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代表香港文化的是什么？

市井文化

看电影译名，就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市井气息

雷霆救兵

雷霆傘兵

雷霆军天

什么叫军天？

市井不代表土，市井有市井的优雅和精致，Mr and Mrs Smith 译做 “史密夫大战史密妻”，就一点都不土

The Day after Tomorrow 译做 “明日之后”，就比大陆的 “后天” 好多了

但市井在于格局小，当主题是严肃的，家国历史大事，市井文化就承载不了，只能变成他们能够理解的港漫味

比如，硫磺岛家书，港译偏要是 “硫磺岛战书”

说到香港文化，“屋村”是一个不能避免的话题。从二零一三年的数据来看，香港约有200 万人居住在香港房屋委员会（房委会）辖下160多个公共屋村，足可见“屋村”在七百多万港人的生活中占了一个多大的比重。

香港的“屋村”类似于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台湾的“眷村”，是城市低收入居民聚居的社区。但是，相比起胡同、弄堂而言，屋村具有鲜明的临时性、难民性色彩。香港最早兴建的屋村是一九五四年由港英政府主持修建的石硖尾屋村。由于这一时期的屋村建设是出于“临时安置灾民”的目的，因此屋村内兴建的住宅楼不仅空间狭窄、而且条件较差。但是一九七零年代之后，屋村的建造目标逐渐往“社会福利”的方向发展——港督麦理浩提出“建屋十年”的目标，力求在1973—1982的十年间，为180万香港居民提供设备齐全、有合理居住环境的住所，重组新的房屋委员会。在这样的政策鼓励之下，屋村开始配备电梯等现代设施，每个单位内也增加了独立的卫生间，公园、医院、停车场等配套设施更是不断完善。

在不少香港电影和香港文学作品中，“屋村”这一意象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某些早期香港电影和文学作品中，屋村仅仅是一个故事发生的背景，以一种隐性的状态关注着事件的发生、发展。比如在梁净的小说《珍姨》中，“在石硖尾最旧的徙置屋村长大的珍姨从小便自卑，她嫌弃自己的毛发、身材以及肤色，这种自卑最后更是导致了珍姨婚姻的破裂和她自身的死亡。小说中虽然没有说明珍姨的自卑来自何处，但文章末尾那句解释政府为何要把石硖尾所有的旧型徙置屋村拆除的话似乎暗藏玄机：“似乎……政府自愧那简陋的设计是历史上的耻辱，所以要完全埋葬它，不想让后人知道有数以万计的人曾经怎样生活过。”当然，不仅是文学作品，电影中也可见到不少这样的现象，即使是喜剧，也多有对屋村之负面形象的展示。比较典型的可以说是一九八七年上映的香港电影《富贵逼人》。影片讲述的是住在屋村的骠叔、骠婶以及三个女儿在中了一次大奖后，梦想搬入豪华大屋，但中途因为意外，存放奖金的银行倒闭、小女儿被绑架，从而引发出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喜剧影片对屋村空间窄小、拥挤的特点作了一系列的展示：骠叔、骠婶一家准备去喝喜酒，结果被在走廊里打麻将的一伙“师奶”给挤兑了一通；骠叔和骠婶在家吵架，门外躲了一帮师奶偷听……在这些看似喜剧化的情节背后，影片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对公共空间私人化、隐私安全难以确保的不满。正是因为这种不满，才让骠叔、骠婶拼了命想中彩票搬出屋村，从而导致了后来一系列的乌龙事件。

随着香港都市化的发展和屋村的文化含义逐渐明朗，“屋村”这一意象也从舞台深处逐渐走向大众视野。从电影的角度来看，《天水围的日与夜》、《我爱香港开心万岁》等都是把“屋村”这一意象作为表现主体的影片。伴随着“屋村”主体化的脚步，作品对“屋村”的展示也从此前的“灰暗叙述”转变为“正面赞扬”——屋村亲切热络的人际关系是这类作品的宣扬的重点，而“屋村”这一意象更是从此具有了“乌托邦”的色彩：人们开始认为，生活在屋村中的人一定邻里和睦、家庭幸福。这一“乌托邦”想象在《我爱香港之开心万岁》中达到了顶峰。影片讲述在东莞办玩具厂的吴顺由于工厂倒闭，携妻子儿女回到小时候居住的屋村居住，并相继与年轻时的好兄弟、曾经的未婚妻等人重逢的故事。在影片的开始，人们便载歌载舞地表现了过去十年的屋村生活，其中一句歌词“患难里街市现呀现彩虹，全是大英雄”在借改编旧歌曲怀旧之余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基调。当吴顺一家六口挤在一个小小的单位里时，吴妻非但没有抱怨，反而说道：“嫁给你这么久，都没给老爷（公公）做顿饭，现在有机会了。以前孩子一回来就进房间，说话都要发短信，现在一家人有说有笑，我觉得我们亲近了很多。”在这之后，影片还出现了屋村住户集体帮快要生产的孕妇接生、一起过中秋等情节，住户之间的友情、亲情更是得到了极大的渲染。

屋村作为港岛都市的“城中村”，与香港的都会性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香港发展初期，“屋村”由于居住条件的限制，在港人的心中是落后、欠发达的代表和象征。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香港的都市化在日益完善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社会情感沦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离。因此，作为乡村、自然象征的屋村，已不再是落后的代表，转而成为了“香港都市病”的照妖镜。由于屋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成为被都市病毒所感染的人们所寻求的一剂良方，因此，屋村的缺点被选择性忽视，而它的意义则不断得到升华、美化。

其次，回顾香港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在大陆文革爆发之后，港人对大陆的认同感逐渐降低，甚至消失；而香港自身的经济腾飞则让香港市民开始正视这座自己生活的城市。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便开始建设、有两百多万香港人口居住的屋村，无疑是香港本土生活方式的最佳代表。所以，《我爱香港》从内容上来说即“我爱屋村”，而“我爱屋村”的故事则最终以《我爱香港》来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