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哪些地方有鸟居?

我们中国有鸟居吗?有哪些值得去看?想去看看鸟居,日本...ennnn没钱出国,求建议几个有鸟居的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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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这回答,以19年情况来看八成是废话(苦笑)

要说到中国的神社,很多人下意识的都忘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那就是台湾啊!


首先题外话一句,得介绍一下这位:

讲到台湾的神社就必须得提到这位,日本皇族北白川宫(此处断句)能久亲王。只有在台湾有巨大多的神社都是在纪念这位。大家都知道马关条约割台湾之后,台湾人民群起反抗日本接手台湾,是为乙未战争,而能久亲王正是参与其中的近卫师团的指挥官。

日本所绘制的近卫师团与抗击日本统治的台湾义军战斗的绘画

然而很蹊跷的是,这位按照日本的说法是其在台湾期间感染了疾病,后来返回日本隔日即病逝。近来亦有说法,说他在台南就已经感染霍乱或者疟疾病死,而日本方面秘不发丧。更有甚者考据能久亲王实际是被台湾人民击毙的。不管怎样这个事情众说纷纭。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日本国家神道在他死后,将能久亲王神格化,并且在台湾岛以及日本修建神社加以崇拜,尤其是在台湾岛修建了大量的神社,来崇拜这位参与了血腥残酷的乙未战争的将领(推估台湾义军共牺牲了至少一万两千五百以上。除兵士外,于乙未战争期间死伤的台湾各地平民人数也相当多。其原因在于攻台日军于战情胶着时,对于有敌意或妨碍战事进行者,采取不分男女老幼无差别歼灭。经估计,在乙未战事进行期间,台湾受害平民最少在十万人以上),不得不说这是一件对当时的台湾人民很屈辱的一件事。所以后文看到巨大多这位一点都不要奇怪。


下面正文介绍现存的神社鸟居。

日本的皇民化运动可参照 @葦原 的这篇

那么自然而然,自日本控制台湾后,台湾各地就兴建了大量神社。最早当然就服务于日本人,而后慢慢的也有了以上的目的。昭和9年(1934年),日本开始在台湾推行“一街庄一社”的政策,台湾大多数的神社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

台湾的神社自民国重新接管台湾以来就开始稀稀拉拉的拆除,常凯申来台之后更是大量的拆除或挪为他用(KMT来台之后经常把神社拆除或者改建成当地的忠烈祠)。到了1972年日本和常凯申政府断交转而和大陆建交之时,台湾自然掀起了一波反日浪潮,又有一大批神社建筑再次发生变更。常凯申政府发布《清除台湾日据时代表现日本帝国主义优越感之统治纪念遗迹要点》,指示“日本神社应即彻底清除”,全台各地的大小神社在此法令之下大多被损毁。

所以到如今台湾的神社所留下的遗存并不是很多(但是肯定比大陆多)。不过台湾思路一直满奇特的,常常会废物利用,所以我们能找到好多的神社鸟居遗迹。不过我这里就不讲后来台湾搞为了去中国化重新修建的”假古迹“鸟居了。

比如当年台南忠烈祠的牌坊就是鸟居改的,如今不存。
其他的也能改,比如这石凳就是用神社灯柱改的,勤俭节约果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基隆神社

基隆神社主祀能久亲王、大国魂命、大己贵命、少彦名命、天照大神、大物主命、崇德天皇 。

二次大战后,原建筑于民国五十八年(1969年)被拆毁,改建成基隆市忠烈祠,现在的入口是这样:

好多人可能问了,不是说鸟居吗,鸟居在哪?

啊,鸟居被废物利用了,现在是基隆市中正公园的牌楼:

(真滴混搭)

2.黄金神社

黄金神社现在的遗迹位于新北市黄金博物馆,此处原本是台湾的一处大金矿,在日本殖民时代一度是产量亚洲第一的金矿。这个金矿在清代就有开采,因而日本夺得台湾之后旋即在此进行开采。自然,日本人就要在此奉祀保佑矿业的神灵,因而该处也成了台湾的第三座神社,黄金神社。台湾光复之后遭到弃置和毁坏。

主祀大国主命、金山彦命、猿田彦命。

混凝土鸟居

3.猴硐神社

连设立时间都不太清楚的小神社,现存鸟居,在新北市。

4.桃园神社

废物利用的典范,现在依然是桃园忠烈祠,也是日本国土之外保存最好的神社之一。

主祀开拓三神(大国魂命、大己贵命、少彦名命)、能久亲王、豊受大神及明治天皇。

桃园神社就是在前文提到的”一街庄一社“时期修建的。在1950年改为桃园县忠烈祠,在本殿内置放郑成功、刘永福、丘逢甲等等的遗像祭祀,附带反清抗日烈士。

如今的忠烈祠拜殿,就是当年神社的拜殿
如今的忠烈祠大门,就是当年的神社大门
鸟居。台湾有时候对鸟居的处理就是把顶拆了然后搞成牌坊的样子来处理,后文我们还会见到类似的

5.通霄神社

位于苗栗通霄镇,主祀天照大神与能久亲王

常凯申来台之后这个也被改成忠烈祠了,主要祭祀郑成功,还曾经被国军征用为驻扎地,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个混搭的样子:

6.台中神社

台中神社分两代,曾经迁址过一次。

这里是二代目

主祀大国魂命,大己贵命,少彦名命及能久亲王。

二代目的位置现在是台中忠烈祠,同时原址还修了台中孔庙。

台中孔庙
台中忠烈祠

而一代目现在的位置就是台中公园

当年主殿的位置现在是孔子像

而神社的鸟居经过整改之后又被找回,现在趴在台中公园呢,也算独树一帜吧。

7.延平郡王祠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奇怪,说好的神社鸟居咋扯郑成功去了。不得不说,这座庙宇的经历真的十分曲折。

首先台南的郑成功庙可能1662年就修建了。后来清廷收台湾,当地人顾忌大清的问题,因而称为“开山王庙”(郑成功号称“开台圣王”,此处以山代台。顺便一提,台湾开网咖(吧)的一般拜郑成功,“开台圣王”嘛)。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因牡丹社事件,清廷派钦差大臣沈葆桢来台。沈葆桢来台后,接受台湾府进士杨士芳、台湾道道员夏献纶与台湾知府周懋琦等人的禀请,与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与福建将军文煜等人一同上疏追谥郑成功、建立专祠与编入祀典中。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初十,朝廷准奏,下诏曰:

前明故藩朱成功,曾于康熙年间,奉旨准在南安地方建祠。该故藩仗节守义,忠烈昭然。遇有水旱,祈祷辄应,尤属有功台郡。著照所请,于台湾府城建立专祠并与追谥,以顺舆情。钦此。

因而将此庙改为“延平郡王祠”。

而日本殖民时代,日本人很看重郑成功中日混血的身份,意图以此来拉近台湾岛和日本的关系。1896年7月25日,台南县知事矶贝静藏上书台湾总督桂太郎,建议以郑成功之忠烈与开台事迹与其母田川氏的贞烈事迹为由,将延平郡王祠改为“开台神社”,1897年1月13日日本拓殖大臣表示将清朝的延平郡王祠改为“开山神社“,是为日本在台湾设立的第一座神社。之后并增建了日式的拜殿与鸟居,但大致建筑仍维持原本的福州风格,前殿供奉郑成功,后殿供奉其母田川氏。大正三年(1914年)8月,开山神社进行大规模改建,保留原建筑,增建必要附属设施(神馔所、手水舍、神乐殿、社务所、宿舍)与改建原有建筑,于隔年(1915年)4月下旬完工。改建后的开山神社正殿与偏殿仍为中国传统建筑,拜殿则改为日本具有唐风的形制。

日本殖民时期的开山神社
日本殖民时期所用的神轿

后来台湾光复,神社也恢复成了延平郡王祠,日式的建筑被横扫一空,鸟居自然也被魔改成了牌坊:

这四个字是白崇禧写的。不过这青天白日也是蹊跷,且当日月重开大明天吧(错乱)

鸟居的顶本来被拆掉埋起来了,不过近些年又被挖了出来陈设在一边:

8.新化神社

主祀能久亲王、天照大神、丰受大神及明治天皇。

日本在台湾建立的最后三座神社之一,现在神社本体荡然无存,还剩个水泥鸟居而已。

有意思的是对神社原地址考古勘探,发现了具有宗教意义布局的防空洞入口,推测是在空袭时携带神体入内避难所用。

9.林内神社

主祀能久亲王、开拓三神(大国魂命、大己贵命、少彦名命)及丰受大神。

鸟居又一个废物利用的典型,本来匾额上写的是林内神社,抠了改成林内公园当大门用了。

上面的瓦也是后加的

10.佳东神社

主祀天照大神、开拓三神(大国主命、大己贵命、少彦名命)及能久亲王。

神社位于屏东县佳冬乡,废止之后逐渐被老百姓盖的房子之类的湮灭了,鸟居都拿来挂电线了,回归日子。

11.丰田神社

日本殖民台湾时期,曾向东台湾迁移了大量日本移民,丰田村就是日本移民的村庄之一,故而修建了丰田神社。

主祀大国魂命、大己贵命、少彦名命及能久亲王。

原址后来改为佛寺碧莲寺,鸟居也成了门牌:

今日的碧莲寺
鸟居。唉,这名字咋看咋别扭

12.玉里社

花莲玉里镇的小神社,现在剩了个鸟居,也成了日子鸟居,甚至还能贴个福字。


最后还有个高士神社。这个和前面的不同,乃是台湾绿营的政治操作之一,使得台湾竟然在日本殖民结束70年后,有了一座正在运营的神社,这座神社的开光仪式,居然信仰另外教义的,台湾急独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主持的,真的是匪夷所思。这里我就引用台湾社运网站苦劳网的两篇报道来介绍吧。

图片来自极绿的自由时报,称高士神社为“台日友好的象征”
【重探高士神社爭議】
上篇:未癒的殖民之傷
屏東高士部落重建神社的爭議,年(2017)初因為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的嚴厲批評而躍上媒體版面,蔡正元藉由神社重建一事批評民進黨政府親日,而高士部落則捍衛部落的主體性,強調神社重建與民進黨無關,甚至一度憤而揚言向蔡正元提告。然而,撥開藍綠鬥爭的迷霧,位於屏東縣牡丹鄉山坡上的這個部落,究竟曾經發生過什麼歷史,又何以會重建日本殖民時期的神社而引起爭論?
為了釐清整起事件,我們走訪了高士神社所在的「野牡丹神社公園」,帶著我們導覽的高士村長李德福指著遠方的海岸線說,「那就是八瑤灣,琉球人擱淺登陸的地方,當時琉球人有3個溺水,66個上岸。」
李德福說的是1871年的「八瑤灣事件」──琉球人因船難登陸八瑤灣後,有54人因誤入排灣族領域而被殺害。當年日本正推動明治維新,為了轉移國內士族不滿的情緒以及海外擴張的需要,便以「琉球人遇害」為口實出兵侵台,攻打排灣族牡丹社和高士佛社,原住民奮起抵抗,雙方在四重溪、石門一帶交戰,史稱「牡丹社事件」。而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既是日本侵略台灣和亞洲諸國的開端,也成為復建後的高士神社備受爭議的主因。


從野牡丹神社公園望出去的景色,遠方的海岸線即是八瑤灣。(攝影:王顥中)
回到爭議核心:如何看待殖民歷史?
1月底,蔡正元在臉書發文抨擊民進黨政府重建高士神社,並提出高士神社「原址是牡丹社事件中日本人殘殺原住民的場所」,質疑高士部落此舉將難以面對當年因抵抗日軍而戰死的牡丹社酋長阿祿古。
高士部落隨後接連發出兩篇聲明回應,澄清高士神社非由民進黨所建,而是日本神職人員佐藤健一在日本民間募資建成,是「部落與日本民間友人對於糾葛歷史的釋懷,是化解紛爭、建立友好的象徵」,並指出高士神社並非牡丹社事件的侵略屠殺地點,而是「日治時期的遷居地」,要求蔡正元道歉。當時許多媒體的報導將此回應解讀為「打臉蔡正元」,神社爭議也因而被轉移成藍綠對立問題,漸漸不了了之。
儘管蔡正元的確搞錯了部分事實,但高士神社的核心爭議並未因此消失。祖先曾參與牡丹社事件抗日的排灣族詩人莫那能接受記者採訪時便表示,日本殖民者為防止原住民族反抗,會採取分化統治的方式,將各部落家族拆散、再重組成新部落,高士部落當時也從原部落被遷徙到新的地點,之後建立的高士神社所在地固然不是牡丹社事件原來的戰場,但部落確實經歷過戰爭,原住民曾受日本人侵略和宰制是歷史事實。
因此,關鍵問題在於,高士部落原住民重建神社之餘,如何看待牡丹社事件以及其後日本殖民台灣50年的歷史;以及我們應當如何評估部落族人通過重建日殖時期的神社來和日本人「和解」的期許。
在探討這些複雜問題前,我們需要先了解高士神社從建立到重建的歷史背景。高士神社最初是在1939年配合皇民化運動而建立,供奉天照大神;戰後神社廢棄多年,直到2015年,高士部落在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成員佐藤健一的募資及協助下,將神社重建完成,並在去年(2016)建起鳥居。那麼,究竟為什麼高士部落的原住民會在日本殖民及二戰結束的70年後,重新復原高士神社呢?


木造的高士神社。(攝影:王顥中)
耆老:神社是部落守護神
最早提議重建神社、現年80多歲的部落耆老陳清福表示,牡丹社事件發生時,原住民和日本人打仗,20天後便敗給日本,之後最先同化的就是高士村。日本人在高士村建了公學校、警察駐在所和神社,使高士村成為當時整個牡丹鄉的教育和行政中心,陳清福對此充滿感念地說,「日本人很照顧我們」。
陳清福也表示,「族人一直覺得神社保佑我們」,他深信日本投降神社廢棄後,神仍留在當地並未離開,並將台灣光復後,許多當地族人當上立委、老師和公務員,歸諸為神的保佑。陳清福在過去接受不同媒體採訪時,也反覆提到二戰時日本徵召原住民上戰場,高士部落的族人出征前,曾互相約定死後靈魂回到神社相會,所以一直很希望能重建神社,讓他們的靈魂有安歸之所。
村長:建神社是為了發展觀光
相較於曾親身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的陳清福,現年55歲的村長李德福對那個時代的理解,則大多是來自於上一代長輩口傳留下的印象。李德福表示,他的父親在日據時代曾代表高雄州參加運動會,是當時的風雲人物,後來被徵召到南洋當兵,叔叔也到中國大陸參戰,戰後叔叔帶著武士刀回鄉,「小時候我還有拿來玩」。
李德福認為,老一輩族人對日本統治都沒有強烈反感,日本當時也很有制度地在帶領部落,「外界說要討厭日本人,你要我們怎麼討厭人家?」他表示,牡丹社事件和日本殖民統治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一直提簡直是相互仇恨」,反而是國民政府來台後破壞了原住民的方言,讓他有更切身的負面感受。
對李德福來說,重建神社最主要的目的是發展觀光、創造就業機會,因為山地資源限制多,「剛好有這個遺址,就用來做觀光景點。」李德福表示,希望神社可以成為部落觀光的亮點,讓當地年輕人留在部落工作、擺攤賣御守,結合當地其他旅遊行程和導覽、民宿,接待更多日本和台灣觀光客。
神社總幹事:想把日本文化介紹給台灣人
30歲出頭的高士神社管理委員會總幹事李安琪,是村長李德福的女兒,發展觀光、留住年輕人也是她推動重建神社的因素之一,不過,她復建神社的主要動力,則是因為心儀日本文化,想把神社這樣的日本文化介紹給更多台灣人。李安琪在讀書階段念的是醫科,曾到日本交換學習,畢業後先是在北部醫院任職數年,而後返回家鄉服務,現在任職於恆春旅遊醫院。
對於日本殖民歷史,李安琪的看法也相當正面,她說,她的外婆和陳清福都成長於日治時代,「很羨慕他們那代都會說日語」。她也提到,村裡一位頭目的父親日治時是日本警察,並因此感到很榮譽,「外界覺得我們要有反思,但我不知道為何要對日本感到憤怒或仇恨。」
李安琪也說,蔡正元提到的抗日酋長阿祿古是牡丹社的頭目,而他們是高士佛社,和牡丹社不一樣,而且牡丹社也沒有因牡丹社事件就仇恨日本,「他們也有辦一些和解活動。」


高士部落販賣的手工藝品,包含繡有「高士神社」字樣的御守。(攝影:王顥中)
原住民緬懷殖民的歷史緣由
然而,日據時代是否真的如高士村民所描述的那樣美好?反思日本殖民台灣的歷史,是否就意味著簡單的「仇日」?我們要如何理解高士部落三代原住民對於日本殖民抱持的正面態度和支持重建神社的立場?
台灣日裔學者、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研究員傅琪貽分析,包含原住民在內的台灣人對日本殖民者的感恩和懷念情緒,是世界上罕見、且不正常的現象,「因為被殖民者照理會產生反殖民的立場」,她認為這是由於兩個歷史因素所造成:其一是因為國民政府來台後軍隊素質不良,加上後來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使台灣人對國民政府普遍反感;其二是因為日本政府在台實行嚴密的警察統治,平地警察控制漢人區域,山地警察控制原住民區域,相較於平地漢人仍可獲得來自中國大陸的資訊,原住民的思想則完全被控制,所有重要資訊和消息都由警察提供,80多歲的耆老陳清福因為是在皇民化時期下長大,接收的都是日本政府的正面宣傳,才會相信神社會保祐當地安全。
傅琪貽表示,她相信陳清福對於日本殖民時代的回憶及感受都是真實的,「但是他沒提到其他面向」。傅琪貽說,根據她的田野調查,也有些原住民對日本統治感到憤怒,一般民眾習慣從個人主觀經驗出發,去評斷日本殖民,「可以理解他們會這樣想」,但若要了解全貌,就必須從客觀的及較大的局面去思考。
來自排灣族阿魯威部落的莫那能則指出,日據時代的原住民可以區分成接受「皇民化」的家族,和反抗日本統治、「未被皇民化」的家族;日本政府一方面透過武力清剿反抗的部落族人,一方面攏絡順從的族人「以蕃理蕃」。莫那能的祖母就是反對日本政府迫遷阿魯威部落的族人,並參加了突襲警局獵日軍人頭的行動;他的姑丈則被日本人提拔為警察,協助日本人管理部落,而和他的祖母發生衝突。
儘管日據時代的原住民因「皇民化」程度差異而得到不同的待遇,但莫那能強調,大部分原住民的處境都是備受壓迫的,例如部落遭到集體屠殺、族人被迫從事嚴苛的義務勞動等等,並不像有些原住民訴說和想像的那樣美好。然而莫那能表示,由於日據時代禁止排灣族原住民舉辦大型祭典「五年祭」,中斷了長老在祭典中敘述部落歷史的傳統,這也導致後代的原住民無法得知歷史的演變。
莫那能說,現在很多原住民部落都面臨實際的發展問題,因此可以理解高士部落發展觀光的需求,但重建神社反映的是當地族人對日本殖民沒有正確的歷史認識,這種行為等於是歌頌日本殖民統治,必須嚴肅以對。


高士神社重建後豎立的白色鳥居。(攝影:王顥中)
高士神社作為「台版靖國神社」
傅琪貽進一步表示,高士神社最具爭議處在於神社的性質,日本神社大致可分為兩種系統,一種是日本各地設立的一般神社,祭祀各式各樣的神靈;另一種則是靖國神社,專門供奉為天皇戰死的人。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在本國和殖民地推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動員日本和朝鮮、台灣等殖民地的人民膜拜神社、效忠天皇,接受戰爭動員。傅琪貽說,因為日本政府發現精神動員還不夠,皇民化程度不夠徹底,所以在台灣蓋了各式各樣的神社,1939年建立的高士神社就是配合日本國家政策成立,與皇民化直接關聯,屬於靖國神社系統的神社。傅琪貽指出,從歷史脈絡來看,高士神社是皇民化的遺跡,而皇民化的目的是為了動員殖民地人民為日本侵略戰爭服務,也就是說,神社具有軍國主義的意涵。
那麼,重建後的高士神社是否會舉行祭祀活動?供奉的又是什麼神祇?這個問題直接關聯到新神社的性質,以及當地原住民對二戰和日本軍國主義的認識和立場。
李安琪坦言,高士神社復建後最敏感的爭議就是有沒有祭祀行為,「如果有祭祀戰死的英靈,那就很像『台版靖國神社』,鄉公所怕的就是這個」,所以當初要重建神社時,部落方曾詢問來台協助的佐藤健一可否免除祭祀,建成單純的建築。但佐藤健一表示希望完成當年原住民出征的遺願,堅持要有祭祀,最後拿到部落會議做決定獲得通過,所以還是有祭祀。
李安琪表示,重建後的神社除和戰前一樣供奉天照大神,佐藤健一也在2015年8月擔任神社宮司並主持了招魂祭,「這個儀式就是讓我們的祖先的靈魂回來到這邊」,因此神社的確有供奉日治時戰死的祖先,但她表示族人並不會主動去祭拜。李德福也說,若神社有祭祀活動,也是配合佐藤健一固定來部落時做的儀式,平常部落裡並不會有人去祭拜神社。李德福還表示,佐藤健一曾提議結合神社與排灣族的日常祭祀,將族人祖靈都集中移到神社供奉,但因違反多數族人的信仰最終沒有實行,強調族人仍然保有祖靈屋和基督教信仰。
對照高士村民在訪談中盡量避免多談高士神社的性質,佐藤健一2015年10月在日本「櫻花頻道」的節目上卻講得十分坦白:高士神社供奉的英靈,如同靖國神社中供奉的對象一樣都是為日本犧牲的軍魂,並說道「希望更多人能來高士神社祭拜為國家犧牲的英靈」。耐人尋味的是,前總統李登輝在高士神社重建落成時,也曾致贈部落「為國作見證」題字,但當記者提起這件事時,當時接受李登輝題字的李德福只低調地表示,「這是單純的歷史建築的復建,不希望泛政治化。」
儘管高士村民試圖淡化高士神社的政治意涵,但佐藤健一將高士神社比擬為靖國神社的發言,以及堅持祭祀為日本出征戰歿的排灣族英靈的舉動,都讓他及其所代表的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等團體的真實企圖,也就是藉重建高士神社來美化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歷史,昭然若揭。


訪談結束前,耆老陳清福雙手合十向神社替記者祈福。(攝影:王顥中)
訪談結束前,耆老陳清福雙手合掌向神社拜了拜,用日語喃喃地對著神社裡說話,記者詢問他向神明說了些什麼,陳清福說,他是在為我們祈福。
4月30日,佐藤健一及高士村民在高士神社舉行了「慰靈祭」,高士神社的臉書粉絲專頁邀請民眾前去「見證在戰後臺灣首次正式的神社例祭」,並提到「以後祭祀一定會固定舉辦,歡迎大家共襄盛舉」。高士部落5月也宣布成立「高士神社社務所」,開放線上販售各種神社紀念品,如御神札底座、不同款式的御守等等,發展「神社觀光」似乎潛力可期。
只是,透過恢復殖民者建立的神社來發展觀光、祭祀天照大神和出征的祖先「英靈」,是否真的能撫慰因日本戰爭動員而死於異鄉的部落族人?抑或者,高士神社將無可避免地成為日本軍國主義者在台灣的精神地標?神社所牽涉的殖民與二戰歷史,對於高士部落族人而言或許略顯沉重,卻和台灣乃至亞洲的歷史與現實緊密關聯,終是難以迴避的叩問。
【重探高士神社爭議】
下篇:歷史記憶的戰場
上篇報導中,我們提到高士神社的重建經費是來自日本神職人員佐藤健一在日本民間募集而來的資金。
佐藤健一透過募資,籌得1,000萬日圓(約256萬新台幣)款項重新打造木製神社,並將製作好的神社運送來台,親自擔任高士神社的宮司,主持招魂遷座祭以及鎮座祭,後續也定期來台舉行慰靈祭等祭祀活動。日前成立的販賣各種神社紀念品的「高士神社社務所」,也是以佐藤健一的名義授權經營。
但究竟是什麼樣的歷史機緣,促成佐藤健一投入這整個募資與重建神社過程?


野牡丹神社公園裡的高士神社。(攝影:王顥中)
日本右翼推動神社復建
根據日本產經新聞報導,佐藤健一除了是日本神職人員,同時也是日本李登輝之友會(以下簡稱日本李友會)的會員。2015年7月,佐藤健一在日本櫻花頻道播出的節目中,說明了重建高士神社的原委。幾年前他到台灣參加「高座日台交流之會」的活動,日本李友會在台人員接待他時,向他提起台灣有很多神社都已廢棄,希望佐藤協助神社回復到原有面貌,後來佐藤經日本李友會得知高士村民有意重建神社後,便主動致電部落耆老陳清福,表示願意提供協助。該年8月,高士神社落成並舉行招魂遷座祭,日本李友會事務局長柚原正敬也出席儀式,送上李登輝「為國作見證」的題字。
日本李友會不但對重建台灣神社的興趣由來已久,而且在高士神社的募款上擔任重要角色。前面提到的日本櫻花頻道節目上,佐藤健一公開向日本民眾徵求上他創立的部落格募款,募款窗口是「高士神社協力會」,除了這個部落格外,在網路上所能搜尋到的和「高士神社協力會」相關的文章和募款訊息,幾乎全都來自日本李友會的網站,網站當中的一篇募款文章,更明確提到募款將用於增設狛犬、燈籠和賽錢箱,且因為台灣屏東縣復興了高士神社,日本李友會將規劃屏東之旅。
日本李友會曾發起的募款活動,還包括整修烏來高砂義勇隊慰靈紀念碑、以及修復日前遭斷頭的八田與一銅像等等。《觀察》雜誌編輯主任、日本問題研究員李中邦表示,2002年成立的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是蠻大的日本右翼團體,在日本有26個分部,和台灣親李登輝的人士有聯繫,收到有利情報時就會介入台灣議題。他指出,日本右翼團體繁多,各團體宗旨不盡相同,但本質上都抱持國粹主義和天皇為中心的思想,戰後持續推動美化侵略戰爭的史觀。
此外,高士神社的重建也牽涉到多個否認日本戰爭罪行和宣揚民族排外主義的日本極右翼團體,例如邀請佐藤健一上節目訪談、大力支持重建高士神社的日本櫻花頻道,以及擔任該節目主持人的「台灣研究論壇」負責人永山英樹等等。
然而,日本右翼勢力近年是如何與高士部落搭上線?高士部落又是在什麼機緣下和右翼團體發展合作?這一切要從2009年日本國營電視台NHK的節目在日本國內引發右翼圍剿所展開的萬人集體訴訟說起。


佐藤健一(右)在永山英樹主持的櫻花頻道節目上說明高士神社重建始末。(翻攝節目內容)
NHK紀錄片揭發「人間動物園」的爭議
2009年,日本國營電視台NHK製作以「日本登場」為名的系列報導紀錄片,回顧了日本歷經現代化,以及登上世界舞台的歷史軌跡,該系列節目的第一集《亞洲的「一等國」》便是介紹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第一個海外殖民地──台灣。
這部紀錄片中,NHK深刻反思了日本過去如何為了躍升成為世界「一等國」,以武力鎮壓台灣的反抗勢力,並透過實施「差別待遇和同化」政策,在島內建立充滿歧視和壓迫的統治結構。舉例來說,在後藤新平擔任台灣民政長官時所頒布的《匪徒刑罰令》,嚴苛與殘酷程度遠非今日所能想像,強盜、傷人、破壞建築物與道路標誌,或者被總督府認定為「匪徒」,皆判處死刑,而且連「未遂犯」也以同罪論處。《匪徒刑罰令》在頒布實施的五年內,就有三千人被處死;而在嚴刑峻法背後,日人也祭出胡蘿蔔,收買台灣人中的「合作者」,給予低階官職以維穩。
在整部紀錄片中,引起最大爭議以及後續集體訴訟的,就是對「人間動物園」的揭露。紀錄片透過檔案文件顯示,當時英法等國盛行在國際博覽會場合上展示殖民地的居民,後來對殖民侵略採取批判立場者,則用負面的「人間動物園」(Human zoo)稱之。法國殖民地史學者Pascal Blanchard在紀錄片中指出,當時的西歐列強深信殖民地的人民是落後的野蠻人,有傳播文明的使命感,殖民則是傳播文明的善舉,而「人間動物園」便是這種思想的宣傳陣地。
Pascal Blanchard在紀錄片中說道,那時的日本人也相信世界上不同民族處於不同階層,自己位於頂點,下層則是亞洲其他民族。而在1910年倫敦舉辦的日英博覽會(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上,日本力拼躋身現代化國家,積極展示宣傳日本的產業和文化,也學習了英法等國展示殖民地人民的「傳統」,把自己統治的殖民地的居民──台灣「排灣族」列為重要展示項目,在會場中再現了排灣族的房屋與生活情景,並安排讓排灣族人在觀眾前跳戰鬥舞蹈,表演模擬戰鬥。
而當時被帶去展示的,就是高士部落的村民…
高士部落族人赴倫敦參加1910年日英博覽會的前夕在台北合影。(資料來源:Shinji Ishii, 1916, The Island of Formosa Primitive Inhabitants. A Paper Read at a Joint Meeting of the China Society and the Japan Society, held at Caxton Hall, on Thursday, February 24, 1916, London: MCMXVI. )
NHK遭日本右翼集體提告
NHK該部紀錄片對於日本過去殖民侵略他國的歷史有著深刻的反省,然而這在日本右翼眼中卻是無法容忍的。該集公開放映後,產經新聞、週刊新潮、櫻花頻道等極右翼媒體先是輪番對NHK展開砲轟,日本李友會等右翼團體隨後更串連了上萬人對NHK集體提告。也由於NHK的紀錄片,直指高士部落村民的祖先曾被帶去博覽會上展示,日本右翼於是積極奔走台灣,到高士部落鼓勵原住民加入集體訴訟,擔任原告控告NHK妨害名譽,其中日本李友會便扮演著串連台、日的關鍵角色。
在NHK案的審理過程,日本三級法院的見解並不相同,2012年東京地院一審先是判決原告敗訴,但在上訴後高院卻判決原告勝訴,NHK必須賠償原告100萬日圓。而到了最高法院,才又再度逆轉,判決NHK是對歷史進行評價與陳述,並無直接構成原告名譽受損。
根據NHK,「人間動物園」概念出自法國殖民地史學家Pascal Blanchard,以及日本社會學家吉見俊哉的專書《博覽會的政治學》(博覧会の政治学─まなざしの近代),其中吉見俊哉便更區分出博覽會中「展示人類」的特殊性,隱含了種族歧視以及「文明/野蠻」階序的意涵。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個判決結果中,一審與三審判決原告敗訴,唯獨二審判決是原告勝訴,但即便如此,理由也是建立在「展示人類」與「人間動物園」的說法,確實會造成人性尊嚴的損害,認定NHK並未細心注意報導可能對台灣原住民造成的傷害。換句話說,就算這場訴訟中原告告贏了,曾經幹過這種事(展示台灣原住民)的日本,其實也沒什麼值得光彩的。
在整起事件中,日本右翼為捍衛自身殖民歷史的正當性,甚至不惜拉台灣原住民進場背書,控告NHK妨害名譽,然而,NHK確實揭發了一樁日本在海外的「醜事」,而這一揭發動作也確實可能使某些人感到尷尬難堪以至名譽受損,但真正讓人名譽受損的,難道不是「醜事」本身嗎?
然而直到現在,高士部落仍不同意日本法院判決NHK未構成「毀損名譽」的結果。曾擔任NHK案原告到日本法庭作證的陳清福說,NHK來部落採訪時,誤解了族人的意思,他們的祖先是很光榮地去參加日英博覽會,並沒有被日本強迫或虐待,不能說成是「人間動物園」。村長李德福也表示,聽長輩傳述,都覺得被選上參加博覽會是光耀門楣的事,「顯示高士村的族人有特殊性」,不同意最後NHK勝訴。
而高士神社重建的源頭,便是肇因於日本右翼團體對NHK的集體訴訟,他們在訴訟過程中先是向高士部落伸出了友誼之手,在三審敗訴定讞後,日本李友會及佐藤健一又促成部落重建高士神社以宣揚「台日友好」。高士神社的鳥居,便是來自當初控告NHK的右翼人士的捐贈,上頭嵌有「一萬人集團訴訟原告團一同」紀念銘文。
日本右翼在台的戰略
高士神社鳥居上的「一萬人集團訴訟原告團一同」紀念銘文。(攝影:王顥中)
李中邦分析,日本右翼非常懂得挑選議題介入台灣局勢,例如在NHK訴訟案,日本李友會聯合高士村民控告NHK,之後又協助重建高士神社等等,認為這些都符合右翼的利益。
李中邦說,日本右翼一心想要抹去日本的侵略戰爭責任,所以會試圖找一些親日派為日本辯護和背書,例如在台灣找李登輝、許文龍這類人為日本說話,卸除侵略戰爭的罪惡,他認為高士部落說要藉重建神社「化解恩怨」,「其實是正中下懷,日本就是希望你忘記過去的侵略。」原住民運動者莫那能也指出,高士神社的重建,歸根到底是日本李友會等右翼發動的結果,意圖「恢復殖民的榮耀,成為新右翼的觀光點」,強調真正的問題在於日本軍國主義的再復甦。
此外,李中邦認為,雖然同為右翼的安倍政府不敢明目張膽違反一中政策,但可以透過民間的右翼團體拉攏台灣、對抗中國大陸,「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是很好的施力點」。李中邦表示,日本右翼影響台灣的方式非常細膩,例如日本李友會近年在台灣各地致贈櫻花,讓賞櫻這樣的日本文化深入到台灣,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台灣人親日的感情,甚至懷念過去的殖民統治,現在重建代表日本神道教的神社也有同樣的效果,目的都是要讓台灣在文化和情感上愈來愈親近日本,愈來愈遠離中國大陸,企圖「聯台制中」。
台灣新一代親日戀殖派的出頭
NHK訴訟案和高士神社復建過程,反映出日本右翼見縫插針介入台灣政治宣揚右翼史觀、進行文化滲透與部署。但除此之外,台灣新一代親日戀殖派的崛起,也與日本方面的政治動作遙相呼應。
今年1月,名為《薰風》的季刊推出創刊號,這本刊物自我標榜為「以台日歷史羈絆為主題的知日知台雜誌」,第一期就是以高士神社為封面照片,主題是「象徵台灣的神社」。當中刊載了一系列和日本神社文化以及台灣神社遺跡有關的文章,更隨書附贈紀念品「台灣神社的御朱印」,聲稱「日本時代結束71年後,這枚全台最重要的『御朱印』終於甦醒。」
《薰風》雜誌創刊號及紀念品「台灣神社的御朱印」。(攝影:張智琦)
在〈排灣族的神社──高士神社紀行〉一文中,作者許宏德詳細敘述了高士神社重建的來龍去脈,並將此形容為「一段緣起於悲劇的佳話」,他寫道:「在結合排灣族及日本神道的落成儀式中,語言和文化的差異不再是隔閡,我只看到曾經有過共同歷史記憶的台灣人與日本人,再次攜手創造屬於這個時代的歷史。」另一篇〈象徵台灣的五座神社〉中,則穿插許多日本殖民時期的神社圖片,依序介紹了台灣神社、建功神社、日月潭玉島社、新高祠、高雄神社的歷史和現況,作者姚銘偉語帶緬懷地寫道,這五座「堪稱象徵台灣的經典神社」,「逝者已矣,尚且留存的零星神社殘跡,是否更需你我之力,使後世得以追憶這座島嶼日益模糊的足跡?」
顯然,《薰風》和日本右翼的企圖並無二致,都試圖美化日本殖民台灣的歷史,然而《薰風》要復甦的究竟是誰的歷史記憶?以台灣神社來說,其供奉的主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乃是甲午戰爭後率部隊到台灣鎮壓屠殺反抗的台灣人的日本皇族,在清剿台灣人民的過程中死於台南,而後日本將其神格化,紀念他南進鎮壓武裝抗日活動的功績。這樣來看,如果說台灣神社可以「象徵台灣」,這究竟是台灣人民的台灣,還是日本殖民者的台灣,不言可喻。
而重建後的高士神社,更已成為日本右翼憑弔因日本軍國主義動員而犧牲的「英靈」、美化侵略戰爭的地點,二戰時同樣受到日本迫害和利用的台灣人,又如何能與日本右翼「攜手創造」對立於台灣人民的歷史?
事實上,《薰風》不僅是從側面報導台灣的神社遺跡而已,他們更直接參與在重建神社的工程中。高士佛神社管理委員會總幹事李安琪便透露,《薰風》主編姚銘偉通曉日語,是佐藤健一的好友,佐藤到部落時經常透過他來進行翻譯溝通。而姚銘偉除了曾以個人名義資助高士神社協力會,日前高士神社對外募資翻修神社屋頂,《薰風》也捐獻了一萬元台幣。
《薰風》的發刊詞說,台灣對日本的感情,「是承襲自戰前世代,且早已內化到台灣人基因裡的本能」,又提到日本「與那國島」的存在,顯示離台灣最近的國家,並非中國,而是日本。由此可見,《薰風》不僅在高士神社的重建上,和日本李友會、日本右翼形成微妙的合作關係,在意識形態上,更以「親日、戀殖、拒中」的政治立場,和日本右翼「聯台制中」的戰略一拍即合。
「日台一體化」趨勢
在高士神社重建爭議中,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屏東縣政府的動向。高士神社位處的「野牡丹神社公園」,是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牡丹鄉公所規劃的。李德福受訪時提到,鄉公所過去一直有意重建神社,所以保留了神社的基座和遺址,但因為找不到原本的設計圖,只做了神社外圍的保護體。李德福說,直到後來耆老結識佐藤健一,佐藤在日本打造出木製神社,運送到高雄港,而高士社區發展協會則負擔了運送和興建的費用。
2015年8月高士神社重建完成,日本李友會事務局長柚原正敬、佐藤健一、屏東縣文化處長吳錦發和牡丹鄉長陳英銘都出席了揭幕儀式的剪綵,吳錦發表示,對於佐藤健一「發了這麼大的悲願」重建神社,他感到「非常安慰」,並用日語向日本人道謝。陳英銘也說,感謝日本朋友的資助和努力,才讓歷史遺跡重現。
而伴隨著高士神社的重建,屏東縣文化處去年11月卻拆除了牡丹社事件交戰地點──石門古戰場的「澄清海宇還我河山」紀念碑文。縣府聲稱要還原「西鄉都督遺蹟紀念碑」原有歷史樣貌,所以拆下國民政府來台後覆蓋的「澄清海宇還我河山」,未料拆下後才發現,日本殖民時期的原碑文已經不在底下。縣府文化處在召開文資審議委員會討論後,決定重造日本殖民者最初立下的「西鄉都督遺蹟紀念碑」,以「恢復歷史原貌」。
荒謬的是,西鄉都督遺蹟紀念碑是日本殖民者當時為表彰自己征台勝利的光榮而建,屏東縣政府卻決定從殖民者的立場「還原」紀念碑,這就跟高士部落和台灣親日派支持重建高士神社一樣,予人歷史顛倒和價值錯亂之感。
屏東縣文化處將石門古戰場紀念碑上的「澄清海宇還我河山」文字刨掉,才發現日據時期的「西鄉都督遺蹟紀念碑」字樣已經不在,文資審議委員會討論決定復原。(攝影:王顥中)
其實,放大視野來看,近年台灣各地方政府都在再造日本神社,包括桃園神社、新竹神社的整修活化,台東鹿野神社及屏東高士神社的重建等等,台中市長林佳龍也喊出要重新豎立台中公園的鳥居,「重拾城市光榮」。更令人難以察覺的是由政府和民間共同帶起的重修日本殖民建築的風潮,例如台北有「樂埔町」、「齊東詩舍」和新近落成的「新北投車站」;台中有日據時代警察宿舍改建而成的「台中文學館」;台南有「八田與一紀念園區」、「林百貨」等等,不可勝數。
台灣日裔學者傅琪貽認為,馬英九雖然也非常親日,但蔡英文執政後,日台關係幾乎已經超越「親日」的階段,朝向「日台一體化」的趨勢發展。她指出,近年來台灣的飲食、商店、街道、電視節目都愈來愈日本化,整個台灣充滿日本的氣息,民進黨一邊復興日本文化,一邊推動「去中華民國化」和「去中國化」,加上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等右翼的介入,以及台灣對抗中國大陸的態勢,促使日台愈來愈融為一體。
然而,在皇民化時期,日本政府也曾施行「內台一體」的方針,強制台灣人參拜神社,聲稱台灣人也是「皇國臣民」,真正目的卻是為了動員殖民地人民充當侵略戰爭的人力資源。弔詭的是,在台灣脫離日本殖民70多年後,台灣卻又開始重建神社,歌頌日本殖民統治,與日本右翼互通聲氣…。
從NHK訴訟案到高士神社的重建,更早的高砂義勇碑與近期的八田與一像,台灣人的歷史記憶儼然已經成為各種政治勢力爭奪詮釋權的戰場。當「轉型正義」已是台灣政治場域中的顯學,過去國民黨透過黨國威權統治下的措施也都開始被一一清算檢討,面對此前日本殖民的歷史,如何承繼日據時期遭歧視壓迫卻堅決反抗的台灣人的立場,清理日本殖民所遺留下來的精神、思想和文化的創傷,便是生活在這個島嶼上的人們,找回真正的「主體性」的必經之途。這不僅只是一個歷史的問題,也攸關到台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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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结论,如果是单纯为了“拍照”“打卡”,那么建议等大连的京都风情街建成,不然还是推荐出国,看日本的鸟居。

下面是答案本体

旧日本帝国之于满洲,不仅在政治上宣扬“日满一体”的不可分割论,并且引入了完整的神道教体系,通过天照大神祭祀以及我们将要提到的修建神社等方式将神道教输入至满洲地区。

因而我们在东北的各大城市都不难发现当年的神社的旧址。例如长春的“新京神社”,吉林的“吉林神社”等,参见下图:



其中,沈阳的“文官屯神社”是目前国内唯一鸟居没有被毁坏的神社,是在中国唯一能见到原汁原味的日式鸟居的地方。


图源水印,参见豆瓣用户扎菲尔.马栩的个人相册。


另外再说一句,长春的新京神社本体应该是目前众多“海外神社”中状态最好的。只是鸟居已然毁坏,叹叹。


——12.18更新——

对昨天草率作出的“仅有文官屯神社保留有鸟居”以及“新京神社的鸟居已然毁坏”的结论作出抱歉以及修正。

除了文官屯神社之外,新京神社 安东神社 阿城神社的鸟居目前也依然存在。

图片左侧即是新京神社的鸟居了。当初去的时候直奔正殿反而将它忽略了。感谢@扎菲尔.马栩提供的照片

考虑到天理村神社等旧满洲时期的神社目前情况不明,本人将在拜访过后将其现状及时更新。

——12.22更新——



这是新京神社本殿并其鸟居。本殿已为市政府机关第二幼儿园使用,鸟居保存情况尚好,只是缠满了电线,颇令人感叹。

——1.04更新——



今日拜访天理村神社。依据历史照片比对不难发现,所有的装饰物和附属建筑都已被拆除,仅剩本殿,目前用作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和青少年教育中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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