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人教社回复初中生来信质疑称「顾颉刚还认为夏朝不存在」「孙权 222 年称王是基本的历史常识」？

@吴奇霖 ，这个后生确实可畏，不过语文的诗文问题，是版本学的问题，倒也谈不上错不错，尤其很多版本里添字改字是很常见的，就比如清末民初的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改了一些字都和之前的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不一样，很多用字问题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啦。牵扯到字的问题，包含了一堆问题，就不是说你说商榷就应该商榷，中学课本的作用又不是干版本问题。静夜思哪怕真的背错了一千年也没什么影响，你觉得有问题的其实都没什么太大问题（指字的对错）。

年纪轻轻不要扯到小学问题上，也不是靠检索工具能做的，史实错误可以指正商榷，这种字的问题其实最好不要在课本这块纠缠太多，真的没有意义。很多时候说以哪个本子做底本，其实也是改的很多，这个都很主观的，年轻气盛，但其实事情不是这么干的。

今天看到这条新闻，突然想起来我写的第二封信还没回应，就来自问自答一下，争取把事情闹大一点。题目中的截图是他们对第一封信的回复。第二封信文贴在下面。

后面还补充了一些信中没有提到的问题与一些学术大家对教材的看法，持续更新，欢迎追更。

尊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教科书编者：

您好！

我是人大附中朝阳分校初二学生吴奇霖。2018年2月12日我曾给您写过一封信请教一些问题（历史编辑室的老师在3月28日回信于我，回答了一部分问题，谢谢）。今天我有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向您请教，敬请指正。

一、小学语文教材的相关问题

最近看到网上的新闻，您对福州小学生质疑《羿射九日》做出了回应，感谢小学语文编辑室老师们的及时反馈。今天在此将我仍然坚持的对于小学语文书的一些质疑向您请教，希望您也能帮助我解答一些疑惑。

1、陈寿是否说过“一日无书，百事荒芜”？

在语文五年级上册教科书的回顾·拓展一的日积月累中写道：“一日无书，百事荒芜。（陈寿）”但考察陈寿著作，《三国志》与《全晋文》收录的陈寿文章都未曾提及这句话。我才疏学浅，不知道这句话是否来自陈寿失传的《古国志》、《益部耆旧传》等著作，麻烦您告知这句话出自陈寿的什么文章。

我与同学倒是在《魏书·李彪传》中找到了另一句与之相似的话：“故谚曰：一日不书，百事荒芜。”结合上文李彪提议修史，这里的“书”应该指书写，与“一日不读书”完全不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将其列入北魏诗，也可见此语绝非陈寿之言。另外，宋代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七“古人谚语”条与明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八“古人引用谚语”条下也收录了“一日不书，百事荒芜”，对于这句话的具体作者也未加说明。

2、《三国演义》中周瑜想杀诸葛亮是不是因为妒忌？

在语文书五年级下册教科书的第19课《草船借箭》中写“周瑜看到诸葛亮挺有才干，心里很妒忌。”我认为这句话放在《三国演义》里都是不准确的。《三国演义》中周瑜“存心欲谋杀之”是在诸葛瑾劝诸葛亮投靠孙权，诸葛亮拒绝后。

且毛氏父子批注《三国演义》时曾云：“周瑜非忌孔明也，忌玄德也。孔明为玄德所有则忌之，使孔明而为东吴所有，则不忌也，观其使诸葛瑾招之之意可见矣；非若庞涓之忌孙膑，同事一君而必欲杀之而后快也。一则在异国而招之使入我国，一则在我国而驱之使入异国。试以庞涓较周瑜，则周瑜真爱孔明之至耳。”可见《三国演义》中周瑜所忌并非诸葛亮的才干，而是诸葛亮有才干而不为孙权所用。

3、周幽王有没有烽火戏诸侯？

语文五年级下册教科书第六组阅读材料1《烽火戏诸侯》写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我认为这则材料很不严谨。读《史记》，其中根本没有课文所谓“一个大臣荒唐的建议”。再看先于《史记》的《吕氏春秋》，只写了“传鼓相告”，根本没提及烽火，可见烽火戏诸侯是汉朝人的虚构，无法证明2700年前就有烽火传信。

二、中学历史教材的相关问题

对于上次历史编辑室老师的回信，我还有一些不解之处，希望得到您的指导。

1、顾颉刚是否认为夏朝不存在？

您在回信中说：“顾颉刚作为疑古派的代表人物，对古史中大量的成说提出过质疑，但这些质疑不一定都对。例如，他认为不仅没有禹这个人，而且连夏朝都不曾存在过。”实际上顾颉刚先生并不认为夏朝不存在。可以参考孙庆伟先生《顾颉刚夏史研究与夏文化早期探索》：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尽管顾颉刚认为禹是西方戎族的神话人物，但并不代表他对夏代完全持虚无的态度，这一点在他和史念海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中有较好的体现。该书是顾颉刚应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之邀所作，但因事务繁忙而只拟定了全书主旨、体例和大纲，而交由史念海具体执笔撰写，其中第三章即为“夏民族之历史传说及其活动范围”，并分三节加以叙述，分别是“大禹治水分州之传说”、“从夷夏交争与少康中兴等传说中观察夏代中世之疆域”以及“晚夏之疆域范围”。从章节的设置上看，明显体现了顾颉刚的学术观点，而具体结论也反映了他的认识，如：
夏代历史亦仅凭后世之记载，然由种种方面证明，则知在殷商以前确有此一朝代也。夏之始祖相传为禹，但禹究竟与夏人是否有血统上之关系，又属疑问。战国以前书中之禹，不称夏禹，或者禹之传说乃为中国之《创世记》耳。
我国古代文明滥觞于黄河流域，夏民族又播迁流转于此地，黄河自古即多泛滥之灾，或即误以部分之灾为普遍之大害，遂产生治水分州等传说邪……随治水而来之传说，则为分划九州之事。“九州”一名辞，虽已见于春秋铜器齐侯镈钟及《诗·商颂》（作“九有”、“九围”等），但整个九州每州之名称及疆域之分划，则恐为战国以后所安排……今日所见之《禹贡》为记禹时九州贡赋及治水刊山之书，虽非禹时实录，然足代表战国时代人之古代地理观念。
禹之传说乃属一种神话性质，不足知夏代政治范围之所在。中夏以先，夏之政治中心似在今山东省，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晚夏则移居河东及伊、洛流域，然东方仍有其孑遗也。
而且直至顾先生晚年，他对于夏代疆域的认识一直没有改变，如1972年11月9日在给李民的信中仍称“河、洛之间为夏代政治中心自无疑义”，而“所恨者，夏代史迹无文字可证明耳”。

另外，我认为对纣王事迹的讨论应该就事论事。不能因为顾颉刚先生有些质疑不正确，就否认他的所有观点。我认为《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一文并没有哪里写的不对。如果您认为此文论证有误，希望您指出错误所在。

2、孙权在222年有没有自称吴王？

您说：“孙权222年称王，229年称帝，这已是基本的历史常识。魏文帝曹丕封孙权为吴王，与孙权接受封号，称吴王，是两码事”。但我读遍《三国志》及裴注，都没有222年孙权自称吴王的记载。

《三国志·吴书》中群臣在“权为吴王”后多有官职变迁记载，参照《孙登传》“魏黄初二年，以权为吴王”，《胡综传》“魏拜权为吴王，封综、仪、详皆为亭侯”与《吴范传》“及立为吴王”三处记载，可以确认“权为吴王”指221年曹丕封孙权为王之事。《资治通鉴》卷六十九也未记载222年孙权自称吴王之事。

记载孙权自称吴王的，只有唐人许嵩的《建康实录》。然而《建康实录》为美化孙权，在此前并不记载孙权受魏册封为吴王，而是写道：“曹丕代汉称魏，号黄初元年，而权江东犹称建安。”为了给孙权的吴王称号一个合理的来源，后文才编造了群臣劝进而孙权自称吴王的事。走马楼吴简出土时，对孙权奉行建安年号的事还有过讨论，最终罗新先生《走马楼吴简中的建安纪年简问题》为这个话题下了定论：“吴简及文献中建安二十六、二十七这样的纪年，是孙吴追述往事时，所采取的遮羞的办法。”孙权奉行建安年号是改元黄武后的遮羞手法，没有受曹丕册封更是彻底的鬼话。《建康实录》还搞错了时间，把曹丕三路伐吴与孙权称吴王的时间写成建安二十八年（223）。

由此可见，222年孙权称吴王绝无任何史料记载。在这些基础史料中都不见记载的事，是如何成为历史常识的呢？

三、中学语文教材的相关问题

以下是我近一年来对中学语文教材中一些古诗和古文相关知识的疑问：

1、《曹操集》中有没有“洪波涌起”？

语文七年级上册教科书中第4课《观沧海》注释称选自《曹操集》（中华书局2012年版），但我翻阅《曹操集》（中华书局2012年版），其中作“洪波踊起”，而非教科书中的“洪波涌起”。《曹操集》此句注释称“宋书乐志‘波’作‘涛’，‘踊’作‘涌’。”若教科书要采用《曹操集》注释所提及《宋书·乐志》的版本，应当写作“洪涛涌起”而非“洪波涌起”。虽然《乐府诗集》《晋书·乐志》《宋书·乐志》中都有“洪波涌起”，但教科书并没有选用这些古籍。教科书所参考的《曹操集》（中华书局2012年版）中是绝没有“洪波涌起”这一句的。

2、“何苦而不平”与“夸娥氏”是否正确？

语文八年级上册第22课《愚公移山》注释称选自《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课文中有“何苦而不平”句。我认为应该写作“何若而不平”。杨伯峻先生在《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中此句后写道：

道藏各本俱作「何若而不平」。王重民曰：釋文本、吉府本「苦」作「若」，是也；蓋形近而訛。御覽四十引「平」上有「可」字。釋文「苦」作「若」，云：若一本作苦。

王重民的观点认为“何苦而不平”一句是“何若而不平”的讹写。杨伯峻先生还说道藏各本都写作“何若而不平”。从《列子集释》来看，似乎是“何若而不平”更加可信。周崇谦先生《<愚公移山>词语考释》一文提及王力先生认为“何苦而不平”也不太好懂并将“何苦”看作状语。周崇谦先生认为，“何若”作状语解释起来比“何苦”要可信并断定“苦”是“若”的误写。教科书注释将讲：“苦，愁苦。这里指担心。”这是将“苦”看作动词。动词“苦”与宾语“不平”之间使用连词“而”是不合语法的。我认为“何若而不平”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更合理。

另外，课文中“夸娥氏”在《列子集释》原句中写作“夸蛾氏”。杨伯峻先生引《列子释文》云：“夸娥氏一本作夸蟻氏。”“蟻”的古字作“蛾”，显然应该是写作“蛾”更合理。且蚂蚁力大，“夸蛾氏”比“夸娥氏”更能顺理成章地解释为大力神。“夸娥氏”既非《列子集释》原文，不受杨伯峻先生认可，又不合理。我认为应将课文中的“夸娥氏”改回“夸蛾氏”。

3、“鲲”是不是大鱼？“海运”是不是海水运动？

语文八年级下册第21课《庄子》二则注释称选自《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版）。注释中写“鲲，大鱼名”。但读《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版），“鲲”实际上指鱼卵。书中对鲲的解释如下：

《鯤》徐音昆，李侯溫反。大魚名也。崔譔云：鯤當爲鯨，簡文同。慶藩案方以智曰：鯤本小魚之名，莊子用為大魚之名。其說是也。爾雅釋魚：鯤，魚子。凡魚之子名鯤，魯語魚禁鯤鮞，韋昭注：鯤，魚子也。張衡西京賦摷鯤鮞，薛綜注：鯤，魚子也。說文無篆。段玉裁曰：魚子未生者曰鯤。鯤即卵字，許慎作卝，古音讀如關，亦讀如昆。禮內則濡魚卵醬，鄭讀卵若鯤。凡未出者曰卵，已出者曰子。鯤即魚卵，故叔重以卝包之。莊子謂絕大之魚爲鯤，此則齊物之寓言，所謂汪洋自恣以適己者也。釋文引李頤云鯤，大魚名也，崔譔、簡文並云鯤當爲鯨，皆失之。

从郭庆藩的解释来看，“鲲”其实是鱼卵。《庄子集释》最终认定了“鲲，大鱼名也”的说法是错误的。教科书参考《庄子集释》，理当把“鲲”解释为鱼卵而非大鱼。若把“鲲”解释为大鱼，则无视了庄子用鱼卵命名大鱼的内涵，让学生失去了理解齐物论的机会。

课文注释还解释“海运”道：“海水运动。古代有‘六月海动’之说，海动必有大风，大鹏可借风力南飞。”《庄子集释》对“海运”的解释如下：

釋文《海運》司馬云：運，轉也。向秀云：非海不行，故曰海運。簡文云：運，徙也。慶藩案玉篇：運，行也。渾天儀云：天運如車轂，謂天之行不息也。此運字亦當訓行。莊子言鵬之運行不息於海，則將徙天池而休息矣。（說文：徙，迻也。段注：乍行乍止而竟止，則迻其所矣。）下文引齊諧六月息之言可證。郭氏謂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釋文引司馬向秀之說，皆失之。

由此看来，《庄子集释》对“运”的解释是大鹏的运行，根本没有提及任何所谓“六月海动”的说法。所谓“六月海动”，其实出自林希逸的《庄子口义》：

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之俚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大風而後可以南徙也。

课文选自《庄子集释》但采用《庄子口义》的观点，注释中也没有说明参考了《庄子口义》，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太严谨。

4、诸葛亮读书“观其大略”是否出自《英雄记》？

语文九年级下册第13课短文两篇中《不求甚解》一篇中写道：“据王粲的《英雄记钞》说，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一道游学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

王粲写的书名为《英雄记》而非《英雄记钞》。注释中也提到，《英雄记钞》是后人辑录的。因此“王粲《英雄记钞》”的说法似乎并不严谨。读过《三国志》裴注的人都知道，这段史料出自《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魏略》，绝非《英雄记》。以王粲《英雄记》的年代，绝不可能了解并记载当时并不出名的诸葛亮的事迹。我所知的最严谨的《英雄记》辑本是清人黄奭的辑本，今收录在中华书局《建安七子集》中，其中就没有诸葛亮的这段记载。

5、汉桓帝在位的时间是不是147年-167年？

语文九年级下册第22课《出师表》“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一句“桓、灵”的注释中写“东汉的桓帝刘志（147-167年在位）”。我认为汉桓帝在位的时间应该是146-168年。

《后汉书·孝桓帝纪》：“本初元年，梁太后征帝到夏门亭，将妻以女弟。会质帝崩，太后遂与兄大将军冀定策禁中，闰月庚寅，使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入南宫，其日即皇帝位，时年十五。”汉桓帝即位在本初元年（146）闰六月。《后汉书·孝桓帝纪》：“十二月壬申，复瘿陶王悝为勃海王。丁丑，帝崩于德阳前殿。”永康元年虽然大部分与公元167年重合，但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二十八日）是168年1月25日。即汉桓帝在位时间应为146年-168年。

希望我的拙见可以得到您更好的指正，希望我们的教科书在文史方面的知识更加准确。谢谢！

敬祝

工作顺利！

人大附中朝阳分校初二学生 吴奇霖

2019年6月15日

以下是我自己补充的质疑

1.陶渊明《饮酒其五》“悠然望南山”“悠然见南山”大概是最著名的古诗异文，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同一首诗的“欲辨已忘言”与“欲辩已忘言”。

教材参考逯钦立先生《陶渊明集》，写作“欲辨已忘言”；而袁行霈先生《陶渊明集笺注》写作“欲辩已忘言”。袁行霈先生认为此句典故除了《庄子·外物》的“得意而忘言”，还有《庄子·齐物论》的“大辩不言”。如果真的同时用了“大辩不言”典，则确实应以“欲辩已忘言”为是。

2.之前在小学五上课本与“一日无书，百事荒芜。（陈寿）”一起出现的那句“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刘向）”不见于任何古籍，不知其由来。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也是伪作。

一共五句话，三句是假的，有点说不过去……

新出的部编版语文书好像没有这几句话了，但还是建议人教出版社发布声明改正一下，毕竟这几句在之前的学生心中扎根太深了。

3.旧教材高中语文必修五《滕王阁序》注释漏了典故。

龙光射牛斗之墟

《晋书·张华传》：初，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图也，惟华以为不然。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乃要焕宿，屏人曰：“可共寻天文，知将来吉凶。”因登楼仰观，焕曰：“仆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间颇有异气。”华曰：“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耳。”华曰：“君言得之。吾少时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当得宝剑佩之。斯言岂效与！”因问曰：“在何郡？”焕曰：“在豫章丰城。”华曰：“欲屈君为宰，密共寻之，可乎？”焕许之。华大喜，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馀，得一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间气不复见焉。焕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剑，光芒艳发。大盆盛水，置剑其上，视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剑并土与华，留一自佩。或谓焕曰：“得两送一，张公岂可欺乎？”焕曰：“本朝将乱，张公当受其祸。此剑当系徐君墓树耳。灵异之物，终当化去，不永为人服也。”华得剑，宝爱之，常置坐侧。华以南昌土不如华阴赤土，报焕书曰：“详观剑文，乃干将也，莫邪何复不至？虽然，天生神物，终当合耳。”因以华阴土一斤致焕。焕更以拭剑，倍益精明。华诛，失剑所在。焕卒，子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反。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华叹曰：“先君化去之言，张公终合之论，此其验乎！”华之博物多此类，不可详载焉。

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

《世说新语·排调》：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

4.部编版语文书九上《江城子·密州出猎》注释漏了典故。

《太平御览》卷九二六《羽族部十三·鹰》：

《史记》曰：李斯临刑，思牵黄犬，臂苍鹰，出上蔡东门，不可得矣。

（今本《史记·李斯列传》作“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无“臂苍鹰”）

上蔡苍鹰黄犬算是古代比较热门的一个典故了。

李白《行路难》其三：

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
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

李白《襄阳歌》：

咸阳市中叹黄犬，何如月下倾金罍？

杜甫《八哀诗·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

范晔顾其儿，李斯忆黄犬。

苏轼《雨中过舒教授》：

飞鸢悔前笑，黄犬悲晚悟。

苏轼《石鼓歌》：

当年何人佐祖龙，上蔡公子牵黄狗。

《韵府群玉》卷六“牵黄臂苍”典故的例句就是“左牵黄，右擎苍”。

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

苏轼的主要毛病是在诗里铺排古典成语，所以批评家嫌他“用事博”、“见学矣然似绝无才”、“事障”、“如积薪”、“窒、积、芜”、“獭祭”，而袒护他的人就赞他对“故实小说”和“街谈巷语”，都能够“入手便用，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

5.部编版语文书六上《书湖阴先生壁》注释漏了典故。

《史记·大宛列传》：

而汉发使十馀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先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馀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叶梦得《石林诗话》：

荆公诗用法甚严，尤精于对偶。尝云，用汉人语，止可以汉人语对，若参以异代语，便不相类。如“一水护田将绿去，两山排闼送青来”之类，皆汉人语也。此惟公用之不觉拘窘卑凡。如“周顒宅在阿兰若，娄约身随窣堵波”，皆以梵语对梵语，亦此意。尝有人面称公“自喜田园安五柳，但嫌尸祝扰庚桑”之句，以为的对。公笑曰：“伊但知柳对桑为的，然庚亦自是数。”盖以十干数之也。

当然，“护田”“排闼”是“语用事”而非“意用事”，即使用典故的字面意思，而不使用典故的含义。这里不加注释也是可以的，尤其小学课本加太多注释不合适。如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所言：

这两句是王安石的修辞技巧的有名例子。“护田”和“排闼”都从《汉书》里来，所谓“史对史”，“汉人语对汉人语”（叶梦得《石林诗话》、曾季狸《艇斋诗话》）；整个句法从五代时沈彬的诗里来（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所谓“脱胎换骨”。可是不知道这些字眼和句法的“来历”，并不妨碍我们了解这两句的意义和欣赏描写的生动；我们只认为“护田”“排闼”是两个比喻，并不觉得是古典。所以这是个比较健康的“用事”的例子，读者不必依赖笺注的外来援助，也能领会，符合中国古代修辞学对于“用事”高的要求：“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颜氏家训》第九篇《文章》记邢邵评沈约语)。

但由于教科书没有注释，大多数人都没法了解此诗的精妙技巧，我还是感觉有点遗憾，所以在这里写下来让大家看看。

新出的部编版小学语文书五下第五课《草船借箭》，周瑜仍然妒忌诸葛亮。

很多评论认为毛氏的批注不能服众，那我就直接放演义原文吧。

《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　孙权决计破曹操》：

……周瑜谢出，暗忖曰：“孔明早已料着吴侯之心，其计画又高我一头。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乃令人连夜请鲁肃入帐，言欲杀孔明之事。肃曰：“不可。今操贼未破，先杀贤士，是自去其助也。”瑜曰：“此人助刘备，必为江东之患。”肃曰：“诸葛瑾乃其亲兄，可令招此人同事东吴，岂不妙哉？”瑜善其言。
……次日，瑜请诸葛瑾，谓曰：“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事刘备？今幸至江东，欲烦先生不惜齿牙余论，使令弟弃刘备而事东吴，则主公既得良辅，而先生兄弟又得相见，岂不美哉？先生幸即一行。”瑾曰：“瑾自至江东，愧无寸功。今都督有命，敢不效力。”即时上马，径投驿亭来见孔明。孔明接入，哭拜，各诉阔情。瑾泣曰：“弟知伯夷、叔齐乎？”孔明暗思：“此必周郎教来说我也。”遂答曰：“夷、齐古之圣贤也。”瑾曰：“夷、齐虽至饿死首阳山下，兄弟二人亦在一处。我今与你同胞共乳，乃各事其主，不能旦暮相聚。视夷、齐之为人，能无愧乎？”孔明曰：“兄所言者，情也；弟所守者，义也。弟与兄皆汉人。今刘皇叔乃汉室之胄，兄若能去东吴，而与弟同事刘皇叔，则上不愧为汉臣，而骨肉又得相聚，此情义两全之策也。不识兄意以为何如？”瑾思曰：“我来说他，反被他说了我也。”遂无言回答，起身辞去。回见周瑜，细述孔明之言。瑜曰：“公意若何？”瑾曰：“吾受孙将军厚恩，安肯相背！”瑜曰：“公既忠心事主，不必多言。吾自有伏孔明之计。” 正是：智与智逢宜必合，才和才角又难容。毕竟周瑜定何计伏孔明，且看下回分解。

《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

却说周瑜闻诸葛瑾之言，转恨孔明，存心欲谋杀之。

如果说一百二十回本的《三国演义》被毛氏改过，还是不能服众，那就上现存最早的嘉靖本。

嘉靖壬午本《三国演义》卷九《周瑜定计破曹操》：

……瑜猛省，言曰：“孔明早已料吴侯之心，又高吾一头也。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遂令人请鲁肃连夜入帐，言欲杀孔明之事。肃曰：“不可。今操贼未破，先杀客人，诚乃万人之耻笑耳，非大丈夫之所为也！”瑜曰：“此人助刘备，必为江左之患也。”肃曰：“诸葛瑾乃是他亲兄，可令招此人同事孙讨虏，岂不壮哉？”瑜曰：“其言极善。”
……瑜请诸葛瑾至。坐定，瑜曰：“令弟诸葛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而事刘备？今幸至江左，欲烦先生不惜齿牙余论，使令弟弃刘备而事讨虏将军，汝弟兄朝暮又得相见，岂不美哉？吾待回报。子瑜先生不可弃却也！”瑾曰：“瑾自到江左，无尺寸之功，蒙讨虏将军重用。既都督有奉公之心，敢不听命。”即时离营上马，迳到驿庭。人报知孔明。孔明出，接入驿舍，哭拜，各诉疏远之情。瑾泣而言曰：“弟知伯夷、叔齐之情乎？”孔明暗思：“此必是周瑜教来说我也。”遂答曰：“夷、齐，古之圣贤也。”瑾曰：“二人让位，皆逃在一处，后谏武王不从，隐居首阳山下，不食周粟，遂饿而死，亦在一处。活时一处，死时一处，我思与尔同胞共乳，各事其主，不能早晚相随，视夷、齐之为人，岂不羞赧乎？”孔明曰：“兄所言者，义也。义与忠、孝，三者何重？”瑾曰：“人以忠、孝为本，义不可缺也。”孔明曰：“弟教兄全忠全孝，若何？”瑾曰：“何为也？”孔明曰：“弟与兄，皆汉朝人也。今刘皇叔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兄能弃东吴而事刘皇叔，此全忠也。想父母坟茔皆在北方，兄若归江北，早晚得拜扫祭祀，此全孝也。以此忠、孝为重，与弟同扶孤弱之主，此全义也。兄恋江左而不以忠、孝为重，徒欲使弟以全其义，不敢听从也。望兄察之。”瑾思曰：“我来说他，倒被他说了我也。”因此不能回答，辞孔明而起，回报周瑜。瑜曰：“若何？”瑾曰：“吾受孙讨虏厚恩，安敢忘之耶？”尽将此言告之。瑜曰：“既公忠心事主，不必再有多疑，吾自有伏孔明之计。”瑾辞归。毕竟周瑜用何计能伏孔明，且听下回分解。

嘉靖壬午本《三国演义》卷九《周瑜三江战曹操》：

周瑜思忖，转恨孔明：“汝直如此能言快语，吾必杀之！”

以下是学者们对教材的评价

葛剑雄先生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看法：

讲到统一，就离不开领土，因为任何统一都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的，任何统一政权都有自己的领土。提到某一个地方，特别是边疆地区，我们习惯于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却往往曲解了历史事实，更不能正确解释以往两干多年问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规律。
要讨论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承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形成、定型和发展的过程。有了国家，才会有这个国家的领土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它的领土一般都会发生变化，除非处于四面隔绝的环境。中国也不能例外。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概念，经历过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模糊到明确的发展过程。那么就不能否定，每一块具体的领土不可能在一开始就都属于中国，也不可能在同一时期内归属于中国，任何“自古以来”都应该有明确的时间界限，都不能追溯到越古越好。中国的领土这个概念只能出现在中国产生和形成之后，在此前既不可能有这样的概念，也毫无意义。
如有人说，一万年以前中国人通过白令海峡到了美洲，所以美洲是由中国人首先开发的。姑且不论这是否事实，但一万年以前并不存在中国这个国家，“中国人”是指什么人呢？是指当时生活在今天中国领土上的人吗?那些人与今天的中国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有关系，也只能称为中国人的祖先。如果我们要说一个地方一万年以前就属于中国，同样是不正确的，因为那时中国本身还不存在。
对“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先师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总编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地图出版社， 1982年)中确定了这样的原则：
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有些政权的辖境可能在有些时期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内，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外，那就以它的政治中心为转移，中心在范围内则作中国政权处理，在范围外则作邻国处理。
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一文中，谭先生又论述了确定这一原则的理由，他指出：
“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至于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个范围了，而是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我们部分领土的结果。”
很清楚，谭先生确定的是今天的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编绘中国历史地图时所需要涉及的范围，所以他特别强调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这就是说，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不等于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一幅幅地图那就更清楚，每一个具体的时期、每一个具体的政权的疆域都是在变化的，从来没有固定在一个范围之中。所以不能将他确定的、代表今天学者观念的概念强加于古人，滥用于讨论历史时期的统一和分裂。
至于他提出的第二个理由，我的理解是应该将中国疆域的变迁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1840年以前，另一个是1840年以后。前者基本上没有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与历代中原王朝先后发生过关系的周边民族和政权最终合为一体，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清朝；后者则在西方列强势力进入东亚以后，中国疆域的变迁已经直接或间接受到了影响；这就是“自然”与否的区别。
但如果把“自然”解释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1840年以后中国部分领土的丧失也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同样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会失去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有些国家就没有丧失？为什么中国有些领土能保住，有些能失而复得，有些就不能保住?这些都不是偶然的，都可以在中国本身找到深刻的内因。
今天的中国所继承的是清朝和中华民国的领土，而清朝的最大疆域形成于18世纪中叶，所以在此前，总有一部分领土还不属于中国。那么在清朝以前，怎样判断一个地方是否属于中国呢？实际存在着两种标准：一种是当时的标准，一种是今天的标准。用当时的标准看，只有属于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才能属于中国，否则就是异国、异族。用今天的标准看，一切在清朝极盛疆域范围内的民族和政权都属于中国，无论他们是否与中原王朝发生了关系。
中原王朝不等于中国，但始终是中国的主体和核心，也是实现统一的核心和基础。历代中原王朝存在着明确的承继关系，所以一般所讲的“属于中国’就是根据是否归属于中原王朝来确定的，用的是第一标准。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地方之 “属于中国”都有具体的年代和具体的事实，绝不能随意提前，歪曲事实。
元朝以前的中原王朝都没有能将青藏高原纳入版图，西藏归属中国(中原王朝)，只能从元朝将西藏置于宣政院(初名总制院)算起。此前的唐朝与吐蕃，完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政权。即使是在唐朝与吐蕃实行和亲，保持友好的阶段，如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结婚后，唐朝也没有试图控制和统治吐蕃。何况唐蕃的蜜月很短，对峙和争战的的年代却很长。
有人根据唐朝方面的片面记载，认为吐蕃与唐朝存在着“朝贡” 关系，所以是唐朝的藩属；或者认为唐蕃间有“舅甥之盟”，就不是一种平等地位。其实吐蕃承认唐朝为“舅”自己为“甥”，只是因为松赞干布等赞普娶过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是唐朝皇帝的女婿。现在还在拉萨的《唐蕃会盟碑》称“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在和盟约”’“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州镇为界，已东皆属大唐封疆，已西尽是大蕃境土，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长庆二年(821年)唐蕃会盟的誓辞也称：“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这些都是唐蕃关系最客观的证据。
一个地区归属了中原王朝以后，并不一定从此始终归属，中间可能有一段、甚至好几段与中原王朝分离的阶段。无论此地目前是否属于中国，我们都应该严格按照历史事实，对具体的阶段作具体分析，不能将首次归属于中原王朝以后的年代都看成“属于中国”。
蒙古高原上的匈奴在公元前1世纪发生内部分裂，其中的南单于投降了汉朝，以后在汉朝的扶植下重新据有蒙古高原。但匈奴并没有并入汉朝，汉朝也没有将匈奴当作本朝的一部分，双方约定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以后在蒙古高原建立的政权，与中原王朝大致都保持着这样的关系，所以都不能说已经归属于中原王朝。
只有在唐贞观四年(630年)灭东突厥后，有一段时间成为唐朝疆域的一部分，但至突厥复国即中止，要到元朝建立后才再次与中原王朝确立归属关系。明朝始终没有将蒙古高原纳入版图，所以从1368年起蒙古高原又一次与中原王朝分离，至清康熙年间击败噶尔丹后才重新为中国所统一。
一个地区“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只反映历史，并不能说明现状。证明一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固然能使中国人拥有道义力量，却未必能为我们提供法律根据。现行国际法对领土归属的判定，主要还是根据由目前往上回溯的一段时间，而不是抽象的“自古以来”，也不是越早越好。更何况国家之间解决领土争端，在多数情况下根本不是依照国际法，而是基于国家实力的较量，或着眼于实际利益的谈判。
北宋的沈括在与辽国使者谈判边界争端时，曾以历史归属为依据而取得对宋朝有利的结果，因而被传为美谈。据《宋史·沈括传》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当时辽国的萧禧出使宋朝，索取河东的黄嵬，他扬言必定要获得这块土地后才回国。沈括奉命参加谈判，他先去枢密院查阅档案，找到了以往谈判边界的资料，证明这一带是以古长城为界的，而萧禧所争的地方离古长城已有三十里。宋神宗命沈括画成地图，萧禧看了只好放弃原来的要求。神宗派沈括出使辽国，与辽方继续谈判。沈括根据数十卷档案中的资料，与辽方进行了六次谈判，辽方不得不撤回对黄嵬的领土要求，转而索取天池。
但只要分析一下当时的形势，就不难发现，当时宋辽双方处于对峙状态，都不想因为局部的领土之争而发动战争，所以沈括找到的“自古以来”的历史根据还能起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辽方虽然放弃了黄嵬，却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以后的勘界谈判中宋朝还是损失了一些地方，所以对沈括的胜利不能夸大，更不能根据这个事例，将历史归属当作解决边界争端的关键。
我曾经问过外交部一位官员：
“我国与外国的领土争端，有多少是根据历史归属解决的?历史资料在外交谈判中究竟起过多大作用?”
他没有作肯定的回答，我相信实际上不会有成功的例子，因为政治家考虑更多的是现实，而不是历史。不要再陶醉于“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不要再用模糊的大一统来满足某些人的虚荣心，而应该面对21世纪的现实。

另外，葛剑雄先生对孙权派卫温、诸葛直到达夷洲的看法：

过去的历史教科书都强调早在三国时期孙权就派卫温、诸葛直到了台湾，以此证明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却从未讲到卫温、诸葛直去的目的是什么。老师让我们查阅史料，一看才知道他们是去掳掠人口的。书本以此证明大陆跟台湾从那时起就是友好往来，这一方面是歪曲历史，另外对促进两岸统一也没好处。1986年我参加了美国的亚洲学会年会，会上一些台湾的学者跟大陆学者发生了争执，台湾学者质问：如果这是中国的土地，为何还派人去掳掠人口？当时的大陆学者一脸茫然。所以某些我们自以为正确的概念，有时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当然，任何国家的教科书跟学术研究还是有别，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为了符合主流的意识，也都会有所选择、有详有略，但这里有个前提，即不能歪曲事实，不能片面地戏说历史，这是教科书的“底线”。

罗新先生：

正好最近我在想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历史学对历史的责任问题。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不仅仅是黑暗时代的受害者，也是黑暗时代的制造者。历史学家参与了历史的内在发展，或至少是做了很多推波助澜的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熟悉的，就是纳粹德国的历史。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是哪里来的？其中作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历史观，不能不说是17、18世纪以来德国历史学家的制造品，他们宣讲的民族史，特别是日耳曼民族史观，就是德奥历史学家的重要成绩。对日耳曼民族主义的一路上扬，这些历史学家做了大量不只是推波助澜的工作，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主要的责任人。后来纳粹精神的很大一部分营养即来自这里。
看看我们今天，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发展状况，大家各有自己的体察。我们做北方民族史的，在网络上无论说点什么都会有人来骂，比如，大家肯定知道这几年大批网络爱国者对姚大力先生的围攻谩骂。其实我理解这些骂人的人，因为他们已经被教育成这个样子，他们骂是因为你说的历史和他们知道的历史不一样，而他们相信自己知道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你说的历史是错误的。那么他们的历史自信是从哪儿来的？其实也源自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历史学自己发展出来的教条、观念或常识，不是突然出现的，不是这几年才有的，是很久以来、许多历史学家参与制造的。当我们反感、反对乃至痛恨此刻正在发生着的历史时，不要忘记这个时代是慢慢形成的，不是一两天突然冒出来的。纳粹德国不是希特勒凭一己之力突然制造出来的。希特勒式的领导人也是被历史制造的，历史知识恰恰是制造他们的原料之一。历史学和其他一切学科大概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对各自时代的历史负责任的。这个责任我们过去检讨得不够，我们太喜欢把自己当作受害人，把责任推出去。1945年之后西方学界对纳粹时期的历史学、考古学，有很多批判、反思。其实还应该追到更深更远的地方，因为20世纪的学者又是继承他们前几代的学者而来的。

同一篇文章中，罗新先生对江南开发史的叙述的质疑：

历史学家归根结底不是传承什么文化，也不是要把某种古代的东西保存下来。他的使命本质上是质疑现有的历史论述，去反抗、去抵制种种主流的历史理解。我们身边的情形是，人们时时刻刻都在使用历史，但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滥用和错用——即便历史学家自己也不免于滥用和错用。可以这么说，我们讨论的历史，我们所使用的历史，我们所说的历史，多半都是靠不住的，经不起追究的。在我的领域也是如此，我是做魏晋南北朝史、北方民族史的，很多大家常常提到的东西都是经不起追问的。
比如有一个常见的说法，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开发，这当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因为从此以后南方人口、经济的占比大大增加，整个历史都改变了。说起原因，中学教科书里有一句简单的话，而且大学里也有很多老师这样讲，说是因为北方战乱，大量北方农民到了南方，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所以南方就得到了大开发。我做学生的时候，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说法，等当了教师自己在课堂上可能也讲过。其实这个说法经不起追问：先进的北方生产技术是指什么呢？是作物品种，是生产工具，是种植技术，还是劳动者的组织方式？当时北方旱作农业比南方稻作农业的技术更先进吗？那么旱作农业的种种技术能够直接移植到稻作农业去吗？这是一个简单的说法，这个说法掩盖了许多深刻的历史议题。换个思路，首先要问的是，那时的南方劳动者是从哪里来的？都是北方逃难南下的流民吗？难道不是以土著为主吗？土著是些什么人呢？除了原有的在郡县体制下的国家编户，大量不说汉语、不服属国家管理的山区土著人群，所谓蛮人、山越，是如何进入国家体制的？今日所谓南方人，他们的祖先难道都是北方移民吗？当然不都是，或主要不是。更多的是南方土著人民，不是北方移民，而是被北方来的统治者成功改造过的，从蛮人、越人改造成了国家体制下的新型劳动者，他们转变了文化和政治认同，成了说汉语、服属王朝的华夏臣民，也就是我们今天汉人的祖先的一部分。由此完成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过程，华南变成了华夏也就是后来汉人的家园。然而这一转变不是那么简单流畅，那么理所当然的，不是一首浪漫曲，不是英雄史诗，其中充满了征服、反抗、血泪和压迫，充满了人类历史上许多近似情形下已为我们所知的那种人群对人群、体制对个体、强力对弱者所制造的痛苦。在我们熟悉的历史叙述中，这些痛苦早已被掩盖、被遗忘、被转化，成了一曲充满浪漫气息的、值得后人讴歌的英雄主义江南开发史。
历史叙述多半如此。哪怕是看起来确切无疑的那些说法，也经不起追问，经不起深入推敲。

葛兆光先生：

编写好历史教科书，能起到一系列好的作用；如果编写不好，则会起相反的作用，这是很麻烦的。国外常常在讨论一个问题，即历史教科书如何“塑造忠诚国民”。所谓“忠诚国民”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要误解为仅仅是忠诚于某个政府或某个组织的人。
其实，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包含着民族和国家认同的信息，如我们国家的历史很伟大，出过很多杰出人物，对世界文明作出过很大贡献……这些放在哪一国的历史教科书都会出现，无可非议。但它的界限在哪里？界限就是不要滑入国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泥淖。“塑造忠诚国民”的“国”，更多的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国家，而非政治意义上的政府。
但我们现在的教科书政治意识形态太强了——例如，改革开放了，洋务派的地位就上升了;列宁说一句话，王安石就变成了11世纪的改革家；不考虑中国疆域族群的不断变化，只是简单地下定论“谁是民族英雄”，“谁是什么什么”。
举太平天国的例子，研究历史的人若能撇开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都能看到这一事件导致后来的中国历史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不能因为它的阶级属性，就下定论说这是一场伟大的运动，实际上太平天国带来的是国家的遍体鳞伤，并导致了很多激进化的倾向。
义和团同样如此，至始至终充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做法，我们不能为维护政治正确，而评价它是下层人民的运动，是正确的——如果从中国要开放、改革，要现代化的一个大目标来看，它到底起了一个什么作用？我们的教科书之所以不好看，是因为读者觉得其中负荷了沉甸甸的政治责任，主导教科书的不是历史知识和文化认同，而是政治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