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人认为汉末时割据诸侯强=东汉政府军强呢？

這個問題不好答，因此也值得答

要攪清這個問題，答案可能足夠出一部書。區區既沒這個能耐，也不喜歡長篇大論，所以答案難免不全面，或有所遺漏，這個有言在先，望各看倌海涵。

第一件事，是要忘掉「政府軍」這個觀念，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嚴格意義下的「職業軍人」，東漢的軍隊都是由服義務役的農民組成的。平時必須的警衛任務，也是由各地農民輪番服役充任的。在邊地，有些屯兵歷久不能廢，如漁陽營，黎陽營，度遼將軍營，護羌校尉營，護烏桓校尉營等等。他們的屯兵，是以徵發所在地旁郡的農民或派譴囚犯屯戍，再由全國以「更賦」的方式支持費用，這些可視之為「職業軍人」之初形，但他們的本質上仍然是農民，而且常備的數目也不多。到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就發調某地區的農民去充當戰士。

所以東漢的軍隊，無論是中央軍還是州郡兵，在本質上差異不是很大。當然，地域的不同，會令他們的戰鬥力有差異，惡山險水的居民，自然比較強猂，這是平常的生存條件所決定的。另外，軍隊的武器平常儲存在各地的武庫之中，要使用時再分發到士兵手上。而在冷兵器年代，武器是否精良，成為戰力是否強大的重要指標。武器不外矛（攻）與盾（防），從文獻及考古得知，漢軍的環首刀，鐵甲（兩當、筒袖、明光等等）後來出現的馬鎧，還有機械式的強弩，這些在當時整個亞洲，應當都是最精良的武具。但使用武具的，始終是血肉之軀。

東漢中、末葉，西方的羌亂對帝國造成了重大的傷害，除了是財政負擔外，也是由於有更多的精良武器流落到其他民族的手中（這點沒證據，不過可想當然矣），而歷練戰陣越多的將士，戰力自然也越強（這點同樣沒證據，不過亦是可想當然矣）這也是為何東漢中、後期對羌族的戰爭中，每每損失都很大。

漢末是亂世，職業軍人開始出現，也即是後來所說的「世兵制」，但這些制度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及的。原則上，我們今天知道曹魏與孫吳，應當都是實行世兵制，所以當曹操挾持漢帝，他的職業化的軍隊即可視為東漢的軍隊，在這個情況下要區別割據勢力或是中央軍兩者，其實是無意義的。可以猜想，若孫策成功後曹操手上奪取漢帝，他的軍隊自然也可視為東漢的軍隊，這個情況，落到其他軍閥低下，也是一樣的。軍隊的背景大略如此，那麼，他們的強弱就視乎運用他們的將領的能力了。

東漢的練兵之法，沒有留傳下來。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曹操和諸葛亮的軍令，其中有些儀仗、行軍的部分，是很相似的；可以相信，那些應該原本都存在於東漢的軍制之中，或者在那之中有一個基礎的藍本，畢竟大部份事物，都甚少是憑空而出的。

由漢末到魏晉，是社會劇烈變動的年代，可以權作一條分界線，所以在談論漢末的某些事情時，要等別小心，例如說東漢的中央軍與州郡兵，在身體質素上和武器裝備的質量上，差異可能不會很大，但到了漢、魏之際，中軍與州郡兵的強弱已經很明顯。那麼要強作比較，就更容易出差錯。

汉末群雄募兵和征兵兼有，汉末部份军阀仍是沿用东汉那套，这个不是不可以，但用在曹操军身上就不行了，因为已是质变，简单来说有三点：一、士家制，二、已经开始有持节都督区的雏形，三、禁军系统改变（中领军、有武选的中护军的出现、统领武卫营的武卫将军等）

先回顾一下东汉兵制结构性的问题：

募兵制不但需花费，而且兵源也不稳定、可靠，曹操在扬州募兵就遇兵变；曹操得冀州后校计甲兵，说可得三十万兵（见《崔琰传》），估计这时候征兵制仍是其兵源的主要来源之一。但这需要建立在稳定的社会环境及有效控制戶籍的前提下，汉末时人口大减且流民众多，何况豪强所建的坞堡林立，像司马芝调郡主簿的宾客为兵成美谈，这不会是单一事件，反证征兵制实行之难。因为一般地方官吏沒有司马芝的魄力和才干，无法征调被豪强包疪的依附民，不想反负“留负”的责任；“百姓恶惮远役”乃人之常情，动荡期间更容易造成叛乱，孙狼杀县主簿和应关羽就是例子；像吕虔从亡民中挑选精兵之例，更是少之又少。

《续汉书．百官志五》注引《汉官》云：“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辨，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鹊捕鹰鹯，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荀悅也在《申鉴．时事》直言：“今国家忘战日久，每寇难之作，民瘁几尽，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刘秀自己也想在都试时起事，立国初不愿成真，便除消都试之役（见《续汉书．百官志五》）。虽然也有利于民，但大量沒有军事训练考核的內郡兵，战斗力自然下降；

东汉营兵已开始全由弛刑徒担当，比方邓训如此建议应对羌乱（更多例子可参考黄今言先生等编著的《中国军事通史》第六卷第四章第一节），军人质素参差不齐且社会地位大幅下降，结果东汉兵制在黄巾之乱的冲击下，已为时人应劭所非议，王朗更在上奏中，力陈汉虎贲羽林、募兵之弊：

“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并合，虽且万人，或商贾惰游子弟，或农野谨钝之人；虽有乘制之处，不讲戎陈，既不简练，又希更寇，虽名实不副，难以备急。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无有贮聚，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

世兵制：

兵民分离、像羽林虎贲的父死子继，加上士亡法、士家內部的配婚制等，终形成一个以前从沒出现的世兵制。士家为终身职业之兵，训练量和实战经验，自然比临时征召的平民为优，这也更适应战事频起的三国时代。另一方面，自耕农减少服兵役的时间，也有利于他们恢复小农经济，长远也能增加国家收入、降低民变风险。

臧知非先生在《秦汉赋役与社会控制》第七章第四节曾这样总结：“为了保证兵源的稳定性，曹操在逐鹿中原的过程中，即实行屯田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置于国家严格控制之下，隋唐将均田制和府兵制合而为一的目的也在于此。寓兵于农、兵农合一，既保证兵源，又保证士兵的军事素质。”

事实上，从戏口将晋宗背叛孙吴后，图袭鄱阳乐安取其保质（见《三国志．贺齐传》）一事上，可知孙吴也有家属在后方的保质制（注1），不是仅仅曹魏实行；世兵制也同样实行于孙吴，而且还要是将领家族能传承下去，例子如凌操父子、韩当父子等；蜀汉也有南中的世兵：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袭官（见《华阳国志．南中志》），通过用当地大姓为官，间接能动用其部曲作战。刘备曾对刘璋降兵“质诸将并士卒妻子”，从在籍民戶抽兵的征兵制自然沒有质，但被举家移走的夷兵，家属自然不会随军作战，实际上也有质任之实。由此可见，曹操的措施确实适合于汉末。

东汉边地武人社会地位不高，有军功的凉州三明下场如何就是最好的说明，黄巾之乱还有腐儒建议感化，可知当时风气，将领都不受重视，军队战斗力自己想想。

注1．吴以草创之国，信不坚固，边屯守将，皆质其妻子，名曰保质。《孙晧传》注引《搜神记》

陶丹，吴时例任妻息，丹子操，任在武昌。《北堂书钞》卷37引《晋中兴书》

吴简（贰．8630）有保质一词，凌文超先生在《长沙走马楼孙吴“保质”简考释》一文中就认为由保质曹管理，重点对象是州、军吏的男性家庭成员，各乡劝农掾进行隐核，他们散居在各乡或发遣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