决于南宋对金的和战分歧，选择前者，则驻跸临安；选择后者，则驻跸建康（对于高宗和秦桧我就不蹭着骂了，对赵鼎的批判可以看王曾瑜教授的《赵鼎和李光》）。下面我就引用朱熹对此的评论吧：

建康形勢勝於臨安。張魏公（张浚）欲都建康，適值淮西兵變，魏公出而趙相（赵鼎）入，遂定都臨安。
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
建康形勢雄壯，然攻破著淮，則只隔一水。欲進取，則可都建康；欲自守，則莫若都臨安。

此外还有杭州的发达程度在宋代高于建康、统治阶层的文化及审美需求等原因，但都不是主要的原因了。

有位力挺南京的人士好像对我最后一段说的话很不满意，甚至偏题和我争起了五代时南唐与吴越的高下，感觉我算是把他得罪了一下。我并非浙江人，无意于地域之争，只以史实为准。宋代杭州远比南京发达是不争的事实，这点感觉得解释下。

欧阳修（江西人，五代时归南唐管）在《有美堂记》中曾说：

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凄。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福足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浪泊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从硬指标来看，崇宁年间杭州人口296615人，江宁人口200276人；熙宁十年之前，杭州每年商税12万贯左右，当年商税高达183800多贯，远超江宁的57283贯，可见当时杭州商品经济的兴旺、都市社会的繁华，足证欧阳修所言不虚。

北宋的诗词中，歌咏杭州繁华的不少，我不必一一罗列。而南京呢？王安石在《桂枝香·金陵怀古》里也只能哀叹：“念往昔、繁华竞逐……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跟欧阳修之语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只以史实为准，决非故意贬低南京。南京在六朝吋别说比杭州发达，就是放眼全球也是数一数二的大都市，而隋唐以后也确实衰落，以致在经济方面被杭州赶超。某些爱南京人士没必要罔顾史实，这样恐怕只会起到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