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少校女軍官血淚史：50年來，她都以為「秘密」絕對不能說出口

她在攤位間游移，最後在一個粉紅色的攤位前面停下腳步，徘徊許久。志工熱情地詢問她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她久久說不出話，只能用手指向「性侵害」這幾個字、詢問是否有免費的諮商師。志工介紹了機構的諮商服務，也留下了她的聯絡方式。終於，這個好不容易跨出的腳步，開啟了她在諮商中心會談的歲月，其實也為她烏雲密布的五十九歲，照進一道明亮的光。

心理諮商並不是性侵害受害者復原必經的路徑，但確實能夠在受害者陷入混亂時候提供幫助。相較於社工和受害者之間不定期、有事務需要討論才聯繫的服務方式，諮商師和受害者之間有較為長期、密集、穩定的見面機會，能夠好好討論生活中各式各樣的經驗─也許是現在的生活還好嗎？工作、上學、跟親友伴侶之間的相處狀況怎麼樣？當然，也可能在受害者準備好之後，討論過去受到性侵害時候的狀況、後續帶來的影響。

如果受害者發現自己常常心情不好─時不時又想起受害的畫面、跟其他人（尤其是異性）相處時總感覺非常緊繃、悲傷或憤怒的感覺一旦出現便無法停止等，諮商師也會跟受害者一起尋找處理的方式，同時也找回對生命的控制感、找回自己的價值與信心。

那些會談持續了好一段時間，而她對於每次的諮商總是非常認真，再搭配精神科醫師的指示用藥，生理和心理都逐漸好轉。

在國外長期定居的女兒是第一個發現她轉變的，女兒開心地肯定她的努力，更開始積極地帶她上教會，讓她心靈獲得充實、生活逐漸回歸常軌。跨越了過去嚴重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躁鬱症等問題，藉由友情、親情、信仰、諮商與醫療的力量，她重新站了起來。

然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親友與宗教信仰，但在像這樣的困難發生時候，該怎麼區分自己適合向醫師、社工或諮商人員求助呢？其實這個問題並沒有標準答案，卻有些可以參考的標準。

如果受害者主要的困擾，是失眠、食慾不振、慌亂焦慮、情緒低落等生理症狀，請醫師用藥物舒緩是可以考慮的方向；如果受害者的生活中仍然有相當多現實面的困難，像是需要驗傷、報警、住處或急難救助，由社工連結資源和服務是較好的選擇；如果受害者是心裡千頭萬緒地打轉著、想法跟情緒都相當混亂，諮商會是一個能夠相伴著、重新找回秩序的好幫手。

當然在這樣的原則下，不同專業人員在協助過程中，都還是會討論到其他領域的主題，但卻仍有各自的專長與焦點，專業人員之間也需要相當多的合作和討論。

復原的路慢慢清晰，她開始跟旁人分享自己心底不再黑暗的秘密。

在與諮商師討論後，她開始寫下自己的故事《一個被性侵女軍官的手記》，更決定要從痛苦中走出來，在「終結性侵害」的工作裡奉獻心力，期待能夠讓台灣這片土地上任何年齡層的女人，都擺脫受性侵害的恐怖陰影。

於是，她主動和社福機構聯繫、討論如何發起「推動社會改變」的倡議行動，因為她知道，保護受害者確實非常重要，但如果社會沒有改變，已經受害的人不會有良好的環境可以復原，未來也還會有更多的受害者出現。

當我們的社會繼續把性侵害視為羞恥，質疑受害者也有責任，就會有更多的受害者跟六歲的她一樣，從孩提時代就選擇了沉默，終生在自我懷疑裡載浮載沉著無法上岸。

當我們的社會設計性侵害防制課程時候，始終只討論如何在暗巷中提防陌生人，卻忽視熟識者性侵害問題的嚴重性，就會有更多的受害者跟三十八歲的她一樣，對教授與營長伸出的魔掌手足無措。

當我們的社會沒有辦法提供性侵害受害者需要的協助和資源，就會有更多受害者跟四十五歲的她一樣，步步走向毀滅，缺席的女兒、妻子、母親、朋友或員工角色，都影響著身邊的每一個人。

當我們的社會終於正視受害者復原的不容易，能加入這個行列中提供理解、尊重與陪伴，就會有更多受害者跟五十九歲的她一樣，開始重獲新生，創造出更友善、平等、安全而尊重的社會環境。

討論後，她和社福機構一起決定要召開記者會、呼籲社會重視性侵害議題，尤其是軍隊裡反覆發生的性侵害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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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軍人節，她站在布幕後方，戴好墨鏡，在心中簡短禱告了一分鐘，上台。

台下的鎂光燈此起彼落，她手心冒汗，站在麥克風前，停頓了幾秒，腦海中閃過被性侵的模糊片段，以及三十年來所受到的精神折磨與接近瘋狂的狀態。

她以短短幾秒的時間，在腦中回顧這一切，深吸了一口氣，再慢慢吐出，開口說出第一句話：

「我是蘭姐，我是一位被性侵的女軍官，我存活了下來。」

【後記】2016年軍人節的前夕，社工和諮商師再次見到她。還在跟癌症搏鬥的她，外貌有些變化，說起話來卻仍然很有力量。談起加害人，她還是咬牙切齒；想到這段過去，她只說了一句話，讓人印象很深刻「人發瘋，比死了還痛苦...」

如今她要讓兩匹惡狼繩之以法，其實是相當困難了，但在信仰和社福機構的陪伴下，已經走出痛苦的深淵。晚年的平安寧靜，確實與原有的幸福不同，但她浴火重生的命運，卻一步步踏實地行走在愛中。

責任編輯：羊正鈺
核稿編輯：李牧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