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普通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可以搭火车出东北三省吗？

19日早晨，东北大学就乱套了。学生没有人组织，只好各自纷纷逃命。他们顾命唯恐不及，就顾不了自己的行李、衣物了。当时家住在沈阳市内的学生，悄悄绕道溜回家去，可苦了外地的学生，特别是住在哈大线上的，不敢乘坐日本的火车，只好三人一群，两人一伙，随着大批逃难的人流，盲目逃跑。一开始，奔法库县往北跑，但跑出不远，突然从高粱地里蹿出一伙劫道的强盗。跑在前边的学生被抢个精光，后边的马上往回跑。由于迷失了方向，稀里糊涂跑到沈阳驻军营房附近，只见烟火冲天，军队早已撤走，只留几个看房喂马的人。不大一会儿，就见从营房里跑出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边跑边哭叫，原来他的一只手被日军用军刀砍掉了！我们俄文系同班的五六名男学生，为了相互照应、壮胆，始终结成一伙，抱成一团，但辨不清方向，一会儿向东跑，一会儿向西跑，没有定向目标。后来有个人说：“我们逃到北平吧！”可当时的沈阳中国火车站早已被日本人占领，我们只好奔皇姑屯车站。好不容易跑到皇姑屯时，已日落西山，我们几个学生都一天没吃东西了，可谁也不想吃啥。看到车站上人山人海，都不要命地抢着上车，但车上早已超员。只见车上的人手推脚踢，不让下边的人上去，一倒一片。我们也不敢靠近，没法上车。正为难时，又听说另外有个火车站，说是要花钱买票才让上车。可当时车站上没有人售票，我们正在发愁的时候，突然来了个铁路员工打扮的人，手中拿着自己做的简易车票，票面上只印有“皇姑屯至北平”的字样，每张票售价20元，比原有票价高一点。我们几个人一起凑了钱买了票，都很庆幸，拿着“车票”上了车。可马上就明白了原来我们花钱买票受了骗，我们所上的“火车”，没有火车头，都是开不走的废车。我们哭笑不得，没办法，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下来了。后来，又听说那边有一列运煤的货车，是拉难民的，我们一个一个都爬上去了。但直等到半夜，那趟车还不开。身上穿的单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这时我们才感到又冷又饿，难受得很。要买吃的，手里又没钱，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吃的，只好仍留在那个车上。后来，看见相邻的客车上往上坐人了，才半信半疑地转移到那个车厢里。在车厢里有两个日本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枪，把每个难民手中的包袱都给挑开了。我们五六个人相依为命，挤坐一团。鬼子用刺刀对着我们问：“你们什么的干活?”有一个胆大的同学答道：“我们是逃难的老百姓！”这时车已开始西进，有人听见外边有飞机的声音。接着有人说：“火车的上空有4架日本飞机。”车里人都提心吊胆，就怕飞机“下蛋”，火车开到打虎山车站停了下来，就在这时，听到连续爆炸的声音。车站附近的中国军人的3匹马被炸死了。稍停以后，火车转向南进。不一会，车又停下来，车厢里有一名妇女，抱着一岁左右的男孩大便。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车窗前，这个妇女刚把孩子伸到窗外，车突然开动了，那妇女手中的孩子掉到窗外不见了。孩子的妈妈哭叫着要往外跳，被旁边人拽住。于是孩子妈揪头发，捶胸大哭……接着，有人发现车窗外面，有血水自上流下来。原来外面车顶上也有难民挤坐，车过隧洞时，头被撞伤流血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逃难学生，先后到北平的有六七百人，约为原在校生的1／3。到北平不久，即由“流亡处理”大员安排在各省的“会馆”里。我们同车逃难的几个小学生，住在江西会馆里，睡在楼上走廊的地板上，没有被褥，都枕胳膊和衣而睡。吃的是大锅粥，事先把流亡学生分成许多队，每天按每队人数发给定量的小米和咸菜。由学生轮流煮粥。由于锅大水多，学生又没有煮大锅饭的经验，几乎每顿都吃“锅底煳，锅上生”的小米粥。吃饭时，每人都是一手端一碗粥，一手拿块大咸菜。粥很稀，不用筷子，撮起嘴唇“哧溜”一声喝光完事，只管“了”而不管饱。嘴快的能喝上第二碗，嘴慢的只能喝一碗，半饥半饱。那时，当局说要东北大学搞军训，将来要打回东北老家，但既无军装，又无枪支，没有组织训练，实际是一盘散沙。当局美其名曰“复学于北平”，然而既缺教室，又少教授，实际上大批学生都无所事事，只好游大街，逛小巷。有的学生喝大锅粥没吃饱，进饭馆吃一顿后，掏出奉票付钱时，饭馆主人才傻眼了，弄得哭笑不得。奉票在北平早已不用了。但“免费进餐”只能享受一次，不到3天，所有的饭馆都不谋而合，不再接待东北学生。这时东北逃来的学生，无家可归，无书可读，无饭可吃，颇有“哀鸿遍野”之势！东北大学的学生，在北平一个多月以后，看到复学无望，军训不成，天气渐冷，衣着单薄，因此，有不少学生便返回东北。我在海城同乡、北平大学学生黄德本的帮助下，弄到一套军人副官的制服，免费乘火车到天津。后在同伴罗士珍的帮助下，由天津乘轮船到营口，在营口他家开的商店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我独自一人返回海城荒岭子村老家。

以上文字选自《绥中百年大事记1900—1990》

补充:

据统计，从1933年日伪强制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开始，东北人民直接害者达五百万之多。为了躲避日军杀戮、压迫、奴役和凌辱，东北各地数十万居民背井离乡，千里迢迢逃往关内。

以上图文选自《日本侵华图志》第六卷《九一八事变与侵占东北（1928-1932）》，刘长江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说说东北发生的惨案

平顶山惨案

平顶山惨案是“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对中国进行的第一场针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占领中国东北，虽然中国政府军队撤出东北三省，但是民间抗日义勇军一直在反抗日本军队。日本军队在攻击抗日武装的同时，也经常屠杀抗日根据地的中国普通民众以报复中国武装的抗日行动。1932年9月15日，抗日救国军第四路、第十一路进攻抚顺，重创日本军队。日本军队展开报复行动，于1932年9月16日将抚顺煤矿附近的栗家沟、平顶山等村村民3000余人集中，之后实施了灭绝性的屠杀，之后又追杀了闻讯逃亡的千金堡村24名居民。

据史料记录，从1932年至1934年，两年的时间里，死在日寇手中的东北平民就高达67000余人，此间屠杀手段繁多，残暴程度可以说是骇人听闻。

抢夺土地

日本侵占东北后，通过对日本国内人员的移民，在东北大肆掠夺当地农民的耕地，并颁布商租权登记法，表面为租用30年，实际上是变相承认日本移民对东北人民的耕地对其永久性占有。

据史料记载，日寇从1932年至1937年，日寇对东北进行了5次武装移民，共计抢占了中国东北农民耕地20余万公顷。从而使得大量东北农民失去田地，沦为流民。

除了逃难的，被日本人杀害的，剩下留在东北的，一部分仍然有一天没一天的过日子，一部分被日本人抓去做劳工，一部分成了日本人的走狗，还有一些人投入的抗日的浪潮中(可以参考上面的百年大事记)

驻守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是东北军的精锐，平日里他们作战勇敢、军纪严明。然而当日军来犯时，当自身生命受到威胁时，一向军令如山的部分官兵，在两难的尴尬中冒着违反军令被杀头的危险，被迫拿起武器奋起反抗。黄显声率领的警察部队也给予日军以还击。由于日军的占领，许多来不及撤退的东北军官兵出现了两极分化，有“大约20000人转变成为义勇军，坚持就地抗战” 。此外原有的绿林、民团等民间组织也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投身到抗日武装中。
除上述人员外，许多民众也加入抗日行列，“老火车头”牌牙粉创始人刘凯平是这其中的代表。他在“九一八”国难来临时，毅然参加了黄显声领导的国民义勇军。身份暴露被捕后，日本宪兵提出的条件是：把“老火车头”牌牙粉外包装上“提倡国货”四个字及老火车头图案一同拿掉，将专利卖给日本人，即可获释。刘凯平至死不肯妥协，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
“据粗略统计，到1931年12月下旬，东北全境义勇军已发展到50余万人，接受救国会委任和指导的义勇军近30万人” 。人数“最多时有58路” ，他们当中“因农村经济破产失业的农民占50%，曾经当过兵的占25%，当过土匪的占20%，基于义愤志在救国的知识分子占5%。而拥有土地房屋的地主或商人具有爱国热情，愤恨日军的暴虐，毁家纾难者也有”。

以上摘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心态分析》

东北人民回忆918

關東軍：零時磨刀霍霍，清晨蠢蠢欲動

　　在原奉系軍閥邊業銀行工作過的孫競寰如今已是百歲老人。他回憶說：“１９２６年，我經叔叔介紹到張學良的邊業銀行工作，每月工資八塊大洋，銀行管吃管住，每天還可以打網球，生活條件比較優越。９月１８日那天清早我一覺醒來，和往常一樣開始了一天的生活。”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百姓的生活表面是平靜的。然而，侵華日軍為了這一天，已經做了不知多少准備。
　　１９３１年，東北日軍每天都在頻繁調動兵力。４月中旬，日軍將適於在寒地作戰的第二師團調往東北。５月，關東軍參謀部制定《滿蒙問題處理方案》。６月，上演“中村事件”。９月７日至１８日，上任不久的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視察駐南滿、安奉鐵路沿線的日軍。
　　“那些天，沈陽的清晨多是在關東軍的實戰演習中開始的。”孫競寰老人回憶說，他當年的家離城很遠，不知頭一天夜裡發生了什麼事。
　　老人回憶說：“第二天清早進城，我發現城牆上站滿了日本兵，就明白我們被侵佔了。日本兵把銀行的門堵上，許進不許出。后來我聽說我在東北大學夜校的一些同學，那天晚上沒回宿舍，交通斷了，他們干脆步行進了關內。我也不想當亡國奴，可是被關在銀行裡頭，想走也走不了。”

沈陽城：百姓忙碌生計，日軍暗藏殺機

　　這一天是星期五，天氣晴朗，沒有風，算得上是中國北方秋季裡的好天氣。

　　今年１０６歲的張春台老人，當年家住在沈陽城內中街，是一家皮鞋鋪的師傅。說起９月１８日這天，老人還記得耍手藝的那間鋪子叫“內金生皮鞋鋪”，那天的活兒多，他晚上就住在鞋店裡。

　　９月１８日下午，日軍已經做好了從南滿鐵路的西、南、北三線向北大營進攻的布防。日本獨立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河本末守帶領幾名部下，做好了用炸藥將南滿鐵路柳條湖路段一側路軌炸毀的行動准備。
　　張春台怎麼也沒想到，這一天他突然沒了飯碗：“那天上半夜１０點多鐘，聽到北面一聲巨響。半夜時，我聽見城西方向響起槍炮聲，本想走到街上看看，可害怕就沒敢出去。槍聲一夜沒停，我也一也沒合眼。第二天一早就看見了日本兵佔領了沈陽城，開著摩托在中街上巡邏，皮鞋鋪的買賣也不敢開了。”
　　“當時，我家住在中街，丈夫開了個名叫‘憐眾’的中醫診所。家裡條件還好，日子過得算是體面”。今年１０２歲的王潔清老大娘回憶說，“‘九一八’過后，日本人來了，診所的生意就越來越差。沒過多久，中街地段所有好房子基本被日本人佔了，我們家被迫搬到了小土房裡。之后，日本人又強迫我給住在我原來房子裡的日本人當保姆，那戶日本人把我家裡值錢的東西都拿走了，還把屋裡的炕改成榻榻米。我每天都得給他們做飯、收拾屋子、提水，干完活再回自己家裡吃飯，現在想起來心裡都酸。”
北大營：深夜遭突襲，不抵抗撤退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２２時２０分，柳條湖鐵路的爆炸聲剛過，日軍發射出的炮彈便落在了沈陽內城的東北軍北大營。與此同時，埋伏在北大營圍牆外的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的步兵在炮火掩護下，向東北軍第七旅駐地北大營發起了進攻。
　　當時，旅長王以哲不在營中，正出席軍界舉辦的水災賑濟會。北大營７０００多官兵正在酣睡。
　　２００６年５月去世的陳廣忠老人，是我們採訪過的唯一一位北大營士兵。他生前接受採訪時說：“那一天正是北大營官兵發餉錢的日子。夜裡１０點多鐘，睡得正香的大家被爆炸聲震醒，不多一會，機槍、步槍聲就響了起來。直到連長來叫我們，我們才知道日本人打進來了。上級讓我們不得還擊，原地待命。日本人很快越過了西圍牆，打進了６２１團的營房，聽撤過來的弟兄們說，日本人見人就殺，有的人躺在床上沒動竟被活活刺死。日本人穿著黃軍裝，戴著王八帽子，就在我們對面喊殺著沖了過來。連長一看沒有辦法，就下令開槍還擊。我打著打著，忽然覺得臉上一熱──用手一摸，我中槍了。我的嘴被打穿了，牙齦和牙都打沒了。我這還算幸運的。最后一清點，光我們班就死了６個。說來丟人，我們北大營一個旅，有步槍有機槍有大炮，愣被五六百名小鬼子打得棄營逃跑。”
　　據“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史料記載，日軍向北大營發動進攻時，第七旅參謀長趙鎮藩一面命令部隊進入預定陣地，一面用電話向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請示，所得到的命令卻是“不准抵抗，不准動，把槍放到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於是，在“不抵抗”的政策下，第七旅被迫帶著傷痛向東撤退，日軍很快攻入北大營。

“九一八”：烙在中國人身上的傷疤

　　９月１８日２３時４６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義給旅順關東軍司令部發出第一份電報，謊稱中國軍隊在沈陽北部北大營西側破壞了鐵路，襲擊日本守備隊，日中兩軍正在沖突中。
　　１９日零時４０分左右，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向所屬部隊下令，向東北各地的中國軍隊實施進攻。同時，又令駐東北的關東軍第二師主力迅速進攻沈陽城。
　　凌晨，日軍登上沈陽城的小西門城牆。
　　上午９時，全城張貼了“日本軍司令官布告”。
　　中午１２點，本庄繁到達沈陽，日本關東軍司令部也從旅順遷至沈陽。
　　“九一八”后的一周內，日本關東軍佔領遼寧、吉林兩省的３０座城市，並完全或部分控制了１２條鐵路線。

“九一八”后不到一個月內，東北淪陷。

　　事變發生時住在沈陽大北邊門附近的於長清老大娘今年１０３歲了。她回憶說：“那天晚上，家裡吃的是高粱米飯和酸菜。晚上８點多鐘我已經睡下了，１０點多鐘被炮聲震醒，我和兒子清楚地看到北大營方向有火光。第二天早上，我就看到了一幫一伙的日本兵在大北邊門裡面巡邏，老百姓都嚇得躲開了。”
　　住在沈陽大東區管城街的８６歲老人山峰奇，在事變發生時還是個的１１歲孩子。他回憶說：“第二天起床后，我扒著門縫向外張望，一隊日本兵跟著裝甲車正在我家門前慢吞吞地走過，柴油的臭氣和揚起的塵土嗆得我連打了兩個大噴嚏，引得隊列中日本兵牽著的大狼狗一陣狂吠。我嚇得渾身發抖，轉身一頭鑽進了牆角的柴草堆中。不知過了多久，街上安靜下來，我母親叫我的時候我才掙扎著爬出來，一頭扑進母親懷裡，放聲大哭。１９日，奉天城裡的東北邊防軍司令部、省政府、市政府、財政廳、銀行、軍工廠、飛機場就全都被日本兵佔領了。”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燃燒在心頭的記憶－－“九一八”事變當日全記錄》新華社沈陽９月１７日電（張寶印 雷宇 孫健）

当时东北平民的生活

中国人沦为伪满洲国的贱民。伪满洲国《米谷管理法》规定:只有日本人能够吃大米,中国人吃大米就是经济犯罪!同时规定中国农民的余粮一律上缴,称为“出荷”。东北老百姓,只能吃橡子面、玉米面和谷糠的混合物。除粮食外,棉花、棉布、棉织品也都属于统制品,实行“配给”。日本侵略者强迫农民上交粮食,还强迫农民上缴棉花。棉花棉布被征作军用,老百姓穿什么?“更生布”。所谓“更生布”,是用破棉絮、废旧棉花、破衣服等破烂纤维,经过水洗,重新纺织成粗线再织成的粗布,有的还是用植物秸秆的纤维织成的。这玩意儿当然不能久穿,不能淋水,也不能洗,被称为“坑人布”。

小说《林海雪原》中有这么一段描写:“至于穿的,更加凄惨呐,伪满配给的更生布做的衣服,早已穿得稀烂,像是雨涮过的窗户纸。有的人身上穿着一个牛皮纸的洋灰袋子,有的穿着破麻袋片,补了又补。”

日本鬼子是恶狼,
抓劳工要出荷粮,
老百姓遭了殃,
穿的是更生布,
吃的是糟糠,
好像没爹娘。

——当时的民谣

摘自新华网《那起“事变”,何以让中国人如此锥心泣血》

东北大学——一位心怀民族大义的校长：宁恩承

在东北天地惊变的那一夜，在东北军群龙无首不战而退的那段历史中，有一位校长心怀民族大义，断然拒绝日本人的“好意”，当机立断，使出浑身解数保全了学校的学生、教职工等数千人，而自己则成为最后离开学校的人。这个人就是当时上任不到10个月的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

他明白，孤立无援的东北大学，30岁的他就是学校三四千号人的主心骨，必须要给师生信心。这天，他说道：
我在英国上过学。英国人有一传统，一艘船将沉没的时候，船上的妇女小孩先下船，先上救生艇，其次是男的乘客，再次是船上的水手，最后是船长。如果船沉得太快，船长来不及逃生，这船长就随船沉入海底。
今天我是东北大学的船长，我们这条船处在风浪之中，不知要有什么危险。我向诸位保证，我定会策划出安全出险办法。如果遇上危险，逃生的次序一定按我所说次序实行：妇孺先离船，其次是教授、学生，再次是职工，我是永守舵位。
我们中国向有国家养士的传统。古人说“士报国恩”，今天国难当头，我们全是一国的善士，应有“士报国恩”的准备。如果发生任何危险，应该恪守“士报国恩”的信条，就一切无恐无忧了。
一席话，全场寂静无声。

日军占领东北大学校园

几天后，日本人中岛守人奉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之命而来，希望东北大学照常上课。
宁恩承却掷地有声答道：“虽然我们是教育界中人，我仍然站在中国的立场。在现在环境之下我不能接受日本帝国的任何援助……谢谢好意。”
中岛恨恨而去。
街面兵荒马乱，他亲自跑到火车站，找到他南开大学同学、北宁铁路局车务处长胡顺忱，请他特批了几节车厢。
9月24日，在他安排下，全体女学生、在校的男学生以及愿意离开的教职工，连同家属，坐上火车，撤离了沈阳。
9月26日，东北大学校园已是人去楼空。
宁恩承和剩下的两三名校工一起，将全校各处门窗关好、上锁。他一身蓝布大褂，独自一人满腔悲愤地徒步离开东北大学校园……
至此，东北大学数千名师生员工对着日军刺刀，在上任不到10个月的宁恩承的带领下，无一人伤亡紧急疏散完毕。

摘自南山共青团《九一八！九一八！我们不会忘记...》

如有其他问题，继续补充。

最后，

东北人民从未放弃抵抗！

我希望有些人明白，

不愿做奴隶的东北人民在战斗！

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次数10余万次，牵制76万日军，消灭侵略者18万，