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文不把日本天皇翻译成国王？
199 个回答
自秦始皇以来，在汉字文化圈，至尊之称皆为“皇帝”。尽管有十六国、太平天国的“天王”以及北魏节闵帝短暂称过的“帝”、唐高宗短暂称过的“天皇”，但这些终究是昙花一现，不足为训。唯独日本上千年来坚持以“天皇”称呼其君主。如果一直是私称也就罢了，如果是公开称呼，势必与汉字文化圈的传统老大——中国发生纠纷，因此“天皇”之号在中国长期行不通，那么中国是如何处理（即题主所问的“翻译”，但用“处理”更恰当）天皇称号的呢？这里先上答案：在古代中日政治交往中，中国确实是把日本天皇降格为“国王”。到了近代，受到与中国交涉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迫于中国的压力），日本天皇对外汉字标记由“天皇”变成“皇帝”，到1936年才恢复了“天皇”之号。另，本题问的是中文语境，所以英文语境的天皇翻译就不在本答案里展开了。
先简单说下古代的情况。一般认为，日本的“天皇”之称始于7世纪中叶。最早的外交纠纷是日本君主对隋朝称“日出处天子”，隋炀帝赫然震怒，直斥“无礼”，回复的国书中称其为“倭王”（日本记载的日本国书自称“东天皇”、隋朝国书回称“倭皇”似为篡改原文）。唐高宗朝的海东战争，日本（倭国）也卷入其中，在援助百济复兴势力的白江口之战中一败涂地。西安出土的《祢军墓志》叙及墓主作为当时的熊津都督府官员出使日本的成果时提到墓主“说畅天威，喻以祸福，千秋僭帝，一旦称臣”，暗示了日本到7世纪中叶仍会使用“天皇”（或天子、皇帝）这类僭称，但大概受到白江口之战的震慑，日本在与熊津都督府的交涉中对唐朝称臣，至少不可能再对唐朝使用僭称了。
那么以后的日本天皇在对唐交往时使用的是什么称呼呢？西嶋定生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指出，日本遣唐使的国书的开头写的是“日本主明乐美御德”，而“主明乐美御德”（主又作须、寿）就是天皇一词的训读“スメラミコト”的万叶假名。这种偷梁换柱的方式，一方面保全了日本的国体，不致自我矮化，另一方面又可以逃避“僭称”之咎。因此，我们从中国方面唯一保存下来的唐代对日国书——张九龄《敕日本国王书》中可以看到，唐朝皇帝对日本君主的称呼是“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换言之，唐朝把主明乐美御德理解为日本君主的名字（也可能是遣唐使故意这么说），而在传统天下秩序下，“皇帝”在理论上只能有一个，所以唐朝方面自然把日本君主的称号设定为“国王”，于是就产生了这种奇妙的称谓。打个比方，假设一下拜占庭帝国像日本那样汉化并与唐朝往来，或许史料里就会出现“皇帝敕拂菻国王波悉力”（承蒙 @Chris Chou 提示）。
此外，日本对渤海、新罗的国书还是用的是“天皇”，如“天皇敬问渤海郡王”、"天皇敬问新罗王”。但这只是日本史书的记载，由于这两国没有留下相关记载，所以我们无法得知送到两国君主手中的国书是否还写着“天皇”，或者他们如何看待“天皇”一词。
到了宋朝，虽然日本进入消极外交时期，停止与东亚大陆的政治往来，不过其君主在中国皇帝面前照样叫“国王”，兹引一段《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史料：
（雍熙元年三月）乙卯，日本國僧枫然與其徒五六人自其國來入朝。枫然言其國王姓王氏，自始祖至今凡六十四世，八十五王矣，其文武僚吏亦皆世官。上聞之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爾，尚存古道。中國自唐季海內分裂，五代世數尤促，大臣子孫皆鮮克繼祖父之業。朕雖德不及往聖，然孜孜求理，惟恐庶獄有寃，未嘗敢自暇逸，以田遊聲伎為樂，冀上穹降鑒，庶幾作子孫長久計，使運祚悠遠，大臣亦世守祿位。卿等宜各盡心輔朕，無令遠夷獨享斯慶也。」因賜枫然紫衣，存撫之甚厚。
这段记载日本求法僧枫然介绍日本君主“万（64）世一系”，而刚统一中原、苦心于赵氏王朝长治久安的宋太宗则表达了对这个王统绵长的“岛夷”的羡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求法僧或其翻译也不得不称日本天皇为“国王”，甚至还虚构天皇姓“王”。到了元代，我们都知道忽必烈写给日本的国书为“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明代虽然也有“日本国王”之称，但先是指日本南朝的实力者怀良亲王，永乐以后用于册封足利义满以降的室町幕府征夷大将军，以及万历年间的丰臣秀吉，此时的“日本国王”已经用于指代幕府将军（江户时代改称“日本国大君”），包括中国在内的外界跟日本打交道都是与“日本国王”或“日本国大君”身份的幕府将军，所以不用苦恼于如何称呼已淡出外交舞台的天皇了。
顺便提一下，以上说的都是官方的外交场合，通过商人和僧侣为媒介的中日民间往来，古代中国还是知道日本的“天皇”称号，比如《宋史》的日本传就明确记载了历代天皇号，而明人罗曰聚所撰《咸宾录》也记载“彦潋尊少子神武天皇迁都太（大）和州疆（橿）原宫，其后王遂以天皇称”，但在中国的传播范围总体来说非常有限。
关于近代日本的“天皇”称号问题，在1935年（昭和10年）11月日本外务省条约局第一课所撰的调查报告《关于“天皇”、“皇帝”称呼的资料》中对其来龙去脉有详细的梳理，以下内容主要依据这份报告展开。懂日语又不想听我啰嗦的知友可以直接看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原档案：
幕末日本依然延续大君外交，直到“大政奉还”为止。“大政奉还”在外交上的意义就是让天皇重新登上外交舞台，作为日本对外的代表。“大政奉还”后，日本朝廷对法、英、普、荷、美、俄驻日外交代表发送如下内容的文书：
日本国天皇、告各国帝王及其臣人。向者将军德川庆喜请归政权，制允之，内外政事亲裁之。乃日从前条约，虽用大君名称，自今而后，当换以天皇称，而各国交际之职，专命有司等。各国公使，谅知斯旨。——庆应四年戊辰正月十日。
当然，外国人更在乎的是当时的天皇能否有效统治日本而不是“天皇”、“大君”这类称谓。但不管怎样，自明治维新伊始，日本君主就以“天皇”作为对外称呼。但既然称号从“大君”升格为“天皇”，就不能再沿袭“大君”时代那样称呼别国君主了。在元首称呼上怎样才能不失国格又不致外人抗议呢？针对这个问题，日本外务卿泽宣嘉于1870年6月5日拟定了日本君主对外称呼的三种方案：
- 日本君主称“主明乐美御德”（来历见前文），其他国家君主按其称号原音之片假名书写。
- 日本君主称“天皇”，其他国家君主称“皇帝”，理由是“天皇”之称为日本所独有。
- 日本君主称“皇帝”，依据是《大宝令》有一条“天皇，诏书所称；皇帝，华夷所称”（泽宣嘉是把“华”解释为“汉土”即中国，实际上在古代语境下是指日本本国）。
明治政府选择了第二案，同年8月的《外交书法》中正式规定“我天皇之尊称为大日本国大天皇”，“我国称呼各国君主，无论其国之尊卑，皆以大皇帝称之，采用共和政治如美利坚、瑞士等以大统领称之”。所以明治初年基本所有外交文书都使用“天皇”一词（只有个别私信偶尔称天皇为：“皇帝”，如明治元年三月十七日二品炽仁亲王致英国公使函）。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在接到明治政府选择第二案的消息后，要求日本把即将在色当被俘的拿破仑三世翻译成“天皇”才算对等，日本以“天皇之御称呼为我国皇道所关”为由予以拒绝，可见日本是多么重视对内外夸示“天皇”之号。
这套对洋人行得通，但在与中国和朝鲜这种“同文国”的交涉中就例外了。朝鲜另当别论。日本称“天皇”首先就在清朝面前碰了壁。《外交书法》出台不久，日本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大正天皇的舅舅）就带着《日本国清国条约草稿》来华，请求与清朝签订修好条约、建立近代邦交。在李鸿章的建议下，清政府决定接受日本要求，与日本展开缔约谈判，李鸿章先让他的属下津海关道陈钦研究日本约稿。可刚打开约稿，陈钦就傻眼了，约首赫然写着“兹大日本国天皇、大清国皇帝切冀寻其旧谊……”。同治朝的大清确实不行了，也早已卷入了西方那套的条约体制，既然接受了日本缔约建交的请求，就不能再搞传统天下秩序那套自居天下共主、把日本天皇贬为“国王”，但再怎么也不能称为“天皇”，这实在是欺人太甚啊！于是在清朝方面的修正案里，毫不留情地删掉了“天皇”一词，只保留两国国号。
（顺便提一下，陈钦是很重视名分的人，他“平居发愤则曰：‘吾生平所深恨者有二：同治二年，俄使来换约，称其主大皇帝，吾力与之争，俄使将屈矣，会疾作在告，而俄人竟称大皇帝。又尝与俄人辨西北地界，吾力持之，乃以他变，故不果行。此二者，吾之所深恨也。’”可以想象他看到“天皇”二字时的内心有多少羊驼奔腾……）
等日本派出伊达宗城使团正式议约时，发现清朝删除了“天皇”，觉得有辱国体，非常不满，向清朝抗议。清朝方面回复如下：
粤稽上古，我中国已有天皇氏为首出神圣，后世皆推崇，莫敢与并，今查贵国与西国所立各约，称谓不一，而中国自同治元年定约者十余国，皆称君主，即布国（普鲁士）亦然，应谓拟尊称以避上古神圣名号，否则唯好仅书两国国号，以免物议。天地开辟以来，往古记载之初，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之称，谓之三皇，其次则有五帝，自帝降为王，则夏、商、周三朝俱称王，亦谓之三王，及周之末造，各国争雄，虽诸侯亦称王称帝，至有所谓东帝、西帝者，至秦始王自以为功盖三皇，德过五帝，遂并称为皇帝，此乃历代帝王尊称之始，若天皇之称，考古之圣帝名王，亦不敢与之并称，是以皇帝二字，虽异代犹同此称，而天皇则往古未闻沿袭，在身为帝王尚不敢以此自居，而凡在臣民尊其君者更可知矣。我朝敬天法祖，于郊禘之礼，祝版尚须抬写天字，则不敢以天皇待邻邦之君，更可想见。则天皇二字不通行于天下者如此。
总之，身为“天子”、敬天法祖的清朝皇帝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天皇”这一“上古神圣之号”来称呼日本君主。当然其中也有错误，比如说自古没人用“天皇”，唐高宗就用过。日本也以此为由来反驳，说贵国历史上的唐高宗不也叫过“天皇”吗？最后主张“我国自称曰天皇，贵国回曰天皇、曰皇帝，两从其便”，也就是互不干涉对方称呼。即便如此，李鸿章还是强调“惟彼所力争而固执不化者，条规开首必欲我皇帝与该国天皇并称……假如前一条依其说，则是中国约章刊列彼主非常之尊号，将来可以征信于史册，目前更可以陵轹东洋、夸耀西洋，而彼得获其名矣”，因此在取消“天皇”的问题上毫不松口，坚决拒绝日本要求，其做派堪比24年后坐在他对面的伊藤博文（请参照：「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过程中的遇刺事件迫使日方在谈判中让步」这一段历史是否属实？）。伊达宗城迫于无奈，只好接受清朝方案，最后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里并未列出两国元首。条约里可以不写元首，到了1873年交换批准书时，就不能不提元首了，在批准书里，日本君主的称号首次以“大日本大皇帝”登场，同年日本致意大利国王的国书里也使用“日本国皇帝”。
总之，自从交换《中日修好条规》的批准书以后，日本君主对外称呼就由“天皇”改为“皇帝”（只有1875年日美邮便税前拂条约用“天皇”）。1885年制定《皇室典范》和《大日本帝国宪法》时，虽然明文规定日本元首称天皇，不过伊藤博文专门补充道：“皇室典范及宪法用天皇之称，乃因袭先王之遗范者也，既成定制，嗣今法文总用天皇之尊称，此乃理所当然，但外国交际文书除外”。于是“对内称天皇、对外称皇帝”的原则就被正式固定下来。有一个例外，就是勋记，虽属内政但也用“皇帝”称号，1884年赏勋局正式规定勋记上的元首称呼为“保有天佑践万世一系之帝祚之日本国皇帝”。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赏勋局总裁不是别人，正是1871年与清朝官员辩论“天皇”问题的日本谈判代表之一——柳原前光，不能不说他当年的体验对这种规定的制定有所影响。
由此可见，《中日修好条规》正是迫使日本修改元首对外称呼的契机。《关于“天皇”、“皇帝”称呼的资料》对此总结道：
总而言之……与支那以外诸国之间的君主称呼问题，虽然以所谓第二案暂时解决，但其认为只有我方才用“天皇”的称呼，而如果诸外国知道支那也有“天皇”之称的话，那么第二案的论据就已经不成立了。反正，既考虑到与这些外国之间的关系，又考虑到同文国清韩两国的关系，我国对外不使用“皇帝”称呼的话，终究还是难以指望根本的解决，这个念头恐怕就是吸取上述纠纷（指中日围绕“天皇”称号的争议）的教训后给当时政府的脑海中留下强烈印象之所在。
这段史料里，解释“天皇”一词并非日本独有，万一西方人知道了就不好了（西方人可能就会要求日本翻译自己国家的君主为“天皇”以示对等，像1870年法国要求日本的那样）。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维新之初的日本国力不足，虽然可以欺负琉球、朝鲜，但还难以与清朝正面对抗，对西方就更怂了。其实纵观整个《中日修好条规》的缔结过程，清朝始终掌握主动权，贯彻了自己的意志，迫使日本放弃了最惠国待遇、内地通商权等特权，伊达宗城回国后也遭到撤职处分，不满《中日修好条规》的明治政府多次请求修约而未能得逞。放弃“天皇”称号，只是令明治政府欲求不满的众多让步之一罢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日本君主对外称呼由“天皇”改为“皇帝”完全是被动地屈从于中国。毕竟在中日谈判之前，明治政府也考虑过对外称皇帝的方案，并且有《大宝令》中“皇帝华夷所称”的历史依据，所以从日本方面来讲也不失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可行方案。因此，在甲午战争宣战诏书以及《马关条约》中，虽然日本挑战并打败了当年坚决反对“天皇”称号的清朝，但日本天皇依然称“皇帝”。话虽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中日修好条规》交涉时来自中国的压力无疑是日本天皇对外放弃“天皇”、改称“皇帝”的关键原因。
“对内称天皇、对外称皇帝”的原则一直持续到昭和初年。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极度膨胀，要求正名国号、元首号（国号统一为“大日本帝国”，元首号统一为“天皇”）的呼声随之日益高涨。1934年（昭和9年），枢密院书记官长村上恭一要求对外恢复“天皇”号，外务省认为没必要遽改惯例，所以拒绝了他的要求。翌年10月，枢密院顾问原嘉道写了一篇名为《关于我国元首陛下的称号》的长篇意见书，强烈呼吁对外恢复“天皇”号。这次外务省不得不慎重对待，于是就有了《关于“天皇”、“皇帝”称呼的资料》这份调查报告。弄清来龙去脉后，外务省终于认为对外称“天皇”已毫无障碍。1936年4月18日，日本各大报纸正式登出了“对外文书的记载，今后改为‘日本国天皇’之称呼”（対外文書の御記載 今後は「日本国天皇」 御称呼御改められる）。日本天皇对外称“皇帝”的63年的历史（1873-1936）也随之落下帷幕。
中国方面对此有何反应呢？1936年3月6日，日本新任驻华大使有田八郎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呈递国书，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答词如下：
大使阁下，本日贵大使以奉贵国大皇帝陛下任命为驻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大使，呈递就任国书及前任有吉大使辞任国书，本主席接受之余，至为欣慰。阁下所述贵国政府友好之意，正与国民政府之期望相同。深盼贵大使本此意旨，努力完成使命，俾中日两国自古敦睦之友谊益臻巩固，凡职务上所需之便利，国民政府自当予以协助，敬祝贵国大皇帝政躬安泰、贵国国运昌隆，并祝贵大使旅社绥和。
这可能是中国最后一次在正式场合称日本天皇为“皇帝”。到同年7月3日川越茂递国书时，林森的答词就变为了“天皇陛下”，可见中国接受了日本天皇对外称呼的改变。中国各界如何看待日本天皇对外称呼的改变，目前还没找到相关资料。但一来中华民国的元首不是像清朝那样的“天子”，无须纠结“天皇”之称，二来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天皇”称呼问题早已被其他更重要的问题掩盖，恐怕没人会在意吧。一年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当然，这里依然说的是官方的外交场合，其他场合中国往往还是名从主人，以“天皇”称之，也有像蒋介石那样在日记经常称呼为“倭王”的情况，或者像早期《申报》称“密加多”、“密卡度”、“密楷度”（对天皇的尊称みかど的音译，训为“帝”字）。
本答案总结如下：在中日外交中，日本君主的称号问题一直是个麻烦的问题。（1）古代中国是把日本天皇贬为“国王”，白江口之战后，甚至还出现了日本天皇对唐“称臣”的记载；（2）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谈判过程中发生了围绕“天皇”称号的纠纷，以日本让步结束。晚清中国已经没落，无法再矮化日本君主为“国王”，但还是不能容忍“天皇”的称号，维新之初的日本还不足以与清朝抗衡，再加上日本也能接受“皇帝”一词，所以在1873-1936年采取了“对内称天皇、对外称皇帝”的原则；（3）1936年，日本已成为东亚霸主，甚至妄图征服中国，这时便恢复了明治初年对外称“天皇”的原则，不再称“皇帝”，时过境迁，中国也只能接受。中日外交中“天皇”一词的变迁，可谓是东亚国际秩序与权力格局沧桑巨变的缩影。
主要参考文献：
- 堀敏一著，韩昇、刘建英译：《隋唐帝国与东亚》，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
- 马云超：《东亚视野下的百济人祢军墓志——以“日本余噍”和“僭帝称臣”为中心》，《唐史论丛》第21辑，2015年10月。
- 岛善高：《近代における天皇号について》，《早稻田人文自然科学研究》第41号，1992年3月。
评论区里有不少围绕新中国如何称呼天皇的问题，最近读到一篇日本学者家近亮子撰写的关于国共领导人的“日本观”或者“抗日观”的文章，里面有所涉及。总体来说，蒋介石个人极少用“天皇”一词，好点的话就是“日皇”，不然就是“倭王”。而中共领导人则从来都是叫“天皇”，也没把日本叫“倭”。
我们知道，蒋介石是不主张废除天皇制的。那么毛泽东对天皇制是什么看法呢？
毛泽东当然不会支持天皇制，但从他要求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删除“尽快”的细节来看，他对天皇和天皇制的态度是比较务实的。既然如此，新中国就不会纠结于“天皇”的名分问题。
参考文献：家近亮子：《“战争责任二分论”在中国的源流——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抗日战争的叙说方式》，收入陈红民主编：《中外学者论蒋介石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