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中變例分析
史記共一百三十篇，就體例而言，可分為五類，就是：「本紀」、「表」、「書」、「世家」、「列傳」。「本紀」記載帝王的事蹟，從五帝到漢武帝，若是可以清楚分出年即分年，若是沒有辦法清楚的知道年數即分年代。「表」編排各代的大事，主要可分為年代已不可考的「世表」，年代可考的「年表」，變化太劇烈的即作「月表」。「書」敘述關於文化的各個不同部分，例如禮節、曆法、祭祀、水利、財政等，都分類歷敘。「世家」按國按家並按著年代世系，記載有重要事蹟的諸侯封建侯王。「列傳」記載從古到今對於歷史有一定地位影響的重要人物。其中紀傳體例，主要就是指「本紀」、「世家」、「列傳」，而這篇論文就是對紀傳體例的討論。
在史記的傳體中，我們可以發現有許多的篇章，並非是按照大家所供定的標準區分，按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也。」，超出這個體例標準的即為「變例」。
在本篇論文中，他把史記中的這些變例區分成兩種情況：一為「超遷」，最為爭議性的有〈秦本紀〉、〈呂太后本紀〉、〈項羽本紀〉、〈孔子世家〉和〈陳涉世家〉、〈外戚世家〉；另一種是「下抑」，如〈黥布列傳〉、〈淮陰侯列傳〉、〈張耳陳餘列傳〉、〈樊鄺滕灌列傳〉、〈張丞相列傳〉等等。而作者認為司馬遷之所以這樣分的原因是來自於他平等的士道觀，但是和傳統儒家的思想有所衝突，也因這樣而招致許多後代封建文人的批評。在文中所舉的篇章，劉知幾《史通》、范曄《後漢書》等，皆以「正名」的觀念，來對司馬遷所分的篇章提出疑慮。
為此，作者提出司馬遷是以人物的實際功績和勢力來區分的，但是筆者認為這並不能包含所有篇章的涵義，也沒有完完全全的貼近其本意，自序裡說道：「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倜儻，不令以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這即為司馬遷在分屬類別時的依據。
本紀為後人所議論主要有三篇：一為〈秦本紀〉，秦自莊襄王以上，就其地位來論還是諸侯，應編入「世家」而非「本紀」，在本篇論文是說到，秦人在昭王時以取得實際的指揮天下之權，而司馬遷也因為這點作〈秦本紀〉，此論雖無失誤，但是筆者覺得站在司馬遷希望藉著〈秦本紀〉來達到科分條例，舉其大綱的目的會更佳，也就是在其自序中提到的「科條之」，理由除了秦未來的霸業其實出自於先祖，在以前的時候在各國的影響力就有一定，更因為諸侯史記大多散佚，獨有秦史保存，要舉綱領，當然將秦史列入本紀了，才易於將分裂的各國局勢做個完整的統合。另一篇即為〈項羽本紀〉，雖為霸王之名，卻歸於本紀，是因其「分裂天下，而分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霸」即為伯的借字，伯，即為長也，霸王即為諸侯之長的意思，在秦漢之際的混亂時刻，項羽可說是中國實際的統治者，不管在實際的掌權，或是交代整個歷史政權脈絡，都具相當一定的指標性。第三篇即為〈呂太后本紀〉，惠帝名義雖為一國之君，但實際政權卻是掌握在呂后的手上，在史紀中也記載到，在人彘一事之後，「惠帝見，問，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故整個時代的脈絡還是掌握呂后的手上，政皆其出，自然以其為那時代的條列綱領。在本紀中成文中，從篇章名目我們便能得知整個政權轉移的順序和移交過程，從上而下，完整標列清楚整個歷史的流動。
世家具爭論性的「超遷」篇章主要有〈孔子世家〉、〈陳涉世家〉和〈外戚世家〉以及許多應列入世家卻歸於列傳的篇章，例如：〈黥布列傳〉、〈淮陰侯列傳〉、〈張耳陳餘列傳〉、〈樊鄺滕灌列傳〉、〈張丞相列傳〉等等。若為統一原則，以自序中論道的「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來衡量，我們可以知道世家所敘之人物，都是對統治者盡了「輔弼股肱」的責任之臣，不單單是這個人物在歷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已。
好比〈孔子世家〉，雖孔子不為周室之臣，在當代也並非受到執政者的重用，在之後在西漢公羊學派的宣揚之下，孔子思想成為統治者所遵行的思想，而其言行也成為後世人們的行事標準，在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的確佔了相當大的地位，但是這原因並不見得是司馬遷將孔子列入世家的理由，因為司馬遷的思想其實是各家兼容的，並無特別偏向哪一家，雖推崇孔子，但推許的地方也僅只於其政治道德上的操守和其理念，也無法預期孔子的思想會影響未來後世這麼深遠，他將孔子列入世家是因為在漢人觀念中，孔子垂教乃是「為漢制作」，他的功勞，實在當代功臣之上；在自序中說到：「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便為這意思。
而〈陳涉世家〉，是關於漢家的興起，沒有陳涉首先發難，也沒有天下群雄的群起抗秦，在自序中：「天下之亂，自涉發難」，高祖本紀也道：「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陳涉世家載：「高祖時為陳涉置守郡三十家 ，至今血食。」 這表示即使是劉邦，也承認陳勝的首難之功，可見陳涉對於漢家雖然沒有直接的功勞，但是間接的原因也相當大，甚至可以說，若是沒有陳涉的發難，或許就沒有漢家，故將其列入世家。
至於〈外戚世家〉，雖在拙文並沒有著墨於此，但其也為相同體例較具爭議性的篇章。將后妃列入「世家」，是因為他們對於統治者的輔弼之功獨大，甚致影響力超過一般的功臣良將，在外戚世家的開頭論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狨，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即為此意。
本篇論文雖討論「變例」，但討論篇幅多著重於「超遷」一例，且純以司馬遷視實際功績的分類方法，但仍有所不足之處，雖無不對之處，但仍需一個能夠一以貫之的綱領統整。在「下抑」的部分，有列舉出數個例子，張耳、魏豹、彭越、英布、韓信、韓王…等等，和蕭何、曹參、留候等列入世家，多有比較。就〈蕭相國世家〉、〈曹相國世家〉、〈留侯世家〉、〈陳丞相世家〉、〈絳侯世家〉來論，此五人皆為漢初的社稷之臣，符合其「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的標準，故皆列入世家，但是其餘應列入世家卻列入列傳者，或許司馬遷認為其品行操守或結局，並不能歸類於「社稷之臣」。淮陰、黥布、彭越，雖有大功於漢，但其後皆反叛，結局皆為不終；張耳、吳芮其為人皆庸庸碌碌，沒有自己的節操和原則；樊、鄺、滕、灌雖名位高而功業卻平庸，若非其主，並不能列為公卿。
世家和列傳篇章甚多，若是一一去比對，能會發現有些不合理卻無法去解釋的地方，例如王陵為開國功臣，在惠帝時為右丞相，呂后欲王諸呂，王陵堅持不肯，此乃為真社稷之臣，卻只著其名陳丞相世家中。在本篇論文中也提到，他認為〈五宗世家〉和〈三王世家〉的編排不合理，應視為史記的敗筆，但是史記流傳已久，其後亡失篇章，而後人綴拾成篇，其本意或許跟司馬遷已有所出入，若非詳細考證，實不宜妄下斷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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